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20世纪共产革命与21世纪历史抉择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时间的国家，然而，从宏观历史的进程而言，又是一个在社会形态和运动形式方面极其简单的国家。自中国人开始使用文字进行书写的公元前12世纪算起，以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为标志，中国历史在实质上可以划分为前秦和后秦两个宏观上的形态，事实上，从姬昌书写《易经》的时代起，即是属于“家国”的形式，只是在姬昌时代，国家的属性还不十分明显，属于氏族部落形态的“家天下”。

1840年，满清王朝遭遇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开辟世界市场的强烈冲击，并且爆发中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以家族为核心体系的皇权世袭政体瓦解的开始的一个凝固的时间点。中国政党政治开始于1885年左右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兴中会”，鸦片战争大致70年之后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中国方才从内部推翻满清的皇朝统治，从而建立起亚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孙中山先生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内部的政党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地成立，据研究大致有300多家政党。然而，真正保留并且发展起来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走上了以军事武装力量为支撑的生存之路。现在，在台湾大致有国民党、民进党以及近年来成立的、、、等等，在中国大陆，共产党自1949年10月成为执政党，在共产党之外，大致保留着8个在中华民国时期成立的“民主党派”，1949年10月之后，中国大陆没有一个政党出现，因为共产党无论从执政理念还是从法律上，绝不允许成立政党组织。

20世纪中国的“党国体制”，可以视为是华夏民族的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场从“家天下”向“民天下”的转型。“党国体制”事实继承和延续了“家国体制”的基本内核，即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家族皇权和一党执政的世袭制，以及从来没有选举和多党竞选。

共产革命在中国成为一个潮流，一方面是20世纪辛亥革命后整个社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各地军阀的手中，并且中国仍然走投无路；另一方面是前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方面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积贫积弱的中国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另一方面，中国的以传统的家庭农耕为单位的经济基础完全破产。

因此，“打土豪、分田地”是共产革命在执政之前的主要口号，“建立工农武装”、“地方格局”并且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些是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具体方法。

20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从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迄今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历史。这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面貌可谓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然而，在许多涉及社会成员的实质性的精神领域与文化、政治因素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典型的表现在于：一是虽然在经济基础上说，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要比农业产值大出许多倍，然而在社会人口结构上仍然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这是中国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最明显表现；二是政治心态与制度层面仍然延续家族专制模式的内核，以文明价值为核心的制度与行政体系尚未真正的建立起来。

自从1921年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以来，共产革命的一条主线基本上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而且，这三个阶段基本上都以30年左右的时间生成和终结。1921—1949年28年，1950—1979年29年，1980年迄今40多年。2012年中共18大权力交接，事实上“经济中心”的政策方向已经结束。那么，可以说，自1980年至2012年，算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时间大致42年。

100年共产革命直接影响华夏民族社会的政治格局、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事实上，目前中国大陆的整个话语系统，几乎处处带有共产革命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势必对21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造成一系列严重影响，也是华夏民族迫切需要的文化和政治上克服的缺点和社会弱点。

历史地说，标志着中国共产革命彻底失败的大事件是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对全体中国大陆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正因为这场全局性的政治运动的大失败，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执政者才不得不改弦易辙，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百年来的共产革命历程，在中国形成了一整套的“话语系统”，但是，自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后，这个完整的话语系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也处于全面崩解的状态，已经无法继续对人民群众发挥感召力、号召力和动员作用。然而同时，依靠共产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管制系统，仍然紧紧的束缚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言行。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链接着中国的20世纪与21世纪。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在经历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从社会形态到意识形态都发生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变，尤其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层面，同时，“经济中心”的政策模式也造成社会构成的严重不平衡性，并且，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如果不得不有效的化解，那么，就会成为中国21世纪社会进步的障碍。

眼下，中国大陆内部，一方面，基层社会已经深陷一种大混乱的局面，缺乏甚至于没有良好的价值支撑和法律保障，基层公权力各行其是并且毫无制约，表现在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高层的权力结构处于分裂和瞻前顾后、进退失据的状态下，导致整个官僚层无所适从和进退维谷。

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对于中国大陆政治而言，一系列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方面，已经说明现行的制度框架、行政模式以及执政理念等等，都无法适应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要求，甚至整个上层建筑的系统，都充当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绊脚石”，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之时，社会的政治革命便会到来。

2019年末首先爆发在武汉的“新冠肺炎”大瘟疫，是中共所面临的一场最深刻、最全面的执政危机。2019年底爆发“新冠肺炎”大瘟疫以来，三年多的大瘟疫，直接导致整个大陆社会的一场大停顿、大毁灭。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行政与公权力层面导致官民的矛盾，基层群众为了各种具体利益的无组织、偶发式的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而公权力系统几乎与社会的实际问题完全脱节。三年大瘟疫在政治上直接导致中共的执政危机，并且有可能演变为中国内部政治变革的一条导火索。现在，这条导火索事实上已经被点燃，只是在什么时间、并且以何种方式引爆而已。

大瘟疫对中国经济具有毁灭性的冲击，首先是导致制造业与生产能力的大停滞甚至倒退，终结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步伐。而制造业的萎缩对于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不仅在经济上说是灾难性的，在整个社会层面都是重大的发展上的不可估量的挫折。

大瘟疫之后，中国社会必将发生一场类似毛泽东死后的痛苦的反思，并且找到并且确立21世纪正确的社会发展线路和方法。在大瘟疫之后，中国大陆在短时间内，至少在3—5年时间里，其制造业规模及生产能力、市场规模与繁荣程度，都难以恢复到大瘟疫之前的同等水平。这对年轻劳动力的就业带来直接的压力，甚至于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大学生的就业，都会十分困难。

因此，中国大陆社会发生全局性的政治动荡的风险正在快速增加，并且有可能成为现实。如果中国大陆爆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那么，直到21世纪中叶，很难恢复社会的正常化和产业革新的局面。20世纪1911—1949年长达近40年的暴力革命和内部军事战争的局面，历史地看，既是家族皇权政体全面崩溃后形成的大动荡，又是家族专制王朝崩溃后中国内部的一场全面的大调整。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将仍然延续共产革命的态势，然而，这个“红色政权”通过目前的“新冠肺炎”大瘟疫的蔓延也将接近尾声。一方面，普通群众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而普遍觉醒；另一方面，现行的执政理念与施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过，总体看，华夏民族的社会内部仍然不具备进行一场全面而彻底的文明革命的组织力量，中国大陆的政权更迭势必造成至少20年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因此，国际社会的帮助尤其是美国与台湾对于中国人民的直接的政治帮助和经济支持尤为重要，甚至是中国走上持久的文明道路的一项必不可缺的保证条件。

21世纪中国必须避免深陷内部社会政治动荡的情景。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长期缺乏社会文明价值教育与支撑、并且严重缺乏良好的制度体系的国家来说，一场全面的政治动荡或者不可避免。

毫无疑问，21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发展主轴是进行产业与科技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基础和根本保证。21世纪华夏民族如果仍然不能够在产业结构的创新和科学技术领域实现一场伟大的飞跃和突破，那么，华夏民族的社会只能处于毫无文明成果的状态下循环往复。

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持续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眼下的关键任务，是建立起和如何建立起保证中国大陆社会坚定不移的走上文明之路的方法。核心任务在于：1、首先建立起公平的制度体系和框架，对于中国，这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务；2、树立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这要求中国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意识形态的监管方式，把社会的意识形态引导到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方向，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核心任务。

华夏民族已经站在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百年来“共产革命”并且根本改变历史方向的转折点上。

为了走好21世纪的未来之路，华夏民族的一切贤圣之士，都应该贡献自身的智慧和勇敢，从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仅找到走向未来的正确的道路，而且确立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

徐国进

2023年1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