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我眼中的毛澤東》（簡稱《眼中》）一文中把韓戰列為毛澤東奪得政權後的第一大功勞，聲稱：“為了中國的安全，中國的尊嚴，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仗。”

      中共把韓戰定名為“抗美援朝”戰爭。長期以來，官方對這場戰爭的傳統解釋是，美國和韓國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入侵北朝鮮，並把戰火燒到鴉綠江邊，威脅到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的參戰是“保家衛國”的需要，是對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

     其實，美國根本就沒有進攻中國的意圖，所謂的“保家衛國”只不過是出兵朝鮮的一個藉口而已。二戰勝利後，美國大裁軍，到1950年6月，兵員從1250萬減到59.1萬人，共10個作戰師。23萬人駐紮海外，其中，駐歐洲8萬人(駐在西德)；駐遠東15萬人，在日本的4個師，主要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燃，作戰能力較弱。1949年，美國開始從韓國撤軍，並宣布1950由韓國接手美軍防線。1950年初，杜魯門發表關於南朝鮮和台灣不在美國防務圈內的聲明。韓戰爆發後，台灣曾主動表示願意派遣三萬三千部隊赴韓助戰，美國政府為避免激怒中共，謝絕了台灣的“好意”。當麥克阿瑟叫囂要把戰火延伸到中國境內時，杜魯門耽心戰事擴大，將其撤職。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著作提到，這場戰爭來的非常突然，美國的準備也非常倉促，甚至連國會的必要討論都沒有完成就直接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五星上將奧馬爾-布萊德爾也曾說過：“假如因為朝鮮戰爭，我們就打入中國的話，那麼，我們將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在一個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 

    既然中國沒有受到戰爭的威脅，那麼，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仗”呢？

      據楊尚昆回憶： “戰爭爆發後，10月4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當時會議討論的情況，基本上傾向於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條，我們剛剛打完仗，戰爭創傷尚未醫治好，經濟還未恢復，入朝參戰對我不利。會議結束時毛澤東說，你們不主張出兵，說得都有理，但別人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站在旁邊看，不管怎麼說，心裡總不是個滋味。5日上午，毛澤東把彭德懷找去單獨談話。彭說，我想了一個晚上，覺得應當出兵。他慨然表示願意掛帥東征。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進行，彭德懷力主出兵抗美援朝。”“毛澤東接着把中、蘇、朝三國比喻為三駕馬車，說這輛車是三匹馬拉的，那兩匹馬執意向前跑，你又有什麼辦法呢？正說着，師哲領着柯瓦廖夫來了，毛澤東就離開會場到豐澤園去見蘇聯客人。不一會兒，大約只有二十幾分鐘的時間，毛澤東又回到會場，說你們看，果不其然，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會議隨即作出決定，由彭德懷掛帥，率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 “10月8日，周恩來、林彪前往蘇聯會見斯大林。斯大林強調立即出動空軍掩護有困難，至少還需要等兩三個月才能準備好。周恩來不得不致電毛澤東再作定奪。13日，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就出兵、不出兵問題展開複議。會上，毛澤東強調中朝唇齒相依，讓美軍進到鴨綠江邊與我對峙未必有利。會議經過反覆討論，終於下了出兵的最後決心。”

    從整個決策過程可以看出，並沒有涉及威脅中國“安全”和損害中國“尊嚴”的問題，所以，絕大多數中共最高層人士不贊成出兵，其中林彪反對得最厲害，甚至託病拒絕掛帥。毛曾說過：“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層最初表決結果只有‘一人半’支持出兵”（半人指周恩來）。

   毛之所以執意要兵，一是“惻隱之心”：“別人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站在旁邊看，不管怎麼說，心裡總不是個滋味。”二是“馬首是瞻”：“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 實際上，毛澤東還有兩個難言之隱，一個是“知恩圖報”：中共是蘇俄一手扶持起來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活動經費全由蘇俄供給；中共建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得到蘇俄大量的援助；日本投降後，蘇聯又送給中共一份厚禮，即東北的地盤和大量的武器裝備，工廠設備，為中共打敗蔣介石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另一個是“賣身投靠”：官方出版的《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寫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終於道出了他的心裡話。他說，他（斯大林）對中國黨是不信任的。我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中不是說要一邊倒嗎？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真心誠意把蘇聯作為最親密的戰友，我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斯大林並不把我們看作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把我們看作屬於鐵托一類的人，說我是半個鐵托。”這難道不正是毛澤東賣身投靠斯大林的自供狀嗎？毛還說：“還要講講公道話，摘掉民族共產主義的帽子是朝鮮戰爭。原來說我是親美派，那有親美派起來反對美國的呢？”（《新中國外交 50 年》）一語泄露天機，毛執意要“抗美援朝”，為的是證明他不是民族共產主義，不是鐵托式的人物。毛死心塌地投靠斯大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金門一戰失利後，他迫切希望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以便儘快“解放台灣”，完成統一大業；同時他也很想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二當家。另外，有人認為毛澤東還希望一箭雙鵰，利用戰爭，借刀殺人，除掉他認為的隱患——100多萬國民黨降兵降將。筆者真不敢這樣去揣度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毛澤東思想”。

     《眼中》認為：“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國。” 事實上，戰爭的結果，從國際軍事界研究、評論和不少美國韓戰老兵回憶錄來看，他們除了佩服中國軍隊勇敢、不怕犧牲以外，並沒有任何再值得他們稱讚的地方。然而，中國得到的這點“佩服”(精神上的安慰而已），卻是以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換來的。“抗美援朝”完全是毛澤東替斯大林火中取栗，得不償失的不義之戰。

     首先， 從軍事損失上看，第一次戰役，我軍出敵不意，攻敵不備，打退了敵追兵，站穩了腳跟。 彭德懷回憶：“ 第一次戰役是一個不期遭遇戰，須立即改變原先行軍部署，打退追敵美偽軍，立穩足跟。美、英軍和偽軍利用機械化迅即退清川江與德川地區集結。我們未跟蹤猛追，因為沒有消滅敵之主力，僅消滅偽軍六、七個營、美軍一小部；敵利用機械化部隊運動迅速，構築工事亦快，已經構成防禦體系。以志願軍現在技術裝備去向敵軍進行陣地戰，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個敗仗。” 

     第二次戰役：11月24日，聯軍對清川江以北中朝軍隊發起進攻。我軍於11月25日，發動了第二次戰役。我軍誘敵深入，9兵團15萬人將美軍陸戰第一師一萬多人團團圍住。美軍雖遭重創，卻全線突圍。我軍雖然實現了替金日成奪回地盤的戰略目標，但未能殲滅敵有生力量，自己卻損失慘重，戰術上失敗了。以長津湖戰鬥為例， 倉促入朝的南方9兵團，來不及換冬裝，穿着單衣，在零下30—40多度嚴寒下伏擊作戰，戰鬥力嚴重削弱，凍餓減員近半。該兵團因此回國修整補員，未能參加第三，第四次戰役。劉伯承說，“長津湖一戰，一個兵團的兵力圍住美國陸戰第1師，沒有能夠殲滅，也沒有能夠擊潰，付出了10倍於敵人的代價，讓美軍全建制地撤出戰鬥，還帶走了所有的傷員和武器裝備”。另外，58師在下碣里阻擊美軍撤退，戰鬥結束，全師只剩下1千多人，卻讓美軍逃掉。彭德懷回憶：“此役勝利很大，報銷了敵軍汽車六千輛以上，坦克、炮車千數百輛。但這些裝備，被敵大量凝固汽油彈所燒毀，故繳獲只是小部。敵軍狼奔豕突，放棄平壤，退回三八線。”此時，彭德懷致電毛澤東：“目前部隊糧、彈、鞋、油、鹽均不能按時接濟，主要原因是無飛機掩護，隨修隨炸。”他提出需要休整三個月，且我軍不宜越過三八線。12月13日，毛覆電：“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

      第三次戰役： 彭德懷遵令於1950年12月31日發起第三次戰役。彭德懷回憶："第二次戰役勝利後，即乘勝追擊。......突破三八線，奪取漢城；飛渡漢江，收復仁川港，將敵逐至三七線。”然而，敵軍“機械化部隊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軍一夜行程。總之，敵軍一切一切在誘我攻堅，待我軍疲憊消耗，從正面反擊，從側翼登陸截擊，斷我軍歸路。”“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沒有害怕過，可當志願軍打過三八線，一直打到三七線的時候，我環顧前後左右，確實非常害怕。......志願軍隨時有遭厄運的可能。我不能把幾十萬軍隊的生命當兒戲，所以必須堅決地停下。志願軍入朝後，連續經過三次大戰役，戰鬥的和非戰鬥的減員，已接近部隊的半數，急需休整補充，準備再戰。”此次戰役實際上是聯軍企圖誘我軍深入的戰略撤退，雙方並無大戰，算個平局。但是，經過前三次戰役，我軍已損失近半兵力。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15日，聯軍發起反攻。1月25日，彭德懷急電毛澤東，說明前線危急，擬後撤數十公里。但毛回電：“我軍必須立即發起第四次戰役，以殲滅二萬至三萬美李軍占領大田安東之線以北區域為目標……”。 彭不得不於2月11日倉促發動了第四次戰役，橫城反擊作戰，我軍獲小勝，於是集合了3個軍的4個主力師(不是8個團)5萬餘人，力圖包圍全殲砥平里的美軍一個加強營(不是一個團) 加一個法國營，加上一個炮兵中隊，一個坦克中隊，共4千人。戰鬥結果，我軍4個主力師強攻2晝夜，全被打殘，傷亡超過1萬5千人。美軍僅傷亡數百人，竟然突破重圍，揚長而去。漢江一戰，我38軍奉命在漢江南岸死守，重點扼守350.3高地的342團生還的僅幾十人；相繼守衛580高地的3個營及軍警衛連等部總計也只剩下幾十人。傷亡慘重的這支“萬歲軍”——38軍，從此從朝鮮戰場上消失了。2月17日，我軍從東線和西線全線潰退。此戰役，聯軍利用我軍後勤補給困難的弱點，待我軍進攻到了第七天，糧盡彈絕時，趁機發動攻勢，使我軍傷亡慘重，節節敗退。南韓軍於3月14日奪回漢城。3月31日，聯軍收復了所有的失地。聯軍乘勝再次發動攻勢，我軍被迫放棄仁川和漢城，全線後退100多公里，撤回到了38°線以北。彭德懷回憶：“我軍進至三七線即水原一線，即行停止攻擊。敵見誘我深入洛東江預設堅固陣地不成，於一月下旬舉行反攻，我集結五個軍舉行迎擊。此役消滅敵軍約兩個師，大部分是李偽軍，小部分是法、比、盧森堡混合部隊，約兩千人左右；美軍一個多營。但把敵反攻打退了。”此次戰役，在聯軍發起的戰略反攻下，我軍損兵折將，丟城失地，殲敵甚少，戰略戰術均告失敗。 

　　　 第五次戰役：為粉碎敵人從側後登陸配合正面作戰的企圖，奪回戰略主動權，我軍在敵人登陸前， 於1951年4月22日，發動第五次戰役。4月29日攻勢結束，聯軍又趁機發起反攻，逼進鐵原、漣川。戰鬥結束後，我奉令死守鐵原的63軍僅剩1500多人接受彭德懷的檢閱。該部隊後來補員達2萬多人。聯軍再次跨過38°線，我軍被迫全線後撤退約40公里以勉強阻止住聯軍的進攻。掩護友軍撤退的180師遭全軍覆沒。“據軍事科學院資料表明，此役180師被俘近7千餘人。約占整個志願軍戰俘總數的近70%。”毛還就180師一事作了自我批評：“打得急了些，大了些，遠了些。” 彭德懷回憶：“第五次戰役規模是很大的，敵我雙方兵力都在百萬。沒有消滅美軍一個團的建制，只消滅一個營的建制有六、七處；消滅偽軍一個師，其餘消滅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圍美軍一個團，全部殲滅要兩天時間（原因是我軍技術裝備太落後，他的空軍和地面機械化部隊拼命援）。......一般夜晚包圍不能殲滅時，第二日白天他就有辦法救援出去。”此次戰役是敵我雙方的大決戰，我軍損失更加慘重，而敵軍損失甚小。這無疑又是我軍戰略戰術上的一次大敗仗。  

    1953年9月，志願軍司令部統計：志願軍戰鬥傷亡36萬；非戰鬥減員38 .6萬，兩項共計77.2萬。正團以上幹部187人、師以上24人、軍以上幹部6人，被俘人員最後僅1/3回到了國內，創下解放軍歷史上最慘痛的損失。 蘇聯官方文件認為中國死亡人數為100萬。美國對中國軍隊的傷亡人數的估計也在100萬人左右。國際統計，美國死亡人數3萬7千人，英聯邦各國1263人、其它國家1800人。在《抗美援朝衛生工作經驗總結》一書（該書曾於1957年下發到軍一級的軍醫教學和科研機構。1984年重印，發到團一級醫療單位和軍醫教學機構。）中，一張《歷次戰役期間一些步兵師在各戰役期間減員情況》的統計表上，所列的47個師中，陣亡與負傷的百分比兩兩相加，竟然全都是100％的戰鬥減員。以125師為例：該師連續參加了前四次戰役，每次戰役下來，100％減員，又補充新生兵員。連續四次，該師消耗了四個師的兵源。這說明了，當時中共幾乎抽調了全國的大部分兵源，來不斷補充前線士兵的生命消耗，說韓戰是中國士兵的絞肉機一點都不誇張。

     縱上所述，韓戰是一場雙方實力極端懸殊的戰爭，我軍以“炒麵白雪加步槍”對抗聯軍的坦克大炮加飛機，以人海戰術對付火海戰術，用血肉長城抵擋鋼鐵洪流，這無異於義和團的大刀長矛與八國聯軍的洋槍洋炮的較量。加之毛澤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利令智昏，又“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聽不進彭德懷的意見，坐鎮紫禁城，昏君瞎指揮，用打老蔣的經驗對付“紙老虎”，豈有不敗之理？除了中共自吹自擂，自我安慰外，有幾個國家會恭維這樣的“世界軍事強國”？

     其次，從政治損失上看：（一）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44票贊成、7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5月18日，聯合國又通過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大約半年之後，已經有43個國家接受和積極貫徹了聯大決議。這兩項決議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對韓戰的態度。中共派兵參戰實際是以世界為敵。而以美國為首的軍隊得到了聯合國授權、他們是抗擊侵略的正義之師，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中國則是在聯合國決議下背上了侵略者和好戰分子的罵名，聲名狼藉，不僅國際地位沒有得到提高，反而急劇降低，在國際社會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這種道義上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這不是“刮目相看”，而應該是貶義的“冷眼相看”。

     （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現曙光，特別是印度與我國建交，英國正在與我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至美國國務院也決定不再使用否決權阻撓聯合國接受新中國的代表席位。我國出兵朝鮮後，聯合國針對中國的提案以絕對多數通過，說明聯合國中多數國家已經對中國失望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從此被長期擱置起來，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三）對於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來說，我國捲入韓戰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韓戰爆發，促使美國政府迅速加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聯繫和援助。特別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8號文件，標誌着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性改變。這種政策性轉變隨着戰爭的延長而越來越走向極端，直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簽訂。台灣回歸終於成為一種遙遙無期的政治奢望。

     最後， 從經濟損失上看：戰爭的延長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更為嚴重。由於戰爭需要，我國不得不把本來應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其短缺的資金用於軍事開支。我國在朝鮮戰爭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每年花掉了國民生產總值的２０％，財政收入的55%。我國還借了蘇聯34.85億盧布（合13．4億美元），其中多數用於向蘇聯購買軍用物資。據中共《黨史研究》，1981年第5期透露，直到1965年，才還清這筆債務的61.4%在我國三年大饑荒時，中華大地餓殍遍野，可是，滿載糧食和其他生活物資的火車卻源源不斷開往蘇聯償還戰爭債務。對於剛剛經歷了多年戰亂的中國人民來說，“抗美援朝”沉重的經濟負擔帶來的苦難是難以想象的。所以，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只是虛無縹緲的，“唉聲嘆氣”才是實實在在的。

       《眼中》倒還說了一句實話：“這個時候又打了這個戰爭的時候，中國要不要付很多代價？所以這個時候啊，我們發現連吃頓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談什麼事情，先談吃飯要緊嘛！” 可是，它又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我們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花了千萬人頭落地的代價，才換得了最後中國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筆者實在是搞不明白，李敖既然清清楚楚知道“連吃頓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而且又深明大義地說，“先談吃飯要緊嘛！”那麼，又為什麼陶醉於用千萬個人頭去換一個什麼“境界”呢？

   通過朝鮮戰爭，中國真的達到了“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情況是，中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損兵折將，枉耗國力，負債纍纍，勞民傷財，貽害無窮。

   從戰爭的結果看，志願軍既非正義之師，又是敗兵之軍，輸掉了談判的所有籌碼。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優秀兒女凍餓戰死異國他鄉，無數屍骨不能回歸故土，回國戰俘慘遭迫害，三分之二戰俘流落海外，這般悽慘境況，難道就是我們追求的“強兵境界”？

   從軍隊數量上看，兵員的增加，不等於兵力的強大。中共建國初，全軍約有540萬人。韓戰爆發，大量招募新兵，使兵員總數超過600萬。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署，中共立即着手裁軍，決定將當時的480多萬的軍隊削減至350萬。

   從武器裝備來看，韓戰後期，我軍雖然購買了一定數量的坦克大炮和飛機，但多數都是蘇聯二戰後淘汰的東西，根本不能滿足現代戰爭的需要。所以，韓戰後，中共不得不大規模引進蘇式武器裝備，並從1953年起開始大批仿製蘇式武器裝備。

   從治國理念來看，富國強兵是古今中外的統治者，政治家們共同追求的目標。富國是強兵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先富國，然後才能強兵，也是他們的共識。中國古代政治家管仲論富國強兵說：“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說：“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他強調以富民為前提，“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富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圖強，使秦國“家給人足”，“兵革大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總結他的經驗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范蠡提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勸農桑，務積穀”，“不亂民功，不逆天時”，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先富國，後強兵，最終報仇雪恥。《孫子兵法》反覆論述戰爭與經濟的關係，指出“帶甲十萬”要有“日費千金”的經濟保障，“興師十萬”要有“七十萬家”承受物力和人力負擔。孫臏和齊威王討論強兵的辦法，認為“富國”才是“強兵之急者”，即富國是強兵的最關緊要的事情。鄧小平說："四化總得有先有後。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胡錦濤說：“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託，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國防建設就無從談起。”

     當然，富國與強兵的關係是辯證的，也有先強兵，後富國的特殊情況。在革命者或暴力集團奪取政權之前，他們奉行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或“有槍就是草頭王”理念，走的是先強兵，後富國或致富的道路。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及索馬裏海盜等土匪強盜屬於這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當國家突然遭到大規模外來侵略時，不得不先強兵，此時，必須緊急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全力以赴救亡圖存。我國的抗日戰爭就是這種特殊情況。然而，“1949年中國共產黨搶到了中國的統治權的時候，”（李敖語錄）歷經數十年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災難深重的中國，民窮國弱，民不聊生，百廢待興。此時，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乃當務之急，可是，“抗美援朝” 使中國人民富國強兵的美好願望至少推遲了三十年才得以實現。

    在李敖的眼中，毛澤東“抗美援朝”的豐功偉績，應該不亞於“趕跑蔣介石”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毛不把它寫在自己的“大事記”功勞簿上呢？其實，毛心中十分清楚，“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干的最窩囊的一件大蠢事。在斯大林死後，毛不止一次埋怨斯大林關於韓戰的決定是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的錯了。”

   隨着歷史資料的大量解密，“抗美援朝”的真相越來越楚，“得不償失論“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筆者相信，如果小金敢於再次挑起戰爭，中國人民絕對不會再發揚“國際主義”的精神，”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