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針對中國特色請來兩位西洋醫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救民運動之一

(美國之音1999.5.5播出)

　　五四運動八十年了。這個運動有雙重使命：救國和救民。第一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第二個問題則長期懸而未決。

　　作為救國運動的五四示威，是為了喚起民眾，從列強的手裡救出垂亡的中國。八十年來，整個國際形勢和我國周邊環境早已發生極大的變化。二三十年前那種所謂“某某亡我之心不死”之類的論調雖未銷聲匿跡，總算不再甚囂塵上。現在中國政府執行的是務實的外交策略，不僅和過去一切假想中的“敵對國家”關係正常化了，而且和他們統統結成了友好的以至戰略的夥伴關係，由此可見，五四提出的救國任務業已實現。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目標，這就是救民——喚起民眾，把我們自己從黑暗中救出來。

　　怎麼救法？學習西洋人，把民主（德謨克拉西）先生和科學（賽因斯）先生請到中國來。當時的《新青年》編者，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說得好：“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斬釘截鐵地說：“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陳獨秀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政論家，民主和科學又是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深入人心的口號，影響之大，無出其右。

　　八十年後的今天重讀陳獨秀的這些話，想必會覺得他是一位“全盤西化”的擁護者。一點也不錯。為了把中國人救出黑暗，他請來了兩位西醫，開的是兩劑西藥。他心目中的民主和科學，當然是已經存在的，在社會生活中已經起了救民的實際作用的民主和科學，也就是舉世公認的發源於西洋的民主和全人類共同的科學；而決不是尚未出世的，誰也不知道它將來會起什麼作用的，名字叫做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科學。中國到底有沒有特色？有的。那麼，是陳獨秀忘掉了中國特色嗎？恰恰相反，他是在名副其實地對症下藥。他非常認真地研究了中國的特色，深知中國社會染上了專制和迷信兩種有中國特色的大病，所以才認定只有把西洋的民主和科學兩位醫生請來，中國才能得救。至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是十九世紀末張之洞為了把西方文化引進中國而提出來的理由，主要是想減少一點阻力，叫舊派人物放心，所以對這個有點名氣的公式，陳獨秀全然不予理會。

　　陳獨秀和他當時的許許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樣，都是發源於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的擁護者。他們勇敢，直率，沒有先入之見，不需要同任何思想體系對口徑，用不着吞吞吐吐，拐彎抹角，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種直言不諱的率真精神，體現了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先驅者追求真理的銳氣。管它什麼聖賢語錄，祖宗遺訓，這個理論，那個主義，金科玉律也罷，天經地義也罷，都不應該是禁錮思想束縛手腳的牢籠。是人，就應該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中國，應該用自己的腦子比較和思考，應該用自己的嘴巴說出自己的心裡話。西洋人已經從黑暗中走了出來，我們中國人還處在專制和迷信的奴役之下。西洋人靠民主和科學除掉了專制和迷信的寄生蟲，救了自己，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不能同樣靠民主和科學除掉那些寄生蟲，也把自己從黑暗中解救出來！不管中藥西藥，能治病就是好藥。為什麼中國人生了病吃不得外國藥？這是誰家的王法？

陳獨秀的結論經歷了歷史的檢驗。八十年來中國人的處境告訴人們，只要民主先生被拒在中國的大門之外，只要科學先生還在充當着神學的奴婢，那些有中國特色的寄生蟲就盤踞在我們中國的五臟六腑之中，我們中國人就擺脫不掉黑暗的籠罩，無法領受現代文明的成果。中國人的命運取決於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的命運——這是從１９９９年以來八十年的歷史中可以得出的第一個結論。

科學能根據一言堂的意志加以改造嗎？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救民運動之二

(美國之音1999.5.6播出)

　　科學先生從西洋來到中國以後，命運不算太好。

　　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共兩黨，一個忙於戡亂，一個忙於造反，科學先生夾在中間，只好坐冷板凳。

　　共產黨執政以後，最怕最怕的是丟掉政權，或者叫做改變顏色。所以它全力鞏固和強化領導權力，疲於奔繼續革命之命。所謂繼續革命，包括許多大大小小的運動，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其內，全部服從於一個總目的，就是一遍一遍地進行清理，不斷剷除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一切不可靠因素的萌芽，把全社會每一個細胞以至每一個分子、原子、電子納入一言堂領導下的社會體系。科學當然也在清理、剷除和納入之例。毛澤東主張政黨領導科學，外行領導內行，你不服從——行嗎！毛澤東提倡一邊倒，你不學習蘇聯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的科學，偏要講西方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唯心主義的科學，——行嗎？毛澤東要超英趕美大躍進，你偏說要照科學規律辦事——行嗎！全黨全國都要緊跟毛澤東，要燒小高爐，要“放衛星”，要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幾十萬斤，你不贊成——行嗎？

　　當然不行。非但加入了共產黨的科學家不行，沒有加入共產黨的、因此本來不受共產黨紀律約束的科學家也同樣不行。非但有聲音的抗議不行，無聲的沉默也不行。從行動，到言論，到看不見摸不着的世界觀，統統都得改造，叫做脫胎換骨。

　　問題在於，科學是改造不得的。本來是毛澤東、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應該聽一切科學的話，現在反了過來，變成一切科學必須聽毛澤東、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話。如果真的按照唯命是從的要求，把科學改造成為“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原理和定律，科學就不成其為科學了。

　　毛澤東老是抱怨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他親手設計的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知識分子也意識到自己隨時隨地都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兩者都不是錯覺。毛澤東沒有誤解科學，科學也沒有看錯一言堂。它們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它們各自的本質。科學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本來就和一言堂不一樣。沒有獨立思考和自由研討，科學就會枯萎；但是，缺了絕對領導和盲目服從，一言堂不能存在。懷疑是科學生命的起點，卻是一言堂危機的開始。科學只認真理，不買你這個領袖、那個黨派的帳。一言堂則相反，不管你真理不真理，只看你服從不服從。聽話才算紅，儘管在唯唯諾諾的頌歌里發不出真理之聲。不聽話叫做白，哪怕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科學，也是令人難以放心的異己和異端。。“白專白專”，“不聽話”是科學的本質所決定的。在養成百依百順的習慣以前，科學不能不提心弔膽，因為總是擺脫不了淪為批判和革命對象的厄運。

　　由此決定了賽先生在一言堂里的地位。遇到焚書坑儒固然焦頭爛額，幸而遇到一位不摧殘科學或者甚至有點兒喜歡科學的皇帝，比如說十六世紀的萬曆或者十七世紀的康熙，也許科學家中的某一兩位幸運兒能夠同利瑪竇和南懷仁一樣，不當奴婢當侍從，天恩浩蕩，聖眷隆渥，交上十分好運，留下一段佳話，欽哉謝恩，倒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正如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始終沒有成為科學的天堂一樣，東方的的一言堂大概也不會變成科學的樂園。

　　科學的繁榮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在德先生尚未落戶的一言堂里，賽先生也難以安家——這是從八十年歷史中可以得出的第二個結論。

民主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手段嗎？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救民運動之三

(美國之音1999.5 .7播出)

　　中國老百姓渴望民主，眼巴巴盼了八十年。但官方的態度和民間不一樣。

　　袁世凱不喜歡民主是意料中事。對要過皇帝癮的人來說，民主當然是大逆不道的洪水猛獸。

　　蔣介石不喜歡民主也是意料中事。他要戡共產黨之亂，而共產黨和民主結成了同盟。

　　問題是毛澤東。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把民主作為自己的同盟者，甚至把民主確定為自己的綱領。他把民主和社會主義比喻為兩篇文章中的上篇和下篇：上篇文章不做好，下篇文章無從做起。他說，“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他把只談社會主義不談民主的人痛斥為左傾機會主義者。因此，５０年前，在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即１９４９年的時候，許多人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以為陳獨秀請來的德先生從此能夠在中國安家落戶了。而且，事實上，在１９４９年６月的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還親口喊出了“民主聯合政府萬歲”的口號。

　　可是，曾幾何時，“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不算數了。新政協的共同綱領成了過眼雲煙。民主在毛澤東手裡沒有“萬歲”。以毛澤東那個“民主聯合政府萬歲”的口號為根據，直言不諱批評“黨天下”的儲安平先生，一夜之間由愛國民主人士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至今不知所終。１９５７年是個太顯眼的年代，在酷愛民主的中國人中間，被打出了幾十萬右派。至於什麼叫右派，誰有資格判決，按照什麼法律量刑，中國一切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誰都不知道，因為所謂“打右派”，根本沒有任何法定標準和法定程序。反正誰不聽毛主席的話，誰不跟共產黨走，誰就是亂說亂動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分子即右派分子，就必須要麽與世隔絕去勞改，要麽留在社會裡當群眾專政的對象，夾着尾巴，服從管制。反右派是毛澤東和民主徹底決裂的最後標誌，從此以後，他越走越遠，一直走到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國老百姓為什麼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應該向蔣介石要民主，而絕對不可以向毛澤東要民主，為什麼向毛澤東要民主就是反革命？這個道理，毛澤東從來沒有講過。毛澤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導師是用不着講粗淺的道理的。

　　好在毛澤東確實透露過民主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說，“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他從馬克思主義詞彙中引經據典找到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兩個名詞，然後說，一切“上層建築”都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因此民主也“只是一種手段”。不過，根據這個邏輯，老百姓的一切政治權利固然“只是一種手段”，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思想想必也“只是一種手段”，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主權豈不也統統都成了“只是一種手段”，——恐怕未必都符合毛澤東的本意。所以照我看，毛澤東在使用“手段”這個詞兒的時候，只是表達了他的一種心情。他心裡的話大概是：民主這個東西，用得着的時候可以高高舉起，用不着的時候不妨悄悄捂住。在動員老百姓向蔣介石衝鋒陷陣的時候，用得着民主這個手段，必須大張旗鼓地高呼民主。王明不懂得高舉民主旗幟對奪取政權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活該是左傾機會主義者。但民主只是毛澤東對付別人的專用手段，絕對不允許變成別人對付毛澤東的手段。所以當儲先生老老實實相信毛澤東開的那張“民主聯合政府”的空頭支票，要求毛澤東兌現時，毛澤東就認定儲先生犯了“向黨猖狂進攻”的滔天大罪，把他打成五類分子中的右派分子。

　　鄧小平也有一段類似的經歷。他自己吃過毛澤東一言堂的苦頭，當過幾年走資派。為了推翻華國鋒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鄧小平也使用了民主這個手段，並且替民主講過一些好話。但是，對別人，他是寸步不讓的，無怪連毛澤東都稱他為“鋼鐵公司”。

　　作為一種被領導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手段，民主是過不上好日子的。——這是從八十年歷史中可以得出的第三個結論。

當反腐敗走上民主新路的時候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救民運動之四

(美國之音1999.5 .8播出)

　　這是我為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作的最後一篇評論。前三篇我講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在過去八十年中一些痛苦的經歷。這一篇想講講光明的前景。

　　１９９７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使我們看到了光明。中國政府１９９８年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使我們看到了光明。這些莊嚴的決議和公約所具有的全黨公認和舉世公認的不可遁逃的約束力，使我們看到了光明。

　　近來有幾位理論家正在論證民主在中國必須緩行的道理。說來叫人好笑。當年毛澤東認為西方的民主太落後，因而不屑一顧；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家卻認為西方民主太超前，因而不敢高攀。有些高舉鄧小平理論的理論家，主張中國人必須首先解決吃飯的權利，然後才能被賦予說話的權利；他們忘掉了鄧小平的實踐經驗：首先必須揭開“兩個凡是”的封條解放嘴巴，然後才能打破“一大二公”的枷鎖解放生產力。因此我認為理論家們那些莫測高深的道理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是我認為，同過去根本不講道理相比，仍然不失為一大進步。光明在於講道理。毛澤東時代是不許講道理的時代，只許毛澤東講道理，不許鄧小平講道理，更不許老百姓講道理。現在好了，有道理可講了。既然容許這幾位理論家講這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道理，大概不會不容許別人講符合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道理。所以，即使從這些錯誤的道理當中，我也看到了光明的存在。

　　正在到處蔓延的腐敗現象是當前中國社會的毒癌。有人認為已經不可救藥。我不這樣估計。我認為，腐敗確實嚴重，出路還是有的。

　　半個世紀以前，黃炎培老先生風塵僕僕，從重慶趕到延安，提出一個憂國憂民的大問題和毛澤東探討：希望中共諸君能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政怠宦成（一執政就不爭氣拆爛污）”的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起來負責，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

　　黃炎培毛澤東這一席話，既關繫到共產黨，也關繫到當時的國民黨。國民黨本來是中國社會中一個強大活躍的進步因素，三四十年代由於一黨專政，面臨着腐敗的危險。黃炎培提出問題是以當時的國民黨作為鏡子。毛澤東的回答，既是給自己打包票，保證實行民主，請民主人士放心；也是給國民黨開藥方，“將”國民黨的“軍”，逼蔣放棄一黨專政，還政於民。應該說，毛澤東回答得很好。不過找到這條新路的發明權不屬於毛澤東，而屬於法國人民。

　　法國人民早在十八世紀就找到了“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是“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１７８９年向全世界公告周知的《人權宣言》，開宗明義就是這句名言。博覽群書的毛澤東年輕時可能讀過這個宣言，所以脫口而出，替腐敗開了個民主的藥方。針對“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民主確實是跳出腐敗的唯一之路，放之四海而皆準，對十八世紀的法國，對二十世紀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統統適用。不管腐敗多麼嚴重，即使已經病入膏肓，如能真的走上民主的新路，一定可以起死回生，一切民主國家的歷史證實了這一點。反過來說，沒有民主，只靠“嚴刑峻法”，不管殺掉多少貪官污吏，腐敗照樣愈演愈烈，明朝就是先例，最後只得重新接受改朝換代的周期律的支配。何況市場經濟已經到了這種規模，現在再不走民主的新路，更待何時？

　　我非常贊成“加大反腐敗力度”的方針。不反腐敗不得了。反腐敗有真反和假反兩種。假反，是主權在領導機關，關起門來，黑箱作業，想反才反，不想反就不反。真反，是主權在民，公開性，透明度，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大家了解情況，大家進行監督，大家發表意見，大家依法辦事。所以，不加大民主力度，是無法“加大反腐敗力度”的，真要“加大反腐敗力度”，最後非走毛澤東指出的“新路”即民主之路不可。

　　老百姓需要反腐敗，老百姓需要民主。民主對於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不可以須臾或離的好東西。在這種新的情況下，民主就不會再是捏在個別人手裡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手段了。這裡存在着真正的光明：民主前景的光明和反腐敗前景的光明。

　　我認為這一天已經不遠了。

　　（完）

(美國之音按: 以上是本台1999年5月5日到8日播出的專家評論, 由前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撰寫。鮑彤曾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專家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