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忧思

                  鲍彤

  　（一）发展需要忧患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准备过五十周年。

　　有个老规矩，每到周年，必唱赞歌，逢五逢十，似乎更得大赞大颂。

　　已经唱了几十年了。最好问问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 麻醉还是发展。若要催眠，不妨唱下去。发展，需要忧患意识。

　　（二）中国的大患在于权力没有制约

　　中国的忧患在哪里？

　　世界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弄得不好，中国有可能拖累人类进步，但是不可能亡给别的国家。姑且不谈物必自腐的道理，也不谈这种战争得征集多少兵力，绵延多长时间；请问：谁有力量赶来长期占住这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谁有本领把十二亿人吞到肚子里去消化掉？谁乐意承担义务充当中国的“宗主国”？所以，中国的大患不在外边。

　　中国的忧患也不在下面。不安定因素不是老百姓，不是右派，不是持这种或那种不同意见的人。中国的危险分子不是彭德怀，不是刘少奇，不是胡耀邦，不是赵紫阳，统统不是，根本不是。全中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知道，一而再再而三把中国搅得乱七八糟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个至高无上，自称代表人民，却不受公众制约的绝对权力本身。

　　再说一遍，真正的不安定因素，最可怕的危险，不是那些不和领袖保持一致的战友，更不是不和公仆保持一致的主人，而是那个能够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我认为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三）绝对权力和停滞僵化

　　这五十年，全世界都在前进。落后的亚洲发展最快。在亚洲，论基础，论条件，大龙比所有的小龙小虎都好，但是当它们纷纷起飞时，大龙却活得一年不如一年。显然不是老百姓懒惰，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老百姓干得最累，活得最苦。好像也不能责备领袖懒惰，他天天都在冥思苦想，设计那些出奇制胜的蓝图，鞭策全国人民“落实”。

　　所谓“落实”，就是用一个大脑来压制、废除和取代几亿个大脑，由一个公仆来指挥全国一切主人翁的手脚。

　　大脑是现成的，领袖的大脑就是国家的灵魂。它靠政治权力领导一切，以国有和公有的名义占有一切，用指令性计划安排一切。严重的问题是组织农民。因此把刚刚建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重新废除掉，在省、地、县的行政系统之下，设置“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和大队小队的建制，通过集体劳动以执行纪律，通过统一分配以体现奖惩。就这样，在“社会主义”以及“一大二公”的旗号下，公元二世纪一支农民武装所信奉的“五斗米道”，终于和山沟里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成为一体了。

　　这个制度极有中国“公侯伯子男”的特色。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严格的等级和隶属关系，构成上级命令下级和下级服从上级的严密的权力体系。这里是权力的世界，小权力服从大权力，大权力服从更大的权力，一切权力服从最高权力。权力领导人民，人民归权力摆布。有了这种制度，极权政治就得以全面干预老百姓的思想和活动。处在这种制度当中的主人，不可能不和公仆保持一致。公仆要以钢为纲，农民就放下农具炼钢铁。公仆要以粮为纲，牧民就毁掉草原种粮食。公仆不爱麻雀，全国城乡就敲锣打鼓向麻雀宣战。公仆爱公共食堂，家家户户就把小锅砸烂，共吃大锅饭。公仆爱当天下第一，喉舌就异口同声吹牛皮，“亩产几千几万斤”。公仆下令上山下乡，村里人不准进城，城里人则一车一车被往农村拉。领袖的大脑一旦成为全国人民唯一的大脑，一盘散沙立即有了钢铁般的统一意志。

　　意志统一之后，结果究竟如何？不是大跃进，而是大倒退。不是局部性的倒退，而是整个国家全面大倒退。也不是短时间的倒退，而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倒退。不是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没法不听话，不敢不听话。也不是毛泽东的脑袋不好，他拥有全世界最杰出最伟大的脑袋。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知道中国人不是机器。他非常明白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伟大作用，但是从来没有弄明白个人自由在人类进步中的伟大作用。他懂得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惟独不懂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更不懂扼杀不同意见必然导致停滞和僵化。中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多年的下坡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二十多年中的口号、计划、政策、措施，有待于后人一一评说，但是，总根子只有一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有绝对权力的存在。只要存在着这种极权政治，不管什么异想天开的主意都有可能成为最高指示。除非毛泽东不在人世，否则，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不可能撤消或改变。任何人如果要求领袖收回成命，此人必须承担向最高权力挑战的滔天大罪。毛泽东自己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定。因为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真理，最高领袖必须代表全部真理。明明已经铸成大错，他也别无选择，只有死不认错，硬着头皮顶住，否则将不成其为领袖。总之，绝对权力不容许别人纠正错误，自己又不能纠正错误，所以一出错，就一定是全国性长期性的大错。认定绝对权力是停滞和僵化的总根子，是有根据的。

　　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党说成是停滞和僵化的总根子。我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好，共产党也好，本来都是很有朝气的。它们所以每况愈下，是被绝对权力拖垮了。要改，必须把绝对权力改掉。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的主人表示愿意誓死捍卫公仆的决策，也应该依法保障百分之一的主人有权用各种和平的方式向全社会表达不同意见而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提出“免于恐惧的自由”很重要，这是把绝对权力改为相对权力的起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跳出停滞和僵化的泥潭，即使今天挣扎着爬了出来，明天还是要重新掉进去的。

　　（四）绝对权力和腐败变质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主政。他不赞成政治改革，但热心支持经济改革。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神秘，主要是老百姓从国家手里多少收回了一些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同过去比，他们现在多少有了一点所有权和自主权，开始有可能踏上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之路了。迷途知返是值得宽慰的。但是不要忘记，枷锁不是靠赞歌打破的。

　　会不会重蹈覆辙？

　　全面复辟，老百姓不答应，有权有势的人大概也没有喝大锅清水汤的胃口。“人民公社好”是编给毛泽东听的催眠曲，“五斗米道”是他一个人兴衰存亡的命根子，对别人没有吸引力。所以，全面复辟，回到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这种危险，我看微乎其微，不至于。

　　但是，覆辙确确实实存在着。这个“辙”，压根没有被拆掉过。由大大小小的政治权力组成的体系，是超经济干预的主体。拒绝进行政治改革，使这个主体延存下来了。要它不干预经济是办不到的，但改变一下干预的内容和形式是需要的。过去干预生产，现在干预市场。过去是运用政治权力控制千百万人的手脚，现在是利用政治权力来优化少数有权有势的人的命运。过去用的是笨办法，现在的办法事半功倍，更加胜任愉快，何乐而不为？

　　权势者的命运优化了，市场经济却异化了。这种经济，与其说受市场规律支配，不如说受官僚权力支配。官场和市场犬牙交错。官场处处要钱，和市场差不多。市场处处弄权，和官场差不多。只要在自己的领地里，权力总是高于人民，大于法律，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威作福，予取予求。竞争主要不存在于先进和落后之间。机会和资源主要按照权力大小进行分配。和大权联姻的企业，要什么有什么。有大官作后台，就能拥有一切：有来自高层的信息，有资金，有外汇，有定单，有许可证，有销售渠道，有运输条件，能够承受一切风险，亏损再大也能拿到贷款，质量再差也能领到合格证，祸国殃民的豆腐渣工程照样顺利验收，违反法律违反合同在诉讼中照样稳操胜券。和权力无缘的企业，特别是被权力视为眼中钉的企业，则寸步难行，经营得再好，照样倒闭。优秀的劳动者和管理者，照样失业。市场竞争的优越性是优胜劣汰，在竞争的同时把先进因素扩大再生产出来，全社会因而得以进步，得以普遍受益。异化以后，劣而有权则胜，优而无权则汰，权势者在发财的同时，把腐败的因素也源源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受益者是谁呢？

　　这不是新问题。五十年以前，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操纵市场的政治力量。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健忘的话，想必记得四十年代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那是当时条件下官场操纵市场的产物。把当时的状况和九十年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对照，就可以知道腐败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腐败与人的阶级性无关。腐败的严重程度，取决于那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膨胀程度。五十年以前，陈伯达说，中国有四大家族。今天，不少省里市里，县里乡里，恐怕也都有了自己的几大家族。他们运用独占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的海边兴风作浪，把自己造就为无产阶级的富豪。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市场和民主背离的产物。偌大的中国市场，就凭这些家族的宠儿主沉浮！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腐败的罪魁祸首。不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是客观的，公正的。受竞争规律支配的市场，是发展经济的基地，不是腐败的根源。市场加上民主，本来是人类进步的康庄大道。邓小平赞成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没有错。问题在于有市场而无民主，官场插手市场，市场成了官场。受官场操纵的市场不可能不异化成为权钱交易的乐园。腐败的发生，不是多了市场经济，而是少了民主政治。所以，腐败和停滞僵化一样，总的根子，仍然是那个不受公众制约、却能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

　　有人说，再来一次三反五反就好了。这种意见反映了一个神话。三反五反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还少吗？伟大领袖亲自批转全党全国要求普遍推广的“打大老虎”的典型经验，就是一篇信口雌黄的假报告。领袖指向哪里，群众打到哪里，这种政治运动，根本违反民主和法制的基本精神和起码程序，怎么能靠它来建设廉洁政府，建立市场秩序！

　　腐败有葬送改革的危险，因为它把改革的主要成果送进了权势者的私囊。不过我现在还不悲观。我不认为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我认为仍然存在着回天之力。这个力量就是民主。十八世纪的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懂得，依靠公民的权利能够制止政府的腐败，所以《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宣布，“对于人权的无知、忽略或轻视，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由”。四十年代的毛泽东也承认这个道理，他向从重庆风尘仆仆赶到延安来的黄炎培老先生表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跳出那个从执政到腐败的恶性循环的新路，他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我当然不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但是我认为他这一句话是正确的，是真理，没有错。毛泽东找到了新路，可惜自己不走。但愿毛泽东的拥护者能够继承他的遗志，为民主出点力气。我认为，只要中国存在着腐败，存在着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绝对权力，民主的真理就应该大讲特讲，不可不讲。

　　（五）绝对权力和文明危机

　　停滞僵化和腐败变质都不是经济领域中独有的现象。绝对权力并不限于向市场经济和市场规则挑战。它向法律挑战，向良心挑战，向真善美挑战，向人类文明挑战。绝对权力以肆无忌惮为特徵。颠倒黑白，覆雨翻云，操纵舆论，镇压异己，都是它的看家本领。伪善，欺诈，贪婪，争夺，专横，残忍，都在绝对权力的阴荫下象毒菌一样逍遥自在地繁殖孳蔓。绝对权力的腐蚀作用遍及全社会。它导致着全面的文明危机。

　　政治是权力的领地。它是惟我独尊的奥林匹斯山。它有权向一切说不，谁都无权向它说不。

　　法律是权力的手段，是公仆惩罚主人的工具。无法无天是领袖特有的潇洒。法律事小，权力事大，谁敢用小道理来捆住大权力？

　　权力既是科学的老板，又是科学的导师。科学只要心悦诚服地顺从权力的教导，就能得到前途。永远不要企图和权力争辩，这是科学的求生之道。

　　艺术理应为权力效劳。香花使权力快乐，可以多施肥料，让它盛开疯长。毒草叫权力不痛快，必须连根拔掉。

　　道德和权力互为表里。最可爱的道德是向权力效忠。披上权力的外套以后，腐败也能发出令人敬畏的光环。

　　舆论是权力的高音喇叭筒。向权力唱赞歌是永恒的主题。山呼万岁是一切音响中最悦耳的主旋律。

    这里是安徒生笔下的世界，总有人在编织一些美妙的外衣。

　　是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神的同义语，是真理的载体。谁跟权力一起撒谎，谁就是坚持真理的勇士，准能无往而不得利。向权力膜拜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活着进天堂。向权力说“不”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将因此被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对权力来说，最可恨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什么人权，民主，什么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什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公开直接无记名竞争性选举，政党政治，三权分立，统统都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切炎黄子孙须知，一部西洋文明史，是西方人专门为了毒害咱们而编造出来的！

　　把德先生请到中国来，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主张。可惜陈独秀以及他的朋友们已经成为古人了。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没有尝到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滋味。他们经历了朝气蓬勃的五四，没有遇到万马齐喑的六四。

　　我生也晚，不知道七八十年以前的中国人有没有法定的结社自由。我只听说，北洋军阀统治时，由陈独秀发起，召开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而现在，我听说，根据宪法享有结社自由的中国公民业已无权成立政党了。据说，在没有人民的共和国的时候成立政党是革命的，有了人民的共和国如果还想成立政党，即使不叫反革命，至少总是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颠覆政府罪。

　　我知道，１９５０年，中共中央发布过一个《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我不知道国民党有没有发布过类似的决定。不过我知道，陆铿先生揭发孔宋的结汇贪污大案的报导，倒是在１９４７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载了。我完全不知道的是，何年何月，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也能拿出足以自豪的一页来。

　　我知道，中国人在中国的报刊上，一百年前可以读到梁启超鼓吹维新的文字，八十年前可以读到陈独秀离经叛道的文字，六十年前可以读到鲁迅讽刺黑暗统治和愚民政策的文字。我确实知道，在白色恐怖下，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民意的中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享有法定自由的我国公民，现在还有没有在红色的天安门前和国内的舆论媒体上继续发表忧国忧民主张的自由。

　　面对现状，读点历史，我建议，赞歌权且缓唱，忧思需要先行。

　（六）遇上绝对权力，什么都会变质；没有民主，什么药都用不上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句话是对的，用在经济上是对的，用在政治上同样是对的，──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年而政治改革尚未上路的情况下，尤其是对的。

　  中国现在问题成堆，腐败，市场变形，不公平竞争，失业，鲸吞国有资产，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宗教，民族，人权，法制，统一，环境，人口，道德，以至国际社会中的面子和地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民主。有了绝对权力就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什么药都用不上。仔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就能知道，不管什么处方，什么良药，只要和有封建特色的极权政治一结合，就一定变质，变得有名无实：有的无法实施，有的面目全非，有的不起作用，有的适得其反。无药可治的病是最危险的。不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没有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

　　有人怕民主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满以为高压可以长治久安，结果二世而亡。处在大国之间的瑞士，小国，多民族，不靠高压靠民主，然而和睦，团结，稳定，昌盛，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荡，推进统一，承受得住风险，也唯有靠民主。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线。有民主则共和国存，无民主则共和国亡。所以，不要怕民主，民主能救共和国，亡不了共和国。

　　有人提醒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素质低。据说，革命早已成功的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比革命远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会天下大乱，所以必须把公仆请出来当家。他们的话也许有某些道理。但是我不相信中国老百姓比陈希同的素质更差。毛泽东要老百姓造反时，从来不嫌他们素质低，想不到造反成功了，却有人劝告中国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算什么理论！

　　现在处在世纪之交。最好别让绝对权力这个不文明的东西污染二十一世纪。愿中国的公众能在实际生活中享有自由说话和和自由行动的法定权利。愿中国以民主之体进入二十一世纪，成为名实俱存的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