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林奇案录第二部之缅共知青 作者： 八峰 第二十一节 晚上十点，杨启华、吴茂森和吕建平等人先后离去后，周源又给自己泡了一杯淡茶，点上一支香烟，坐在沙发椅上、拿出了市局送来的有关冉启国的档案材料，开始挑灯夜读。很快，侦探便被自己手中的资料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冉启国自己撰写的一份自述材料，他这才知道冉启国原来是一名缅共知青。 其实，对于缅共知青周源早有耳闻——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早在文革期间，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被下放到了云南省的中缅边境地区，他们响应领袖的号召、通过上山下乡的劳动锻炼来改造自己。而在六十年代末期，缅甸共产党发展迅速，在中缅边境的孟古地区建立了东北军区、与缅甸政府分庭抗礼。当时，对缅共武装的支援被国家认定为是对共产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正是在这种输出革命的背景下，成千上万经历了‘红八月’【1】的疯狂、对上山下乡开始感到迷惘和绝望的知识青年怀着切·格瓦拉一般的热情与骄傲、越过中缅边境加入了缅共游击队，参加了与缅甸政府军对抗的殊死战斗。 由于出身为黑五类【2】的家庭，冉启国与他的同学好友赵元忠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运动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被下放来到偏远的云南山区后，眼前似乎只剩下了战死沙场，投身革命、一雪前耻的机会。 在中缅边境的重重山峦之间，有一条宽不过十米的小溪——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孟古河，无数投身缅共的中国知青都是偷偷涉过这条小河进入了缅甸。一九七零年的初夏，冉启国与赵元忠也怀揣着手抄本的《格拉瓦日记》，从云南的德宏州跋山涉水来到了孟古河畔，涉水淌过了窄窄的界河，加入了缅共人民军著名的中国知青旅，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当两人在参军入伍的表格上为自己填上了“革命军人”的那一刻，都激动万分、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彻底告别了压抑的过去。的确，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险恶，但是冉启国和赵志华都认为参加缅共是正确的选择——这里不讲出身，没有国内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阶级歧视。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3】之后，国内的知青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很多来到缅甸的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滇缅公路上，出现了成群结队返回国内的知青们。如果不是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冉启国与赵志华可能也会退转回到国内。然而他们却和数百名坚定分子们留了下来，随缅共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努力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第一次伏击战中，冉启国这个从来没有开过枪打过炮的战士，凭借自己的果敢，荣立了二等功。不到半年时间，他便在火线加入了缅甸共产党，并被提拔为军队干部。在缅共人民军，冉启国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上百次战斗。他作战勇敢、又善于开动脑筋，冲锋陷阵时总是一马当先，很快便从普通士兵晋升到班长、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旅部作战参谋、营教导员、师教导队主任、直到师军务处处长等职务。 然而，官虽然越做越大，冉启国却和其他的缅共知青一样、对前程越来越感到灰心。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逝前后，中国政府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也分批分期地撤回了国内。送行时，无数投身了革命并为之浴血奋战的知青们哭声震天、响彻了孟古河畔。从此，他们成为了没有国籍的人。中国政府不再公开地对缅共给予支援，而这些知青又因为自愿参与输出革命，早已失去了中国国籍。至于他们如何才能恢复国籍、归国得到安置，却无人提起。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些门路的知青都黯然回国，缅共中的中国知青也越来越少。而且此时的缅共更是无可救药的堕落了下去，和国民党残余部队一样盘踞在金三角地区，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 直到文革结束、一九八零年，国内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安置的问题，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与回归政策。不过，见到这条政策时，冉启国与其他的缅共知青一样还是流下了眼泪，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九八三年，在离开了故土十三年之后，冉启国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偷偷离开了缅共军营，开始了逃亡回国之旅。他辗转跋涉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从萨尔温江以西流浪到中国边境畹町镇，花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坐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回国路上，冉启国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一个风华少年变成了三十三岁的缅共逃兵、没有户口和国籍的‘黑人’，而他最好的发小和战友赵元忠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永远留在了缅甸的丛林里。 遥想当年青春热血，投身国际主义革命、试图改变个人命运，回来的时候却是如此狼狈不堪，冉启国不免顿生悲凉。直到一九八四年，根据新的政策，冉启国才重新拥有了国籍与户口，在其他缅共老兵和朋友的帮助下，他从搬运工开始干起，最终成为了一名跑长途运输的司机、终日在川黔、川滇线上奔忙。 “难怪——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看完了手中的材料，周源唏嘘不已、默默地感叹了一番，然后向后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开始塑造起嫌疑人的性格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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