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勞動者25年維權經歷中的追問

一個勞動者辛辛苦苦幹活，卻拿不到自己應得的工資。

他沒有打砸，沒有搶劫，沒有暴力，沒有逃跑。

他只是想把自己的勞動報酬拿回來。

於是，他去投訴、去仲裁、去訴訟、去舉報、去申訴。

可是，如果一個社會不是首先追問“為什麼工人拿不到工資”，而是首先追問“這個人為什麼一直在反映問題”，甚至把一個依法討薪的人定義為“不穩定因素”，那麼真正值得警惕的，究竟是誰？

是那個討薪的工人？

還是那個讓工人拿不到工資、又讓工人不敢說話的權力機制？

這正是我這些年來一直無法迴避的問題。

一、我只是想拿回自己的勞動報酬

我是一名普通勞動者。

在佛山市廣大五金廠遭遇欠薪等問題以後，我最初的選擇非常簡單：

依法維權。

我相信勞動仲裁，相信法院，相信有關部門，也相信一個最基本的社會規則：

一個人付出了勞動，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報酬。

如果企業欠薪，可以依法追討。

如果雙方發生爭議，可以仲裁、訴訟。

如果有關部門沒有依法處理，可以投訴、舉報、申訴。

在我當時的理解中，這就是一個普通人解決問題最正常的道路。

我沒有想過要成為誰的敵人。

我也沒有想過要挑戰什麼。

我只是想把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回來。

可是，我後來才逐漸發現：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真正困難的可能不是找到法律，而是當你真的按照法律去做的時候，法律能不能真正保護你。

二、什麼時候，討薪從一個權利變成了“不穩定”？

這是我一直想問的問題。

一個工人討薪，本來應該是一個勞動關係問題。

工資有沒有支付？

合同有沒有履行？

勞動關係是否存在？

證據是否充分？

責任應該由誰承擔？

這些問題，都應該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可是現實中，有時候事情會發生一種令人恐懼的變化：

原本應該調查的是“工資問題”，最後卻開始關注“討薪的人”。

原本應該解決的是“勞動爭議”，最後卻開始考慮“這個人會不會影響穩定”。

原本應該依法處理的是“一個具體案件”，最後卻變成“如何讓這個人不要再說”。

這時候，一個極其危險的邏輯就產生了：

不是問題製造了不穩定，而是提出問題的人被定義成了“不穩定”。

於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再是解決問題。

而是控制提出問題的人。

如果這種邏輯不斷擴大，那麼任何一個堅持維權的人，都可能被重新定義。

討薪的人，可以被稱為“鬧事”。

舉報的人，可以被稱為“添亂”。

申訴的人，可以被稱為“不服管理”。

堅持追問的人，可以被稱為“不穩定”。

最後，一個最荒誕的結果出現了：

問題沒有消失，只是提出問題的人消失了。

三、所謂“維穩”，如果變成壓制合法訴求，就已經背離了初衷

我並不反對社會穩定。

恰恰相反，任何正常社會都需要秩序。

沒有秩序，普通人的生活無法保障；沒有規則，弱者更容易受到傷害。

問題在於：

什麼才是真正的穩定？

如果穩定意味着讓所有人都不許提出問題，那麼這種穩定只是表面的。

如果穩定意味着一個工人拿不到工資，卻不能繼續投訴，那麼穩定保護的究竟是誰？

如果穩定意味着一個普通人發現問題以後必須保持沉默，那麼穩定到底是建立在公平之上，還是建立在恐懼之上？

真正的穩定，應該來自問題得到解決。

而不是來自問題被隱藏。

真正的穩定，應該來自人們相信規則。

而不是來自人們害怕後果。

真正的穩定，應該是：

即使一個普通人遇到不公，他仍然相信可以通過法律解決。

而不是：

即使遭遇不公，也不敢說、不敢問、不敢舉報。

如果一個社會讓人們因為害怕失去自由而選擇沉默，那麼表面上可能很安靜，但這種安靜並不意味着問題不存在。

沒有聲音，不等於沒有痛苦。

四、我後來經歷的事情，讓我重新理解了“穩定”兩個字

我的經歷並沒有停留在討薪本身。

從佛山市的勞動爭議開始，我曾經通過仲裁、訴訟以及控告、舉報、申訴等方式試圖解決問題。

可是後來，我經歷了多次被強制帶走、跨省控制等事情。

我人生中還有一段長達1391天的時間，是在失去正常自由的狀態下度過的，其中包括在精神病院被限制自由的經歷。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1391天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孩子成長了一大截。

意味着父母老去了。

意味着原本可以正常工作、生活、建立家庭、陪伴親人的人生，被硬生生切掉了一大塊。

我曾經反覆問自己：

如果我真的違法，為什麼不能通過正常司法程序解決？

如果我的訴求錯誤，為什麼不能依法駁回？

如果我的舉報沒有依據，為什麼不能依法調查後給出結論？

如果我的行為確實觸犯法律，為什麼不能按照法律規定承擔責任？

為什麼一定要把“解決問題”變成“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才是我真正無法理解的地方。

五、當“維穩”成為一種思維，普通人就可能從權利主體變成管理對象

一個值得警惕的變化是：

當一個人開始不斷投訴、舉報、申訴以後，他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不再首先是一個擁有權利的公民，而變成了一個“需要管理的對象”。

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轉換。

因為公民與權力之間，本來應該是一種受法律約束的關係。

但如果權力首先考慮的是：

“這個人會不會製造麻煩？”

那麼法律問題就很容易被重新包裝成管理問題。

勞動爭議變成穩定問題。

行政爭議變成穩定問題。

舉報變成穩定問題。

申訴變成穩定問題。

最後甚至連一個普通人堅持表達自己的經歷，都可能被視為“影響穩定”。

一旦這種邏輯成為習慣，法律程序就可能逐漸失去它原本的意義。

因為一個人最終面對的，不再是：

“你的訴求有沒有道理？”

而是：

“你為什麼還不停止？”

六、最可怕的不是一個人被沉默，而是一群人學會沉默

一個人的遭遇，也許可以被解釋為個案。

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人看到別人的經歷以後產生同一種恐懼：

“還是不要說了。”

“還是不要舉報了。”

“還是忍一忍吧。”

“惹不起。”

“說了也沒有用。”

那麼真正受到傷害的，就不只是某一個人。

因為法律社會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讓普通人擁有提出問題的勇氣。

如果勞動者面對欠薪不敢討要；

如果消費者面對欺詐不敢投訴；

如果普通人面對違法行為不敢舉報；

如果受到侵害的人因為害怕後果而不敢申訴；

那麼社會表面上可能變得越來越安靜。

但這不是法治意義上的安靜。

這是恐懼製造出來的安靜。

而一個靠讓人害怕來維持的秩序，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七、我不接受把“沉默”包裝成“穩定”

這些年，我越來越清楚一件事情：

沉默不等於沒有問題。

一個人不再投訴，不代表他的問題解決了。

一個人不再申訴，不代表他接受了結果。

一個工人不再討薪，不代表他的工資已經拿到了。

一個人停止表達，也不代表他認為自己受到的待遇是公平的。

有時候，人們選擇沉默，只是因為他們害怕付出更大的代價。

所以，我無法接受一種邏輯：

只要大家都不說話，就是社會穩定。

不是。

真正的穩定應該允許問題存在，允許問題被提出，也允許問題通過合法程序得到糾正。

如果一個制度連批評和申訴都容不下，那麼它真正需要擔心的不是批評者，而是自己的糾錯能力。

八、我不要求特殊待遇，只要求權力也遵守規則

我寫這些文字，不是因為我認為自己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恰恰相反。

我一直認為普通人首先應該遵守法律。

如果我違法，可以依法處罰。

如果我錯誤，可以依法糾正。

如果我的訴求沒有事實依據，可以依法駁回。

但是，同一個原則必須適用於權力：

普通人必須守法，掌握權力的人更加必須守法。

不能只要求勞動者守規矩，卻不追問企業有沒有守規矩。

不能只要求普通人服從程序，卻不追問程序是否合法。

不能只要求普通人承擔責任，卻不追問行使權力的人是否承擔責任。

更不能因為一個人不斷依法申訴，就把他從一個需要被依法對待的公民，變成一個需要被控制的對象。

這不是我所理解的法治。

九、我真正反對的，不是穩定，而是用恐懼製造穩定

我曾經失去過自由。

所以我比很多人更加清楚自由意味着什麼。

一個人可以輸掉官司。

可以接受敗訴。

可以接受仲裁結果。

甚至可以接受法律對自己錯誤行為作出的處罰。

但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依法表達自己的訴求，就被剝奪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基本權利。

因為：

依法解決問題，是法治。

讓人不敢提出問題，不是法治。

接受法律裁決，是法治。

讓人因為害怕而放棄權利，不是法治。

維護社會秩序，是政府的責任。

把合法維權者本身當成“不穩定因素”，卻不解決導致維權的原因，則值得被追問。

這也是為什麼，我越來越無法接受“維穩”二字被無限擴大。

如果“維穩”的真正含義是消除不穩定因素，那麼最有效的方法從來不是消滅提出問題的人。

而是消滅產生問題的原因。

欠薪，就解決欠薪。

違法，就依法查處。

行政錯誤，就糾正行政錯誤。

權力濫用，就監督權力。

程序違法，就糾正程序。

只有這樣，穩定才是建立在公正基礎上的穩定。

十、一個普通人的聲音，不應該成為“穩定”的敵人

我走過的道路，也許只是一個人的道路。

但我希望留下一個問題：

當一個人已經選擇了法律，為什麼還要害怕法律之外的力量？

我從討薪開始。

我相信法律。

我走仲裁、訴訟，走控告、舉報、申訴。

我一次又一次告訴自己：

只要按照合法程序走下去，總有一天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可是我的經歷讓我看到，真正可怕的並不是法律沒有寫出來。

而是法律寫出來以後，在現實中能不能真正保護一個普通人。

今天，我仍然願意相信法律。

但我也必須追問權力。

因為如果一個普通人依法討薪，卻被定義為“不穩定”；

如果一個普通人依法舉報，卻因為舉報本身遭受壓力；

如果一個普通人依法申訴，卻最終失去正常生活；

那麼我們真正應該問的，不是：

“這個人為什麼這麼不安分？”

而是：

“為什麼一個已經選擇合法道路的人，最後會被逼到只能不斷發聲？”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害怕一個工人討薪。

一個真正有自信的法治社會，也不應該害怕一個普通人說出自己的經歷。

因為一個人的聲音不是社會動盪的根源。

真正需要被消除的，是讓一個普通人不得不反覆發聲的那些問題。

我不反對穩定。

我反對用沉默製造穩定。

我不反對秩序。

我反對用恐懼維持秩序。

我不反對法律。

我反對法律只要求弱者服從，卻無法有效約束權力。

我不要求特殊待遇。

我只要求一個普通勞動者應當擁有的最基本權利：

勞動有報酬，申訴有渠道，舉報有保護，程序有監督，權力有邊界，公民有尊嚴。

如果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能夠得到保障，那麼社會自然會穩定。

反過來，如果一個合法討薪的人都必須害怕自己會被定義為“不穩”，那麼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也許從來不是這個討薪的人。

而是那個讓人不敢討薪、不敢說話、不敢追問、不敢尋求公道的機制。

因為真正長久的穩定，從來不是讓所有人閉嘴。

而是讓一個普通人即使開口，也不用害怕。

何大才

2026年10月7日

關鍵詞：#合法維權 #維穩機器 #權力制約 #法治精神 #普通人聲音 #恐懼製造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