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针对中国特色请来两位西洋医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救民运动之一

(美国之音1999.5.5播出)

　　五四运动八十年了。这个运动有双重使命：救国和救民。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则长期悬而未决。

　　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示威，是为了唤起民众，从列强的手里救出垂亡的中国。八十年来，整个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早已发生极大的变化。二三十年前那种所谓“某某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论调虽未销声匿迹，总算不再甚嚣尘上。现在中国政府执行的是务实的外交策略，不仅和过去一切假想中的“敌对国家”关系正常化了，而且和他们统统结成了友好的以至战略的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五四提出的救国任务业已实现。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目标，这就是救民——唤起民众，把我们自己从黑暗中救出来。

　　怎么救法？学习西洋人，把民主（德谟克拉西）先生和科学（赛因斯）先生请到中国来。当时的《新青年》编者，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说得好：“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斩钉截铁地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论家，民主和科学又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深入人心的口号，影响之大，无出其右。

　　八十年后的今天重读陈独秀的这些话，想必会觉得他是一位“全盘西化”的拥护者。一点也不错。为了把中国人救出黑暗，他请来了两位西医，开的是两剂西药。他心目中的民主和科学，当然是已经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已经起了救民的实际作用的民主和科学，也就是举世公认的发源于西洋的民主和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而决不是尚未出世的，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会起什么作用的，名字叫做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科学。中国到底有没有特色？有的。那么，是陈独秀忘掉了中国特色吗？恰恰相反，他是在名副其实地对症下药。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中国的特色，深知中国社会染上了专制和迷信两种有中国特色的大病，所以才认定只有把西洋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医生请来，中国才能得救。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是十九世纪末张之洞为了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而提出来的理由，主要是想减少一点阻力，叫旧派人物放心，所以对这个有点名气的公式，陈独秀全然不予理会。

　　陈独秀和他当时的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样，都是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拥护者。他们勇敢，直率，没有先入之见，不需要同任何思想体系对口径，用不着吞吞吐吐，拐弯抹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种直言不讳的率真精神，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先驱者追求真理的锐气。管它什么圣贤语录，祖宗遗训，这个理论，那个主义，金科玉律也罢，天经地义也罢，都不应该是禁锢思想束缚手脚的牢笼。是人，就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中国，应该用自己的脑子比较和思考，应该用自己的嘴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西洋人已经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我们中国人还处在专制和迷信的奴役之下。西洋人靠民主和科学除掉了专制和迷信的寄生虫，救了自己，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同样靠民主和科学除掉那些寄生虫，也把自己从黑暗中解救出来！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为什么中国人生了病吃不得外国药？这是谁家的王法？

陈独秀的结论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八十年来中国人的处境告诉人们，只要民主先生被拒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只要科学先生还在充当着神学的奴婢，那些有中国特色的寄生虫就盘踞在我们中国的五脏六腑之中，我们中国人就摆脱不掉黑暗的笼罩，无法领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命运——这是从１９９９年以来八十年的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科学能根据一言堂的意志加以改造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救民运动之二

(美国之音1999.5.6播出)

　　科学先生从西洋来到中国以后，命运不算太好。

　　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一个忙于戡乱，一个忙于造反，科学先生夹在中间，只好坐冷板凳。

　　共产党执政以后，最怕最怕的是丢掉政权，或者叫做改变颜色。所以它全力巩固和强化领导权力，疲于奔继续革命之命。所谓继续革命，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其内，全部服从于一个总目的，就是一遍一遍地进行清理，不断铲除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一切不可靠因素的萌芽，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以至每一个分子、原子、电子纳入一言堂领导下的社会体系。科学当然也在清理、铲除和纳入之例。毛泽东主张政党领导科学，外行领导内行，你不服从——行吗！毛泽东提倡一边倒，你不学习苏联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偏要讲西方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行吗？毛泽东要超英赶美大跃进，你偏说要照科学规律办事——行吗！全党全国都要紧跟毛泽东，要烧小高炉，要“放卫星”，要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你不赞成——行吗？

　　当然不行。非但加入了共产党的科学家不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因此本来不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科学家也同样不行。非但有声音的抗议不行，无声的沉默也不行。从行动，到言论，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观，统统都得改造，叫做脱胎换骨。

　　问题在于，科学是改造不得的。本来是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应该听一切科学的话，现在反了过来，变成一切科学必须听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话。如果真的按照唯命是从的要求，把科学改造成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原理和定律，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毛泽东老是抱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他亲手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自己随时随地都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两者都不是错觉。毛泽东没有误解科学，科学也没有看错一言堂。它们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它们各自的本质。科学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本来就和一言堂不一样。没有独立思考和自由研讨，科学就会枯萎；但是，缺了绝对领导和盲目服从，一言堂不能存在。怀疑是科学生命的起点，却是一言堂危机的开始。科学只认真理，不买你这个领袖、那个党派的帐。一言堂则相反，不管你真理不真理，只看你服从不服从。听话才算红，尽管在唯唯诺诺的颂歌里发不出真理之声。不听话叫做白，哪怕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也是令人难以放心的异己和异端。。“白专白专”，“不听话”是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养成百依百顺的习惯以前，科学不能不提心吊胆，因为总是摆脱不了沦为批判和革命对象的厄运。

　　由此决定了赛先生在一言堂里的地位。遇到焚书坑儒固然焦头烂额，幸而遇到一位不摧残科学或者甚至有点儿喜欢科学的皇帝，比如说十六世纪的万历或者十七世纪的康熙，也许科学家中的某一两位幸运儿能够同利玛窦和南怀仁一样，不当奴婢当侍从，天恩浩荡，圣眷隆渥，交上十分好运，留下一段佳话，钦哉谢恩，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正如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始终没有成为科学的天堂一样，东方的的一言堂大概也不会变成科学的乐园。

　　科学的繁荣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在德先生尚未落户的一言堂里，赛先生也难以安家——这是从八十年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民主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救民运动之三

(美国之音1999.5 .7播出)

　　中国老百姓渴望民主，眼巴巴盼了八十年。但官方的态度和民间不一样。

　　袁世凯不喜欢民主是意料中事。对要过皇帝瘾的人来说，民主当然是大逆不道的洪水猛兽。

　　蒋介石不喜欢民主也是意料中事。他要戡共产党之乱，而共产党和民主结成了同盟。

　　问题是毛泽东。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把民主作为自己的同盟者，甚至把民主确定为自己的纲领。他把民主和社会主义比喻为两篇文章中的上篇和下篇：上篇文章不做好，下篇文章无从做起。他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把只谈社会主义不谈民主的人痛斥为左倾机会主义者。因此，５０年前，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即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许多人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以为陈独秀请来的德先生从此能够在中国安家落户了。而且，事实上，在１９４９年６月的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还亲口喊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万岁”的口号。

　　可是，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算数了。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成了过眼云烟。民主在毛泽东手里没有“万岁”。以毛泽东那个“民主联合政府万岁”的口号为根据，直言不讳批评“党天下”的储安平先生，一夜之间由爱国民主人士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今不知所终。１９５７年是个太显眼的年代，在酷爱民主的中国人中间，被打出了几十万右派。至于什么叫右派，谁有资格判决，按照什么法律量刑，中国一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谁都不知道，因为所谓“打右派”，根本没有任何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反正谁不听毛主席的话，谁不跟共产党走，谁就是乱说乱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分子即右派分子，就必须要麽与世隔绝去劳改，要麽留在社会里当群众专政的对象，夹着尾巴，服从管制。反右派是毛泽东和民主彻底决裂的最后标志，从此以后，他越走越远，一直走到无法无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应该向蒋介石要民主，而绝对不可以向毛泽东要民主，为什么向毛泽东要民主就是反革命？这个道理，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导师是用不着讲粗浅的道理的。

　　好在毛泽东确实透露过民主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他从马克思主义词汇中引经据典找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名词，然后说，一切“上层建筑”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民主也“只是一种手段”。不过，根据这个逻辑，老百姓的一切政治权利固然“只是一种手段”，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思想想必也“只是一种手段”，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主权岂不也统统都成了“只是一种手段”，——恐怕未必都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所以照我看，毛泽东在使用“手段”这个词儿的时候，只是表达了他的一种心情。他心里的话大概是：民主这个东西，用得着的时候可以高高举起，用不着的时候不妨悄悄捂住。在动员老百姓向蒋介石冲锋陷阵的时候，用得着民主这个手段，必须大张旗鼓地高呼民主。王明不懂得高举民主旗帜对夺取政权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活该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但民主只是毛泽东对付别人的专用手段，绝对不允许变成别人对付毛泽东的手段。所以当储先生老老实实相信毛泽东开的那张“民主联合政府”的空头支票，要求毛泽东兑现时，毛泽东就认定储先生犯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滔天大罪，把他打成五类分子中的右派分子。

　　邓小平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自己吃过毛泽东一言堂的苦头，当过几年走资派。为了推翻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邓小平也使用了民主这个手段，并且替民主讲过一些好话。但是，对别人，他是寸步不让的，无怪连毛泽东都称他为“钢铁公司”。

　　作为一种被领导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民主是过不上好日子的。——这是从八十年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第三个结论。

当反腐败走上民主新路的时候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救民运动之四

(美国之音1999.5 .8播出)

　　这是我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作的最后一篇评论。前三篇我讲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过去八十年中一些痛苦的经历。这一篇想讲讲光明的前景。

　　１９９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使我们看到了光明。中国政府１９９８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使我们看到了光明。这些庄严的决议和公约所具有的全党公认和举世公认的不可遁逃的约束力，使我们看到了光明。

　　近来有几位理论家正在论证民主在中国必须缓行的道理。说来叫人好笑。当年毛泽东认为西方的民主太落后，因而不屑一顾；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却认为西方民主太超前，因而不敢高攀。有些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家，主张中国人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的权利，然后才能被赋予说话的权利；他们忘掉了邓小平的实践经验：首先必须揭开“两个凡是”的封条解放嘴巴，然后才能打破“一大二公”的枷锁解放生产力。因此我认为理论家们那些莫测高深的道理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认为，同过去根本不讲道理相比，仍然不失为一大进步。光明在于讲道理。毛泽东时代是不许讲道理的时代，只许毛泽东讲道理，不许邓小平讲道理，更不许老百姓讲道理。现在好了，有道理可讲了。既然容许这几位理论家讲这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道理，大概不会不容许别人讲符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道理。所以，即使从这些错误的道理当中，我也看到了光明的存在。

　　正在到处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毒癌。有人认为已经不可救药。我不这样估计。我认为，腐败确实严重，出路还是有的。

　　半个世纪以前，黄炎培老先生风尘仆仆，从重庆赶到延安，提出一个忧国忧民的大问题和毛泽东探讨：希望中共诸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一执政就不争气拆烂污）”的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黄炎培毛泽东这一席话，既关系到共产党，也关系到当时的国民党。国民党本来是中国社会中一个强大活跃的进步因素，三四十年代由于一党专政，面临着腐败的危险。黄炎培提出问题是以当时的国民党作为镜子。毛泽东的回答，既是给自己打包票，保证实行民主，请民主人士放心；也是给国民党开药方，“将”国民党的“军”，逼蒋放弃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应该说，毛泽东回答得很好。不过找到这条新路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法国人民。

　　法国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找到了“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是“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１７８９年向全世界公告周知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是这句名言。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年轻时可能读过这个宣言，所以脱口而出，替腐败开了个民主的药方。针对“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民主确实是跳出腐败的唯一之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对二十世纪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统统适用。不管腐败多么严重，即使已经病入膏肓，如能真的走上民主的新路，一定可以起死回生，一切民主国家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反过来说，没有民主，只靠“严刑峻法”，不管杀掉多少贪官污吏，腐败照样愈演愈烈，明朝就是先例，最后只得重新接受改朝换代的周期律的支配。何况市场经济已经到了这种规模，现在再不走民主的新路，更待何时？

　　我非常赞成“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方针。不反腐败不得了。反腐败有真反和假反两种。假反，是主权在领导机关，关起门来，黑箱作业，想反才反，不想反就不反。真反，是主权在民，公开性，透明度，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大家了解情况，大家进行监督，大家发表意见，大家依法办事。所以，不加大民主力度，是无法“加大反腐败力度”的，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最后非走毛泽东指出的“新路”即民主之路不可。

　　老百姓需要反腐败，老百姓需要民主。民主对于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以须臾或离的好东西。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民主就不会再是捏在个别人手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了。这里存在着真正的光明：民主前景的光明和反腐败前景的光明。

　　我认为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完）

(美国之音按: 以上是本台1999年5月5日到8日播出的专家评论, 由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撰写。鲍彤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专家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