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
──紀念胡適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朱學淵推薦
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起網界廣泛評論，其中又涉及胡適、魯迅等人思想，乃至對顧准、李慎之等人反思行為的評價，公正之餘，過獎和苛責也不少。文豪唐德剛先生是胡適的\"關門弟子\"，著有《胡適雜憶》。德剛先生的文章，許多人沒有讀過，或者讀得很少，因此我在GOOGLE.COM上羅得一篇，向大家介紹。但那又是一篇\"掃描\"下來的文章，標點乃至中西文字錯謬很多，所以做了一些訂正，但水平所限，難免疏誤，望諸君取其要義。
去年六月二日，曾隨司馬璐、周策縱、蘭征等先生往訪四月間中風，腦部受損的德剛先生，他開門時竟問老朋友周先生：\"你找哪一位？\"這鈎起我心中一番酸楚。畢竟一代文豪睿智猶存，入座後就記憶恢復，又妙語連珠了，談的大都是胡適的事情。德剛先生對先賢也有批評，如要面子，想做官；少年得志，畢生為重名所抑壓。可見胡適也是個凡人。
胡適和魯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明\"轉型\"時代的偉人。胡適有方向，而且主張寬容有序地緩進；而魯迅則憤激而主張文化顛覆。經過百年實踐，這兩種相輔相成的思維的\"是非高下\"，已經很分明了，但\"非者\"、\"下者\"並非\"壞人\"。顧准、李慎之都是從舊共產主義者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轉化的人物，他們的行為都是積極的，有進步意義的。而以半個多世紀前中國之局面，籠統地將\"舊共產主義者\"貶為反社會進步的反動勢力，而今天又不許他們反思，都是不近情理的；今天我們要反對的是：\"沒有方向\"的\"緩進\"或\"不進\"的主張。
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
--紀念胡適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唐德剛
在一整部的《傳統世界文化史》裡面，更具體的說，也就是20世紀以前的世界文化史裡面，我們底《中國文化史》所占的分量--(且讓我大膽假設一下)--大致是三分之一強，或二分之一弱。而在這撐起傳統世界文明半邊天的中國文明中，起棟梁作用的東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諸子百家，到中古時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際的程朱陸王，以至於20世紀的康孫梁胡，嚴格一點來說--也就是以胡適的文化階層為座標來衡量--其總數大致不會超過一百人。
在這一百名的東方文化巨人中，今年剛滿冥壽一百歲的胡適之先生，便是這百人中最近的一位。這便是我這個\"適之先生的小門生\"，開門見山，替胡老師在中國文化史中，乃至傳統世界文化史中，所定的位置。為先師在歷史中定位，而且定的是一個相當具體的位置，我自己承認是相當大膽的。當然這只是一種門生弟子，對業師的\"私諡\"，但是我個人相信這私諡距離歷史事實，並不太遠。在下是一個在現代西方大學本科教授世界文化史的專業教師。現在做這樣大膽定位，實在也是從我的職業里，長期教學心得和比較研究之後，所得的結論。是否有當?還要胡氏門生故舊，和親胡、反胡，以及中間客觀的\"各黨各派\"專家學者，和賢明的讀者，不吝指教。
一、\"胡適的文化階層\"是什麼?
先說說什麼叫做\"以胡適的文化階層為座標\"。\"座標\"(Co-ordinates)是數學和統計學中用以規範統計數據的縱橫軸。更簡單的說，它就是做統計和比較的基層標準。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他褒貶歷史人物也有個起碼的標準。這標準便是\"鄶國\"--\"自鄶以下無譏焉!\"我們今天也以\"胡適的文化階層\"為座標。我個人就認為，與胡適同一階層，或更高階層的中國文化巨人，不超過一百人。而在這一百位巨人中，適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後的一位，卻不是最低的一位。
在50年代的中期，美國的《觀察雜誌》，也曾以類似的標準把胡適提名為\"當代一百名最有影響人物\"之一。(見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100MostImportant People，\"LOOK，Oct4，1955p．40)這一百人中，華裔只有兩位。另一位是晏陽初先生。胡氏當時並未以此為榮；我個人當年亦以其所舉非偶，而不以為然。
可是今天我自己也以\"胡適的文化階層\"為座標，認為三千年來出生於中國的文化巨人(注意：不是政治巨人)不過百人而已，那末這裡推算的具體標準，又在哪裡呢?這兒我們就得看看，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具體表現了。
二、一位九項全能的學人
胡適是中國學術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項全能的專家學者。我為什麼不乾脆用通俗的體育名詞\"十項全能\"，而減掉一項呢?因為十項全能和\"萬能\"一樣，除在體育場之外，只是個抽象的形容詞，言其百能百巧而已。而我這\"九項全能\"，則是經過適之先生生前自己認可的具體項目。他自己承認他在這九個項目里，都\"做了一些工作\"。這九個項目是：一、哲學思想，二、政治思想，三、歷史觀點，四、文學思想，五、哲學史觀點，六、文學史觀點，七、考據學，八、紅學的藝術性，九、紅學的人民性。事實上，這九項都是1954年大陸上的\"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家協會\"，替胡氏聯合擬定的。他認為胡適這個\"資產階級的學者\"，在這九項科目里都有\"流毒\"，所以列舉出來作為全國工農兵大眾和知識分子一致\"批判胡適\"的項目。
我記得當我把這張\"菜單\"式批判項目送請胡公過目時，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顏開，大為高興。我因而問他：有沒有一兩件\"該批判而沒批判\"的項目，可以加上去?\"湊滿\"十項，豈不更好?如此，則郭沫若不就可以再寫一部\"十批判書\"了嗎?（詳見\"胡適口述自傳\"第十章）胡先生大笑說，\"九項九項，九項九項!\"其實那時要由我來加，我可加上第十項：批判胡適對佛教禪宗的偏見。
胡適是韓愈以後，打和尚打得最起勁的學者。他說，\"個個和尚都說謊。\"和尚們聽了也只能大念其阿彌陀佛。所以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表現，實在是一位（他自己笑納的）\"九項全能\"（其實是十項）的大專家、大學者。
三、學報性的原始貢獻
胡適在上述九項(或十項)的\"貢獻\"或\"流毒\"，又大致可分成三類九等。第一類或可叫做\"學報性的原始貢獻\"(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General Scholarship)。胡氏治學範圍極其駁雜。在上述十項之內的每一項里他都能寫出極高水平的原始貢獻。其深度往往在各該行二三流專家之上。從他十九歲時執筆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到他七十歲還孜孜不倦的《水經注》等等，數十年\"拿繡花針\"的功夫，都屬於這一類。那是一種象牙塔內，純學術性的工作，這也是任何學人教授、碩士博土，都應該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輕重、貢獻有大小、成績有上中下之別罷了。生為今世學人，如連這項起碼的工作都不願做，那就要變成美國學界的三字經所說的\"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了。
記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黨史\"專家的蕭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興奮地和他談了一個多小時的中共黨史，使蕭君大為折服。我們辭出之後，蕭君向我翹起大拇指說，\"胡適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識\'，真了不起。\"我問蕭，\"高到何處呢?\"蕭說，\"二三流專家以上的水平吧。\"細分起來，我們這個\"人文科學\"（胡適口頭語），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個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所以胡適之先生實在是個不世出的\"曠世奇才\"，一位博覽群書、博聞強記、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內，其\"學\"可能不及各該行的第一流專家；而其\"識\"則往往有以過之。\"見多\"始能\"識廣\"。如此，則一些只會鑽牛角的小專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專材，在\"見識\"方，他就無法與融會貫通的胡適相提並論了。正因其如此，胡適在人文科學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個專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勁敵\"。擂台遍打、拳友如雲。這也就是50年代中共舉國批胡的精華所在。那時大陸上的批胡學者，雖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辦事，然其中亦有好多舊仇，是藉機泄憤的。
老實說，大陸上批胡，台灣就不批了嗎?非也。大陸明批，台灣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國學大師錢穆，就暗批了一輩子。不過錢氏所批的只限於\"國學\"。至於胡氏最精彩的\"西學\"，他就無從置喙了。其實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整理國故\"，而是他所說的\"再造文明\"。
要走上\"再造文明\'這一更高階層，那就不是專倒中國字紙簍、專鑽中文故紙堆的國學大師們所能勝任的了。這是一種\"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
四、啟蒙性的文化掛鈎
什麼叫\"現代化\'\'呢？恕我不揣譾陋，且自問自答一下。從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來看。將\"中\"比\"西\"，論雙方\"古代文明\"（比諸古埃及、蘇瑪利、巴比倫），中方可能略遜一籌，然亦伯仲之間也：比諸中古大黑暗時代的歐洲，則\"西\"不如\"中\"矣。可是在近代期（18世紀以後），西方文明來了個大躍進，中國文明來了個大躍退。兩兩相較，\"西方\"就變成了\"先進\"，我們就變成\"醜陋的中國人\"了。
所以近百年來我民族的文化建設，當務之急，便是：\"向先進學習\"。\"先進\'者\"西方先進國家\'\'也。\"向先進學習者\"\"西方文化\"也。老實說，我們從魏源（1794～1857年）的\"師夷之長技\"，到張之洞（1837～1909）的\"西學為用\"，到胡適（1891～1962）的\"全盤西化\"，實在是我們向先進國家、先進文明學習的三個主要階段。我們要首先\"趕上先進\"，繼而\"超越西方\"，然後才能鑄造一個有自己內容的\"現代化運動\"。在這…-系列的\"西化運動\"中，胡適之先生實在是最全面、最有系統、也是最有成績的一位倡導人。他底工作是真正需要\"中西之學俱粹\"，才能得其三昧，引蛇出洞，把中學與西學掛鈎。那不是小腳放大的國學大師們；更不是粗通漢學，甚或不通漢學的\"假洋鬼子\"們（借用魯迅名詞），所能做得到的。所以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二類，也是更高一級的貢獻，應該叫做\"啟蒙性的貢獻\"(Contributions of Enlightenment)。
寫啟蒙性的作者和作品,在學術水平上，可能遠不如、也可能遠超過寫第一類\"學報性\"的作品和作者。因為那都是一種面向群眾深入淺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體（Popular Writing）或新聞體（Journalistic）很難被習於學報型、集刊型的學術圈所接納。因此它的學術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讀者的學術修養了。就以胡適的成名作《文學改良芻議》來說吧，它表面看來是一種空泛無當，內容問題重重的社論、邊(專)欄一類報紙文字(Opinionated Journalistic Writing)。今日吾人如以類似的文章投諸港台的報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諸什麼學報或集刊，那就更不必說了。事實上，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第一次在紐約發行的《留學生季報)（四卷一號，1917年3月出版）出現時，也沒哪位老幾，正視他一眼。可是一到陳獨秀、蔡元培諸公眼內，它就身價百倍，一躍而成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
可是胡適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那也是一部啟蒙性的不世之作，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先秦名學史》後來衍伸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實在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巨著。可惜作者不識時務，誤將\"明月照溝渠\"，大材小用，把這篇光彩輝煌，有\"啟蒙性貢獻\"的傑作，誤當成學報性的文章，作為\"博士論文\"投入哥大這個漢學溝渠。不幸五大主考都不通漢學（夏德略識漢文）、不諳精義，看不懂這篇論文，所以博士生胡適就吃癟了。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手稿珍藏室．細玩該篇（那顯然是1927年以後，哥大選為\"珍品\"收藏的），審查一位主考（疑是夏德）用藍色鉛筆的潦草批畫，真為考生胡適不平。哥大博土出身的李又寧教授，對此比我更為氣憤。她曾告我，她立志要開個國際會議，為胡適之先生\"博士論文\"平反。真正啟蒙性的作品，不是我輩普通學人都可以寫的啊！它也不是水準不夠的學者，可以隨便看得懂的啊！至於有些教授和秘書們問我，胡適的論文，又不是用中文寫的，為什麼杜威看不懂？我想這問題還是不回答的好。
所以胡氏在上述的第一類\"學報性\"的貢獻上，大致可以說是\"學重於識\"的。搞\"學\"那是看功力的。\"十載寒窗\"、\"三更燈火\"，用功的學人，苦學自必有成：--胡適之確是我個人所知道的最用功的前輩學者之一，因此他學富五車、名滿天下，實在不是偶然的。但是治學單靠用功也是有其極限，尤其是從\"傳統\"走向\"現代\"；從\"翻書\"走向\"電腦\"。例如胡老師搞了十多年的\"水經注\"。將來如麻煩\"電腦\"，恐怕那只是幾個禮拜，甚或幾個小時的事了。
可是胡氏在第二類\"啟蒙性\"的貢獻里，那就是\"識重於學\"了。\"學\"是可用功去學的。\"人一十之己百之，人一百之己千之\"，龜兔競賽，老子非把你趕上不可，這是用功可以學得到的。烏龜尚且做到，何況人乎。可是\"識\"就不然了。\"識\"是學不到的。
五、我國聖賢的社會作用胡適只是他們之中最近的一位罷了。
可是我們的民族卻是個古怪的民族。在我民族史裡面就缺少了\"上帝\"這個萬能的東西。因此上帝爺在其他民族中所享有的一切權利、義務和榮耀，在我們民族裡就被我們的民族英雄、聖腎、豪傑所分享了。--尤其那些無拳無勇的高知聖賢，他們殺人無力，危害不足；遺臭萬年，沒個資格；而他們偏又聰明睿智，能說會講，為我們團體生活，制禮作樂。他們多半也是人品可愛、人格完美，所作所為，福國利民，所以就萬民仰止，一枝獨秀，流芳千古；貢獻有限，而社會對他也就\"報酬\"逾恆了--胡適便是這項民族文化特產中，最近的例子。我幼讀《大學衍義》中之名句，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等等，總認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偉大的空話之另一章。及長曆盡憂患，逋逃絕域，接觸既廣，涉獵亦多。午夜沈思，對少年期田園所習，竟時多反思，每覺我古聖先哲之名言，實多出於超人智慧與非常體驗，不可以\"偉大空話\"、\"封建唯心\"等偉大的空話把他們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胡適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Chinese ＆ Foreign]values）我們兼采中西之長，不冬烘、不酸腐，也非冒進、非暴力，來\"再造文明\"，才是正當的途徑。--胡適的途徑。所以我們可以說，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三類的貢獻，便是他與社會和時代交互為用的集體貢獻，一種宗師型的\"劃時代的貢獻\"(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開拓了一個時代；而這時代卻是歷史和社會栽培他、呵護他和扶持他來集體創造的結果。很自然的，他也就變成這個時代的發言人了。這一階層的貢獻，實在是思想界、學術家，對民族文化和人類集體文明，最高形式的貢獻--也可說是\"聖賢階層\"的貢獻；我們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換言之，要找出個\"民族共同意識\"（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們代勞，我們就只好自己動手了。\"自己動手\"爾我均有此心而無其學；有其感而無其智。這樣我們就要仰賴一些更有智慧的聖賢來替我們作發言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我們經過一百年的磨練，如今才選出一個名叫胡適的國大代表，我們集體的，一天天地把他趕向聖賢之路。要他做我們這個時代的發言人。一位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貢獻，升華到這個最高境界，則文字的表達，往往都是多餘的了。
六、宗師形象與\"不立文字\"
事實上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師周公旦，既無一字流傳。所謂《鴟鴞》之詩，\"周公之禮\"等等，都是後人的附會和偽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於比較可靠的《論語》、《檀弓》二篇中，覓其一鱗半爪，而二書均為\"群弟子、記善言\"，非聖人手着，至於\"五經\"的本身，那就更問題重重了。它們都是儒家的經典。但是它們與孔子本人的關係，則是個天大的問號了。
如此說來，朋友們或者要問，則我國古聖人周公、孔子豈不都成為\"白手起家\"了?斯又不然。蓋他二人都是主宰我東方文明的儒教的開山宗師。他們與當時的社會與時勢相互運作，奠立了我民族當時的\"共同意識\"；規範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這種\"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綜合既有經驗，抽絲剝繭，而作其發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詞簡意賅的。《論語》《檀弓》所記，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於後來的《五經》《九經》《十三經》……乃至經書滿屋，那都是滾雪球式的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同樣的，我們如談這一階層的胡適，就不能拘於胡適的什麼著作了。他已變成我民族現階段的一個時代的\"宗師\"(Master of the Age)、一個\"形象\"(Image)。他已超脫了什麼《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適全集\"。--簡言之，他在我國當代歷史上的\"形象\"\"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進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脫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們今日要談\"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適\"。\"胡適\"就是\"主\"；\"民主\"就是\"胡適\"。二者已無法分割了。其實\"胡適\"並未有系統的發揮過\"民主\"的理論，但是\"胡適與民主\"這項題目，今後將要被繼起的\"胡適學\"專家們去\"發揮\"(Commentaries)它一千年呢。以後的\"三禮\"\"三傳\"，還多着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體導論，反而是次要的了。這項發展遠景，今天才是個開端。
其他有關胡適的科目，如\"新思想\"、\"新文學\"、\"新詩\"、\"白話文\"、\"實驗主義\"等等，無一而不要走向這條路。其實胡適又寫過幾篇深入的研究實驗主義的論文呢?一篇也沒有嘛。但是今日又有誰能把\"胡適\"與\"實驗主義\"分開呢?\"胡適\"就是\"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就是\"胡適\"嘛。朋友！這就是胡適在歷史和社會上的作用，也是歷史和社會對胡適的栽培啊。這相互為用的發展程序，是個歷史的\"偶然\"；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啊!但是我個人這一看法，只能為我祖國的知者道，而不能與生長於異文化的洋人言也。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大時，便曾向哈佛來訪的研究生賈祖鱗(JeromeB．Grieder《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的作者)作如上的解說。那時他顯然沒有聽得進。他後來大著上那些對胡適並不太重視的評語，事實上都是中西文化隔閡的結果--不同文化的漢學家很難了解中國\"聖賢\"在歷史上、社會上，所起的作用呢。
七、\"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
我在這裡，把我的老師胡適之說得與聖人同列，有些反胡的朋友們，可能早就嗤之以鼻了。其實我這兒着重的也只是他在\"第三類\"的貢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一面。近百年來現代西方各種新制度的挑戰之下，我們傳統中國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們需要一個適合\"現代\"的新的民族意識，和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在尋覓這個新意識、新方式的無數賢達之中，適之先生實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績的，繼往開來的大師。因此這個\"胡適的幽靈\"（胡氏生前自嘲語），今日還在海峽兩岸，大顯其聖。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惡魔所懼的最大神靈。對這座偶像，我們應該焚香頂禮到底。
至於胡適在\"第一類\"所作的學報性的原始貢獻，他也不過是個戴東原、陳寅恪罷了。余英時說：\"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試問在中國學術史上，哪一位考證大師的考證，是無懈可擊的呢？說到胡老師那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陳槍爛袍，早該進博物館了。我們應該承認它在歷史上的貢獻；我們更應該知道，那一套在現代已經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謂\"雕蟲小技\"也。
胡適在\"第二類\"啟蒙性的貢獻，是驚天動地的。但是啟蒙畢竟是啟蒙。如只是啟蒙而不臻於成熟，那就流於膚淺幼稚了。
啟蒙作品是革命宣言、牆上標語。扇動性很大，時間性也很大。一旦時過境遷，則意義全非。就說作新文學規範中\"八不\"的\"不用典\"一條吧，首先犯禁的竟是胡適之自己。他在後來寫的那一篇重敘文學革命緣起的文章，其題目竟然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不是一條典故嗎?在胡適那時，\"逼上梁山\"可能只是\"不避俗語俗字\"，而在我們現在，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用典\"了。胡適\"知法犯法\"，\"不用典\"云乎哉?
再說陳獨秀、胡適當年，為大力推行白話文，矯枉過正，北京大學在招生考試時，考生竟不准用文言作文。那時考生人人會作文言。為提倡白話非強迫他們改變一下不可。未可厚非也。70年過去了。大學考生如今人人也都會寫白話，不會寫文言了。如果\"文言\"今日仍然是投考北大的門禁，那就豈止食古不化哉？簡直是\"十分混帳\"了。
再說\"白話詩\"（今日叫做\"新詩\"）吧。胡適當年提倡的目的，是要它\"語體\"易讀、易懂，\"作詩如作文\"。可是70年發展的結果，恐怕天下文字，沒有那一種比中國目前的\"新詩\"，更難懂、更難讀、更朦朧、更晦澀、更\"不合文法\"了--這也是\"新詩老祖宗\"胡適當年所未嘗想到的罷。
所以我們研究和繼承\"胡學\"，不能教條化，更不能食古不化。我們要掌握他歷久不磨的真知灼見；我們也要練習我們自己，知昨是而今非的判斷能力。我們的老師是\"聖之時者也\"。適之先生生前教導我們，最歡喜徵引\"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師雲崖和尚。於是有人問洞山，\"你肯先師也無?\"（贊成老師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又問：\"為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
\"胡適之先生講學一輩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學生們\"做個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讓人牽着鼻子走\"。所以我們繼承胡學、研究胡學，就千萬不能忘掉這一條胡適遺教的中心要義。對老師我們要\"半肯半不肯\"。我們要不受人惑，就要先從不受老師之惑做起。
作為本文結束，我敢大膽地說：不肯定胡適的大方向，中國便沒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適的框框，中國學術便沒有進步！
--1990、12、17日胡老師百歲誕辰之夕，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