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最迫切的救贖是改變權力觀念和行政模式 展望未來，可以說，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場偉大政治文明升華的交叉點。但是，對於中國大陸，實現政治文明的過程又必然是一個艱難困苦和充滿不確定的過程。全國民眾甚至包括相當部分的官員在內，都在等待一場偉大的政治文明升華。 中國是一個被強權征服了2000多年的國家。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來的秦朝，以“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為具體的事件，把源自春秋時期諸子百家的科學於與民主之精神徹徹底底、完完全全的悉數斬斷。使得中國的歷朝歷代多成為一個被邪惡的強權所征服的國度。可以說，從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朝開始，華夏民族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其內部的政權一直處於不斷墮落、荒唐和驕奢淫逸的狀態。邪惡的強權不斷墮落、荒淫並且愚昧的專斷，使得社會內部一切文明的因素都幾乎被斷草除根。華夏民族從公元前221年的哪時起，便喪失了對於科學知識與人文真理的追求意志，更喪失了對於自然界與社會文明的勇敢的探索自覺，其結果是，全體社會成員依靠臣服於皇權而生活的狀態。 華夏民族自秦朝起，政權的更迭從來都是依靠武裝暴力而實現。其結果是：在中國社會中，民眾對權力者意志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認同、權力者基於自身維護權力的需要對於民眾的自覺欺騙，這是統治者與人民關係的一種固有形態。 由於從秦朝開始的固化的家族皇權“大一統”的政體模式，在經濟上，華夏民族在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裡，無法衝破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的農耕生產方式上，在文化上無法實現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以文明、科學、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的意識形態升華。 到20世紀末，中國（大陸部分）的權力觀念與施政原則、方式幾乎與秦漢王朝形成的基本內核一脈相承、始終不變。 目前，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內部，幾乎喪失了文明的政治力量成長的一切條件 。也就是說，文明的政治力量在中國內部已經失去任何自由成長的環境。這是事實，但是，這並不意味者中國大陸社會不存在文明力量。因為人類生活的本質要素即是文明，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社會，天然地就存在着文明的因素。 政治掛帥—經濟中心—集中統一——在1950年代之後到現在，中國大陸走過了這樣的歷史輪迴。事實上，4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徹底走出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巨大的歷史陰影。1、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2、一定要解放台灣；3、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對派都是老虎。——這些毛澤東的口號，始終是許許多多中國大陸人頭腦中牢記着並且試圖付諸於行動的意識。一旦具體了權力的溫床，將會轉化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近乎不可遏制的因子。 顯然，1950年以來的中國大陸，無論在社會意識還是在制度體系方面，文明的價值和制度體系仍然是一種十分脆弱的成分。在1950年代，中國大陸一邊倒向前蘇聯，在經濟上也依靠前蘇聯的技術和資金支持，這種合作一直持續到1956年2月蘇共20大之後，中蘇關係徹底破裂，中國大陸開始大批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為由，停止對中國的核項目的援助。至此，中蘇關係完全破裂，中國處於完全孤立於國際社會，只能向亞非拉的經濟落後國家尋找朋友。 中國大陸與美國的交往，是從所謂的“乒乓外交”開始。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抵達北京，開始了中美兩國的交往，美國出於對抗前蘇聯的需要，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開始正式的官方交往。 到2016—2020年特朗普政府時期，中美關係從貿易爭端，轉向全面對抗。從而美國全面終結了尼克松時期的對中政策。從1971—2020，中美兩國走完了在經濟上的全面合作時期。 應該的邏輯是：當中國大陸再次與美國交好之時，註定會是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因為美國政府與民間已經深刻認識到，美國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可能與共產黨國家真正相容，並且，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不可能根本改變其制度實質。 前蘇聯從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到1991年戈爾巴喬夫時期，大致歷經近40年時間。而中國大陸如果在沒有外部力量的戰爭打擊的條件下，共產黨的執政還會延續許多年，不確定會執政多少年。一方面。共產黨內部根本沒有推動政治民主化的動力因素；另一方面，民眾處於完全被教化和控制的環境中。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官民雙方不存在對於政治民主化的心理素質和理論準備。 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失敗，是華夏民族政治文明的最大的失敗。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至今在中國大陸社會中，一方面，在體制內部，沒有形成真正的符合社會發展與進步需要的政治家群體；另一方面，民間社會中也沒有形成真正的認識到中國社會運動規律和根本需要的反對者群體。一方面，產業力量和企業無法在獨立自主中實現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的意識和文化形態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一場轉型。就改革開放時期而言，許多領域裡具體的改革的失誤，正在演化為一場全面的社會危機，而且，現實政策的偏差也正在誘發一場整體性的政治動盪。因此，我的判斷是，在沒有外部國家力量的強勢干預的條件下，中國社會從內部根本無法產生出一支真正符合文明需要的政治力量，並且引領中國大陸走向真正的社會文明之路。這就是中國的現實。顯然，21世紀中國的未來將極其慘澹。 現在，一個明顯的事實仍然是：民眾對於權力有着形形色色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根本不懂得自覺地分辨執政者優劣、好壞的自覺的意識和對於權力的批判態度。 但是，即使如此，中國大陸實現一場政治文明升華的條件已經具備。就其內部而言：1、統治者已經無法依靠原有的方式和手段繼續其統治；2、長達30多年經濟高增長局面已經被徹底終結；3、官民雙方的矛盾已經達到無法調和的程度；4、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信息化已經引導民眾的相當部分有了文明覺悟；5、社會的各個領域的局部改革幾乎完全失敗；6、長期的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已經導致官僚層與民眾的完全背離。由此，導致各項具體的政策已經完全與社會實際情況相調節。就外部環境而言：1、以歐美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完成了對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國家（統治集團）認識的實質轉變；2、中華民國（台灣）已經被大陸民眾有了相當程度的認知和了解；3、中國大陸經濟與國際社會已經發生了全盤性的脫鈎；4、以美國為首的國家聯合亞洲的日本、韓國開始直接進行軍事對抗。 由此情況看，中國大陸必然走向一種因嚴厲管控而導致的全面失控，社會深陷一種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或者，深陷一種無組織性的分散的、強烈的全民性的反抗局面。從而，無預警的進入一場社會政治的大改組、大整合與大調整的重建階段。一旦發生一丁點的星火，便會成為進行政治改革的契機。而且，軍隊內部應該存在支持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 1980—2020年改革開放時期，向華夏民族表明了如下兩個最真實的經驗：1、中國人民只要擁有稍許的再經濟領域裡的自由度，便能夠再短時間內迸發出強大的勞動和創造熱情；2、源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形成的“大一統”的專政模式，已經是中國大陸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關鍵性的阻力，中國大陸必須完成一場制度性的設計和再造。 未來10年是中國大陸社會的一個極其不確定的10年。因為：一方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終結後，全民族尚未形成一種普遍的政治共識；另一方面，改革開放時期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在短時間裡無法有效的化解。一方面，各種現實的政策與措施對於基層社會生活幾乎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管理仍然試圖使用傳統的方式加強和深化監控。一方面，信息化帶來的民眾的普遍程度的覺醒；另一方面，民眾意志無法向各級決策層及時傳導。種種矛盾與問題越來越積累的嚴重和難以調和，在未來數年裡必將爆發整體性的社會動盪，如果整個大陸內部無法形成一支自覺的、聯合起來的文明的政治組織的話，那麼，中國大陸註定會喪失21世紀的美好未來。 起自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註定會充當中國大陸社會在政治領域發生質變的導線，這幾乎已經是一種註定的結局。 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社會的必然歷史走向註定是：在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實現一場偉大的政治文明升華。華夏民族必須首先完成一場旨在設計公平制度的任務，再同時進行政治價值的根本轉變，由此，華夏民族才能夠永恆的、堅定地踏上一條社會文明之途。 一個社會的政權系統，必須以自覺的維護、推動、引領社會文明的進步與發展為己任。而不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強加給民眾。 站在宏觀歷史的角度衡量20世紀中國的政黨政治發展，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課題，也是一個直接涉及中國的現實問題。 徐國進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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