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鲍彤

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百维新或戊戌变法。维新是现代化的意思，变法则是改革的意思。戊戌运动的参与者，想通过改革使中国由古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变法失败了，没有达到目的；但它的意义并没有因失败而丧失。它是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那是使人眼花缭乱的103天。知识分子纷纷上书，皇帝频频下诏，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从京师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做官的路子要变了。过去一千多年，熟读四书，会写八股文，会做格律诗，就有可能当个大大小小的官。以后不行了，要变了，考试不再注重古书上的经义，要考如何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策论了。读书的地方要变成洋学堂。书的内容也得变。圣经贤传将被新的教科书所代替。新课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些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洋书”，从令人大开眼界的自然科学，到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新知识新理论。办学堂！办工厂！造机器！修铁路！架电线！开银行！发钞票！练新军！行将出现多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东西，它们统统来自西方！连种地也得用西方的新发明新办法！

朝廷也要学西方！好多冠冕堂皇的衙门要“即行裁撤”。办理学政，农政，工政，商政，邮政，路政，矿政等各方面事务的新机构将逐一设立。要办农会，商会，甚至还要开西方式的洋报馆！还要象西方那样,“伸民权\",“开议院”！这些新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全是从西方来的。过去闭关锁国，坐井观天，总以为中国天下第一。后来，西洋人来做生意，传教，互相有了来往，也有了纠纷。中国和他们打了许多交道，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打了几十年仗，才知道自己处处不如人，堂堂的中央王国，其实比那些所谓“蛮夷”“番邦”落后得多。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向西方学习。不变法，不学西方，死路一条。最痛苦的教训来自日本。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个东洋国家放在眼里过。四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究其原因，是他们变了法，改掉了以华为师的千年老规矩，开始实行以西化为内容的维新。可见问题不在东方西方。落后的东方，只要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把自己腐败的旧制度改掉，建立西方式的新制度，将来也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于是一部份最敏感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请求变法维新。光绪皇帝下了“明定国是”的上谕，相当客气地批驳了墨守旧章的保守派，比较明确地肯定了主张“博采西学”的维新派。维新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似乎大有希望，可惜，只轰轰烈烈了一百天，就被慈禧太后所支持的保守势力压下去了。维新派被打散了。谭嗣同等被杀头，尽管没有哪一位天子下旨给他们“平反”过，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慈禧亲手把这六位君子送上了永垂不朽的神坛，使他们从此成为改革的象征。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作为一个运动，失败了。但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过程的开端，它是永存的。戊戌志士们提出的许多异端邪说，只要无损于皇太后（即无损于“中学为体”的那个“体”）的利益，或先或后，都公开地或者悄悄地合法化了。当初镇压和出卖维新的头面人物们，包括袁世凯在内，后来也纷纷宣布“咸与维新”，标榜自己本来就是领导时代潮流的先进分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形势比谁都强，连超权威的慈禧皇太后也挡它不住。戊戌以来的一百年，尽管阻碍重重，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的进程始终没有断绝，这个过程依然存在着，在困难中挣扎着，曲折地发展着，任谁也扼杀不了它。

孙中山总结的三个问题和迄今的进展要使中国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转上新的轨道。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提出了好多建议。他们看准了非学西方不可，可惜对西方知道得不太多。在风气初开的时候，那是无法避免，不可苛求的。对中西都有深入研究的孙中山，是康梁以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也远远超出前人。他在浩如烟海的问题堆中理出了头绪。他认为，中国存在着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要问题。这是一个视野宽阔，含义深刻的结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先后缔造了以此为纲领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在孙中山的感召和推动下进行的辛亥革命，把中华帝制即采取君主形式的独裁制度扫进了垃圾堆。可惜，在同其他形式的独裁专制制度继续展开斗争时，他溘然长逝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赍志以殁，没有看到主义的实现。回顾一下中国在解决孙中山所概括的民族民生民权这三个问题方面的进展，可以测量出过去一百年中，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继孙中山任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对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谈不上什么贡献。他自己就是个独裁者，在主政期间，除了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做过一些好事以外，把精力放在争权夺利，镇压异己上面。

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毛泽东，对孙中山抱有相当敬意，对三民主义的评价则不太高。他也许不太了解孙中山的富有民主精神的民族主义。 但就提高中国的民族地位这一点而言，毛泽东作出的贡献比别的人大一些。摘除“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毕竟是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事情。

中国的民生问题，毛泽东解决不了。他推行土地改革，支持建立骨干工业，对发展中国经济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可是他从苏联搬来了几座大山，压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至于他自己异想天开的创造，包括那些连绵不断地向左转、向公转、向穷转的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当然也包括他最后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尽管他绝对不许别人说半个“不”字，其实没有一招是行得通的。中国经济被他用政治力量逼进了死胡同。他去世时，连他一手选定的接班人也无法讳言：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民权问题，毛泽东更解决不了。他确实说过一些“不要搞一言堂”之类的话，那是说给别人听的。他自己的命根子恰恰就是一言堂。外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一言堂。吃过几千年家长制苦头的中国人知道，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一言堂无非是专制独裁的婉词。在中国，毛泽东君临一切，惟我独尊。他说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一句话就能叫国家元首变成阶下囚。在这位以无法无天为荣的领袖的心中，人权自由民主到底能占多大位置？怎么能指望在他领导下解决民权问题！毛泽东的死，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得以着手进行，民生问题正在开始解决。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搬掉国有制、计划经济、铁饭碗、大锅饭等几座大山，走市场经济的路。亿万中国人都为经济改革出了力，领导人也出了力。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出了力。在这些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邓小平起的作用比别的人大一些。禁锢中国经济发展的枷锁，是毛泽东套上的，毛泽东虽死，余威犹在。没有邓小平这样一位有地位的领导人的全力支持，胡赵万谁也没有充份的力量足以到“太岁”头上去动土。把千千万万中国人创造的历史归功于一个人是不严肃的。但是，中国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毕竟是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开始的。至于民权问题，邓小平也没有解决。正如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是中国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一样，六四天安门事件也是同一个胚胎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里，还从来没有出过那种事件。这是常识。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说。

总之，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有很大提高；中国的民生问题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正在开始解决；但民权即民主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时而进一两步，时而退一两步，基本上在原地蹒跚徘徊，没有走出千年封建制度的阴影。可以作这样的估计：从戊戌起，走了一百年，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门槛上。

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门槛”

对当代中国来说，民主是现代化的门槛。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立法程序。它体现着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民和作为受体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它所体现的关系，是古代社会所没有，而为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民主和人权（公民权利）、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平等（法律地位平等）一起，互相配套，构成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规则，即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有文字以来的古代社会，是靠统治和和服从运转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还没有脱离野蛮状态。现代社会是靠人权自由平等民主运转的──因此，人类进入了文明。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启动社会运转的“软件”，正和空气和水一样，是不可须臾或离的。缺了这些“软件”，“硬件”就无法起作用，或者无法起应有的作用，有的成为徒有其名的摆设，有的扭曲变形，异化成为相反的或莫名其妙的东西。反正，如果不肯跨越民主这个门槛，绝对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这些简单的道理，在所有现代国家里，早已进入和浸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不言而喻的公理。可惜，在中国，即使在已经去世的那些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中间，也不一定大家都把民主看成阳光和空气。比方说，毛泽东对民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很看重。他平生的得意之笔是带兵和打仗。打仗，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你活我死，没有民主可言。至于带兵，讲讲民主作风以维系团结是需要的，把民主作为军队的根本制度加以实施是断然不可以的。须知军队的根本制度是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军队内部官兵之间的根本关系是我命令，你服从。毛泽东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再三再四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老百姓都能象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希望把全国的老百姓统统组织在省、地、县、社、队的等级之中，如同军、师、团、营、连那样，如同公、侯、伯、子、男那样。他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种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的得心应手指挥如意的关系。他以为，依靠这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既然已经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当然也可以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太热中于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了，相形之下，他对一般社会组织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相当生疏。他不了解战时军事体制跟平时建设体制之间的根本区别，更不了解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他很懂：没有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即使有枪有炮，也不成其为能征惯战的军队；他不懂：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即使有了电脑，也不成其为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邓小平的经历，和毛泽东差不多。有一点不同：邓年轻时，在法兰西住过，那里是博爱平等自由和民主政治理论的故乡。可惜这段短暂的时光，没有使人道思想和民主意识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邓和毛一样，是一位坚强果断的领袖。领袖在取得领导权以前，需要人民支持，也爱讲民主。掌握领导权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成为如何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了。归根结底，千百万人民的愿望体现于一个领袖的意志之中，因此，领袖可以听取人民的建议，人民必须执行领袖的意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实现领导的，他当然赞成，否则，他反对，不喜欢，至少是嫌它麻烦。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议会制度，竞选办法，三权分立，他没有兴趣，因为有一条非常务实的理由：那一套东西麻烦，扯皮，没有效率，办不成事情，不能学，没有用！该办什么，不该办什么，领袖已经定下来了。人民的作用是替领袖办事情。对办事情来说，真正有用的是命令和服从，民主除了添麻烦以外，能有什么用处呢？是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惟有领袖是负有领导一切使命的人 。对于领导一切的人来说，执行统一意志才是“大道理”，什么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统统都是“小道理”。 “小道理”得服从“大 道理”。下级不服从上级，行吗！ 能够领导一切的公仆只有个把人，而受人领导的主人却是成千成万成亿成兆的中国人。后者的需要和前者并不相同，至少不完全相同。问题在于，中国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到底要不要民主？如果老百姓不想做主人，自愿放弃民主，那当然可以按照毛泽东的志趣，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歌声中，把官兵之间的命令和服从的关系继续全力移植到十二亿老百姓中去，大可不必实行民主那种老扯皮很麻烦的制度。反之，要是老百姓要民主，那就得来真的，从民主这个门槛上迈过去。

中国人要民主

近五十年来，先后有两种很流行的理论。 先是有一种理论说，中国人不应该搞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那一套，因为它们姓资不姓无，中国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倒退，倒退是反革命的。后来又有一种理论说，西方那些被《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约》肯定下来的规范，也许不姓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当务之急，应当慢慢来，中国经济太落后，不应该超前，超前是脱离实际的，不符合中国特色。两种理论，立论针锋相对，结论殊途同归。先后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的，其实是同一学派的自家人。他们群起而转移阵地的事实表明，姓资姓无的旧理论在全世界面前坍了台，只好放弃。至于眼下的新理论能否成立，中国人是否落后到自愿不要民主的程度，民主是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看看历史，看看现实，就清楚了。中国经济确实落后，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低得多，这是事实。但是，一百年来中国人为民主而斗争的历史，同样也是事实。两个方面的事实合在一起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既要起来解决民生问题，也要起来解决民权问题，既不愿饥寒交迫，也不愿做奴隶。蒋介石主政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时候，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难道比现在高吗？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要求 “兴民权”，岂不更是大大“超前”了吗？八十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岂不更加没有“中国特色”了吗？五四运动把德先生请到中国来，是不是也请错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风起云涌的“反独裁，要民主”的学生运动，到底符合不符合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如果至今还轮不到实施民主政治，那么，当年的慈禧皇太后和袁世凯蒋介石等等，岂不统统成了中国最最从实际出发的大政治家了吗？整整一部中国现代史到底该改写成什么模样才能自圆其说呢？

似乎1949是研究历史和评价民主的一条分界线：1949年以前，中国人是要民主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前赴后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英勇斗争是正确的，──这一点，大概大大小小哪一位理论家都不好出面否认。成为问题的是1949年以后。按照这些理论家的理论，似乎中国一解放，中国人就变了，从此不要民主了；民主的性质似乎也变了，从此不再具有革命的属性了，如不打上资产阶级的印记，至少犯了不符合中国特色的错误。好像只有把民主打入另册，才算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

不过，这种评价，若非有意歪曲，起码出于无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并不这样认为。请听半个世纪以前，有两位先生，一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另一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的一场历史性的谈话。黄先生问，中共诸君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那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政怠宦成”的周期律的支配，不蹈历史的覆辙？（“政怠宦成”是句古话， “宦成” 意思是“当了官”、“掌了权”，“政怠”意思是“不争气”、“拆烂污”。所以把这四个字翻成现代白话，意思是“一旦当官，大权在握，就不争气了，拆烂污了”。）毛先生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由此可见，毛先生认为，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民主不但不是可怕的洪水猛兽，反而是能够鞭策共产党自强不息的法宝。倘想绕开民主这条新路，改走不民主的老路，共产党的生命和活力就不可能保持。如果出现“政怠宦成”的情况，对共产党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除非理论家们能把毛泽东驳倒，否则两者必居其一：要么走民主的新路，要么重蹈历史覆辙。理论家们如此怕民主，惟独不怕“不争气”，不怕“拆烂污”，不怕受“政怠宦成”周期律的支配，原来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是这种东西！毛泽东一辈子说过不知道多少话，他的话和别人的话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的话颠倒黑白（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等等），有的话反复无常（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辉指示等等），但是这个用民主来对付“政怠宦成”的设想，无疑是非常可贵的，确实应该载入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宝库，学而时习之，始终不渝地发扬光大之。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找到的这条新路，连他自己也没有走。试想当年执政之初，如果真能主动跨越民主这个门槛，走上民主这条新路，切切实实建设民主政治，那就可以断言，中国不仅在政治制度方面早就大有建树，大可自豪地走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前列；而且，依靠民主制度，应能避免多少全国性的决策错误，少定多少极左政策，少搞多少劳民伤财的群众运动，少出多少冤假错案，少摧残多少人才，少缴多少学费，少做多少错事蠢事，少走多少回头路，──当然，另一方面，又能多做多少有益于文明有益于公众有益于人类的好事！果能如此，非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不会由于决策不民主而受到长达几十年的惨重磨难；而且，依靠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市场的规范，应能及早建立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根本上防范以权钱交易为特色的各种腐败现象的孳生。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亲兄弟。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等于文明繁荣昌盛。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必然是官僚资本，等于腐败。不民主是腐败的根源。腐败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是见不得人，黑箱作业和幕后交易是他的命根子，保密是他的护身符。权贵和富豪结成亲家，当然不怕当官的，也不怕有钱的。他们怕什么呢？怕公开性，怕透明度，怕曝光，怕记者采访，舆论谴责，怕竞选，怕议会，怕质询，怕听证，怕弹劾，怕公开审判，怕家丑外扬。一句话，腐败怕民主，怕在一切现代国家中行之有效（却被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及其信从者们谥为“姓资”）的那一整套民主制度。不走民主的新路，光说反腐败，缘木求鱼，难矣哉！除非自甘决策错误，除非爱好腐败蔓延，谁说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谁说建设民主制度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发展民主和发展市场，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不可分割的任务。应该说，这个任务，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早就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可惜再三再四地被耽误了。正因为如此，今天更应急起直追，不该以任何借口按兵不动。这样说，岂不更加符合历史，符合现实，符合真理，符合人心吗！

痛惜以往和珍重未来

过去的事 ，是被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人做出来的。上面提到的那些令人痛惜的事情，就让它们和他们一起成为过去吧。好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不正确的理论没有被宪法认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条，确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体，确定了中国一切权力的归属。好在那些理论没有被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认同。──十五大是中共去年召开的代表大会。那次大会肯定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提出了健全民主制度和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 好在那些理论也没有被中国政府认同。──中国政府业已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宪法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十五大表达的是执政党最高领导机关的共识。签署公约则将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对走人类共同进步之路的态度，理应成为中国向现代民主制度并轨的真实信号。这就好了。如果举国上下，同此决心，民主这个门槛无疑是跨得进去的。我坚信，只要领导主动顺应民意，中国就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震荡，平稳地跨过这个门槛果能如此，国家领导人将无愧地得到历史的殊荣，因为千年古国跨越现代化门槛这项百年未竟的事业，是在此期间实现的，从而得到全体中国人的心，千金难买的心，其中当然包括这些年来为中国的民主而奔走呼号的所有的赤子之心。从此，心灵的创伤得以愈合，民族的和睦得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必将加快。果能如此，在百年徘徊之后，我们的祖国就能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将不仅以强大引起注目，以小康免于匮乏，而且将以文明、人道、理性、进步而受到世人爱重，实现戊戌志士和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我毫不怀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民主的中国。

我有一个梦，在跨人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也越过了民主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