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下的中國大陸社會評論

欲要比較詳細描述大瘟疫的社會後果及其真實前景，目前看，這是一個尚不能完成的理論任務。

在中國，對於無處不在的社會人道災難，或者千萬人的群體事件，從來沒有從哲學、理論科學的高度進行過深刻而全面的探索、反思、闡述與研究。人們已經習慣於彼此之間的相互怨恨，或者對於一些細微的具體事件糾纏不休，而對於客觀的社會事務的實質與內在邏輯卻不加分析。在墨子時代，墨子就批評過當時的“士大夫”階層“知小不知大”的思維與認知缺陷。也就是，人們只知一些細微具體的事情，而對於更大的、宏觀的事情以及根源卻毫無所知。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40多年後，華夏民族迫切需要一場覆蓋全民的深刻的理論總結、現實反思與未來定向的大探討，然而，我們看到，這樣的反思與總結並沒有發生。證明華夏民族的社會思維能力與理論研究能力已經嚴重而普遍的弱化，甚至於相當低下。

從宏觀中國歷史的角度衡量，可以說，中國大陸的社會治理，自公元前221年到20世紀末頁，便一直處於缺乏文明價值指引和正確的方法的狀態下，在21世紀，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麼，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而言，這本身即是一種災難。由於長期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的偏好、狹隘，社會的科學與民主、文明與自由的文化完全喪失孕育和發展的政治氛圍。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便是一個專權與濫權的社會。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最早的文獻中即可得知，即從《易經》、《左傳》、《詩經》等最早的文字著作中都有着明確的表現。

爆發於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至此已經蔓延兩年多的時間，而且仍然在蔓延過程中。毫無疑問，這場大瘟疫是中國大陸社會自1980年改革開放時期開啟後的對生活衝擊最大、損失最大、危害最大的一場災難。固然，這場大瘟疫在性質上完全不同與1966—1976年的“文革”運動，然而，在對於社會的影響程度而言，在一些方面卻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可以說，在1976年10月“文革”宣告結束後的40多年來，這場大瘟疫是對於中國社會影響至深、至巨的一個大事件。與“文革”相比，這固然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事件，而對於社會生活的破壞力和負面影響卻卻具有許多層面的相同性，它的影響涉及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的所有方面，對中國大陸社會的衝擊、危害是嚴重、深刻而又將具有持久性、全面性。

正在發生的這場大瘟疫，一方面成為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開闢改革開放時期之後的最嚴重的社會公共事件；另一方面，也客觀成為中斷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個歷史節點。一方面全面考驗華夏民族的政治智慧與應對群體性社會危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會充當21世紀中國歷史的一道明確的分水嶺。可以肯定，在大瘟疫過後，中國社會的面貌將於大瘟疫之前發生明顯的不同。

大瘟疫本屬於一種人類與自然界病菌以及自身健康相互關係的疾病問題。然而，在中國大陸，從目前的防疫方法看，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性的事件。即一方堅持“動態清零”的管控方法；一方主張“與病毒共存”的防疫理念。由於兩種思路會導致防疫政策的不同，因此，引發意識形態上的公開分裂。

大瘟疫有可能導致中國大陸社會一場整體性的大動盪。至於以什麼樣的方式爆發或者結束？這一切關注華夏民族命運的人們需要嚴肅思考，並且因此為為我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開闢一個可以預期的美好未來。改革開放時期以來積累的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有可能通過這場大瘟疫而爆發出來。總之，眼前正在經歷的這場大瘟疫，嚴重考驗着中國大陸社會的承受力和治理能力。

大瘟疫對中國大陸社會造成的社會後果必將是嚴重而整體性的。首先是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與倒退，並且由此導致大萎縮和大蕭條；在政治上則是嚴重撕裂社會的意識形態，加劇社會矛盾的爆發，並且致使中國大陸喪失在理性、和平等文明的方法實現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國大陸社會的治理危機，最明顯的表現為官民之間的矛盾對立。中國大陸社會的一個關鍵性的矛盾，從來都是“官民矛盾”，這是普遍嚴重缺乏文明價值和正確權力觀念以及公平制度的國家的通病。大瘟疫本身表現出來的社會治理危機必將在大瘟疫之後更加明顯的顯現出來，從而地現行的體製造成重大的風險，而且，這場危機是深入骨髓的，“外科手術”不足以根治，必須要脫胎換骨。

通過大瘟疫的爆發以及中國社會的表現，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在21世紀的世界各國競爭中，尤其是面對美歐等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國大陸已經處於明顯的劣勢狀態中。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極其可怕的結果。同樣，對於華夏民族而言，這卻是極其可悲、可嘆、可哀的事實。

本來，對於大瘟疫的防範和治理，應該是以個人為主體的自覺、自願、主動、主觀的防範；加之：政府的正確引導、科學宣傳與政令管制和輔助；再由：醫療衛生形態的總體動員、行動與參與；以及：藥品製造企業與研究部門的藥物供應、分發與執行。因此，對於大瘟疫的防治、控封與治療，決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事情，更不是公權力部門所能夠憑藉主觀意志和願望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所以，防範和控制瘟疫的蔓延，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公共事務。涉及到每一個具體的個人、家庭與國家公共管理的所有部門。

必須保證正常的生活與工作，必須保證每個人與家庭的特殊的問題得到及時的解決。尤其是原有病人的正常的治療，突發疾病的及時就醫以及老人、兒童、孕婦的正常的醫療需要，等等具體問題。顯然，對於“新冠肺炎”大瘟疫的防控，必須首先保證醫療系統的正常的運作，而不能因為防控而導致其他醫療活動的中斷和停滯。

居家隔離是一種社會代價較小的方法。建設“方艙”和“運往異地”的方式，不僅勞民傷財而且不利於防控病毒的蔓延。同時社會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與治安代價也更大。然而，在許多城市，卻偏偏使用了這種的代價最大的方法。

所以，任何涉及到千百萬社會成員的公共政策都必須具有靈活性和效率性。

  可以預見，在大瘟疫結束後的一個較長時期里，或者30年左右，中國有可能完全自我封閉於世界文明的潮流之外，並且在這種封閉中進行內部社會的自我消耗、損傷與自殘。所以，如何應對大瘟疫結束後的世界？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切智者與各級政府的決策者們，從現在起便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21世紀華夏民族社會的文明發展與進步，必然是與世界文明的大融合、大交流、大競爭的過程。中國大陸必須防治20世紀類似的“閉關鎖國”或者“一邊倒”的歷史現象重演。

大瘟疫過後的經濟復甦與企業復工、市場重構、供應鏈對接必將困難重重且路途漫漫。何況華夏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一個沒有良好的企業傳統的民族，也就是說，由於勞動組織的權力從來收到行政權力的強力制約，因此，勞動者和勞動組織的自由度嚴重缺乏。社會財富完全掌控在政權手中，生產資料如此、生活資料也如此，從社會的角度看，這也是中國缺乏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的根源。在“新冠肺炎”大瘟疫之後，如何快速恢復經濟的活力，乃至社會的活力？這是一個必須從現在起就應該未雨綢繆的大事項。然而，我們看不到各級政府嚴肅對待這個問題。

所有的疾病都是人類的公敵。

不僅每一個人，而且對於人類整體而言，每一個人自從出生就是一個時刻與疾病共存與鬥爭的過程，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也是全人類不斷提升治療各種疾病的過程。

人類生命同樣是與自身各種疾病做鬥爭中存在的。歸根結底，要結束這場大瘟疫，最核心的是人類的醫療科學與技術的突破性進展。

   衷心希望，在這場大瘟疫之後，人類的生命科學能夠發生一場實質性的飛躍。

徐國進

2022年4月27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