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必須正確把握當前的歷史機遇和方向 在世界史上，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為標誌，直接催生出以歐洲國家為代表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而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偉大思想家，則充當了嶄新制度創建的價值引導者。 孟德斯鳩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他的《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年出版）是一部偉大政治學著作，設計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方案。而且，這部書兩年中內印行了22版，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伏爾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伏爾泰則認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礎，就是在公正的觀念上奠定法律基礎。在西方，孟德斯鳩和伏爾泰是嶄新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偉大思想先驅。 在20世紀，華夏民族偉大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設計者是孫中山先生。他為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樹立了“三民主義”的旗幟和設計了“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框架，而且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一整套進行產業革命的規劃和思路。迄今為止，在華人的世界裡，台灣社會在1987年之後，充當了孫中山先生偉大政治理想的踐行者。台灣為整個整個華人社會樹立起一盞光輝的民主明燈。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未來，必須以台灣為榜樣。而且在政治和產業革新方面均是如此。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回顧起來，在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華夏民族經過長達3年左右的痛苦思考與探索，終於確定終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期，從而開闢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應該說，中國大陸由“政治掛帥”轉向“經濟中心”，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步。可以說，1980—202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40年，華夏民族創造的社會財富，要遠遠超過以往4000年社會物質財富的總和。這在吃穿住行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可以得到明證。生活在其中的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深切感受到可謂日新月異的變革和進步。從上世紀80年代的洗衣機、電冰箱等家用電器的普及再到2010年代的手機、汽車與住房的普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短短40年中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觀。這一切，首先要歸功於毛澤東死後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社會政策的根本性轉型。必須說，在1976—1980年中國歷史的那個關鍵時刻，中國大陸的政治領袖正確而緊密地把握住了中國與世界的大趨勢。不管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存在什麼樣的缺點、不足以及形形色色的黑暗現象，甚至於出現過“8964”的流血事件，但是，中國的歷史始終沒有偏離“經濟中心”和改革開放的總體基調。而且，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無論在社會意義上，還是在經濟層面上，都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唯一的一個可以媲美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時期的一個偉大時期。 “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經濟中心”的政策，直接衝擊“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時期，整個過程同時也是“計劃體制”的瓦解過程。而由於1957—1976年形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所有制形態，即“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客觀上，行政權力是一切社會經濟資源的直接控制力量。所以，在改革開放時期存在的公權力的貪腐現象，也就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固有的現象。由於計劃體制的歷史原因，以及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公權力的貪腐成為一種無法避免和無法克服的事實，掌握經濟資源的公權力者，普遍說來，根本無法抗拒各種各樣的經濟利益的誘惑。 事實上，反對腐敗必須依靠設計公平制度的方式來化解。而不能夠依靠並且企圖使用政治性的追查“貪官”的方式而得到化解。設計公平的制度，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公權力腐敗的有效方法。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有是以來一場最劇烈、最偉大的產業分工時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始終處於傳統農業、工業和現代科技產業的快速融合的狀態下。在產業方面，中國社會處於三大產業的劇烈的結構調整和進步中。 當中國大陸走到40年改革開放時期後，對於改革開放時期存在的認識，存在這天壤之別，乃至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不僅對於政治家而言，對於整個華夏民族而言，共同面對着的一個嚴峻問題是：在中國大陸社會經歷了40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應該如何繼續推進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實現由“經濟中心”向社會文明的全面發展的偉大轉型。 在過去十年裡，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全面而正確的實現由“經濟中心”向社會文明在再生華的有效的轉型和升華。過去十年，由於十分複雜的原因，中國大陸社會在如何走出和超越“經濟中心”的政策與決策方面，沒有能夠實現一場類似於1976—1980年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關頭的政治特質和現實表現。相反，在政治層面上，卻表現出停滯、反覆和無所適從的局面。這說明，在中國大陸社會走過40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的政治家乃至整個政治領導層，並沒有深刻認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結果和必然方向，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表現的嚴重落後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本來，當起自1980年代“一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走過40年後，中國大陸理當自覺的終結“經濟中心”的歷史時期，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由“經濟中心”向更高文明形態的轉型，然而，在過去十年裡，中國大陸的表現，卻沒有能夠有效的完成這樣的社會任務。 顯然，在這個關頭，華夏民族迫切需要湧現一大批深通社會文明的發展規律、能夠牢固把握文明價值的要義、制定出符合社會文明的政策的偉大政治家群體。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的一支現實的執政力量。華夏民族的社會文明進步和發展，不可能繞過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中共在中國大陸社會執政以來，走過“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而在1980年至今的“經濟中心”時期之後，中國大陸社會必須開闢出一個超越“經濟中心”時期的全面型的、綜合性的、整體上的社會文明的升華局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業已完成，華夏民族必須走上一條真正的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道路。 中國大陸在經歷40年改革開放時期後，必須制定完整的超越“經濟中心”的社會政策，從而推動整個社會堅定不移的走上文明之路。因此，可以說，在中共執政的歷史範疇內，“政治掛帥”—“經濟中心”—“文明升華”即是中國大陸歷史運動的必然邏輯。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政治理論和實踐的自新。否則，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便難以真正而順利的走上文明之路。 對於中國大陸，尤其是政治領導層，必須認識到，對於人類而言，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手段，都必須服從於文明的標準。文明是人類生活的實質，也是一切社會實踐的根本要求。所以說，“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都沒有能夠真正體現人類社會文明的本質要求，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都只是服務於社會文明的手段和方法而已。 2019年底以來的一場“新冠肺炎”大瘟疫，成為直接衝擊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災難。而且，爆發於2022年2月24日的俄烏戰爭，也為中國與美國、歐盟國家關係的增加了諸多變數。人類的自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步伐，雖然不可能完全停止，但是，註定會經受一場嚴峻的挑戰和考驗。人類的全球化勢必改變方式、調整規模、並且極大的變化其走向。不過，在我看來，人類的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會被中斷，只是通過大瘟疫和戰爭而改變了某些國家組合的程序。 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成為一個在社會文明發展方面成功的民族。因此，在當下的歷史關頭，中國大陸最迫切的是湧現一大批偉大政治家，為華夏民族的社會樹立文明價值、設計公平制度、開創富於活力的產業機制。偉大政治家與嶄新的政治制度之間，從來就是同一個社會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最關鍵的是湧現偉大的、符合文明價值要求的政治領袖。 徐國進 2022年3月2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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