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七嘴八舌失去控制的会议

　鲍彤

　　二十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成为历史。这次会议，拉开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使改革开放得以起步，顺应民意，方向正确，非常难得。

　　从１９６６年起，整整十二年，中共中央全会统统都在肯定和歌颂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惟独这一次会议正确。为什么？

　　理论家们正在百家争鸣。有人说，因为实事求是。有人说，因为有个好领导邓小平。有人说，因为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我不敢苟同。我不是理论家，不会按照理论说话，只知道根据事实说话。事实是：今天所说的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二十年前谁也不知道，谁有本事把不知道内容的旗帜举起来？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是这次全会以后逐步确立的，怎么能够成为这次会议成败的决定因素？实事求是，毛泽东讲了几十年，为什么毛泽东自己做不到，九大十大十一大做不到，十一届一中二中全会也做不到，只有三中全会做得到？所以我认为，那些说法，隔靴搔痒，解释不了真实的历史。

　　照我看，三中全会所以开得好，因为它是一次失掉控制的会议，七嘴八舌的会议，有言论自由的会议。多数中央委员没有和死去的毛泽东和活着的华国锋保持一致，他们转向人民，和人民保持一致，运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把会议开成一个能够接受来自人民的压力，因而敢于实事求是地承认错误的会议。

　　这样说有没有根据？

　　有根据。根据三篇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一篇是《三中全会公报》，一篇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最重要的一篇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上的发言（１１月１２日）。顺便说一下，仔细读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力量对比和形势的改变，不在三中全会而在为它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才是三中全会的灵魂。

　　陈云发言很短，不到两千个字。首先是这么几句：

　　“华主席说，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接着，陈云提出了六个问题：薄一波，陶铸，中央组织部的两个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天安门事件，以及康生的错误等等。

　　当时存在着来自民间的强大压力。华国锋想逆天行事，定下了基调，反对把压在人民心上的问题拿到会上来讨论。陈云自己没有和中央主席保持一致，相反，他要求中央全会和人民保持一致，对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不是维持过去那些错误的决定，而是作出新的平反的决定。

　　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震动全国的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从《公报》和邓小平讲话的第三部份中都可以看出，陈云在东北组发难，得到了多数中央委员响应。他们不同意华国锋定的基调，不同意把这些所谓“遗留问题”交给“有关机关”去“解决”，也就是不同意拖着顶着老是不解决。相反，他们顺着陈云提出的问题，七嘴八舌扯开了，一扯扯了一个多月。

所以公报说：“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从两句话中可见端倪：一句是邓小平的话，“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另一句是公报中的话，“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陈云是八大选举的副主席，过去由于没有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失了君心，被贬为普通的中央委员。这一次，他没有和华国锋保持一致，却得到了人心，重新被选为副主席。形势变了，华主席毕竟不是毛主席，控制不住局面了。

　　对会议不能夸大。头号“遗留”问题──刘少奇的问题没有人敢提出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彭德怀，只敢提“骨灰应该放到”哪里，不敢问毛泽东反右倾到底反得对不对。对老百姓最关心的人民公社问题，仍在唱老调，什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稳定不变”等等。所以邓小平作了这样的估计：“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为什么在宪法明文保证公民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居然有“许多人不是那么敢讲话”？邓小平没有分析。不过公报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个一定要扩大的风气，显然是指即使实际上没有言论自由也要“敢讲话”的风气。

　　这次会议以前，没有人敢对伟大领袖毛泽东讲半个不字，也没有人敢对英明领袖华国锋表示不敬。现在好了，要“扩大”敢讲话的风气了。陈云不买华主席的帐，老百姓也可以不买毛主席的帐。华国锋失去了控制能力，毛泽东及其语录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策和规矩从此就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了。过去全党必须和一个人保持一致，今后全党应该听谁的？邓小平认为应该听人民，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邓小平讲了“无论如何”四个字，“无论如何”者，没有例外也，任何时候不能同群众对立，对立了就不配当领导，更不配自称为共产党。当时邓小平说得多好。根据这个原则，老百姓张开嘴巴讲话了，许多干部也代表老百姓讲话了。于是三中全会上不敢讲和来不及讲的更多更大的问题，会后在全国范围内被老百姓七咀八舌提了出来：为彭德怀开追悼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反右倾，躲躲闪闪步步为营地否定反右派，放下三面红旗，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等等等等，尽管步履艰难，总算一个个提上了日程。三中全会本身的成果是有限的，远远比不上全国老百姓七嘴八舌的成果，但是第一张骨牌毕竟是在三中全会上倒下来的。

　　所以我认为，三中全会的精髓是言论自由。中国公民有权七嘴八舌，有权不和领导唱一个调。领导无论如何不得同群众对立，领导有责任顺应民意，领导必须同老百姓保持一致。谈三中全会而不谈言论自由，叫做空谈，或者叫言不及义。真要举三中全会的旗帜，首先应该举言论自由的旗帜。

（１９９８－１２－１０）

再谈七嘴八舌的三中全会

　鲍彤

　　今年是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明年是庐山会议四十周年。

　　两个会议，都是中共中央开的。一个起死回生，一个祸国殃民，为什么？

　　有人说，因为一个实事求是，一个不实事求是。话是说得圆满极了。不过毛泽东既然在打倒王明博古时举的是“实事求是”的旗帜，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在庐山不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有冒牌货，所以非有防伪标志不可。对现在中国的会议来说，最起码的防伪标志，我看莫过于七咀八舌。

　　你不是标榜“实事求是”吗？好极了。当代中国起码有两大“实事”摆在你面前看你承认不承认：第一，中国人存在着不同意见，第二，中国宪法明文保障公民有言论自由。谁把这两大“实事”踩在脚下，谁就不配在中国谈什么“求是”。即使是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即使他掌握了完整而又正确的真理，即使他天天在用实事求是的理论教育全党全民，只要他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可以判定他已经丢掉了自己实事求是的本钱。所以这个防伪标志是很灵的。

　　允许七咀八舌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不准别人讲话肯定违背实事求是，这是从庐山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对比中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

　　毛泽东剥夺彭德怀的发言权，毁了庐山会议。可是，华国锋主席不是也想捂住别人的嘴巴吗，为什么三中全会开成功了？

　　是的，华国锋不是不想学毛泽东。华国锋也要把三中全会控制起来，他一开始就反对大家把彭德怀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等等“遗留问题”提到会上来讨论。翻翻“陈云文选”第三卷就明白了。

　　华国锋定了个基调：工作重点要转到建设上来了，会议要一心一意谈四化，不要谈运动，运动的“遗留问题”可以由“有关机关”去妥善解决。这个基调，冠冕堂皇，滴水不漏，谁能反对，谁敢反对？

　　华国锋还有个法宝，叫做两个凡是：第一凡是毛泽东说过的，第二凡是毛泽东决定的，凡是这两种东西，谁都不准说不。要知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反对毛泽东岂不等于危害国家安全！这顶帽子谁受得了！

　　可是陈云在东北组放了一炮：华主席讲得很对，不过有些问题影响大，中央不考虑，别人不好考虑。陈云提了六个问题。其中第四个是关于彭德怀的“骨灰问题”。他说：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没有讲文化大革命和反右倾，只提了一个小小的“骨灰”问题，但是一涉及彭德怀，就非同小可：彭德怀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主角，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海瑞罢官”的主角。只要讨论他的“骨灰”，无论如何躲不开文革和反右倾。

　　六个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天安门事件。陈云说：“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毛泽东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陈云说，不，这是伟大的群众运动。陈云向毛泽东唱反调，但理由很充份：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吗？反对四人帮是反革命吗？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是反革命吗？华国锋想驳，驳驳看，驳得倒吗？陈云不愧为三中全会的英雄。

　　庐山会议上也有一位英雄彭德怀，可惜被毛泽东镇压下去了。许多人本来抱着和彭德怀相同的观点上庐山，看到毛泽东翻了脸，除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几位以外，大家噤若寒蝉。其中的原因或理由，一是怕自己遭殃，再是怕毛泽东这面神话般的旗帜一倒，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天下大乱。毛泽东倚仗从遵义会议以来积累的老本，利用多数中央委员这种苟安心理，断然扼杀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正确意见。

　　三中全会和庐山会议不同。从一个月后陈云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可以证明，他这次发言得到了热烈响应。大家心里清楚，苟安是没有好结果的。因为不仅有庐山的教训，也有了文革的教训：彭德怀失败后，毛泽东更加神气了，自以为不但有本事战胜别人，而且有本事战胜真理，他变本加厉，发动了使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上绝路，把在庐山用沉默帮过他大忙的多数中央委员各个击破，纷纷打成走资派。庐山和文革使人猛省：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天下大乱的根源，不在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而是想捂尽天下人嘴巴的毛泽东。所以陈云发言以后，很多人和他一起，一起七咀八舌，一起捍卫自己的发言权，逼得华国锋穷于应付。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终于以“北京市委”的名义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

　　由此可见，在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不是不想控制，而是在大家七咀八舌的压力下失去了控制。发言权不能靠领袖恩赐，要靠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和捍卫。事关言论自由，当仁不让，一定要争到底。不争，何以对宪法，何以对人民，何以对良心？这是可以从两个会议对比中得出来的另一个结论。

　　三中全会的可贵之处，是在一个时期内，把这种七咀八舌敢讲话的风气从上层扩大到基层，从一党扩大到社会，把会上有限的成果，扩大为改革开放的局面。

　　三中全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把这种可贵而又原始的七咀八舌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只有风气，没有规矩，言论自由不巩固，今天到手的，明天可能丢掉。邓小平当时有句很好的话：“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幸的是，后来领导人看法果然变了，大概是忙于解决“生存权”问题去了，对公民的政治权利没有兴趣了。所以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是得靠我们自己起来争取。靠恩赐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