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最迫切的救赎是改变权力观念和行政模式 展望未来，可以说，中国大陆正处于一场伟大政治文明升华的交叉点。但是，对于中国大陆，实现政治文明的过程又必然是一个艰难困苦和充满不确定的过程。全国民众甚至包括相当部分的官员在内，都在等待一场伟大的政治文明升华。 中国是一个被强权征服了2000多年的国家。公元前221年建立起来的秦朝，以“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为具体的事件，把源自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科学于与民主之精神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悉数斩断。使得中国的历朝历代多成为一个被邪恶的强权所征服的国度。可以说，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朝开始，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其内部的政权一直处于不断堕落、荒唐和骄奢淫逸的状态。邪恶的强权不断堕落、荒淫并且愚昧的专断，使得社会内部一切文明的因素都几乎被断草除根。华夏民族从公元前221年的哪时起，便丧失了对于科学知识与人文真理的追求意志，更丧失了对于自然界与社会文明的勇敢的探索自觉，其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依靠臣服于皇权而生活的状态。 华夏民族自秦朝起，政权的更迭从来都是依靠武装暴力而实现。其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中，民众对权力者意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权力者基于自身维护权力的需要对于民众的自觉欺骗，这是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一种固有形态。 由于从秦朝开始的固化的家族皇权“大一统”的政体模式，在经济上，华夏民族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无法冲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的农耕生产方式上，在文化上无法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以文明、科学、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升华。 到20世纪末，中国（大陆部分）的权力观念与施政原则、方式几乎与秦汉王朝形成的基本内核一脉相承、始终不变。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内部，几乎丧失了文明的政治力量成长的一切条件 。也就是说，文明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内部已经失去任何自由成长的环境。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者中国大陆社会不存在文明力量。因为人类生活的本质要素即是文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天然地就存在着文明的因素。 政治挂帅—经济中心—集中统一——在1950年代之后到现在，中国大陆走过了这样的历史轮回。事实上，4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彻底走出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巨大的历史阴影。1、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2、一定要解放台湾；3、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老虎。——这些毛泽东的口号，始终是许许多多中国大陆人头脑中牢记着并且试图付诸于行动的意识。一旦具体了权力的温床，将会转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近乎不可遏制的因子。 显然，195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无论在社会意识还是在制度体系方面，文明的价值和制度体系仍然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成分。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一边倒向前苏联，在经济上也依靠前苏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56年2月苏共20大之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大陆开始大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至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中国处于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只能向亚非拉的经济落后国家寻找朋友。 中国大陆与美国的交往，是从所谓的“乒乓外交”开始。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开始了中美两国的交往，美国出于对抗前苏联的需要，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开始正式的官方交往。 到2016—2020年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从贸易争端，转向全面对抗。从而美国全面终结了尼克松时期的对中政策。从1971—2020，中美两国走完了在经济上的全面合作时期。 应该的逻辑是：当中国大陆再次与美国交好之时，注定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因为美国政府与民间已经深刻认识到，美国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可能与共产党国家真正相容，并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可能根本改变其制度实质。 前苏联从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时期，大致历经近40年时间。而中国大陆如果在没有外部力量的战争打击的条件下，共产党的执政还会延续许多年，不确定会执政多少年。一方面。共产党内部根本没有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动力因素；另一方面，民众处于完全被教化和控制的环境中。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官民双方不存在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心理素质和理论准备。 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失败，是华夏民族政治文明的最大的失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今在中国大陆社会中，一方面，在体制内部，没有形成真正的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需要的政治家群体；另一方面，民间社会中也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到中国社会运动规律和根本需要的反对者群体。一方面，产业力量和企业无法在独立自主中实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意识和文化形态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一场转型。就改革开放时期而言，许多领域里具体的改革的失误，正在演化为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而且，现实政策的偏差也正在诱发一场整体性的政治动荡。因此，我的判断是，在没有外部国家力量的强势干预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从内部根本无法产生出一支真正符合文明需要的政治力量，并且引领中国大陆走向真正的社会文明之路。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显然，21世纪中国的未来将极其惨淡。 现在，一个明显的事实仍然是：民众对于权力有着形形色色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根本不懂得自觉地分辨执政者优劣、好坏的自觉的意识和对于权力的批判态度。 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大陆实现一场政治文明升华的条件已经具备。就其内部而言：1、统治者已经无法依靠原有的方式和手段继续其统治；2、长达30多年经济高增长局面已经被彻底终结；3、官民双方的矛盾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已经引导民众的相当部分有了文明觉悟；5、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局部改革几乎完全失败；6、长期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已经导致官僚层与民众的完全背离。由此，导致各项具体的政策已经完全与社会实际情况相调节。就外部环境而言：1、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国家（统治集团）认识的实质转变；2、中华民国（台湾）已经被大陆民众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和了解；3、中国大陆经济与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全盘性的脱钩；4、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合亚洲的日本、韩国开始直接进行军事对抗。 由此情况看，中国大陆必然走向一种因严厉管控而导致的全面失控，社会深陷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深陷一种无组织性的分散的、强烈的全民性的反抗局面。从而，无预警的进入一场社会政治的大改组、大整合与大调整的重建阶段。一旦发生一丁点的星火，便会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契机。而且，军队内部应该存在支持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 1980—2020年改革开放时期，向华夏民族表明了如下两个最真实的经验：1、中国人民只要拥有稍许的再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度，便能够再短时间内迸发出强大的劳动和创造热情；2、源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形成的“大一统”的专政模式，已经是中国大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关键性的阻力，中国大陆必须完成一场制度性的设计和再造。 未来10年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一个极其不确定的10年。因为：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终结后，全民族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时期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在短时间里无法有效的化解。一方面，各种现实的政策与措施对于基层社会生活几乎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管理仍然试图使用传统的方式加强和深化监控。一方面，信息化带来的民众的普遍程度的觉醒；另一方面，民众意志无法向各级决策层及时传导。种种矛盾与问题越来越积累的严重和难以调和，在未来数年里必将爆发整体性的社会动荡，如果整个大陆内部无法形成一支自觉的、联合起来的文明的政治组织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注定会丧失21世纪的美好未来。 起自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注定会充当中国大陆社会在政治领域发生质变的导线，这几乎已经是一种注定的结局。 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社会的必然历史走向注定是：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实现一场伟大的政治文明升华。华夏民族必须首先完成一场旨在设计公平制度的任务，再同时进行政治价值的根本转变，由此，华夏民族才能够永恒的、坚定地踏上一条社会文明之途。 一个社会的政权系统，必须以自觉的维护、推动、引领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为己任。而不是把统治者的意志强加给民众。 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衡量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直接涉及中国的现实问题。 徐国进 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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