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

看完這本書，就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

說它是夢，是因為夢到了過去。但是它又不太像夢，雖然長長的五六十年 的時間給它蒙上了一層惝恍迷離的薄霧輕紗，然而它畢竟太真實。收在這裡面 的上百篇文章，還有幾十幅圖片幾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過、讀過，學習過， 並且宣傳過的。這些文章講話與文件都發表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６年，正好 是我上大學到參加工作的時代。我曾經據以領導過當時的抗日民主學生運動， 這些文章就是我們當時的口號和綱領。抗戰勝利後我到了新華日報。雖然我是 新手，輪不上我寫這書裡面收的文章，我現在也沒有能力辨認這裡的哪篇文章 是誰寫的。但是我還分明能記憶起這些文章的作者們的音容笑貌來，他們大多 已經過世了：范劍涯、鍾穎、陳馳、鄒適今……且不說名氣要大得多的領導人 潘梓年、章漢夫、張友漁、夏衍……。當然還有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 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自己就是當時的一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活 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 在國民黨統治下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捨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麼滋味。

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

但是誰又騙了我呢？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幹過的事嗎？ 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於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 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說自己曾作了莊嚴的承諾嗎?這樣說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懺悔，但是我配嗎？

有一個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中共黨員。１９５７年的時候在駐外使館工作。使館本來是不劃右派的，不知怎麼他忽然在夏天回國一行，結果當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與我重逢，我問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說，\"我在美國把那麼多留學生都動員回國了，他們紛紛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脫了，怎麼對得起別人呢？\"

我只能說，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而且 是極右分子。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抗戰壓倒啟蒙。這是得到許多人贊同的，我也曾經以為此說近乎情理。戰爭總是要限制一點人民的自由， 民主如英美，凡事關軍事機密的新聞，也要送審，何況民主意識十分薄弱，自 由權利十分脆弱，而專制主義又根深柢固的中國。但是讀完這本書，卻發現事 情未必如此簡單。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強調： \"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中國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 前進一步\"（《先聲》第３頁）；\"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 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先聲》第６頁）。類似的言論充塞 在這本書中。

其實，就整個抗戰時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而言，毛澤東和共產黨主張民主的言論，本書失收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澤東在１９３７年５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不行。 \"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的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 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的建立。\"他又說：\"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２４３－ ２６４頁）

憑這些，怎麼能得出結論說，抗戰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當然，這是共產黨方面的要求，如果執掌着全國政權的國民黨相應不理， 也還是沒有辦法。但是，國民黨好歹接受了共產黨方面的意見而決定對日抗戰 了。抗戰開始前夕，以武裝對抗國民黨十年而且自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 共產黨就已經取得了合法地位，從\"匪黨\"變成\"友黨\"了。八年抗戰，使中 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約略類似於兩黨並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有了 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 開頭所說的\"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 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毛澤東選集》第３卷第６５５頁）。不過這 個比喻實在不大恰當，因為國共兩黨歷來都是擁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 其實是很表面的，內里都是極力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甚至吃掉對方，因此合作 幾度瀕於破裂，總算勉強拖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到１９４６年，舉行了中 國歷史上代表性最廣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實現中國人民的百 年大願--民主憲政時，連《和平建國綱領》都協議通過了，但是就是因為國 共雙方在軍隊國家化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上相持不下，使會議的結果歸於 流產。會議在慶祝成功半年之後終歸破裂。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 的，中國的命運還是要靠武力來決定。

事實上，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曾有過六次民主啟蒙運動，第一次是十九世 紀末的戊戌（１８９８）維新。第二次是辛亥（１９１１）革命，推翻了清朝， 使傳承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從此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但是卻並不能阻止更精密 嚴酷的專制主義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第三次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新 文化運動。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樹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 旗，給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是１９２７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 打倒了軍閥，重新統一了中國，把五四精神最粗淺的觀念推廣到了全國各地。 第五次是１９３７年的抗戰開始以後，後來因為軍事上失利，抗戰越來越艱難，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也越來越大而使民主運動趨於消沉。直到１９４４年末 日本失敗的徵象已露的時候，才又出現了第六次民主運動的高潮。抗戰勝利以 後，百年國恥已經洗盡，租界已經收回，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領事裁判權已 經撤銷，中國已經以五大強國之一的身份不但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而且成為 手中握有否決權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人們認為１８４０年以來中國最大 的民族願望－－實行憲政民主已經伸手可及了，因而熱烈參與討論起\"民主建 國綱領\"來。這場運動一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完全消滅國 民黨在中國大陸二十年的統治，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綱領才算結束。

　　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抗日戰爭勝利帶來的民主啟蒙運動的結束也是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最後結束。十一年以後，還有一次為響應偉 大領袖毛澤東的號召而進行的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然而那不過是以前歷 次民主啟蒙運動哀痛而悽厲的回聲而已，凡是鳴放了一聲兩聲的右派分子的悲 慘下場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了。

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而迄無成就，不但說明了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的東方大國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說明樹起了民主 與科學兩面大旗的五四運動實際上並沒有使二者在中國紮下根來。中國人從根 本上說並不懂得什麼叫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誰都說不明白民主的前 提是什麼？必要條件是什麼？所有上面所說的歷次民主運動過後，就根本沒有 人進行認真的啟蒙教育。八十多年來民主之說盈中國，實際上不過是一句時髦 的邀買人心的口號而已。

首先證明這一點的就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與\"賽先 生\"也就是把\"民主\"與\"科學\"請進中國來的陳獨秀就根本沒有搞懂什麼是 民主。雖然他先驅之功永不可沒，但是在五四運動的第二年（１９２０年）也 就是他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前一年，就在《新青年》（８卷４號）上發表文 章《民主黨與共產黨》，反對起資產階級民主而鼓吹起無產階級民主來了。他 說：\"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家階級在人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 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 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里，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 的反對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 特錯。資本和勞動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裡去 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 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任何國家裡，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 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 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 的，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６７頁， 三聯書店１９８４年版）無產階級民主由陳獨秀這樣的雄傑之士來提倡，其價 值與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陳獨秀是中國左派的開山祖師，從此以後中國所有 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經過二 十年的磨鍊閱歷而重新覺悟回歸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來了。但是他十年前的思 想已不是他能挽回的了。他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的《我的根本意見》中說： \"民主主義是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於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 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 一個空洞名辭，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 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 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同年９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還列舉了他認 為的民主政治的幾個必要條件：\"㈠議會由選舉產生；㈡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 殺人；㈢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㈣思想言論出版自由；㈤罷工本身非犯罪 行為。\"此外他還說，\"無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能 是領袖獨裁。\"

陳獨秀的二次覺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前的思想已經經過擴大宣傳 而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的心中牢牢地紮下根了。當時的陳獨秀已是\"刑餘之身\"，貧病衰老，僻處江津小城內。他的話已經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可能知 道，以他當時\"托派\"的身份，也只會被認為是\"叛徒的囈語\"，只有當年與 他並肩戰鬥過的老朋友胡適才加以重視，加以露布，然而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 起來了。

看一看《先聲》就可以發現，許多模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還經常提到蘇聯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 《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其中說\"蘇聯－－真正人民的國 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先聲》第１５７頁）最嚴密的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封鎖竟使這位可敬的長者根本看不見蘇聯已經從肉體上消 滅了一切被認為是不順從的人，除黨的報刊而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出版物的事實，反而主動地為它作義務宣傳。

尤其突出的是，當時被認為進步的立法院院長孫科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４日 在軍政座談會上說，一個民主國家要有三種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德日法西斯國家只講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個政治自由，只有蘇聯還有經濟自由。這話在今天看來真是淺薄之至，但是我們當時卻把它奉為至理名言， 把報上登的他這篇發言，抄成大字報，廣為宣傳。《新華日報》也把他寫進自己的社論。（《先聲》第６７到６９頁）總之，讀者要是仔細研究本書，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左派其實並不真懂民主，連民主的常識都沒有。不妨打開本書 第十五頁到第二十三頁，看看當時名望很高的張申府寫的《民主原則》，就可 以發現，這位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清華大學的哲學教授、羅素的朋友、著名的民主人士對於民主原則的解釋實在是混亂一團，與前面所引陳獨秀言論的乾脆明了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他還算定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可笑的是，當時作為左派學生的我們，水平可能更低，信心反而更足。尤其是蘇聯在１９３６年搞出了一個\"斯大林憲法\"，在１９４１年因為納粹的 進攻而以民主國家的一員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後。 　　

蘇聯的無產階級民主由革命初期規定的，工人階級五萬人選一名蘇維埃代 表，非無產階級二十五萬人選一名代表開始，此時已發展出一套稱為民主集中 制的制度。我雖然年紀還小，倒也似乎曾經研究，學習過一番，很覺得它法理 嚴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多麼辯證！好 像比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孫中山主張的\"人民有權\"， \"政府有能\"，更加\"簡潔\"。可憐從來沒有過民主經驗的中國人，只要在文 字上掉一個槍花，就連專制與民主都分不出來了。只有後來嘗夠了幾十年無產 階級專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實際上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民主可言，才認識到康生所 說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乃是大實話。

當然也不能說二十世紀中國一個懂得民主的人都沒有。五四以前，至少嚴復是懂得的。五四以後，胡適和由他帶出來的一批留洋學生，如蕭公權、錢端升、張奚若、羅隆基、儲安平……應該是懂得的。但是，首先從數量上說，在當時號稱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中就不過是零頭的零頭，不但不足萬分之一，也 許不足百萬分之一。這批人在一個基本上實現了民主的國家裡也許都足以有為， 但是在一個專制主義已成國民思維定勢的國家裡，實在是一點施展的餘地都沒有。嚴復晚年歸於保守，擁戴袁皇帝，也許也是認為中國只有實行君主立憲制才有出路。至於胡適等人一輩子只能痴心於改良而又始終等不到改良的機會。 國共談判的時候，胡適曾致電毛澤東，建議中共轉變為一個不憑藉武力的議會政黨，成為中國的第二大黨，然而這話也不過是痴人說夢而已。

現在有人惋惜，胡適的建議沒被採納，中國失去了一個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機會。這實在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的話。在我們這些左派眼裡，他是\"拉偏架\"，是替國民黨\"為虎作倀\"，根本不該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勢力迅速擴張，決定了中國的前途。

根據馬列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中國民 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給農民就算是完 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這樣對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義，可以說與上面陳獨 秀所悟到的民主的定義，也就是現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認識的民主簡直是風馬牛 不相及。然而，當時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接受這樣的定義，它當 然嚴重地阻礙了我們得到對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認識。

民主的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 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毛澤東卻在１９３７年歸納了十一種不怎麼合乎\"黨 性\"的行為，稱之為\"自由主義\"的表現，專門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可以說是敗壞了自由主義的聲譽；同時他更是不斷地批評個人主義，直到稱之為\"萬惡之源\"，從而切斷了對民主的正解。

還有一點可以證明中國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這個詞在中國用得泛化已 極。就我個人經驗所及，沒有哪一個國家如此濫用這個詞兒的。\"某某人很民 主，某某人不民主。這種做法不民主，那種做法真民主。……\"這樣的話幾乎 隨時隨處都可以聽到，也不知該怎麼翻譯才能使外國人聽懂。中國古來沒有的 \"科學\"這個詞兒也用得一樣泛濫。引用一句毛澤東愛講的辯證法：\"什麼都 是它，就什麼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真的是夠得上這個格 兒了。另外，也許還可以加上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沒有的\"真理\"這個詞兒，在五四以後也流行得離譜，我們都是隨時準備為\"真理\"而犧牲的。

最近，我曾問一個我同時代的同學和戰友\"什麼是民主？\"，他的回答是 \"民主就是反獨裁\"。這也許可以代表我們當時大部份人的認識。甚至我們的 師長一輩學識大大超過我們的民主人士，如馬寅初、聞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 根據這樣的認識而被捲入毛澤東所說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抗戰開始以 後，國民黨屢遭敗北，卻又不思改進，貪腐日甚，導致群情憤慨。然而蔣介石 仍然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張，獨裁與腐敗 的程度有增無已，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識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 原因。１９５７年，毛澤東在反右派運動中發明了一個\"反面教員\"的概念。 不過這個概念事實上並沒有使他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處，反而在歷次政治運動 中，因為人為地製造反面教員而逐步敗壞了他自己的威信。不過在抗戰開始以 後的整個四十年代，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反面教員\"卻實實在在地幫了他的 大忙。無數的知識分子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因為反蔣反國民黨而被吸引到了共 產黨這邊來。

由於中國人對民主完全沒有經驗，民主的政治覺悟極低，他們反獨裁的時 候根本沒有考慮到老的獨裁者打倒了以後極可能會有新的獨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國傳統的王朝輪迴一樣。像英國人那樣在對德戰爭剛取得勝利而對日戰爭 尚未結束的時候，就把自己的戰時領袖、民族英雄邱吉爾選下台去，以防他集 中大權而成為獨裁者這樣的政治智慧，是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國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國人只能留在口頭上的又一個原因， 是因為在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還有一個比抗日，比民主更高的價值， 那就是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幾年才發現了胡適的價值的我，在六十年前跟大批進步青年一樣是不大 看得起胡適的，認為他戰鬥性太差，我們景仰的是戰鬥性最強的魯迅。魯迅的 洞察力；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對阿Ｑ性的揭露與鞭撻， 其力度都是無可比擬的。毛澤東說魯迅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這話也許不 夠確切，然而以魯迅晚年思想發展的傾向來說，這個評語並非沒有根據。我們 都是跟魯迅走的，走着，走着，就是要走向共產主義。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 情，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光榮，是我們心甘情願的歸宿和目的。

上面，\"我\"變成了\"我們\"，因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說，我的思想歷程 大體上代表了與我同時代的左派青年\"進步\"的歷程。我今年年近八十，還敢 不嫌狂妄地說，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年齡 段的知識分子（當時都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大體上都經歷過相似 的歷程，而這一批人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骨幹。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打 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贏得相當的民心，取得若干的成就，這一個年齡段的 人的功勞是主要的。稍後於魯迅帶領我們進入馬列主義理論之門的是艾思奇的 《哲學講話》（後來改名為《大眾哲學》，成為暢銷書了）。再深一點，就是 米丁的《新哲學大綱》，比起《大眾哲學》來，可以稱得是權威的巨著。除此 而外，還有可以包括社會科學幾乎全部領域的三本書。李達的《社會學大綱》、 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分量都差不多。奇 怪的是，內容也差不多，講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簡單一點說， 就是社會發展史。這些書，我大體上都讀過，我的印象是，對我們那一代或者 幾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大概都是這樣由啟蒙而起信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 我在上海的舊書攤上買到過一本河上肇著，陳豹隱譯的《經濟學入門》，我曾 把它從上海帶到北平燕京大學，還有沒來得及看，就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日 本人占領學校，我因為怕出校門時被搜出來而沒有帶走。這是１９３８年王亞 南、郭大力的《資本論》全譯本出版以前，中國關於馬克思主義最高深的著作， 大概是比我大十歲以至二十歲一代人的啟蒙讀物甚或是高級讀物了。當然其他 各色各樣的啟蒙讀物還有很多很多，但是以上所舉已足以代表。至於奉斯大林 的旨意編寫，被毛澤東稱為\"共產主義的百科全書\"的《聯共黨史》，當時國 內極難見到（我倒在成都地攤上買到過一本莫斯科中文版）。它的普遍流傳成 為\"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的聖經\"，是更後的事情了。

此外，無論如何不能忘掉的還有斯諾的《西行漫記》。此書於１９３８年 出版以後，立刻風行全國。一個美國人以客觀的立場讚揚共產黨，使我們那一代的青年無不為之傾倒。我曾把此書介紹給一位比我大四十歲而對共產黨素無認識的老先生看過，他的評語是：\"照這書裡寫的看，共產黨人不但個個是天兵天將，而且個個是大聖大賢\"。這本書的作用，抵得過許多本一般性的啟蒙讀物與理論著作。在這方面早兩年出版的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也是一個範例，雖然分量與影響要小得多。

對當時的左派來說實際上有兩重價值。第一重價值當然是民族主義，要打 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價值就是經由社會主義革 命而達到共產主義。照我們相信的毛澤東的理論，這兩者不但毫無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有沒有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有。但是它已經完全包括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里了，可以說實際上，並無獨立的民主這個價值。我們叫抗日叫得這麼起勁，叫民主叫得這麼起勁，實際上不僅為着抗日，也為着革命。

有人發現《先聲》九十多篇文章中絕大部分是在重慶發表的，在延安發表的不過十來篇。在當時看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實行的已經是新民主主義了。它已經是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 了。還有什麼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對尚未解放的中國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蔣管區和日占區的。

現在是人們漸漸了解１９４２年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怎麼樣發展到荒謬 絕倫的，完全罔顧人權，違反民主的審幹與搶救運動，製造出成千上萬的\"特 務\"的慘劇的事實了。老實說，我當時在成都也看到過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 但是我一概不信，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的造謠。後來到了延安，知道這是真的了，但是向我講自己被迫承認是特務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發發牢騷，當笑話講講而已。最嚴重的評語不過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絕對沒有一個 人把這種做法提到違反民主、人權的原則上來的。韋君宜的《思痛錄》，現在 讀起來當然傷心酸鼻。但是她當時也還沒有從原則高度來認識。

這正好證明了中國左派對現代民主毫無認識，也正好證明了他們除了抗日 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革命的價值。毛主席說，為了革命必須把屁股轉 過來，也就是轉變立場，他們跟着做了，直到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 毛主席說，把他們打成特務是搞錯了。他們又跟着改口，也並不覺得有什麼可 恥。\"識大體、顧大局\"是中國傳統中極高的道德標準，用現在還流行的話說， 是\"被爹娘打了一頓，你還能怎麼樣？\"為了革命的利益，個人受一點委屈又 算得了什麼？正是因為有着比抗戰的價值更高的價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釋。

１９４１年４月，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艱苦時期，\"中國人民的偉大朋 友\"蘇聯居然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裡面竟然有這樣的內容： \"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 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它對中國的傷害，正如同１９３９年 ８月蘇聯同納粹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對波蘭和整個歐洲造成的傷害一樣， 它理所當然要激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抗議。連共產黨的老朋友，沈鈞儒、 黃炎培、王造時……這樣的人也都向蘇聯發出了抗議。但是奇怪的是，這樣一 件大事在重慶不過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幾個漣漪而已，並 沒有引起什麼轟動。我不知道當時的《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是怎麼反應 的，只知道在重慶是由周恩來出面找那些有意見的民主人士談了談，大概總是 說蘇聯在帝國主義包圍下要保護自己這個社會主義祖國，決不會損害中國的利 益，而且最後是有利於中國的長遠利益的，不要\"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之下一 時衝動\"。（《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３３３頁注２）為什麼這樣一件大事， 輕易地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已經把自己的 意識形態掌握住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進步學生\"。只要學生不鬧事， 就不會有大的風波。

現在可以看到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６日《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 見》了，其中說\"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地提高了\"。\"蘇日聲明互 不侵犯滿州和外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的。現 在蘇日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但對外蒙有利，即對於全中國爭取解 放也是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絕不能像有些投機家， 總是希望蘇聯同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 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志氣的傢伙。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 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民族的神聖事 業，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必是贊助我們這種事業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第７５－７７頁）

我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我沒有看到過這個文件，但是不用看到，我也一 定會擁護的。蘇聯還能有錯？中央還能有錯？毛主席還能有錯？

對比尤其明顯的是，１９４６年年初，由於蘇軍在東北拆遷機器，並且殺 害中國工程師張莘夫，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學生進行抗議遊行。說實在的， 其規模之\"大\"可能在中國是空前的。我當時正由成都到重慶，一路上看到鄉 下的田間小道上都有中小學生排着隊，搖着旗子喊口號。一到重慶，就讀到了 《新華日報》的社論：《愛國不等於排外》。

當時蘇軍在東北搶掠姦淫的惡行，雖然我們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國人 知道的是很多的，僅僅因為大學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動，也就並沒有引起 多大的風波。相對比之下，僅僅一個月前昆明的\"一二·一\"與一年以後，北 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萬學生抗議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而舉行的示 威遊行。其勢頭之猛烈簡直不能相提並論。

革命的價值壓倒了民族主義的價值，當然也就壓倒了民主的價值。這兩重 價值說並非我的一己之私見。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在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義 論》裡就公開聲明：\"誰人不知，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 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 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 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６８０頁）

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也分不清什麼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 的。所以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為爭取實現民主憲政，組織聯合政府而努力時， 我們擁護。當談判破裂，政協失敗，中央一再傳達下來說\"國民黨不肯跟我們 搞聯合政府，我們就單獨打天下，省得拖泥帶水。\"我們也擁護。經過二十多 年的\"新啟蒙\"，整個中國的左翼，已經完全賓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 了。

可能是中國百年來的處境是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 緣故，馬列主義的思潮－－共產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傳播特別迅速，特別有效。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說，\"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 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 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第６９１頁）我們當時看到這話，都認為是合乎事實的。我談不上有 多少學問，然而幼承庭訓，也讀過一些古書，從小學到大學受的是完整的正規 教育。中學畢業以前也自己看過《資治通鑑》這樣的大部頭書，然而只要一接 觸到馬列主義的通俗讀物，就立刻為之吸引而折服。第一是覺得它的道理新， 第二是覺得它的體系廣大而完備，第三是覺得它的論證嚴密。真是自從盤古開 天地，三皇九帝到於今，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大學問，它把什麼問題都回答 了，都解釋清楚了。中國的古書，還有我耳聞目睹的洋書，壓根兒就沒有能與 之相比的。雖然現在再看這些書的時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輕 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的，只有欽佩讚嘆，以至頂禮膜拜。

由這種對主義的崇拜一直發展到黨的崇拜，對馬恩列斯毛的個人崇拜（或 譯個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這個名詞與中國今日之所謂邪教，是一個詞 兒）。到延安以後，我聽到一種說法，說是某某人真是狂妄自大，竟自以為 \"老子天下第六\"。為什麼是\"天下第六\"呢？原來，那裡最狂妄的人也不敢 與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這句流行的話反過來證明了對領袖的崇拜的程度。

我以為自己在同時代的左派學生中對\"資產階級民主\"的知識和理解恐怕 還可以算比較多的。我不但在大學裡修過六個學分的政治學，而且還自學過王 世傑、錢端升的《比較政府》，還有戴雪的《英憲精義》，都是商務印書館出 版的部頭不小的\"大學叢書\"，還有一本被國民黨秘密逮捕的費鞏教授寫的論 英國政治的書，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這些都敵不過上面所說的《新哲 學大綱》之類。為什麼會這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識不足，不能把 學得的新知識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來認識。我因為領導成都的學生 運動，對昆明的學生運動也有些了解。知道西南聯大同時有一個名叫殷福生的 學生，年令大概略大於我。此人後來以殷海光的名字，在台灣成為中國民主運 動史上著名的戰士，也由於他對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為一代宗師， 是一個非常值得欽佩的人物。然而，在我們當時的眼裡，他無非是一個\"反動學生\"而已。

八十年代，國門打開了，我在國外結識了幾個與我同時代的左派學生，他 們出國三十多年，都是學有專長，在各自的領域內頗有成就的人。他們擁護共 產黨領導下中國發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們自以為當時為了個 人目的出國，不能與祖國人民同甘共苦，是有違良知，永遠負疚的事。這從另 一面說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價值何等強大。

也許，這一切都可以歸因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一個世界性大思潮。中 國一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都是從俄國引進的。五四是俄國十月革命 兩年之後發生的。俄國當時曾宣布廢除過去與中國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 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始終未曾收到這個聲明，而且後來也不見有進一步的事實 表現，但是俄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經牢牢植入中 國愛國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比我大了二三十歲，我不 敢說了解他們的思想發展的過程，只能從歷史書的記載中猜想他們大概也是由 救亡與革命雙重價值的驅動而走上建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道路的。

據說，十月革命之初，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還不算太大，俄國在人 們心目中一直是戰亂貧弱的國家，但是到１９２９年被認為\"黃金遍地\"的美 國發生經濟大危機，危機蔓延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長期沒有起色以後，證明 了馬克思主義的預言果真應驗如神。與之成為對比的是１９２８年開始的蘇聯 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到四年完成。這不但使馬克思主義聲威遠播，更大大提高 了把它化為實踐的列寧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後者成為全世界左派的無可置疑的領袖。

這確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大思潮，而且對信仰這個思潮的左翼來說，還是最 高的價值。不但是消息不夠靈通的魯迅，會相信蘇聯沒有大饑荒（其原因基本 上同中國農民消極抵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糧食短缺因而造成饑荒一樣） 的謊言，還要為之辯護。甚至親自到蘇聯去過而且看到一些蘇聯統治集團的特 權與迫害異己的暴行的羅曼·羅蘭也還要為革命的利益而不願透露真相，而要 把當時的日記保密到五十年後（實際上已到蘇聯瓦解改制以後）才發表。除此 以外，許多著名的世界級的知識分子，如科學家約里奧－居里、藝術家巴勃羅· 畢加索都成了共產黨員。

我是晚輩，無緣得識這些大人物，不過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訪 問美國了，也有機會與那裡的學者長談了。奇怪的是，他們對我這個人的\"共 產黨員\"身份頗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齡比我略長的丹尼爾·貝爾和丹尼爾· 布爾斯廷這樣的大名家都說，二戰前後，自己都是左派，都相信馬克思主義。 當然。他們在美國那樣的環境下，都沒有\"為自己青年時代的信仰而鬥爭到 底\"，反而陸續形成自己的社會理論，成為民主價值的捍衛者。這些，在他們 大概都談不上有什麼轉變，而我們在中國的進步青年卻都走上了充滿大折騰的道路。

六十年後回頭看，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什麼都不懂，既不懂什麼叫民主，也不懂什麼叫共產主義。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個場合當着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面說： \"我二十歲的時候，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計劃經濟，不但自己心裡一清二 楚，而且還能說服別人，讓他跟我一起幹革命，現在我六十多了，才發現自己 其實什麼都不懂。\"當時正是全國熱烈討論公有化與計劃經濟到底怎麼搞的時候。我說的是大實話。 　

雖然如此，我以為我當時的思想是純潔的，不是指自己為人處世一點私心 雜念沒有，而是指自己對自己的理想的態度。還記得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上旬， 國民黨軍已攻下張家口後，蔣介石決心召開國民大會，國共談判破裂，《新華 日報》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後消失之時，報館領導人，總編輯章漢夫給我一 張火車票，對我說：\"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軍送代表團的飛機去延安。以 後如果幹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見；幹得不好，那就永別了。\"我雖然心裡也有 些酸楚，可是並無什麼震動，只覺得義之所在，理所當然，並沒有想到我參加 的竟是在三年後大勝國民黨，統治全中國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為一個勝利者，一個解放者，直到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

最近有一位老同志問我：既然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說過\"走俄 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他又說\"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 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 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又在《新民主主義論》裡說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是\"以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為指導的\"，又說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 義世界第一部分\"，又說，中國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 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第６５５－７０４頁）實際上這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在１９４９年 勝利，新民主主義已經實現了。以後的任務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了。 為什麼現在還有人認為應該實現新民主主義呢？新民主主義難道不是同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一樣必須由無產階級，因此必須由共產黨領導的麼？這個問題提 醒我，不論毛澤東如何讚揚民主、要求民主，他沒有一次不是同時強調共產黨 的領導，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來中國人在過去 半個世紀中的狂飈中像枯枝敗葉似的翻滾飛揚，其原因也不妨以對\"民主\"和 \"革命\"的價值理解不同來解釋。

以民主為最高價值，當然要問為什麼言論、出版、遷徙、居住、結社（包 括組黨）的自由……沒有兌現？為什麼沒有代議制，沒有反對黨？為什麼沒有 人身保護狀，沒有無罪推定論……？

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當然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以求達到純而又純的 共產主義在中國實現，不但要解放中國人民，而且要力爭為天下先，做全世界 各國各民族的榜樣。為達到目的，當然也不妨講究一下策略，照顧一下覺悟不 高的人們，把各種自由權利當做最低綱領招徠一下。如果革命進行得順利，勝 利得快，那就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根本沒有什麼諾言兌現不總現的問題。 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論採取什麼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釋一切。

然而，目的本來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

後人讀這本書可能覺得最費解是，其中居然有許多讚揚美國民主的文章。 尤其是毛澤東公開對謝偉思說，美國應當出面干涉。毛澤東說\"假如美國堅持 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美國人 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讚揚他\"。\"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 應當成為美國的活廣告\"。（《先聲》第１０１頁到１２０頁及以下）這些以 及許多同樣的話，也許人們在今天聽起來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其實是很好 理解的，還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過，我們這些\"進步青年\"糊塗的地 方就在於居然認為美式的民主與蘇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現 在，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其糊塗實在不亞於當年的我 們。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才能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今天西歐 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這樣。建立在專政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是 沒有可能與自由主義互動的。

我是一個自己對革命作出了承諾的人，又是對民主略知皮毛，而對某些人 作出過承諾的人，因此在這翻滾飛揚之中，特別暈頭轉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 別強烈。現在垂垂老矣，我自以為總算找到了答案。中國還是要以民主為最高 的價值。中國人民只要確實得到了民主，自會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錯了， 碰了釘子，也只有通過民主重新找該走的道路。這就是現在世界上所有先進的 國家（可惜還不是大多數國家）所選擇的模式。我相信這是世界各國人民遲早 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輕時候信仰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最籠統的說法就是\"經濟決定政治\"。現在，在閱盡滄桑而後，我看到：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社會可以適應各種不同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而仍然能穩定地進步。專制則不但可以壓殺民主，不讓它發展；也可以壓殺生產力，不讓它發展。用事實證明這一點，可能是二十世紀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儘管付出的血和淚實在太多了。

２００１年４月(7/22/2002 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