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株连”

一个人/一群人作下了恶行、犯了大罪，且造成巨大且持久的伤害和破坏，应不应该株连作恶者家庭成员/民族成员？

按照简单的“政治正确”，那当然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其亲族和同胞。但是，这是有前提的，即“一人做事”，然后“一人当”。但如果其他亲族、同民族成员也涉及了，那就另当别论。

“株连”，狭义上就是指波及与事情本身无关、只是有亲缘/民族身份关系的人。如果广义而言，凡是涉及对直接作恶者亲族连带追责的，都属于“株连”。

是否应该追责、惩罚作恶者的家人/同民族成员（作恶者同胞），要看其家人/同胞对作恶者的恶行，有没有参与（哪怕是间接参与）、有没有受益（包括直接受益和间接受益）、对恶行态度及作恶的亲族/同胞的评价如何、事后有无反思和补救（如想办法终止对受害者的继续伤害、做出力所能及的道歉和认罪表态抚平创伤、提供物质和非物质补偿）、其持有的价值观和言行与作恶的家人/同胞是相异还是相似。

如果参与了、受益了，且一方面切割自身与家人/同胞的恶行、另一方面却又赞颂家人品德乃至恶行本身，对恶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价值观和言行与作恶的家人/同胞高度类似，那他们就并不无辜。

当然，恶人亲属和同胞参与、受益、态度，也存在量的乃至质的差别。有的是直接参与作恶（这种本身就可以视为恶人），有的是助力，有的只是客观受益，有的是主观上坦然接受了家人/同胞作恶所得，态度上有些是暧昧模糊，有些则是明目张胆赞颂父母/祖辈/同胞恶行，乃至加以庆祝鼓吹。

这些差异就可以作为是否追责惩罚作恶者家属和同胞的标准、具体追责惩罚方式和力度的参照。

另外，还要看恶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也株连受害者亲属、朋友、同胞。如果恶人作恶是伤害他人亲人乃至整个家庭、对受害国家民族无差别屠杀破坏，那这些恶人的家人/同胞也应该承担相应代价（尤其是其拒绝划清界限、甚至称颂罪恶的情况下）。

这也不止是出于对等性的原因，也是对当今世上其他恶人/试图作恶的“潜在恶人”的警告和威慑，让他们不敢作恶，或作恶时也有些节制、不要伤害别人家人/屠杀对方民族，以免自己的家人/同胞被同样的报复。

  关于“株连”问题，最典型两个例子，即中共统治集团及其亲属（子女儿孙，乃至更大范围的亲朋好友）、侵略战争期间和战后至今的日本民族。

中共建政以来，从镇反、反右，到大饥荒、文革，皆是直接或间接株连（影响）被迫害者的亲属，数百万“地富反坏右”一人受害、全家遭殃，乃至满门死去。改革开放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起码一部分政治犯、维权者家人也是直接被迫害或间接影响生活生存。而这些被株连者基本没有犯罪、是无辜的受害者。

反过来，中共统治集团对于自己亲族好友，则是颇加恩惠、照顾，特权应有尽有。从文革“红五类”，到改开后“太子党”，直到今天遍布世界的权贵子孙，都是在其“老子”、“老妈”等家人的荫蔽下，才能够有这样的权势、人脉、金钱、美色，各种资源和优越性都由家族中权势显赫者带来。不排除少数清高的官员及亲属，但是这应该是凤毛麟角的。还有一些有理想、虽享受权势但是想通过权势促进民主进步的，这当然也是少数。

显然，中共统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位高权重者），其家人乃至整个亲族已与其深度捆绑，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共荣俱损。而中共建政以来对各身份群体与个人的迫害，也往往连带亲族。即便没有直接株连，间接影响也让许多人家破人亡。

如中国社运人士、政治犯郭飞雄的妻子张菁女士，在病危之际与郭飞雄远隔重洋无法相见，最终阴阳两隔。郭飞雄不仅未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还再次被捕。而中国还有许多政治犯，其家人无论流亡海外还是留在国内，皆长期生活在痛苦与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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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状况和前例下，中共统治阶层子女儿孙，其实都有原罪，且其中很多即便按中共法条也是罪犯。如果他们拒绝“割席”，不反叛家庭、阶级、政权，改过自新、戴罪立功，那显然属于共犯，从情、理、法上都是应承担连带责任、受必要惩罚的。

当然，现实能不能让其受罚或悔悟，是另一回事。（不过，他们显然不觉得他们曾经致死千百万人的父母有什么罪，甚至还加以纪念与歌颂）

家庭连带的例子是中共，民族连带的例子是日本。

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的“征韩侵华”，到八一三事变后全面入侵中国，直到1945年投降，都是全国全民动员，且其中大多数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少）是狂热支持侵略扩张的。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并不是“财阀”、“资本家”推动，而是对天皇崇拜的军方和民众在信仰狂热、民族狂热下，做出的必然选择。而日军发动战争后，日本国内捐款捐物之踊跃、庆贺“南京陷落”之热烈，世界战争史上罕见。侵华战争中日本就是全民总动员，且是民众自发自觉响应动员，动员规模和深度、日本国民狂热程度，超过了纳粹德国及治下的民众，其他各国更是难以望其项背。

而日本战败时，天皇措辞有意使用“终战”而非“投降”，已经软硬兼施迫使盟军答应其许多条件，不仅保住了日本国家民族的尊严、体面、利益（但这样的行径，践踏了受害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尤其被屠杀凌辱的受难者死不瞑目），还为之后重新在国际上争雄称霸做了预备。

日本在各战场上拼死作战、试图全民“玉碎”，以及对天皇高度尊崇和忠诚，也的确让美国及整个盟国为减少伤亡、早日平定日本而做了很多让步，不仅保留了天皇，也没有像对纳粹德国那样追缉和重惩犯下战争罪行的日人，相反让战争罪犯复出并掌权。（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战争罪犯不止甲级、乙级战犯，绝大多数在战争犯有杀人、强奸、虐待、破坏的日本军人和其他身份人士都未被定为战犯，但这不代表其没有犯下战争罪行。同样，靖国神社里虽然只有12个被供奉者是战犯，但其他200余万被供奉者，在中国战场的大多数都犯下过杀害平民等严重罪行；在太平洋战场的，也有一定比例犯下相关罪行。这些可以通过各种记录文献判断）

而冷战的爆发更是让日本渔翁得利。美国为对抗中苏，决定扶植日本，朝鲜战争则让日本大获其利、经济急速复苏。后来数十年，日本在美国羽翼下专心发展经济，获利极丰。而日本侵略受害最深重的中国和朝韩，却陷入内战、专制、贫困中数十年。这等于日本因其侵略屠杀，反而得益；受害国家却间接因此再度受害。

更重要的是日本战争罪犯及其同族、后代的态度。相较于彻底清洗纳粹、反思罪行、实现国家完全转型的德国，日本绝大多数战犯皆安享天年。而除了占日本国民少部分的左翼势力（如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及支持者），大多数日本国民皆回避、淡化甚至否定历史罪行，还有一些极右翼还美化和赞扬侵略屠杀，以此挑衅中国和中国民众，以达成变态目的。

而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尤其侵华和太平洋战争）中的参与者、战死者后代，还成立了有数百万成员的“日本遗族会”，在推动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历史、否认罪行等方面出力极多。他们把罪恶累累的父祖，当成国家、民族、家乡、家族的英雄来看待和颂扬，并且时常侮辱、贬斥、打击主张承认罪行和反思忏悔的反战和平人士。

而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涉及相关问题的价值观、言行、立场，都与“遗族会”立场接近。如鼓吹民族主义、淡化历史罪行、重整军备的自由民主党，在二战以后历次选举中除个别情况，皆得到过半支持，加上意识形态和立场主张类似乃至更右倾的，右翼总支持率达到三分之二。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与中国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会谈时，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支持其“言论自由”。

根据上述情况，显然，除了一小部分坚决反战和批判历史罪行的日本左翼人士，无论侵略战争时期还是战后，日本大多数国民皆属于战争罪犯的帮凶，战争时期的部分日本“平民”，甚至就是战争犯罪的参与者、相对直接参战者次一级的战犯。

这些占到日本人口60%以上的国民无辜吗？显然并不无辜。他们怎样做才算结清罪账？德国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答案。但是他们不仅不效仿，还经常拿纳粹德国与中共中国比较，丝毫不顾忌也不提及自己曾是纳粹德国的盟国，所作所为的恶在许多方面“更胜一筹”。

显然，无论中共统治集团的亲族后代，还是日本民族，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从情理法角度上说，显然是中共权贵/侵华日人犯罪的间接参与者、直接受益者、粉饰辩护者，都是有罪的，按道理是应该受到追责和惩罚的。

而且，二者的罪恶不仅在道理逻辑类似，他们二者之间还惺惺相惜，相互勾连，共同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伤害，且继续心照不宣的勾结，压迫中国人民、阻止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

总之，“株连”问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根据所涉人群/个体的具体表现来评价，而不是简单肯定与否定。

当然现实中，我举的中共统治集团及其亲族中大多数有罪者、日本民族大多数有罪者，都极具实力，并不是想“株连”就能成功，且连直接作恶者都无法惩罚。有些已经老死，永远无法直接伸张正义了。

但是，没有哪个势力真的能江山永固，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

所以，“只争来早与来迟”

但他们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忏悔、改变、弥补。还来得及

你改悔吧！

（我非常明白，在现实层面，完全的正义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即便真的能报复，杀死几千万乃至更多罪人，并不是人道与合理的行为。但是，起码道理、情理，要说清楚、透彻、完整。这样，加害者、受害者、第三方，才能对相关事宜有认识、理解、反思，并在价值观念和现实言行上做出符合普世价值、平等正义、人道主义、社会进步的选择。

其实吧，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罪恶都要“清算”，那世界就没人了。就像受害一方许多成员，就清白无暇吗？没有伤害、剥削、压迫过其他人吗？除了中共统治集团和日本侵华及支持者，这世界上就没有其他恶的团伙族群吗？

当然并不是。所以，最终当然是要和解共生，讲是非是让各方明白、忏悔，而非要弄死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