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我是反党神童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我从小就是一个多愁善感、勤于思考的孩子。我的童年生活是二元的——

虽然物质上相对优越，在精神上却是苦不堪言。

林黛玉的《葬花吟》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毕汝谐和林黛玉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太过敏感了。 

太平岁月，何来刀剑呢？让我告诉您：毕汝谐和林黛玉的极度敏感的心灵就是日夜开工的兵工厂，

时时刻刻打造锋利无比的刀剑，伤害自身。

因此，对于毕汝谐和林黛玉而言，活着就是忍受精神煎熬，而且，其根源就是他们自己。

小时候，我家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我家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家、史学泰斗黎澍家住在同一幢二层小楼。

我和田家英女儿黎澍女儿同年，我们仨不仅是邻居，还是幼儿园、小学的同班同学。

那年头，北京时兴土葬，经常有马车拉着棺材从政研室门口经过；我常常跑去看热闹。那个时候，

北京人的殡葬仪式还是繁复的，披麻戴孝，打幡摔盆自不必说；我敏感地发现，

死者家属的哭嚎程度取决于死者对家属的重要性。听听，这些哭喊声：你就这么狠心走了，

撇下我们可怎么活呀；我就断定，这个死人肯定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挣钱的人；

而有些只是马马虎虎地哭一下，甚至完全不哭，就说明棺材里面是非常老的老头老太太，

是这个家里光吃饭不干活的人。 

后来，我又进一步看出新的名堂来了。因为在政研室西边，有两个不同的公墓；

一个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是给革命干部预备的；另一个是北京市八宝山公墓，是给老百姓预备的。

所有这些拉着棺材的马车，我问他们去哪儿，都说是去八宝山公墓，没有一个说去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很好奇，难道光是老百姓死人，革命干部就不死吗？不对呀，我最喜欢读报，

而且最喜欢读报上的讣告，生字少，简单易懂；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才四五十岁，有头有脸的人死了，

都是在一个叫嘉兴寺的地方举行吊唁，他们的棺材去哪儿了呢？我问过大人，才知道革命干部死了以后，

他们的棺材不用马车拉、而是用汽车拉，汽车蒙的严严实实，开的很快，所以我不可能看到革命干部的棺材，

只能看到老百姓的棺材。

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分成革命干部和老百姓两个世界的；

这两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么，我是属于哪一个世界呢？我紧张地问大人：

咱们家是革命干部吗？大人的回答使我感到激动和欣慰：是。咱们家是革命干部。 我想多么好呀，

我可以在革命干部那个世界里待着，我死后可以坐汽车兜风，不用坐马车在土路上颠来颠去，不舒服。

可是，我继而痛苦地发现，革命干部的世界是分成三六九等的，而我显然属于较低的等级。

有一件极小事情，却使我受到极大的精神刺激。我注意到：每天上午报纸来了，

勤务员都会把报纸按时送到田家黎家，风雨无阻；可是我们家的报纸必须自己到传达室去取；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问大人，大人说：因为他们两家的级别比较高。大人的回答给了我的自尊心致命一击。

我极其悲哀地发现：革命干部这个世界是一个等级极其森严的世界；天降大雨，勤务员送两份报纸是送，

送三份报纸也是送，顺带手送给我们家一份报纸不就得了吗？不行，绝对不行。

因为按照等级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开始为自己的夹心饼干一样尴尬的位置叫起苦来——

我们家虽然与田家黎家住在一起，却像普通干部一样必须自己去传达室拿报纸。我感到自卑。

又长大了一些，思考的问题更深了。田家英的长女田小英是个假小子，

经常和我等一起爬树、粘知了；她经常随父亲出入中南海，

我因而对所谓伟大领袖产生了最初的怀疑和不满；我从田小英那里听到一些中南海里面的事情，

与日常生活听到事情完全不一样。日常生活幼儿园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多么艰苦朴素，

一件衣服一双鞋穿了多少多少年，舍不得扔掉。可是，田小英说毛主席非常喜欢吃某个地方的活鱼，

所以要用专门的飞机运到北京；每次运一大批，但是，只要这里边有一条鱼死了，

所有的鱼毛主席都不吃了，还得用飞机给毛主席重新运鱼；我就想了，用飞机运鱼一次，

这钱能买多少条裤子多少双鞋呀；这难道是艰苦朴素的毛主席吗？还有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误解毛主席了；田小英跟我说过毛主席有3个老婆，

其实她的意思是说毛主席有杨开慧贺子珍江青这3个老婆，可她没把话说清楚。

我就想当主席真好啊，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老婆，当主席可以娶3个老婆。我长大了也要当主席，

也要同时娶3个老婆。

——那个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青春期赶上文革乱世，

能够由着性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拍婆子（好年景！），我这辈子能有300多个情人呢。 

我从小就喜欢照镜子，因为我很小就知道自己长的好看；当我得知我家的级别不如田家黎家时，

我就更喜欢照镜子了；因为我觉着我比田家英女儿黎澍女儿好看，这使我得到一种安慰。

我提心吊胆，怕自己长的不好看了，那么，我各方面都不如田家英女儿黎澍女儿，我就会更加痛苦。

当时，我尚不知男性美与女性美不可相提并论。

后来，在育英小学住校，每当星期六回家，平时玩儿成一团、不分你我的小伙伴儿，

立马有了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因为育英小学很大，所以，要用大喇叭广播——

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是这样的：几年几班的某某某，你家来（小汽）车接你了；

而我们这些司局级子弟是这样的：中宣部来（大轿）车了，然后是一大串名字。

天子脚下，等级森严；却不料竟然以如此直观、突兀、咄咄逼人、不容闪避的方式表现出来！

毕汝谐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式的小男孩，如何经得住这般精神摧残！

我发现自己属于革命干部世界的边缘家庭，我处于蝙蝠般的尴尬境地——

被飞禽视为走兽, 被走兽视为被飞禽。

我和权贵子弟绝非同类，我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我和平民子弟也绝非同类，

我们根本不是一回事。上不去，下不来，进退失据，何其尴尬。权贵子弟看不起我，

平民子弟对我敬而远之，空前孤立。

平民百姓不明就里，囫囵地将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统统尊为高干子弟；其实，在权贵子弟眼里，

我们这些人仍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等人。

当然，在等级极其森严的共产党体系里，还有比我们更糟的，我们毕竟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可回；

最糟的是中央调查部派往海外的那些特务的孩子们，他们回到中央调查部，

住在一个叫做少年之家的地方，度过周末再回来，在两个集体宿舍之间倒来倒去就是了。

他们都是人质，扣住了他们，特务父母就不敢叛逃了。没有父母呵护的小孩子比孤儿好不了多少，

经常受欺负。

星期天晚上返校，权贵子弟口沫横飞地大谈特谈怀仁堂放映的外国电影多么精彩、

刘（少奇）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红烧对虾等等，我根本插不上话茬；

双重的自卑感(我小时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号：尿炕包)连同双重的优越感(学习优秀、相貌出众)

交相压迫着我幼小的心灵，造就了我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格：早熟、苦闷、多思、狐疑、神经质.；

我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的一种人形冰激凌；

其时，学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贴6元)，却与所谓新社会格格不入。

有一次，彭真作内部报告说：有些人生活在新社会，脑袋却还留在旧社会；身体跟着新社会走，

脑袋留在旧社会一动不动。这样他们的脖子越抻越长、越抻越长；如果他们不彻底改造思想、

跟上新社会的话，早晚有一天脖子要抻断的。

我悲哀地想：咦，彭真好像就是在说我呀。我的脖子早晚有一天要被抻断吗，管它呢，我认了！

13岁那年，我听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组织反党集团的消息，大为兴奋，

便在一篇关于冬季长跑的命题作文里借题发挥地写道：从楼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

班主任一下子便识破了我的春秋之笔，直接将该文交给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文革前发表许多理论文章)；

从此，我被校方内定为异路人，’,备受歧视。遗憾的是，这篇作文没有保存下来，

否则，我将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最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全国罕见的反党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