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史时，发现文革中“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特别多，似乎大帽子满天飞，这正常吗？起初感觉很不正常，但结合历史和当时形势分析后，发现这种现象事出有因。 一、个人经历的曲折性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是如此。在我党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出于不同目的，争相汇入这股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其中，许多革命者尤其是地下工作者，因为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所以，除坚持原则外，还需要足够的灵活性，他们会做一些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但在事后看来违规违纪的事情。这种事一旦在文革中被揭发，由于很多当事人已失踪、去世、外逃，一般很难说清楚，被扣帽子虽然不公，但很正常。 也有人为革命需要，曾做国民党、日本、汪伪、苏联的间谍，虽然解放前已明确其地下党的身份，但由于经历非常特殊，文革中很容易被看作投机革命，被打成“汉奸、特务”。 还有人在革命低潮或被捕时迷茫动摇，做出向敌人缴枪、乞降、写自首书等出格的事情，但他们在短暂动摇后或革命高潮时，又重新回到队伍中，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干部，如上海某高校两名常委都曾在解放前叛党，有的还在报纸上发表过“自首书”。由于解放前我党尚未执政，加上信息闭塞，他们很难暴露；解放后，同样因信息闭塞、个人隐瞒、他人保护等因素，很难暴露。但在文革中由于群众造反，很多老干部的历史问题会通过大字报、串联等方式被揭发出来，让他们转瞬间被打回原形。 如某老干部曾3次被国民党逮捕，但都被成功“营救”，文革中有人怀疑他有历史问题，后通过查阅民国政府的报纸、档案等资料，果然发现他曾叛变投敌，加上还有人证，随即将其打成“叛徒、内奸”。 二、家人选择的多样性 分析老干部的出身，发现一些成员较多的家庭，会采用多头下注的方式为家庭成员选择政治方向。如老干部姚某，父亲是国民党中将，二伯父是民国县长，五叔先做国民党高官，后当亲日汉奸，他本人和2个堂弟、1个堂妹则投身革命，从而保证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本当政，整个家庭都会有所依靠、长盛不衰。老干部张某，姑姑、丈夫、自己都投身革命，但叔叔却是臭名卓著的汉奸高官，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枪毙。老干部周某很早就投身革命，但他的哥哥却是国民党党员、复兴社成员、伪保长、伪县政指导员，在老家独霸一方，维护家庭利益。 这样做对革命者本人和中国革命可能有点好处。如老干部姚某早年做地下工作时，国民党官员、汪伪汉奸都知道他是党的干部，但碍于他五叔的情面，都对他网开一面。老干部张某将我党的地下电台设在身为汉奸高官的叔叔家里，从而避开了其他汉奸特务的纠缠。此外，有的革命者被捕后，能通过家人亲戚在国民党和日伪政府的关系顺利出狱，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营救”出狱。 不过，凡事都是利弊相间。这样做的坏处是，有的革命者会多出几分投机性，其家人可能会向国民党、日伪汉奸泄漏党的机密，更重要的是，有的老干部会在解放后，出于亲情等因素的考虑，庇护有污点的家人，甚至帮其漂白身份，以逃脱人民的审判和制裁。 如周某的哥哥，解放前曾配合国民党摊捐款、征积谷、抓壮丁，还曾强奸妇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按理说，周某解放后应将哥哥交给当地政府甄别处理，但出于兄弟感情，他指示当地政府批准哥哥进京，并将其送到革命大学深造，漂白身份后，又通过关系安排到老家的省政府任职，使哥哥从反革命分子变成革命干部，如此漂白的“革命干部”，文革期间大概率会被打成“反革命”。 三、配偶家庭的落后性 一些生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民国军官等落后家庭的女青年，解放前后，出于维护家庭利益，实现阶层跃升的目的，会利用自己年轻貌美、学历较高等优势，高攀一些老干部，成为高干夫人和领导夫人。她们的家人亲戚，虽然或多或少存在历史问题，但因有干部庇护，除个别罪大恶极的，多数都能顺利过关，甚至一跃成为革命干部。 如老干部周某的夫人出身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妻弟劣迹斑斑。革命胜利前夕，吴某推荐他到革命大学学习，后以南下工作队员的身份到其他地方工作，顺利实现身份转换，成为解放前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但这样的“革命干部”，因有历史污点，一旦周某垮台，很可能被打成“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 四、人际交往的复杂性 任何人都有朋友，老干部也不例外，不过，他们的朋友中也可能有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如老干部聂某解放前与某国民党特务头子关系密切，入党介绍人吴某解放后被查出是叛徒，从而使他自己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叛徒”。 老干部周某的一个大学同学在反右中被划成“极右”分子，周某出于同窗之情为其翻案，并将其调入北京异地任职。文革中随着周某倒台，他的同学也被查出“极右”经历，马上由干部变成“反革命”。 老干部吴某祖父是清朝官员，父亲是民国警官，母亲是地主女儿，自己年轻时与胡适、蒋廷黻、傅斯年等反共分子混在一起、关系密切。吴某在成为共产党高官后，不仅想方设法杜撰“光荣”家世，而且还卖力地为同为大地主的杨某和“右派分子”季某涂脂抹粉，吹捧杨某“为人精明、忠厚、慷慨、喜欢朋友”，并公然篡改历史，将两人伪造成创建某地游击队的功臣。杨某、季某在吴某倒台前，处处以“老革命”自居，吴某倒台后，马上就被揭发出“反革命”的真面目。 五、官场斗争的对抗性 解放后，由于一些有历史污点的老干部位高权重、深居简出，加上他们对历史问题刻意隐瞒，所以，其底细多数人并不知情。文革中，由于群众造反，加上老干部间斗争激烈，出于自保、斗争等目的，许多人向上级和群众揭发举报政敌的历史问题，从而让一些污点干部现了原形。这与当下的官场举报有些类似，许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干部一旦被举报，很快就会沦为人人喊打的“贪官污吏”。 六、群众揭发的积极性 群众揭发也是文革中某些老干部现原形的重要原因。这里的群众主要指科以下干部、普通工作人员、革命热情高涨的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等，他们人多力量大，有的还曾在民国政府工作过，是一些老干部历史问题的见证者、知情者，加上解放后我党获得大量的民国档案，其中就有关于老干部历史污点的原始资料。文革前，由于官员自我保护及民国档案的保密性，一般人不敢揭发；文革中，由于原有官场秩序被打乱，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加上人们获取民国档案更加容易，有了过硬的佐证材料，许多知情者这才不再顾虑，大胆揭发。 如老干部肖某1927年起义失败后曾向国军缴械投降，并创建政党四处活动，仅4个月就失败了，被迫回到党的队伍中；老干部陈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被国民党逮捕判处死刑，为活命向敌人乞降，改为有期徒刑，再向敌人乞降，写了“自首书”，并通过家人四处活动，最终被囚2年即获释放，当时曾发誓：“再不当共产党了”。他们两人的叛变行为，都是因为有人在文革中查阅了民国政府的档案资料，才被群众揭发出来。 七、政治要求的特殊性 文革中特别讲政治，无论是官方还是群众，对干部的忠诚性、纯洁性要求特别高，对“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容忍度很低，只要某人稍微有点历史问题，马上就可能受到批判并被打倒，加上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人人都长着火眼金睛，发现很多“汉奸、叛徒、特务、反革命”实属必然，当然，其中会有些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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