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關周舵先生反對左翼、反對政治狂熱、批判大眾愚昧的言論，有些感觸，在此評論一二。

周舵先生曾經是中國民主化的先鋒之一，且即便六四之後至今也不忘初心，致力於中國民主人權事業，值得讚譽。而他所發的一些文章、言論，見解也頗為有理、深刻、系統，這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水平整體不高的情況下，還是比較難得的。

但是，他的一些觀點我不能同意，甚至覺得應該強烈批判。

例如周舵反左翼和反政治狂熱，還說大眾愚昧不配民主之類的觀點，其反映的價值觀和思想感情，就是頗為偏頗乃至充滿謬誤的。

其實，在一部分事實判斷上，我與周舵的觀點是類似的乃至頗為認同的。我也認為民眾愚昧，主張精英治理、專家治國、強人訓政，對民粹政治也頗為厭惡。

但事實判斷類似，不等於價值判斷類似，甚至對相同事實的反應和變革路徑選擇是完全相反的。周舵及持類似看法的人，從這樣的事實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民眾愚昧殘忍、民粹可恥，所以鄙夷民眾、放棄大眾史觀、摒棄進步主義與宏大敘事、壓制甚至惡意澆滅國民政治熱情、默許保守政權鎮壓大眾的反抗，由精英階層在維護既得利益基礎上統治國家，然後逐漸形成並不平等、但好於中共這種極權統治的模式。說白了就是哈耶克、里根、撒切爾、皮諾切特那一套。

而我從事實判斷中得出的結論則是，民眾愚昧殘忍，那是因為專制者和精英階層強取豪奪、迫害大眾、洗腦人民所致，人民應該被同情和改造，知識分子應該啟蒙和鼓舞大眾，激發政治熱情、推動民權浪潮，而非鄙夷不屑、加大彈壓、“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君臣父子”。

而民粹政治雖然可惡，但起碼在發展中國家，很大程度上是精英與民眾脫節、自私自利內部抱團、對社會民情冷漠無知造成的。發達國家民粹泛濫，除了野心家利用陰謀論和仇恨言論煽動民眾等原因外，也有建制人物不接地氣等原因。面對這樣的現實，應做的是改進民主和建制體系，促進公平和諧，而非一味排斥侮辱。

而精英學者治國是過渡手段，而非終極形態。而且具體運作中，精英學者必須接受監督、服務人民，有更強的責任心和承擔更多義務（當然也可以得到相對更多的回報，但所得應與付出相匹配），而不是成為人民之上的作威作福者。這些人必須在價值觀、道德、責任等方面有超過常人的水準和付出，才配接受人民委託，否則人民可以推翻他們。長遠而言，精英的權力要逐漸削弱，最終過渡到真正的全民政治。

我對大眾的看法和態度，基本與魯迅先生一樣。魯迅先生也對民眾愚昧殘忍頗有認識和批判，甚至其認識和批判超越絕大多數人。但魯迅卻並未因此厭棄大眾、鼓吹澆滅人民的革命熱情，相反卻因此更加理解和同情民眾，更加主張啟蒙和革命。

周舵及類似身份立場的人士，對歷史和現實的事實判斷一部分很正確，但價值選擇卻相當錯誤乃至反動，這反映了其權貴精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和立場。他們的確比一般的紅N代們要好，有民主人權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固守既得利益、持保守價值觀，與人類文明的方向相悖，與平民大眾脫節。他們還鄙夷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左翼思潮，好像覺得世界逆行而他們則是在正確方向，可見其知識欠缺、德行有限、頑固不明。

周舵等人認為中共的蛻變、中國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已證明左翼理想的虛幻、社會主義的破產。可他們只看到中國朝鮮等國的悲劇，卻並未注意到或者有意忽略西歐北歐等國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和大政府模式的大獲成功。不僅發達國家，拉美的巴西智利秘魯等發展中國家，最近數十年大多數時候也是左翼執政，都兼顧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這些都說明左翼理想並非虛幻，只是需要堅持民主法治、社會自由、和平非暴力的底線，以及根據現實對原旨思想有所修正、勇於妥協，雖不能實現100%的“社會主義”，但能讓現實最大程度接近社會主義的理想狀態。

周舵等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他們鮮有對自身既得利益的自我反思，一方面反對中共專制極權，一方面卻時常的、若隱若現的以地位和利益自豪，並以各種方式維護之。其價值觀的保守傾向即是表現之一。哪怕其所獲利益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公不義所得（雖然往往沒有直接作惡，以間接得利居多）。

他們父輩爺輩靠鬧革命、搞“打土豪分田地”、“興無（無產貧民）滅資（資產階級）”起家，如今他們成了既得利益家族、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卻又激烈反對當今弱者平權與革新，可謂既無道理邏輯，更乏做人德行。或者說，他們這種“上車了就關門”的行徑，站在其自身立場或許有道理，但更加醜惡自私。而他們批判大眾愚昧暴戾，有多少是為國家發展民族興盛着想，有多少是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也可從其這些言行透視出其內心。

他們還經常自詡行俠仗義、“爺們”，且不說往往並不是行俠仗義而是選擇性偏幫。即便有時真的“仗義”，往往也夾雜各種暴力、陰謀、心機、醜惡、野蠻，並不有益於社會而僅利於其恩庇者及小圈子，反而破壞了更大範圍的陌生人與公眾利益，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公與仇恨。他們的行為也構成了不公不義社會的一部分、製造壓迫欺凌的一個環節，自身也是參與醜惡的罪人。但是他們或對此懵然不知，或知道這些後果，但卻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周舵及前面提到的王朔，及其他紅色家族自由派，都是類似價值觀和言行。他們大多數都集中在薊遼地區，也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利益原因、社會環境原因、地域文化原因。

當然，周舵先生對專制的批判、為弘揚民主人權所做的貢獻，尤其六四時保護學生的舉動，還是頗為值得讚揚的。他現在所做的有益於國家人民的事，也是應該被支持的。即便其一些觀點立場並不完全正確，更不進步，但只要相對中共極權較好（或者說相對不壞），就可以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下有限度的支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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