2010年9月27日，我再次踏入北京接济中心。迎接我的并非援手，而是粗暴的拖行。我被转运至四川省驻京办那深藏地下的阴冷空间，在那里，折磨如同寒冬般无情，一直持续到10月5日。饭菜里常有鱼刺与骨头，却不见丝毫鱼肉——这种卑微的伙食，更像是一场对人格的无声嘲弄。

随后，我被押上阆中市公安局的警车。七里派出所的刘军甚至在进食时都不肯解开我的手铐。当车行至山西山区，警员眼神中闪烁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毒，他冷冷地抛出一句：“弄下去，用石头垒死算了。”

翌日，我被送入阆中市看守所。最初那些人称我为“农民工”，但这并不代表善意，很快便转化为肉体上的残酷摧残。晨间点名时，楼顶的警察仅因“动作不规范”这种荒唐的借口，便对我大打出手。拳头如冰雹般砸下，我瞬间失去知觉。这种蛮横的殴打，在接下来的数日里反复上演。

当时我只身着一套单衣，而10月的四川阆中，梅雨连绵，寒意入骨。同监室的人都有棉被御寒，唯独我一无所有。直到半个月后，一位因偷摩托车被关押的年轻人分给了我半边被子，我才勉强熬过那些战栗的黑夜。

11月6日，我被转往花果山养老院的偏僻角落实施监视居住，并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所外执行）。直至11月25日获释。在那之后的市长接待日，我试图寻求最微薄的救济，得到的却是冷漠的拒绝，甚至连一张回程的车票都成了奢望。

回到广东，女友听闻我的遭遇，眼中的担忧化作了绝望的恐惧：“如果他们把你打死了，我该怎么办？”那一刻，无尽的折磨终于激起了我心中最后的决绝。我收拾行囊，彻底搬迁至北京。

从那时起，我便在那座权力中心的边缘租房度日，开始了一场更为持久的举报控告。

何大才

202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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