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来都相对周边贫穷。两地的民风都相对保守野蛮（尤其和邻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义和底层暴力都较严重。这很大程度在于其地理环境不佳，以及地理与经济和人文的恶性循环。虽然两地也人才辈出，如安徽合肥、江西吉安和临川，皆是“才子之乡”，但对皖赣整体人文风貌和社会发展影响有限，人才流失严重。而多次战乱和民变让这里的环境更加糟糕。中共这个单一制政权，没有努力去促进安徽和江西的发展以弥合区域差距，而是以严酷压迫让两地安于贫穷，为其他地区输送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江西省还是中共的革命老区，但中共并不怎么照顾江西，曾经的革命老区仍然高度贫穷。相对于国民政府和土豪劣绅，中共对江西农民的强制征粮征税更加野蛮无忌。这也反映了中共政权对人民的叛卖。相对于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蛮无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沪对皖赣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有所促进，两省许多民众也通过在江浙沪务工经商得以温饱乃至发家致富（当然江浙沪也利用和剥削了皖赣的廉价劳动力，也对其人才及其他资源有虹吸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战略价值，相对独立于周边地区，各自自成一体。中共对这四地的态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资源、湖北的地理优势和水文资源、福建的战略位置及与台海的连接、海南的独特地理环境与位置。在利用的同时也有建设，但建设少于索取。

    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一般也视为汉地），则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相对于中共在东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对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话语权，很难影响政权的决策和执行。虽然近年来三省也有很大发展，但自力更生所得远多于中央的赐予。中共的确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扶贫开发，但人均每月实际得到的资源和补助，恐怕还不如京沪一般公务员下馆子的一顿普通餐费。相对于平民的贫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数民族精英，则被中共扶植和“统战”，获得了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红利，协助中共政权维持着西南的宁定。

    甘肃和青海两省，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交界和混居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河流的源头）、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为人口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资源较多，但有限的资源主要被权贵和体制内人士所得，平民大众还是生活在贫穷中，文化教育和社会风貌也长期落后。

    总结

    总之，在中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及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下，整体普遍受益的地区只有北京、天津、上海、东北四地，陕西、山东、湖南虽受偏袒，但只有省内部分区域的部分人受益，其余地区整体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导向及各地的话语权。还有，全国所有地区得到的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和资源配给，其利益的大多数皆是被权贵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细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与损害程度有所区别）。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全国各地以省级行政单位分割，一切管理与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区域故意实行差别待遇，以加剧地域冲突对立、避免各地方团结，以巩固专制极权。而户籍制度则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后的许多年，不仅城乡之间的户口迁移非常困难，跨省的户口变动也被政权紧密控制。虽然现在跨省迁移户口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尤其京沪津三地的户籍很难取得。虽然不迁移户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难以享受在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也会在办事过程中面临更多麻烦。正常的单一制国家，国民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在哪里就是哪里人。而中共中国则一方面通过单一制强化中央集权、号令全国，却又设置了比各联邦制国家还严格许多倍的区域壁垒，并将人民用户口绑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体的市县乡村。中国这种畸形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世间除朝鲜外再无他例。

    此外，中共政权虽然严格限制地方党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对地方严密管控，打压地方及地方官自主性，不过这种中央集权主要是用于维护中共政权统治及统治集团利益，对于地方党政机构及官员、公务员、地方强人、农村宗族势力、底层流氓恶霸，以及这些机构、群体、个人的依附者的各种恶行，包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内的最高层却是默许、放任、鼓励的。例如中国自80年代起至今人口贩卖问题极为严重，电影《盲山》中的情节迄今还在发生，如2022年还曝出如“徐州八孩”事件这样的丑闻，但中央政府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购买妇女和儿童的买家往往根本不予处罚或量刑畸轻。这显然是出于稳住颇具暴力能力的农村男性和宗族势力考虑，而不惜牺牲女性和儿童的权利自由乃至起码做人的尊严。对于各地方其他同样普遍的恶行如贪污腐败、制假贩假、滥砍乱伐，中央也是放任或选择性执法。

    对于中央统治者而言，放纵地方官员和黑恶势力作恶，对底层种种丑恶不闻不问或有意偏袒强势一方，虽然损害人民利益、影响政权形象、招致民众不满，但却能够变相收买和控制各地官员和强人，既可以通过包庇纵容官员和强人的违法犯罪、满足其各种欲望与利益需求，以拉拢其效忠，又可以借助对他们作恶违法的选择性执法来慑服他们，令其不得不依附与忠诚于中央和最高层的特权者。而各地弱势的民众，则成了中央权贵和地方既得利益者拉拢对方和利用对方的“礼物”和“棋子”。显然，这样的中央集权不仅没有发挥以集权打击地方邪恶腐朽势力的作用，还助长和加剧了各地强人恶人的为非作歹。

    因此，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有着极大的弊害。它既剥夺了地方的自主权，又设置了区域壁垒“分而治之”，还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和竞争中“拉偏架”、制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地区发展，并且通过户籍制度迫使国民依附于政权。而且中共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反而放任地方官员和恶霸胡作非为、鱼肉百姓，集权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而非保护人民的后盾。这对于中国各区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发展、中国全境的革新进步、中国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都是极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