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史時，發現文革中“漢奸、叛徒、特務、反革命”特別多，似乎大帽子滿天飛，這正常嗎？起初感覺很不正常，但結合歷史和當時形勢分析後，發現這種現象事出有因。 一、個人經歷的曲折性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中國革命的進程也是如此。在我黨艱難曲折的革命進程中，各種各樣的人出於不同目的，爭相匯入這股波瀾壯闊的革命洪流。 其中，許多革命者尤其是地下工作者，因為要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所以，除堅持原則外，還需要足夠的靈活性，他們會做一些在當時看來合情合理但在事後看來違規違紀的事情。這種事一旦在文革中被揭發，由於很多當事人已失蹤、去世、外逃，一般很難說清楚，被扣帽子雖然不公，但很正常。 也有人為革命需要，曾做國民黨、日本、汪偽、蘇聯的間諜，雖然解放前已明確其地下黨的身份，但由於經歷非常特殊，文革中很容易被看作投機革命，被打成“漢奸、特務”。 還有人在革命低潮或被捕時迷茫動搖，做出向敵人繳槍、乞降、寫自首書等出格的事情，但他們在短暫動搖後或革命高潮時，又重新回到隊伍中，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後順理成章地成為老幹部，如上海某高校兩名常委都曾在解放前叛黨，有的還在報紙上發表過“自首書”。由於解放前我黨尚未執政，加上信息閉塞，他們很難暴露；解放後，同樣因信息閉塞、個人隱瞞、他人保護等因素，很難暴露。但在文革中由於群眾造反，很多老幹部的歷史問題會通過大字報、串聯等方式被揭發出來，讓他們轉瞬間被打回原形。 如某老幹部曾3次被國民黨逮捕，但都被成功“營救”，文革中有人懷疑他有歷史問題，後通過查閱民國政府的報紙、檔案等資料，果然發現他曾叛變投敵，加上還有人證，隨即將其打成“叛徒、內奸”。 二、家人選擇的多樣性 分析老幹部的出身，發現一些成員較多的家庭，會採用多頭下注的方式為家庭成員選擇政治方向。如老幹部姚某，父親是國民黨中將，二伯父是民國縣長，五叔先做國民黨高官，後當親日漢奸，他本人和2個堂弟、1個堂妹則投身革命，從而保證無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日本當政，整個家庭都會有所依靠、長盛不衰。老幹部張某，姑姑、丈夫、自己都投身革命，但叔叔卻是臭名卓著的漢奸高官，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被槍斃。老幹部周某很早就投身革命，但他的哥哥卻是國民黨黨員、復興社成員、偽保長、偽縣政指導員，在老家獨霸一方，維護家庭利益。 這樣做對革命者本人和中國革命可能有點好處。如老幹部姚某早年做地下工作時，國民黨官員、汪偽漢奸都知道他是黨的幹部，但礙於他五叔的情面，都對他網開一面。老幹部張某將我黨的地下電台設在身為漢奸高官的叔叔家裡，從而避開了其他漢奸特務的糾纏。此外，有的革命者被捕後，能通過家人親戚在國民黨和日偽政府的關係順利出獄，這就是史書上常說的“營救”出獄。 不過，凡事都是利弊相間。這樣做的壞處是，有的革命者會多出幾分投機性，其家人可能會向國民黨、日偽漢奸泄漏黨的機密，更重要的是，有的老幹部會在解放後，出於親情等因素的考慮，庇護有污點的家人，甚至幫其漂白身份，以逃脫人民的審判和制裁。 如周某的哥哥，解放前曾配合國民黨攤捐款、征積穀、抓壯丁，還曾強姦婦女，為非作歹、無惡不作。按理說，周某解放後應將哥哥交給當地政府甄別處理，但出於兄弟感情，他指示當地政府批准哥哥進京，並將其送到革命大學深造，漂白身份後，又通過關係安排到老家的省政府任職，使哥哥從反革命分子變成革命幹部，如此漂白的“革命幹部”，文革期間大概率會被打成“反革命”。 三、配偶家庭的落後性 一些生在地主、富農、資本家、民國軍官等落後家庭的女青年，解放前後，出於維護家庭利益，實現階層躍升的目的，會利用自己年輕貌美、學歷較高等優勢，高攀一些老幹部，成為高幹夫人和領導夫人。她們的家人親戚，雖然或多或少存在歷史問題，但因有幹部庇護，除個別罪大惡極的，多數都能順利過關，甚至一躍成為革命幹部。 如老幹部周某的夫人出身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妻弟劣跡斑斑。革命勝利前夕，吳某推薦他到革命大學學習，後以南下工作隊員的身份到其他地方工作，順利實現身份轉換，成為解放前參加工作的“革命幹部”。但這樣的“革命幹部”，因有歷史污點，一旦周某垮台，很可能被打成“漢奸、叛徒、特務、反革命”。 四、人際交往的複雜性 任何人都有朋友，老幹部也不例外，不過，他們的朋友中也可能有漢奸、叛徒、特務、反革命。如老幹部聶某解放前與某國民黨特務頭子關係密切，入黨介紹人吳某解放後被查出是叛徒，從而使他自己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務、叛徒”。 老幹部周某的一個大學同學在反右中被劃成“極右”分子，周某出於同窗之情為其翻案，並將其調入北京異地任職。文革中隨着周某倒台，他的同學也被查出“極右”經歷，馬上由幹部變成“反革命”。 老幹部吳某祖父是清朝官員，父親是民國警官，母親是地主女兒，自己年輕時與胡適、蔣廷黻、傅斯年等反共分子混在一起、關係密切。吳某在成為共產黨高官後，不僅想方設法杜撰“光榮”家世，而且還賣力地為同為大地主的楊某和“右派分子”季某塗脂抹粉，吹捧楊某“為人精明、忠厚、慷慨、喜歡朋友”，並公然篡改歷史，將兩人偽造成創建某地游擊隊的功臣。楊某、季某在吳某倒台前，處處以“老革命”自居，吳某倒台後，馬上就被揭發出“反革命”的真面目。 五、官場鬥爭的對抗性 解放後，由於一些有歷史污點的老幹部位高權重、深居簡出，加上他們對歷史問題刻意隱瞞，所以，其底細多數人並不知情。文革中，由於群眾造反，加上老幹部間鬥爭激烈，出於自保、鬥爭等目的，許多人向上級和群眾揭發舉報政敵的歷史問題，從而讓一些污點幹部現了原形。這與當下的官場舉報有些類似，許多“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的幹部一旦被舉報，很快就會淪為人人喊打的“貪官污吏”。 六、群眾揭發的積極性 群眾揭發也是文革中某些老幹部現原形的重要原因。這裡的群眾主要指科以下幹部、普通工作人員、革命熱情高漲的工人、農民、學生、解放軍等，他們人多力量大，有的還曾在民國政府工作過，是一些老幹部歷史問題的見證者、知情者，加上解放後我黨獲得大量的民國檔案，其中就有關於老幹部歷史污點的原始資料。文革前，由於官員自我保護及民國檔案的保密性，一般人不敢揭發；文革中，由於原有官場秩序被打亂，群眾革命熱情高漲，加上人們獲取民國檔案更加容易，有了過硬的佐證材料，許多知情者這才不再顧慮，大膽揭發。 如老幹部肖某1927年起義失敗後曾向國軍繳械投降，並創建政黨四處活動，僅4個月就失敗了，被迫回到黨的隊伍中；老幹部陳某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曾被國民黨逮捕判處死刑，為活命向敵人乞降，改為有期徒刑，再向敵人乞降，寫了“自首書”，並通過家人四處活動，最終被囚2年即獲釋放，當時曾發誓：“再不當共產黨了”。他們兩人的叛變行為，都是因為有人在文革中查閱了民國政府的檔案資料，才被群眾揭發出來。 七、政治要求的特殊性 文革中特別講政治，無論是官方還是群眾，對幹部的忠誠性、純潔性要求特別高，對“漢奸、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容忍度很低，只要某人稍微有點歷史問題，馬上就可能受到批判並被打倒，加上群眾革命熱情高漲，人人都長着火眼金睛，發現很多“漢奸、叛徒、特務、反革命”實屬必然，當然，其中會有些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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