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绍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一晃眼，刘绍棠先生逝世十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点回忆文字纪念他,却因这事那事
拖了下来。
打倒四人帮的那个冬天,某日,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赵姓姑娘 (俗称”拍婆子”)；双方一见如故,言谈融洽；赵姓姑娘说起最要好的女伴的父亲 是个作家,名叫刘绍棠；目前正在家里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地火>>, 手稿堆了一地……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刘绍棠,这是我自少年时代便深为仰慕的神童作家! 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迫不及待地道:“太棒了!明天就带我去见他!”
临别时, 赵姓姑娘送给我一张她与绍棠先生女儿在昆明湖荡舟的照片(那年头, 除非有明确的结婚意愿,男女之间很少赠送单人照片)。这张照片我保存至今。
刘绍棠家住在府右街附近的一条偏巷里,距中南海很近。翌日,我和赵姓姑娘 进去时,他们一家正在用晚餐。绍棠先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净,微胖；他扔下 饭碗招呼我们。
我和绍棠先生单刀直入地进入文学话题。他思维敏捷,言语诙谐,对昔日的盛名 颇为自负。
绍棠先生很惊奇我对他知之甚详(文革时,我曾经每日在北京图书馆本馆以及 西什库、雍和宫分馆潜心苦读,57年各大报纸无不览及),我随口提到他摘去 右派帽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王蒙摘去 右派帽后，发表的表态性质的短篇小说是“雨夜”)；当时, 右派尚未平反, 与 正常社会脱节二十年之久的绍棠先生在广大群众中并无知名度,绍棠先生发现当代 青年之中竟有知音,不胜欣喜……
我不便启齿的是:进入青春期,我的才气和叛逆精神相偕露头,令父母 忧心忡忡(11岁时,我曾经对父母说: 苏联大,阿尔巴尼亚小;所以,中国应当抛弃 阿尔巴尼亚,继续与苏联友好,这样就可以度过自然灾害造成的难关了； 父母吓了一跳,追问我从哪里听来这样的反动言论;而当他们确信这是我的小脑袋瓜 的产物时,则更加惶恐);便为我树立了两个反面教员:一是文学神童刘绍棠,一是 史学才子沈元 (文革中, 沈元用皮鞋油化装成黑人,混入马里驻华大使馆请求 政治避难,被枪毙了!);终日耳提面命:在我们这个政治挂帅的社会,如果没有正确的 政治方向,才华只能给自己的命运安排悲剧。有一回，家父见我看刘绍棠的小说, 大发脾气:“你小时候看电影,总是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刘绍棠是右派,是坏人! 不许看他的书!”于是，我只能偷偷阅读, 绍棠先生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被 收入<<右派文集》的理论文章,无一漏过……
事后, 绍棠先生对赵姓姑娘说:“小毕有才能有头脑,找这样一个男朋友, 不容易……”
绍棠先生是作风严肃的老派人物,尚不能理解我和赵姓姑娘这种始于大街 的半游戏、半认真的新潮关系。我和赵姓姑娘因此窃笑不已。
此后,我常常造访刘家,与绍棠先生高谈阔论。萧洛霍夫是第一热门话题。 我们都是少年时期便如痴如醉地通读了<<静静的顿河>>(一个主人公,六百个人物!)， 欣赏萧洛霍夫的超然于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原则之上的叙述态度,惊叹 <<静静的顿河>>结构庞大----就像大自然一样深奥、复杂、有条不紊, 展开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的身世具有可比性:萧洛霍夫出生在顿河流域 维申斯卡亚镇, 绍棠先生出生在运河畔的通州;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都是 早慧的文学天才----萧洛霍夫23岁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而绍棠先生还是 一名高中学生时,其小说作品便被编入高中语文课本。萧洛霍夫访问日本时,说过 青年作家应当和富翁的女儿结婚，以保障写作条件；而绍棠先生为了安心写作， 曾经提出:“为三万元人民币而奋斗!”这大概是“向钱看”的急先锋了……
绍棠先生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个书名很显然与 萧洛霍夫的巨著有关),印刷厂已经排版了,结果因为我当了右派告吹了,我用木匣子 把大样埋在自家院子里,还写了一篇诔文呢……”
我认为，<<静静的顿河>>之伟大,还可以从她的敌对者的所作所为得到验证; 我侃侃而言:“文革初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 批判苏修文艺,不能只抓丘赫拉伊之类的小人物,要抓大的,要抓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 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又说女儿称赞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而她 自己认为<<静静的顿河>>是大毒草,由此可见她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 始终耿耿于怀；江青在文革中的权势熏天,全党全军全国的笔杆子为其役使, 结果呢,却始终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批判文章;只好由工人业余作者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小稿子,抓住<<静静的顿河>>揭露红军抢劫、强奸的细节,骂一骂； 由此可见，<<静静的顿河>>是真正伟大的巨著,赞之不易,谤之亦难；就连无产阶级 的金棍子姚文元,打遍天下,甚至打到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头上,却始终没有碰过 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
绍棠先生惊讶而欣喜地看着我,说:“我曾经和许多人讨论过肖洛霍夫 和<<静静的顿河>>,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大胆而新颖的见解……”
接下来，是漫无边际的聊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绍棠先生的同情心。 二十年来, 绍棠先生身陷逆境,吃尽千辛万苦,却只是数言以蔽之:“我和乡亲们 在一起；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嘛。”而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位熟人的不幸遭遇时， 绍棠先生摘去眼镜,热泪盈眶,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叹息……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绍棠先生渐入佳境了。五七年的那些毒草作品 被收入“重放的的鲜花”专集,风行一时。 绍棠先生也发表了许多新作；可惜,这些 作品大都是图解政治运动,缺乏文学感染力。有一个反四人帮爪牙的短篇小说 的结尾竟是: “曙光升起在中南海华国锋同志的办公室！……”这已经是 赤裸裸的政治口号,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了。
我在闲谈中委婉地指出这一点。绍棠先生豪爽地道: “不单你这么说, 别人也这么说,说我这样写下去要砸牌子啦……”然后,他讲起通州新近办了 一份文学杂志,聘请他和浩然为顾问……话题就此岔开了。
复出之后，绍棠先生喜欢结交党官僚(早在短篇小说“县报记者”里, 他已经表现出对于党官僚邓书记的不同寻常的敬畏,令我觉得不舒服),以 与各界党官僚常常过从为骄傲；显然,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上的 保险系数（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夕数惊！）。绍棠先生放弃了早年 的独立观念,心甘情愿地充当党文化的传声筒。
据绍棠先生透露:戴上右派帽子折腾了二十年,他的一万多元的 积蓄快花光了,甚至有断炊之虞;幸亏邓公开明,使他绝处逢生。
绍棠先生格外珍惜翻身的机会，凡事都比常人左三分，许多言论使人厌听。
绍棠先生重返文坛后,写作十分勤奋。他曾说过:“我浪费了二十年, 若是再浪费二十年,我就剩不下几年了！”他很着急,企图以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干劲追回损失,曾发出“让我从二十二岁重新开始”等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过了不久,我和赵姓姑娘因琐事而绝交了(两个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女相处久了, 自然是矛盾丛生)；作为报复,她在刘氏父女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主要是 私生活方面的真真假假的劣迹； 绍棠先生对于私生活的越轨深恶痛绝(上世纪 三十年代,上海亭子间里的青年作家,大都生活浪漫,创作、恋爱两不误；到了绍棠 先生这一辈, 青年作家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所格禁,成为道学先生了。绍棠先生的 妻子是一位曾姓华侨,很刻板)我懒于自辩,从此不再登绍棠先生家门了。
后来,我和绍棠先生在文艺界的聚会又见过几次,已经无话可说， 客气地点点头而已。
此后,我依然关注绍棠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先生以“我是一个土著” 自诩,笔触始终不离故乡的土地与河流。然而，绍棠先生学养不足的弱点也 暴露无遗；在我认识的前辈作家里, 绍棠先生是藏书最少的一位。
绍棠先生的中长篇小说源源而出,却委实难以打动人心；这些作品统统 进入了一种模式:乡野传奇加运河风光加英雄人物加放荡女人,故事大同小异, 人物千面一律,委实没有什么看头；缺乏思想和历史的深度；至多是宣传打鬼子 抓汉奸(当年，大汉奸殷汝耕曾经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老掉牙 的运河故事挂靠抗日背景,并非难事)；即令是获奖中篇“蒲柳人家”,也写 得很平庸。我心中暗自惋叹:看来, 绍棠先生真正是江郎才尽了.他年轻时的 文学灵气到那儿去了呢?
1957年, 绍棠先生在“暮春灯下随笔”一文中叹道:“我的故乡是 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而我给它的,只是一点孩子气的安慰……” 绍棠先生复出后,却连这一点孩子气的安慰也没有了；原先对农民命运和 境遇的同情,对民族苦难的初步体察,统统被官方论点取代了，官云亦云。
自然,这也不能一味责怪绍棠先生,究其因，是遏杀言论和思想自由 的社会制度使然----1956年,绍棠先生说过：“我们这一辈为什么出不了巴金、 曹禺?他们那一辈虽然有很多困难,却可以随便写；我认为是教条主义是作家的大敌……”对此,我不仅赞成,还想做进一步发挥:教条主义能够把巴金、曹禺、 绍棠先生也变成为平凡之士。
出国后,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绍棠先生的一篇短文“留命察看”,得知 他因写作过劳病倒了，我心里很难过；而且,一时还不能将红光满面的绍棠先生 与病夫联系在一起(有一回, 绍棠先生在某大学演讲,台下递来一张纸条, 云:“共产党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上街游行? ” 绍棠先生念了一遍,然后问大家:“你们看我健康不健康?”众人皆说健康, 绍棠先生反问:“那我为什么不能吞吃苍蝇?”全场喝彩。这个反诘固然 不伦不类,却足以证明绍棠先生的健康状况良好)；同时,很想写信劝劝 绍棠先生，与其写作许多松松垮垮的长篇小说,莫如集全部精粹于一书,就像 肖洛霍夫于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之后,拿出<<静静的顿河>>；又觉得 交浅言深,殊为不当,终于没有动笔。
再后来,我在法拉盛图书馆借阅绍棠先生著“四类手记”；所谓四类 并非地富反坏,而是老弱病残也。绍棠先生的雄心依然不泯,却已处处显示 无回天之力了。
1956年,绍棠先生在小说<<私访记>>的后记里,引述过家乡的一个 顺口溜:“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不死。”
掩上“四类手记”,我悲哀地暗忖:这是不是作者潜意识里对灰暗 未来的自况呢?
绍棠先生终究未为能成为中国的萧洛霍夫；绍棠先生的早期作品 与萧洛霍夫早期作品<<顿河故事>>不相仲伯,而后来的长篇小说则与<<静静的顿河>> 有霄壤之别。除了才具和健康的原因, 萧洛霍夫与绍棠先生在主体心理 结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萧洛霍夫贵为苏共中央委员,却始终以作家自居, 按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战争观进行文学创作；而绍棠先生本是作家,却以 攀交权贵为荣，畏官如虎! <<静静的顿河>>揭露了战争以及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 的反人道本质(葛利高里怀着蒙胧的觉悟参加了红军,后又倒向叛军并担任师长, 向红军进攻；而当苏维埃战胜反革命时,葛里高里得到的却是走投无路的结局)， 笔调沉闷、压抑、悲怆；而绍棠先生的作品却是图解革命理念的宣传品， 轻松、简单、肤浅。 1997年初春时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人民艺术家刘绍棠逝世”的讣闻, 十分悲痛。我黯然神伤地对身边的陈姓友人叹道:“我未成名君已去,刘绍棠先生.”
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阳光下,把阿克西尼亚埋葬了。
绍棠先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未过多久, 这位陈姓友人也患癌弃世；哦,人生谢幕,何其匆遽!
( 忆刘绍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 《五忆刘绍棠》是由美籍华裔作家毕汝谐撰写的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也常 以《忆刘绍棠》为题发表）。该文主要记述了毕汝谐与著名作家刘绍棠（“荷花淀派”代表人物，以描写通州运河风情著称）之间长达数十年的交往轶事。 文章核心内容与看点跨越时空的交往：文章详述了毕汝谐在文革前后及旅美期间与刘绍棠的多次接触。 刘绍棠的性格侧写：毕汝谐以其一贯直率、犀利的文风，刻画了刘绍棠 作为“神童作家”的才华，以及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处世之道。文中既有对 刘绍棠文学成就的肯定，也包含对其性格中某些特质（如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 自我保护与转变）的观察。 文坛内幕与细节：文中涉及不少中国文坛的陈年旧事，展现了老一代作家 在特殊年代的真实生存状态和复杂心理。 [1, 2]
延伸信息作者简介：毕汝谐是著名的旅美独立评论家和作家，代表作包括被视为 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经典的《九级浪》。他的文字风格以大胆、辛辣且充满 个人视角著称。 阅读渠道：该系列文章常发表于独立中文笔会及北京之春等海外文学与评论网站。 [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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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头：现实触发的悲痛“1997年初春时节,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人民艺术家 刘绍棠逝世’的讣闻,十分悲痛。”
这一句是典型的纪念文章开场： 这里点出被悼念的人是 刘绍棠 ——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以《蒲柳人家》 《运河的桨声》等作品著名。 紧接着一句： “我未成名君已去,刘绍棠先生.”
这是一种典型的古典悼亡句式，带有唐宋诗词的味道。
意思其实很简单： “我还没有成名，你却已经离开了。” 这里隐含两层情感： 对前辈作家的敬仰 对文学命运的感慨
二、中段：文学典故“葛利高里在明媚的阳光下,把阿克西尼亚埋葬了。”
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来自苏联作家
Mikhail Sholokhov 的小说
And Quiet Flows the Don（《静静的顿河》）。 小说结尾中，主人公 格里高利（Grigory） 在阳光下埋葬恋人 阿克西尼娅（Aksinya）。 这是世界文学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场景，象征：
三、作者的比喻作者随后写： “绍棠先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把自己埋葬了。”
这里是一个文学性比喻： 不是别人埋葬他，
而是说 人生已经走到终点，像自己埋葬自己一样。 意思其实是： 作家用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命运。 这种写法带有一点存在主义意味。
四、结尾：死亡的连锁感“未过多久,这位陈姓友人也患癌弃世；哦,人生谢幕,何其匆遽!”
最后一句把情绪扩大： 刘绍棠去世 陈姓朋友也去世
于是作者发出感叹： 人生落幕太快。 这是一种典型的晚年回忆录式收束。
五、文学特点这段文字有三个明显特点： 1 典故式写法
用《静静的顿河》的情节强化悲剧气氛。 2 诗化语言
例如： 这些都带有诗句节奏。 3 短篇悼亡体
全文很短，但结构完整： 讣闻 文学典故 人生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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