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毕氏情人党主席毕汝谐致中国共和党主席费良勇先生的公开信

——关于王策博士、海外民运的历史教训及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

中国共和党主席费良勇先生钧鉴：

近日收到先生来信，读到有关中国共和党前主席王策博士的生平事迹及其政治遗嘱，不禁感慨良多。

王策博士毕生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付出了心血。如今斯人已逝，令人惋惜。我对王博士的忧国情怀及其政治理想，始终怀有敬意。

然而，读罢先生来信，我也想起三十年前发生在纽约法拉盛的一段往事。这段经历与王策博士有所交集，也使我对海外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观察和思考。

我毕汝谐，一生以自由作家自居，不隶属于任何政治组织，也不愿以政治立场作为衡量朋友的唯一标准。我交游广泛，三教九流，各色人物，无所不有。

三十年前，我有一位交情甚笃的朋友，姓夏名雨，化名石磊；上海交通大学理工科出身，才华出众，聪明过人，举止斯文儒雅。我们彼此欣赏，往来密切。

随着交往日深，我逐渐从各种社会关系和日常谈话中了解到，他具有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特殊背景。后来，他也似乎知道我已察觉此事。然而，我们始终心照不宣，私人友谊并未因此中断。

请看毕汝谐奇人奇事中共特务夏。

正是这种特殊的交往，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海外政治活动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据夏雨/石磊这位朋友后来酒后向我讲述，当年有人在法拉盛精心伪造过一份所谓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内部文件，甚至假托乔石亲笔批示，内容涉及如何埋伏暗线在海外民主运动内部开展情报活动等等。

我对此事并非毫无所知。当年，一位与我熟识的印刷厂老板曾经向我展示过该文件，我甚至注意到其中存在一个错别字。

后来，夏雨/石磊告诉我，有人设法将这份伪造的国家安全部文件送到了旅居西班牙的王策博士手中，王策博士不虞有诈，由此引发了海外民运内部有关抓中共特务的激烈内讧。

以上均系我个人的见闻及友人的转述，具体细节尚待历史资料进一步核实。但是这段经历留给我的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我由此深深感到：政治理想的高尚，并不能代替政治判断的成熟；个人品格的正直，也不能自动转化为应对复杂政治斗争的能力。

王策博士可以拥有最真诚的民主信念，却未必能够识破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中国共和党可以汇聚众多优秀人才，却未必具备抵御挑拨、渗透和内部纷争的能力。

如果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政治智慧与组织纪律，即使怀抱崇高理想，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为他人所利用。

我讲述这段三十年前的往事，并非有意贬低王策博士，更无意否定海外民主人士多年来的努力。

恰恰相反，我对那些放弃优裕生活、投身中国民主事业的理工科高级知识分子，始终怀有一份由衷的尊重。

他们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与专业能力，在海外大学、科研机构或企业中取得优厚待遇，安享生活，却出于忧国忧民之心，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充满风险的道路。

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然敬佩之余，我也不能不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海外民主运动历经数十年，拥有如此众多的知识精英，却始终难以形成与其理想相称的政治影响力？

在我看来，问题之一，恰恰在于某些高级知识分子过于相信书本知识、理论逻辑和个人善意，却低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现实政治中人情世故、利益关系和权力运作的重要性。

中国的政治传统源远流长，其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智慧，也有纵横捭阖、权谋机变的一面。

研究中国政治，不能只读民主理论和宪政著作，也应当了解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方式。

古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并非全无道理。

我甚至认为，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也不妨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反面教材。

当然，我并非主张民主人士效法权谋，更非提倡不择手段。我只是认为，追求光明理想的人，必须充分了解现实世界中那些并不光明的手段。

否则，纵有满腔热血，也难免事倍功半。

说到这里，我愿意谈谈自己的另一段人生经历。

我年轻时曾是文革北京干部子弟圈中颇为活跃的人物，自认为对于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人际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

作为昔日的美男子， 毕汝谐一生的经历，与一般知识分子颇不相同。

毕汝谐曾在中国大陆极为严密的高压社会环境之下，秘密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罗曼蒂克的私人交往网络。我戏称其为毕汝谐的地下三宫六院，并在后来以“中国毕氏情人党”作为一种带有文学意味和自嘲色彩的称谓。

中国毕氏情人党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毕汝谐对其个人生活哲学、社会观察和自由精神的一种盖世无双的独特表达。

然而，这些经历使我深知：在中国社会办成一件事情，往往不仅需要理想与勇气，还需要识人、察势、应变以及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

中国毕氏情人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经验或许与正规的政治理论相距甚远，却也未必完全没有借鉴价值。

我无意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与诸位民主志士的政治贡献相提并论，更不敢妄称有什么治国安邦的宏才大略。

但是我相信，不同人生道路所积累的社会经验，可以相互启发、取长补短。

因此，我愿意向中国共和党主席费良勇先生提出一个诚恳的建议：

海外民主运动是否可以在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基本原则的同时，更加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研究，更加重视政治组织的自我保护能力，也更加重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生经历者的意见？

理工科高级知识分子有常人不及的长处，而社会阅历丰富者也有其独到之处。

两者若能相互尊重，互通有无，或许比彼此隔绝更有益于中国的未来。

费主席先生：

我已年逾古稀，回首平生，经历过中国社会的种种风云变幻，也见识过人性的复杂与世事的无常。

我希望中国人民终有一天能够生活在一个尊重个人自由、保障基本人权、实行民主制度、崇尚法治精神的社会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愿望并无根本分歧。

虽然我自称“中国毕氏情人党主席”，这一称谓不免带有几分幽默与文学色彩，但是我对自由的珍视，却是严肃而真诚的。

因此，我谨以中国毕氏情人党主席的名义，正式向中国共和党主席费良勇先生提出建议：

希望贵我双方能够举行一次主席级会谈。

我们不妨暂时放下身份、经历与观念上的差异，以平等、坦诚、开放的态度，交流各自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文化以及中国民主前途的认识。

我愿意向先生讲述自己数十年来的亲身经历，也十分愿意聆听先生对于中国共和党政治理念与未来道路的思考。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可以进行坦率的争论，但不妨碍彼此尊重，更不妨碍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共同关切。

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

我以为，这正是今日中国民主事业所需要的一种胸襟。

最后，谨向已故王策博士致以敬意，也向费主席及所有长期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付出努力的人士，表达我的诚挚问候。

愿我们有机会促膝长谈，共同探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光明大道。

敬颂

文祺！

中国毕氏情人党主席

毕汝谐 敬上

2026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