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一個親歷者的回憶

平等性

（一）民主女神像

一九八九年的那次經歷直接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幾次想動筆回顧一番，又總是不忍心。一晃眼到現在已經知了天命，生生死死的場面也見得多了，我想應該是時候了。

其實各種各樣的關於六四的回憶和反思挺多的，正的，反的，支持的，譴責的，林林總總。我是學佛的，講求的是修心，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評價和思考，但是自己走過的心路總歸是要自己去體會和超越的。不僅如此，對那些將青春定格在那個初夏的同學、夥伴們，我希望人們也能聽聽有關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所作的犧牲。

我常常會想，如果給自己重新來過的機會，我會不會選擇一條不同的路。後來終於想明白了，其實我的家庭，性格，教育，信仰，已經明明白白的決定了，哪怕我預先知道了那可能的悲劇結局，還是會一如既往的走下去的，這是我的因果，也是世間的業，逃是逃不了的。

記得我同學和我兩人是五月二十八號到的北京。三十號那天，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想找點事做做。當時民主女神像剛剛豎了起來，需要學生糾察。我們兩個，再加上幾個別的同學，很順利的報上了名。我們幫着在女神像四周圍了一個場子，還在場子裡面搭了一些帳篷，安排了上百個外地來京的同學。在場子的南面給留了一個出入口，那是我們糾察們後來四、五天的活動場所，直到最後被刺刀頂着趕了出來。

記得民主女神像有五、六米高，白乎乎的，可以看得出用的材料很一般。造型倒頗具中國特色，很有點革命烈士的風範。我後來出國，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過一些復製品，那做得就講究多了。只不過我心裡存着的，還是那當時看起來並不太起眼的女神像。

當了糾察，每個人發條綢制的彩帶系脖子上，每天發一條不同顏色的，到後來脖子上系了好幾條，五顏六色的，我現在還存了一條做紀念。我們幾個糾察甫一交流，才知道另外幾個哥們兒有兩三個是北大的研究生，有一個重慶大學的，還有一個孩子是北京當地的中學生。大伙兒不多時就打得火熱，當然，以後就是生死之交了。

糾察要做的事情也不多，就是看看場子，把閒雜人等擋在外面，同時處理一下諸如吃喝之類的雜事。有的時候還要維持一下秩序。記得當天下午有十幾個同學擁了過來，中間有一條白淨的漢子，被幾個人扛在肩頭，他雙手揮舞，大呼小叫，很衝動的樣子。到了女神像前面，也不下地，那哥們接着開喊，具體內容聽不太清楚，就聽到了幾句口號，什麼民主萬歲，自由無罪之類的。我那個時候已經是老革命了，帶隊遊行，領頭喊口號的事情做了不少，對這些走形式的東西有些厭了，並不覺得太稀罕。他喊了好幾分鐘，聲音都嘶啞了，周圍的反應卻越來越亢奮，人也聚得越來越多。我正有點犯難，想着怎麼維持秩序，剛好他也演講完了，那一伙人又扛着他，風風火火的殺到別處去了。等過了一會兒，恢復了秩序，有人告訴我，那哥們兒就是吾爾開希。

（二）廣場上的人和事

當時廣場上的人還是比較多，加上臨時搭建的一排排帳篷，顯得有點亂。雖然運動已經搞了一個多月，新鮮勁兒已經過去，不過大家還算比較精神。特別是外地來的同學，好多是第一次來北京，挺興奮的。天安門廣場非常大，我估計如果擠一擠，塞個上百萬人一點問題都沒有。天安門城樓在最北邊，從那裡向正南方向，跨過金水河，再穿過將近百米寬的長安街，就到了廣場邊緣。再下來是升旗處，民主女神像，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紀念堂，最南到正陽門。東西兩邊則是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當時核心的區域是紀念碑周圍，高自聯、工自聯的總部，以及廣場指揮部，都在這裡。我後來在這裡也當了大半天的糾察，感覺吃的比外圍要強一些，至少可以管飽。

我五月中旬的時候參加過絕食，搞了三天，有些餓怕了，總覺得吃不飽。在廣場上是配給制，統一分配，經常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喝水倒不是問題，廣場四周有很多的飲水小噴泉。當時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非常佩服它的設計。後來出了國念書才知道，國外大學幾乎每個樓層都有這個設備。上廁所也是一個問題，廣場旁邊的根本不夠用，老是要排長隊。好多同學跑到附近的地下通道去解決問題，我好歹是讀了聖賢書的，下不了這個手。

除了這些個瑣碎的事，別的都是新鮮的。我當時覺得自己是到了愛麗絲的奇幻世界，見的，聽的，和不同的人所交流的，好多是全新的領域，腦子都快不夠使了。想想剛開始鬧學潮的時候，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覺得有不公平的地方，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在廣場上開始真正去了解一些本質性的東西。當時各色人等都有，我見到的學生來自當時全國幾乎一半以上的學校，五顏六色的校旗迎風飄揚。學理工的，搞藝術的，高校的，研究所的老師們，文化名人們也見了不少。我的看法是，年輕的時候如果能有幸去參加一下遊行，示威，抗議什麼的，對世界的看法一定會豐富很多，對一個人的成長也會大有益處。

當時廣場上搞了個民主大學，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講座也去聽了好幾場。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嚴家其老師講的，那真的是深入淺出，旁徵博引，聽完了還需要琢磨好久。當然這個只是啟蒙，後來出國了才有機會全面了解。特別是後來有幸拜讀了蘆笛的大部分文章，以及他和當時各路精英的論戰，才真正是醍醐灌頂，豁然開朗，同學們有機會可以找來看看。

我們幾個糾察來自五湖四海。北大的幾個研究生記得都來自化學系，知識淵博，思路也開闊。重慶大學的那位有事先回家了，臨別還送了我他的飄帶做紀念。那個北京的中學生很活潑，主要是跟着我四處亂跑，處理一些雜事。後來又加入了一個小年輕，北京人，不太像學生，人倒是勤快，就是有些江湖氣。有一天晚上他還招了幾個朋友來幫我們守夜，這幾位爺個子高挑，桀驁不馴，一看就是燕趙豪俠之士。到了下半夜，從一個小帳篷里傳出動靜，湊近一聽，拳打腳踢的好不熱鬧，原來是這哥幾個抓到了一個賊，正在給他上課。隱約聽到的思想教育講得比較深奧，用的詞也很生僻，好像是嫌那個外地的毛賊不長眼，應該向他的北京同行學習，也罷工罷市，用實際行動支持學生。我們幾個學生都極為震撼，大家雖然膽子都不小，但也沒哪個想出頭去壞了別人的興致。第二天早上醒來，幾位豪俠和那個毛賊都不在了，估計是教育工作做得很成功。

當時我不到二十歲，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齡，在民主女神像當糾察，完全感覺不到辛苦。因為結交了諸多的好朋友，接觸了不少新觀點，又學會了好多時髦的名詞概念，真的是樂不思蜀。不僅忘了跟父母聯繫，連在北京的親戚們也都懶得去拜訪，幾天幾夜全泡在廣場上，一直到六月四號的凌晨隨着最後一批撤離。

（三）柴玲和劉曉波

當時學生們所得到的支持現在很難想象。北京的老百姓幾乎全都站在學生這一邊，出錢出力，舉力支持。民主女神像是個熱點，每天都有好幾批來送菜送飯，送湯送水的。他們還帶來自家的碗筷，我們幾個糾察就幫着給學生們送過去。結果好多同學吃完了一抹嘴，碗都不還，還得我們一個個去收，說良心話我當時是真有些看不慣。

市民們來捐錢捐物的也不少。我們自己沒有募捐箱，一般都帶他們去紀念碑的高自聯財務部，他們有比較完善的募捐流程和記錄。六月二號的時候，有一個老外，非想要進到民主女神像的場子裡面，我們幾個和他溝通，怎麼也講不清楚。那個時候才知道自己的英語有多差，除了會說No，No，No，啥詞也嘣不出來。聽他一個勁的講 Are you a police? Are you a police? 也反應不過來。後來想想，我們糾察干的可不就是police的活嗎？這老外脾氣不錯，雖然最後也沒讓他進去，臨走卻給了我五百美元。我知道他是要募捐，本來想給他指路，可是我那時的英語詞庫里還沒有donation 和 Finance Department這樣的詞，一想到還要翻譯更難的，諸如人民英雄紀念碑之類的，頭就大了。乾脆接了錢，自己跑一趟吧。

說實在話，那五百美金是我自出生以來見到的最大的一筆錢，我把錢攥得緊緊的，一路小跑去了高自聯財務部。我記得財務部在紀念碑第三層的東南角，小小的一個角落，用腳手架圍了起來。我上去的時候裡面只有兩三個同學，其中有一個長得還挺不錯的。把錢交了出去，登了記，正準備回去，那個漂亮的女同學問我願不願意幫她們作糾察，說她們的糾察回家了，晚上才會回來。我想做就做吧，反正到哪裡不是幹活？我回去交代了一下，就去財務部當差了。

我當時想的是，財務部是個重要部門，不能出錯，也就多用了點心。但凡有人來辦事，我都讓他們站在外面，不准進去，為此還和人吵了好幾次。過了不多時，有一個穿白衣服的瘦瘦小小的女孩子湊過來，她也不說幹什麼，就是在入口磨磨蹭蹭的。我煩不過，擋着不讓她進去。又過了一會兒，那個漂亮的女同學看到她了，出來要拉她進去，又給我擋住了。漂亮女同學這才告訴我，門口這位就是她們財務部的部長，叫柴玲。柴部長後來褒貶不一，不過當時在我看來，也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學生，很不起眼。不過人倒是和善，還說我挺負責的。我那時候狂得很，又是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也不是很在意，只是覺得這個學生部長還算拎得清。

又過了幾個小時，到了下午，紀念碑附近的人圍得越來越多，人手不夠，又把我抽調過去維持秩序。聽別的同學講，好像是什麼四君子要絕食，搞得很多人來圍觀，這其中就有我曾經見過的劉曉波和侯德健。這個事就比較辛苦了，我們幾個糾察要合力擋着人群，還要大聲叫喊，勸說下面烏泱泱的人群不要衝到紀念碑的上層來。當時來圍觀的人絕大多數比我歲數大，甚至還有一些老人也夾在其中。衝着這樣的人大喊大叫，很不習慣，隱隱又有些驕傲，頗有些指點江山的感覺。這個可能就是所謂權力的腐蝕了。

天安門廣場四君子（左起）周舵、劉曉波、侯德健和高新

撐了好一會，人都快虛脫了。偏偏這個時候我又流起了鼻血，止都止不住。旁邊的同學見了，趕緊把我送到醫務處。醫務處就設在廣場上的一輛大客車裡面，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醫生，很和藹，幫我處理了一下，上了點藥，要我多休息。我在那裡等了一會兒，看不流血了，趁她不注意，轉頭又回了紀念碑，好在那個時候人慢慢少了。天色黑了以後，我實在是累得不行了，就回到了民主女神像，跟哥幾個打了個招呼，隨便鑽了一個帳篷就呼呼大睡了。等到一覺醒來，已經是六月三號的中午了。

（四）六月三號的槍聲

出了帳篷，發覺廣場上的人少了很多。回到民主女神像找到夥伴們，好像也沒聽到什麼新聞說有事發生。三號下午晚一些的時候颳起了一陣狂風，吹得天昏地暗，我帶着那個中學生趕緊到各處加固腳手架，以防把什麼東西吹倒了。等風小了，看看沒什麼事，我就圍着廣場四處溜達。走到了廣場西北角，比較靠近長安街的地方，發現停了一輛公共汽車，車頂上站了幾個學生，在比劃着什麼東西。走近了一看，好傢夥，原來是一挺機關槍。汽車裡面還有同學往車頂遞其他武器，步槍，刺刀，衝鋒鎗什麼的。過了一會兒，有高自聯的人過來，說是解放軍準備栽贓鬧事，故意把武器放車裡運過來。讓大家不要上當，把武器放回車內。

那個時候只是覺得好奇，也沒多想，繼續溜達，哪兒人多就往哪兒湊。在人民大會堂的北側，有一伙人，跑來跑去的，走近了才發現他們對面是一隊當兵的。有人把人行道的地磚砸了，往對面扔石頭。當兵的都帶着鋼盔，有時候他們就頂着石頭雨衝過來，而這邊的人就往後跑，來來回回的也不知道他們在爭個什麼。

這和我在外地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樣。我五月份的時候在學校當地參加遊行示威，雖然警察不少，但是從沒和他們有什么正面衝突。就算是在市中心靜坐，以及後來堵在市政府門口三天三夜搞絕食，也沒這裡激烈。我心裡想，北京不愧是天子腳下，老百姓覺悟高，性格也豪爽，難怪他們可以領頭攔軍車呢，是應該向他們多學習學習。現在想想，當時怎麼就毫無警惕性，一點都沒有嗅到危險呢？

到了傍晚，事情就更奇怪了，不時聽到砰的一聲響，聲音很大而且脆，和小時候玩的大個炮仗爆炸的聲音類似，比那個還響。又過了一會，廣場上竟然衝進來一輛裝甲車，車上還燃着火，四處亂竄。最後終於在一堆鐵柵欄里卡住了，火越燒越大，也不知道裡面的人跑出來沒有。這個時候每個人都知道肯定出事了，但是高自聯的廣播也沒給個具體通知。大家互相提醒着不要亂跑，儘量聚在一起。又過了一會兒，砰砰砰的聲音越來越密，也越來越近，有人開始傳，說那是槍聲。

當時女神像的場子裡面已經沒什麼人了，我們剩下來的四五個糾察大眼瞪小眼。我心裡一直在打鼓，說不怕那是不可能的。只不過從小到大，一直受的教育是，黨和國家就是我們的親爹媽，所以我心裡還是存着僥倖，想着我們也沒做什麼壞事，這爹媽不會把我們往死里整吧？此時看場子已經沒什麼意義了，重要的是撤還是留的問題。大伙兒商量了一下，覺得情況不明，還是再等一等，看看局勢。為安全起見，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個當地的中學生好說歹說給勸回家了，那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希望他現在一切安好。

（五）生與死的見證

這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廣場上的情況也越來越亂。正在人心惶惶的時候，來了一隊人，招呼我們去長安街攔軍車。我看隊伍里有好幾個熟面孔，是這兩天認識的中科大的朋友，覺得靠譜。哥幾個一商量，決定一起去，大家好相互照應。

一路狂奔，到了長安街。又向西邊衝出去好一段路。我發覺路上亂鬨鬨的，有人用鐵柵欄，卡車，和公交車，堆了好幾道路障。學生，工自聯的，老百姓也不少，還看到好幾個人頭上和手上纏着繃帶，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傷。我們這一隊人是打着旗去的，我們就跟着旗繼續往前跑。跑着跑着就聽到有人大叫，說有催淚彈。我留了神，注意到地上不時竄出一團火，藍茵茵的，我以為那就是催淚彈，但又沒聞到什麼怪味道。

砰砰的聲音越來越密，有人喊，說當兵的往地上開槍，要我們注意。我嚇了一大跳，那子彈要是反彈起來，可不是好玩的。不過這個時候也沒時間多想，繼續往前跑。隊伍已經跑散了，跟我並肩的只有那個北京的小年輕。又多跑了幾步，突然他額頭崩出一大蓬血來，然後人就一頭栽倒了。我驚呆了，停下來拍拍他，他卻動也不動。我喊人把他拖到路邊，旁邊有人說他已經沒氣了。我腦子轟的一聲，怎麼也不相信這麼鮮活的一條生命，瞬間就湮滅了。

這時候哭的，叫的，大聲開罵的，越來越多。有幾個人把他抬到一輛木板車上拖走了，我抬頭往前看，我們隊伍的旗幟就立在路中間，有幾個學生圍着，但也沒有再向前跑。我跑到他們那裡，對面不遠處就可以看到一隊當兵的，正端着槍向我們這邊射，砰砰的聲音就是從那裡發出來的。我們當時離他們距離最近，在我們身後，倒下的人越來越多，更多的人開始向馬路兩邊閃。我這一輩子，最兇險的就是那個時候了，感覺隨時哪一顆子彈不長眼，就立馬要上西天。當兵的開始清除路障，並慢慢逼近。我們哥幾個護着旗，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後退，生怕落了士氣。退了一，二十米，發覺後面根本就沒人了，這才跑到路邊。

長安街上這時候已經亂了套，我怎麼也找不到其他幾個哥們兒，估計都衝散了。當時我腦袋亂極了，以為是在做夢，怎麼也不相信我從小就無比崇拜的解放軍會向自己開火，而且竟然還是因為自己正在做為了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更多的人被架到馬路邊，身上血糊糊的，也不知道是死是傷。我幫着把其中一個抬到一輛木板車上，從一條小巷向北，一路推到一個記得叫作復興醫院的地方。到了醫院，一個護士看我左手的手背和手腕上都是血，以為我受傷了，拿了繃帶要給我纏，我自己摸了一下，也不怎麼疼，估計沒啥事，不過還是讓她纏了。然後出來，在門口碰到兩個學生，正扯着喉嚨大罵共產黨，然後又大哭。

我也不知道該去哪裡，左想右想最後決定還是要回廣場，和兄弟們在一起。我當時是第一次去北京，不太認識路，不過我從小方向性極好，心裡盤算着可以從故宮北邊一直繞到廣場東邊再回去，希望東邊沒這邊兇險。不過算了一下，估計路程應該不會短，正好醫院旁邊停了好多自行車，我一着急，撬了一輛就騎走了。我這一輩子虧心事做得不多，這是其中一件。我在這裡鄭重向車主道歉，太對不起您了。

北京城有一個好處，街道都是方方正正的，正東正南的不會搞錯。我一路騎車串小胡同，七拐八拐的竟然還真摸到了故宮東側，一條叫南池子的小街。我到的時候約莫着已經過了半夜，該是六月四號了，而當時一堆人正聚在這條小街和長安街交界的地方，義憤填膺的罵。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部隊已經把天安門正南方的那一段長安街給封了。他們是北京市民，想衝過去幫學生，結果沖了幾次，死傷了好幾個，也沒成功。我一想，長安街這麼寬，沒必要非從街上沖，如果到了街南邊，離廣場不就更近了嗎？

我騎上車，一個人貓着腰，快速衝到街對面，這邊果然清淨多了，一個人都沒有。我儘量貼着邊，又向西騎，不久就到了廣場邊。廣場上空蕩蕩的，看來當兵的還沒有占領廣場，我心裡一喜，趕緊摸到民主女神像。我的同學，還有一個北大的，就剩他們兩個糾察了，正在那裡焦急地等我呢。

（六）槍口下的投票

這時候的廣場，人已經很少了，而女神像這邊，就剩了我們哥三個。高自聯的廣播讓大家都聚到紀念碑去，我們過去之後，發現大家已經把紀念碑上下三層都占得滿滿的。我估摸着大概一共三，四百號人，有學生，也有一些工自聯的，搞絕食的四君子也在。我們幾個在紀念堂西面的漢白玉台階坐下，等着自己的命運。

又過了一會兒，廣場上的燈突然全滅了。當時正是黎明前最黑的那一段時間，我心裡揪得更緊了。我們坐的方位正對着人民大會堂，過不多久兒，就從大會堂正門湧出一個接一個的方隊，每一個方隊有幾百號人，排得很密，向我們逼近，過一會兒就看得見他們頭上密密麻麻的鋼盔了，那個場面真的是很瘮人。

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候到了，這時候怕是沒什麼可怕的了，心裏面那些個受委屈，被欺騙，要報仇的極端想法繞作一團。廣場上政府的大喇叭一遍接一遍的發出馬上要清場的警告。我們這邊不斷有人喊口號，給大家打氣，發誓堅持到底。不一會兒當兵的就把紀念碑四周都給圍了起來，這時候想出去也不可能了。後來不知是侯德健還是誰，去和部隊談判，帶回來的消息是，要求我們在五點之前必須離場。

大家也沒個統一意見，最後封從德在廣播裡主持了投票表決，兩個選項，”撤” 或是 “不撤“。當時也沒別的好辦法，就按聲音大小作最後的判定。我當時眼睛都紅了，滿腦子想的都是跟他們拼了，所以喊”不撤” 的時候，聲音特別大。我從小到大一直被長輩，被學校，被領導們代表。往往不滿意他們的決定，又無計可施，就經常搗亂，故意拆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參與民主投票，意識到自己竟然還有這樣的權利，能切切實實地去決定自己的命運，很有些新鮮，而且覺得挺驕傲的。

其實就我當時聽到的，好像喊“不撤”的聲音大一些。但是當封從德在廣播裡說喊”撤“的聲音大，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所有人一起撤退的時候，我也沒什麼異議。畢竟這是我第一次自主參與民主表決，既然大家都按程序辦事，雖然不是很甘心，但還是能服從多數人的選擇，作了妥協。我現在想想，歷史真的有許多偶然性，如果當時我們喊得聲音再大一點，留了下來，今天的中國，很可能就是一個全新的格局了。當然我自己只怕要提早一步入輪迴，到現在可能已是另一條好漢了。

當兵的里三層，外三層，把紀念碑四周圍得水泄不通。侯德健他們帶着我們的決定，又去和部隊交涉，他們最後同意在廣場西南角留出了一個很小的口子，讓大家撤離。這個時候帶着鋼盔的野戰軍部隊已經逼得很近了，一把把的刺刀，閃着寒光，就在眼前晃。大家手牽着手，被兩邊當兵的夾着，從那個出口離場。我臨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民主女神像的方向，已經看不到那曾直面獨裁者的，高擎着的火炬了。

關於在廣場上的這最後一段經歷，現在時不時還會在夢中重現，醒來後往往是一身冷汗。後來有好些人說學生們是受了一小撮學運領袖的煽動，我自己覺得這是一種被組織代表慣了的人們的定性思維。首先要說的是，我見得世面少，被通緝的那二十一位我只親眼見過七八個，有幾個更是連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也沒有聽到他們有什麼煽動我們去流血犧牲的話。再說了，我想當時大多數的人都不是缺心眼兒，真的有那麼容易被煽動嗎？還有一點，這樣說的人往往高估了學運領袖的影響力。就我個人經歷來說吧，其實我也算是我自己學校的那一年運動最早的發起和組織者之一，然而就我的親身體驗，大多數的同學在學運中根本就不聽我們的。我覺得他們是對的，民主運動的目的不是為了某些領袖們爭權奪利，改朝換代，而是為了爭取一個言論自由，公平競爭的機制。至少就我個人和當時身邊的朋友來說，我們把爭取這樣的社會機制和環境看得遠遠高於那些牽頭組織的同學們。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當時都已經是過了法定年齡的公民了，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獨立的人格，難道不應該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嗎？如果自己做的決定，結果好的算自己的功勞，結果差的就推到別人身上，那還算得上一個合格的公民嗎？

（七）撤離廣場

從廣場西南角撤出來，隊伍又接着上了長安街，一路向西，退回海淀大學區。大家一路走，一路高唱國際歌，不時大喊，“打倒法西斯”，”學生無罪”，”血債血還“。沿途的群眾已經很少了，但是都跟着一起喊，當然更多的是哭泣。

路上一片狼藉，鐵柵欄，旗幟，衣物，扔得到處都是。燒毀的軍車，坦克，一輛接一輛，排了長長的一路。路上也碰到幾隊當兵的，我們就大罵 ”儈子手”，”屠夫”，而街邊的高樓上有人雨點一樣的向他們扔玻璃瓶，石頭，他們也不答話，低着頭匆匆而過。撤退途中還出現過一次狀況，在長安街上的時候，竟然有坦克轟隆隆的追了上來，嚇得大家都閃到人行道上。後來聽說有好幾個學生竟然被坦克壓死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從小所受的教育，樹立起來的世界觀，和這個現實反差太大了，怎麼也不能接受。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像什麼熱愛共產黨，擁護解放軍之類的，顯得格外諷刺。甚至連我愛祖國，祖國愛我這樣的信念，也有些動搖。我想當時一起撤離的同學大多如此，有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只要見到大路兩邊建築上，有掛着關於擁護共產黨的標語，橫幅，就都給扯了下來。

一直隨着隊伍撤到了海淀，後來在朋友們的安排下又在北大避了幾天。中間我還冒險騎車進了城，想去廣場看看，結果到了附近，所有通往廣場的大路都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小路，以為有希望，興沖沖地騎過去，結果路的盡頭赫然停着一輛坦克，黑乎乎的炮口正對着我的方向，只好轉頭，死了這條心。

九二年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到北大找那幾個哥們兒，結果他們大部分都出國了，只找到其中的一個。大家談起來，唏噓不已。又過了幾年，我也出國了。我那個同學還在國內，前幾年還去看過他，事業做得非常出色，不過就是死活不願入黨。後來有人問我，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有人指使？我告訴他們，我當年是全心全意去做這件事的，而且這完全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們當時所做的，可能時機和方式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為我所做的有半點後悔，我也願意承擔我該負的責任。唯一遺憾的是，我們影響了世界，卻沒有能改變專制制度在中國的統治。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雖然當年我們被血腥鎮壓，但是我直到現在還是堅持反對暴力革命。以暴制暴，換來的不過是一個新的專制王朝，其手段可能更加邪惡。我所希望的中國的未來，是建立在憲政的基礎上，所有的政治力量共同合作妥協，也包括團結當前的執政黨，大家共同努力，去建設一個和平的，漸進的，民主化的國家。不過有鑑於共產黨的誠信記錄實在太差，與之合作一定要謹慎，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獨立監督機制，才有實現真正憲政的可能。

我總在想，自己這條命算是多出來的。本來我極有可能就像我的那些兄弟姐妹們一樣，把自己的一腔熱血和青春，留在廣場上，作為未來清涼世界的犧牲。結果他們做到了，我卻多羈絆了幾十年。後來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師，困難，艱苦，成功，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也都一一品嘗過。我覺得是他們在冥冥中看着我，祝福我，加持我，讓我能夠過上一個免於恐懼，正直，自由，秉持自己良心的人生。我相信他們也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能過上這樣的生活，這也許就是民主女神所代表的意義吧。

（八）六四之後的幾天

六月四號的清晨，我們從天安門廣場撤了下來，隨着大伙兒一起走回到海淀區。這幾天經歷了血和火的考驗，我和北大的那個研究生哥們兒已經是生死之交了，聽從他的安排，和他一起到了北大校園。

進了北大燕園，發現裡面掛的全是標語橫幅，都是些譴責解放軍施暴，聲討共產黨，要求懲戒殺人者，以及報仇雪恨之類的。還有一些鮮紅的血書告知某某系哪些學生，哪些老師不幸遇難的。還貼着一些退黨的聲明，以及地上被燒毀的黨證。當大伙兒進了校園以後，很多同學迎了上來，相互摟着抱頭痛哭，情緒都非常激動。

從六月三號的晚上，只到從廣場撤出來，這期間我一直都沒有機會喝水。我記得當時實在是渴極了，跟着到了我哥們兒的研究生宿舍樓，衝到公用洗手間，打開水龍頭，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的水。這個時候，困意止不住地涌了上來，哥們兒給我們找了個上下鋪，我和我同去北京的那位同學連衣服都沒換，當然也沒有可換的，倒頭就睡了。

等我們一覺醒來，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我在北大的幾個同學找了過來。大家上次見面，還是在五月底，現在再見面，不免唏噓。我北大的研究生哥們兒做東，請我們到中關村的一個小館子吃晚飯，這是我這麼多天來正正經經吃的第一餐飯。席間聽到了更多讓我們吃驚的消息。當然，那個時候的消息極其混亂，真假難辨。不過，經過好幾個朋友證實並確切知道的，是從六月三號的晚上到六月四號，北大有好多的遇難者，幾乎每個系都有。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哥們兒他們化學系的一位姓肖的年輕教師，妻子剛剛生了一對雙胞胎。結果他甫當上了父親，就在三號的深夜中彈身亡，和他的太太以及襁褓中的孩子天人永別了。

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只是聽說火車都停運了，也不知道該怎樣離開北京。第二天我陪一個同學去電訊局給家裡掛長途電話，街面上還是冷清清的，那一輛輛燒得黑乎乎的軍車也沒有清理，大街上沒看到什麼行人，也沒看到有什麼軍人。我年輕的時候性子野，最煩的就是無所事事，第三天早上，找我哥們兒借了輛自行車，一個人騎着車出了北大校門，想去天安門廣場附近打探一下情況。記得那時候街面上還是亂糟糟的，沒什麼行人，也沒什麼行駛的車倆。越靠近天安門的方向，情況就越糟糕，燒毀的軍車，拆下來的柵欄，丟棄的衣物，大大小小的石塊兒，有些地方，還殘留着黑色的血跡。

我不敢走長安街，就憑着記憶，七拐八拐地騎到了那條南池子小街。我記得那條街是在故宮的東側，和東長安街相連，想着說不定能夠看到一些情況。等到了，也發覺那個交叉路口已經被坦克給封住了，根本不能靠近。我只好又向東，騎了好一會兒，終於找到了一個小路口，可以穿過長安街，到了長安街的南側。到了南邊，我又試了好多不同的路，結果都被封鎖了，不能靠近廣場，最後只好悻悻而歸。

北大校園裡的氣氛也越來越緊張，很多人都在傳，說是當局可能會實施軍管。那天傍晚，我和我的一個同學在燕園散步，一個素不相識的中年婦女，也不知道是北大的老師，還是教師家屬，拉住我們倆神神秘秘地說，部隊馬上要進入校園了，要我們趕緊離校。等我回到哥們兒的宿舍，那裡已經有好幾個人，都是在廣場結交的朋友。看到我回來，都鬆了一口氣，說就等我了，現在校園不安全，要我們一起去北大的一個老師家裡過夜。

那個老師家離校園不遠，是一套二室一廳的新房，老師還沒有搬進來，裡面也沒什麼家具。當時是初夏，並不太冷，我們七八個人，就在老師家裡打地鋪過夜。就這樣又過了兩天，越來越多的同學離校了。我們終於買到了火車票，接着聯繫到了好幾個不同學校的同學，大家約好了時間，從北大往南，一路步行，走到了北京火車站。

火車站比我們來的時候清冷了許多。持着衝鋒鎗的軍人三個人一排，分成了許多不同的小分隊，在車站廣場上來來回回的巡邏。還好，他們並沒有找我們的麻煩，大家很順利地進到候車室。我和這些天來生死與共的幾個哥們兒一一擁抱告別，大家都沒怎麼說話。

在南下的火車上，大家也沒有談論在北京發生的事兒。一路無話，到了華燈初放的時候，終於到了我父母所在的城市。我存了一點小心，沒有坐公共汽車，一路步行，走了幾個小時才回到家。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深夜，我敲了半天的門，終於見到了父母那略顯憔悴的面容。媽媽眼裡含着淚，也不敢聲張，趕緊把我拉進門，又張羅着給我下了一大碗熱乎乎的肉絲麵。

終於回家了！

附：六四已經過去三十三年了，每每想起那些在那一夜之後，從此再也回不了家的人，總是情不能自己。謹以此文，祭奠他們的英魂。公道自在，天理長存，願他們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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