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5年维权、1391天“疯人院”监禁，到跨越重洋的生死逃遁

56岁，本该是卸下重担、安享晚年的年纪。

可我，却在半百之后，被迫踏上了一条背井离乡、九死一生的海外流亡之路。

我不是因为厌恶故土才离开，也不是为了寻找所谓的荣华富贵。

我只是想活着，想拥有自由，想不再担心下一次被带走之后，自己还能不能重新看见阳光。

一、25年维权血泪：从依法索薪到被送进“疯人院”

我名：何大才，是一名中国劳工。

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最基本、最本分的诉求——拿到自己应得的工资。

当年，我所在的广东企业长期拖欠基本工资和加班费，并强迫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

我选择相信法律。

我依据1995年《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反映、起诉，希望通过正常程序解决欠薪问题，讨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可是，二十五年过去了，我所期待的纠正始终没有到来。

在我看来，本应该依法解决的劳动争议，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反而一步步演变成了对我个人的长期控制和打压。

案件被长期搁置，我的维权被扣上了“影响企业经营”的帽子；我的户口也曾被私自注销，并被空挂到陌生地点。

从一个讨要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我一步一步走进了一个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

在这长达二十五年的维权过程中，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劳动争议本身。

我累计被限制人身自由1677天（还不算一年劳动教养所外执行）；

其中1391天，我被强行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接受非自愿的所谓“治疗”；

我的父亲，在年复一年的恐吓、威胁和压力之中，最终含恨离世；

最后，家人还被迫向七里街道办缴纳2万元现金，才换来允许我离开精神病医院10天的机会。

一个普通劳动者，只是想讨回自己的工资，却付出了如此漫长而惨痛的代价。

走出医院的那一刻，我抬头看见久违的阳光。

那一刻我就明白：

我的余生，绝不能再被关进那间精神病房，任由自己一点一点被吞噬。

二、惊魂48小时：十天“假释”倒计时中的生死逃遁

2025年12月26日晚，距离那10天期限届满，只剩最后一天。

我非常清楚，一旦期限结束，我很可能再次回到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

我没有时间犹豫。

当晚，我租车赶往重庆。

抵达重庆不到30分钟，我便登上了一趟开往广州的夜班火车。

12月27日，我抵达广州。

之后，我在广州白云机场附近谨慎停留、观察，尽量避开可能存在的监控和追踪。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12月28日，在广州白云机场椅子上坐了一晚；

确认暂时安全后，我购买了一张飞往柬埔寨金边的机票。

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的机会。

12月29日上午，飞机起飞。

三个小时后，当飞机降落在金边国际机场，当我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中国境外的土地时，我终于呼吸到了第一口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空气”。

那一刻没有想象中的狂喜。

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我终于出来了。

三、东南亚漂泊：徘徊在“黑洞边缘”的艰难求生

可是，离开中国，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结束。

对我来说，真正的生存问题才刚刚开始。

1. 柬埔寨：离开中国之后，仍然没有安全感；

来到柬埔寨后，当时当地正大力整治和清除电信诈骗，对外籍人员的管理十分严格。

对于像我这样没有稳定经济来源、没有长期居留身份的普通人来说，想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合法停留并不容易。

我必须继续寻找下一条路。

2. 老挝：继续寻找能够留下来的地方

之后，我辗转来到老挝万象。

虽然签证续签相对顺利，但当地出租屋和生活成本让我难以长期承受，想找到价格合理、适合长期居住的房屋并不容易。

为了应对下一步入境泰国可能遇到的现金检查，我在万象的联合发展银行（Joint Development Bank）将随身资金兑换成美元。

我知道，自己必须一步一步走。

因为每走错一步，都可能意味着重新失去自由。

3. 泰国：有了“难民白卡”，却仍然没有真正的安全感

2026年3月7日，我进入泰国曼谷。

抵达曼谷第三天，我在轻轨末端酷考（Kukot）租到了一间价格相对能够承受的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在曼谷期间，我持续通过联合国难民署（UNHCR）官方网站提交庇护申请材料，同时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出实名申诉，并取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登记凭证，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难民白卡”。

可是，看着手里的这张卡，我的心里依然无法真正安定下来。

因为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

在东南亚，签证和居留始终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

一次次刷签，不仅意味着不断增加的经济负担，也意味着每一次出境、入境，都可能面对新的不确定性。

我也一直关注着过去一些维权人士、异见者在东南亚遭遇跨国抓捕、遣返的情况。

所以我越来越清楚：

如果不能真正获得一个稳定、安全的长期生活环境，那么所谓的“暂时自由”，仍然可能只是坐在黑洞边缘喘息。

我不能把自己的余生寄托在下一次签证能不能顺利续下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一次又一次的运气。

我必须继续走。

四、飞越太平洋：56岁，希望在巴西重新开始

我最终明白，东南亚不是我能够长期停留的地方。

为了彻底摆脱那种始终悬在心头的不安，我决定走得更远。

2026年9月3日，我登上了飞往南美洲的航班。

经过漫长的跨洋飞行，我终于抵达巴西圣保罗。

56岁。

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已经事业稳定，享受家庭生活，开始准备安享晚年。

而我，却赤手空拳、背井离乡，在万里之外重新开始。

没有房子，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过去熟悉的一切。

可是，我心里没有悲伤。

更多的是坦然，是庆幸。

因为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精神病房，离开了那个让我长期恐惧再次失去自由的地方。

我终于站在了一片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公开说话的土地上。

从中国到柬埔寨，从老挝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再到如今的巴西。

这一路，我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至少，我保住了自由。

至少，我还活着。

至少，我还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讲出来。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沉默

我今年56岁。

这个年纪重新开始，当然不容易。

但比起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说话的权利，我宁愿从零开始。

我不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我只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我曾经依法维权25年，只是想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可是，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我没有等来应有的保护，反而经历了长期的控制、威胁、剥夺和伤害。

所以，我来到海外，不是为了把过去的一切假装忘掉。

我要继续讲述。

讲述一个普通中国劳工，从依法维权开始，如何一步一步遭1391天精神病院监禁，如何在仅有的10天自由时间里仓促逃离中国，如何一路漂泊到南美，最终在56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只要一口气还在，我就绝不沉默。

我不奢望所有人立即相信我。

我只希望有人愿意听完。

因为沉默，并不会让发生过的一切消失。

我活着，就是证词。

我走过的路，就是记录。

而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说话，本身就是我没有放弃的证明。

何大才

202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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