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0日，我来到教廷驻德国大使馆，展示了利玛窦、徐光启、多位传教殉道者、1900义和团事件殉难教士修女、为中国兴建教育的李提摩太、南京大屠杀中拯救国人的魏特琳女士、中共建政后长期身陷囹圄的龚品梅主教的海报，及呼吁中梵友好下，不要忘记受难国人的海报。
开明的方济各教宗和教廷，应博爱中华
2024年2月21日，我又一次去了教廷驻德国大使馆，把写的致方济各教宗和全世界天主教神职人员、致罗马教廷和世界各天主教会的信，交给了使馆人员。 上次我去使馆，只展示了海报，还没写信。这次把我写的长信交给他们。信件翻译为英语、德语、拉丁语、西班牙语。
我知道教宗肯定不可能看到，但我算尽了心力） 尊敬的 方济各教宗阁下 罗马教廷及诸位神职人士 中国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 全世界天主教众及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教众 我叫王庆民，是一位旅居欧洲的中国作家、人权活动人士。我有许多想说的话，希望向尊贵的方济各教宗、罗马天主教教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其他基督教分支的教士和信徒，公开的诉说和请求。 华夏大地、中华儿女，与天主教/基督教的渊源，久远绵长。从1500年前的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进入中国，传播福音。而到了元代与明代，天主教士们正式的、大规模的来到遥远东方的中华沃土。 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教士。这位从亚平宁半岛上的教宗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华的异域使者，以及他的同伴们，将西方的科学、数学、哲学知识，以及天文历法、地理图形，传递到了东方的明王朝。利玛窦教士对于华夏民族/汉民族的勤劳、善良、守序、知礼，种种人性美德，有着深刻的印象和高度评价。哪怕这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基督徒。 利玛窦先生如此赞赏中华儿女，反映了基督教提倡的真善美教义、神爱世人的博爱精神，与东方儒家推崇的人性美德、仁爱思想，是一致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也都是崇尚良善的习俗且心灵相通的。 在明代的近300年里，圣方济·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汤若望（Adam Schall）、罗文藻（Gregorio Lopez）等许多天主教士，也为中国带来了福音和知识。虽然其他人没有利玛窦教士那样知名，但都和利玛窦一样，怀着虔诚的心，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就是伟大的第一波“西学东渐”。他们是相隔万里的中西方之间的纽带，是“文化丝绸之路”。中华的厚重文化、深邃思想、历史记忆，也由他们带向西方。
明朝的大臣、科学家徐光启等人还皈依了天主教，传承与发展了西方的科学，张扬了基督福音。中国从官员到平民对天主教的接纳，也反映了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民的包容精神。在汉文明主导时期的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能够和谐并存、相互借鉴和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胜过了当时的欧洲、中东、非洲、日本、印度、东南亚，是真正博爱与多元的国度。
在明清易代之际，许多传教士与汉族人民，一起经历了中华历史浩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教士的《鞑靼战记》记录了这场浩劫的种种细节，圣刘方济等教士们（Francisco Fernández de Capillas）罹难。当时的明王朝永历皇帝，在民族危难时求助罗马教廷，愿将中华大地和子民尽归基督世界。但可惜天高路远，你们不及援救。中华自此神州陆沉。但基督教信仰已在中华扎根。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借助了基督教的教义。
在中华大地被异族残酷压迫二百多年后，伴随着列强与清廷的战争，中国“闭关锁国”的结束和国门打开，基督教传教士再次大规模来到中国。你们兴办教育、建立医院、传播科学，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不过，由于基督教士卷入了帝国战争、中国内部矛盾，以及部分教士与中国民众的纠纷，爆发了悲剧性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过程中，200多名天主教及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士与修女，这些手无寸铁且为中国文教医疗付出巨大心血的和平人士，不幸殉难。其中尤其以“耶稣的玛丽·艾尔米内（Marie-Hermine of Jesus）”及她的六位女同伴（七人都是修女）的牺牲，最为令人痛心。而艾士杰（Gregorio Maria Grassi）殉道者、郭西德（Santo Alberico Crescitelli）殉道者等教士，同样令人感佩。他们的血洒在了中华，他们的魂回归了天堂。
义和团悲剧发生后，你们没有大行报复，相反却以德报怨，在中国建设更多学校、传播现代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启蒙在满清专制统治下残忍又愚昧、可恨更可怜的人民。基督教会、西方其他一些官方和非政府组织，还资助许多中国人前往欧美留学，让许多本来一辈子不识字或只读科举明经之书的中国人有幸得到极高水平的现代教育。这样的胸怀之博大，亚欧大陆的崇山峻岭都难以阻隔；这样的恩情之深厚，从台伯河到黄河奔流不息的江水都诉说不尽。
正是在你们的帮助下，中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启了经济革新、政治革命、文化更新，实现了经济和科技的近现代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及此前的晚清时期）的教育、医疗、科学，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新教等基督教力量的参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杰出的功勋。例如李提摩太先生，创办了山西大学及其他人文与实业成就。而北京和南京许多大学、中学、医院，如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震旦大学等，也都是耶稣的使徒所创办和运营。
但后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弘扬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逐渐排斥在华的基督教/天主教势力，许多教会兴办的学校和医院被改制，宗教教育弱化乃至取消。站在维护中国主权、捍卫中国人自身独立价值观、推动社会更加进步的立场，这些行为是必要的。但这伤害了许多真心帮助中国人民的天主教及其他教派人士的感情和利益。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和中共政权建立，以及日本侵略者和中共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残酷的杀戮与迫害，让中国人民饱受苦难。而此前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削弱，让中国人民缺乏组织力，更丧失了与世界更紧密的连接与更有力的外援。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时的“去基督教运动”，是我们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主权独立和世俗主义，疏远了这世界上最真诚无私帮助中国的力量-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致使中国遭遇更大的灾难，也让人类文明变得残缺。
但在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基督教力量逐渐退出中国时，仍然有许多坚守在中国的教士、修女、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为拯救和帮助中国人民，做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其中最值得敬佩的，是美国基督会的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女士。她在1937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和其他教士、同事、友人，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尤其保护了许多妇女和儿童。她可谓是“东方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她写下的《魏特琳日记》，也成为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极重要证据。而她后来的自杀，令人悲痛和惋惜。她的自杀与目睹日军暴行、拯救难民过程中被日军残酷对待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是为中国人民而死的，是悲壮的殉难。
而另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女士，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和中国人同甘苦、共患难。她在中国江南地区成长，在金陵大学培育中国学生，记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并支持中国的社会革新运动与抵抗外敌的抗战。回到美国后，她也没有忘记中国人民，饱含深情写下了许多回忆和文学作品。赛珍珠女士的文字，与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作一样，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爱民救世的精神。她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她是西方血统，却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女儿。她是中国与美国、儒家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沟通的彩虹桥。
如果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对基督教只是削弱影响力，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则是几乎完全清除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影响。无论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都被解散或编入官方操纵的“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外国传教士纷纷被驱逐出境，不得不离开他们深爱的中国。许多中国本土的教士和修女被逮捕入狱，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残酷批斗、羞辱，其中一些人被杀害或自杀。
其中，天主教上海主教区的龚品梅（Cardinal Ignatius Kung Pin-mei）主教，被诬陷为“反革命”，并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监狱仍然坚守信仰，拒绝妥协认罪，坐牢三十年，直到邓小平时期重获自由。他在获释和离开中国后，仍然坚持为中国的宗教自由而奔走呼号。他的坚韧顽强，既有基督徒的牺牲精神，也有东方士大夫的道德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政治风暴期间，不畏死亡的向毛泽东挑战的中国政治抗争者林昭女士，也是基督徒（或起码一度有基督教信仰）。由于她留下的文献有限，难以得知她对基督教详细的看法。但她顽强的与红色极权斗争、在毛泽东这个“红太阳”最为炙热时对其发起挑战，或许是有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给予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吧。她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借普罗米修斯之口控诉残暴的希腊众神之王宙斯，就像《圣经》对魔鬼撒旦的怒斥，控诉人间暴君毛泽东的累累恶行。她最终被处决，无论现世的中华大地，还是基督教的异域天国，都有给她的荣誉坐席。
而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因为政治运动和军事镇压、大饥荒、各种极端政策，中国有超过5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有300万人是被直接杀死。这数千万死亡者中，包括着巨大数量的妇女、儿童、残疾人、各种弱势者，也包括基督教士、修女、普通基督徒。这些生命被使用极为残暴和具羞辱性的方式摧毁。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剧啊！而幸存者也往往残疾、精神失常、变得麻木，丧失了尊严，这些伤害对中国人的毒害持续至今。这是地狱里的景象，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最大的、也最被忽视的浩劫。这不仅是中国的惊天“人祸”，也是整个世界的耻辱。
而经济、文化、民生，也都在毛时代遭到极大破坏，极端贫困笼罩着整个中国大陆。无论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明，都在毛泽东时代被极大毁坏，危害同样持续到今天。这是伟大的汉民族，在近现代遭遇的与日本侵略同等（甚至一些方面更严重）的伤害，中华文明遭遇毁灭性打击。自满清时期后，中国再一次落后于西方及日本等繁荣国家，也又一次长期闭锁了国家大门、与世界相对隔绝。中国就这样沉沦了许久，且当时的恶果对此后至今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今日中国的种种丑恶，都能寻迹到毛泽东时代作恶制造的源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走出毛时代的狂暴与极端反常，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也有所恢复。但中共仍然在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而中国也存在广泛的人权侵犯。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谈这些历史，并不只是谈历史。我是以讲述天主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关系，作为引子和纽带，请求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各派基督教徒、世界上一切热爱正义的人们，一起来改变中国现状、促进中国人权、拯救受难的中国人民。
相对于较为开明和有变革希望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最近十年，中共的专制统治，越发变得残酷无情。而中国人民在最近几年里，也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自2013年起，以习近平为首的统治集团，撕下了中共开明的面具，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密集而强横的扫荡，禁止言论和媒体，迫害政治抗争者，使用酷刑、监禁、骚扰等方式对待反抗的人民和各种弱势群体。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郝劲松，就是最典型的四位良心犯。而实行的对抗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更是导致中国人权侵害广度扩大、深度加深，经济衰退、大量民众失业破产、恶性暴力事件频繁……
在习近平和中共统治下，中国蓝领工人工作在缺乏劳动保障、需要长年加班工作的“血汗工厂”，而白领阶层也需要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六天，即“996”；
中国的农民，不仅要做繁重的劳动，大多数人还非常贫困，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约合130欧元），超过60岁每月仅100多元（约15欧元）的退休金；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学生（尤其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四川省、湖南省等地的中学生），需要从早上5:30学习到晚上10：30，期间吃饭时间都被严格限制，每两个星期才能放一天假期；
中国的许多服务业者，尤其个体经营者和家政人员，没有尊严，如同仆人一样为既得利益者服务，许多还被城市管理人员驱逐、被雇主欺凌甚至性侵害； 中国的妇女，大多数都遭遇过侵害和不公不义，还有些遭遇长期的家庭暴力，但却求助无门，处在绝望中。她们上学和工作（包括家庭工作）中也遭到各种歧视和压榨，不能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地位、尊严、报酬，乃至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中国的残疾人，大多数都不能正常上街，因为环境太不友好，只能在家中苟且偷生，且往往受到家人的暴力和虐待。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自由和快乐，为生存而生存，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都是缺乏或者低质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半生都在挣钱偿还房贷，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往往全家倾家荡产，许多老人因为无钱养老和看病而自杀；
……
这一切应该改变。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汉民族和中华文明，为中国、亚洲、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后来因为内部的压迫和外部的入侵，它遭受巨大的伤害，走向歧途。
面对中国的困境和人民的苦难，我曾经了解、观察、求助过不少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希望世界各国各方人士，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可换来的，普遍是冷漠和拒绝。我也逐渐发现，这世界上各国、各族群、各种组织，往往都是自私自利的，包括许多标榜人权的机构，并不真的在乎人权，乃至为一己之私撒谎、损人利己、双重标准。
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一些势力（从政府官员到民间组织），甚至有意扶植“低人权”的中共，这比中国民主化，更利于他们自身利益。另外，他们更加热衷于关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中国边缘地带的人权问题，而忽略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中国大陆本土汉族人民的利益。他们甚至有意扶植少数族群，以遏制主体族群。这也能看出他们人权关怀的选择性和功利性。人权对他们而言更多是工具，而非真正在意人的尊严与福祉。而各种人权组织，虽然比各国政府更关注人权议题，但在中国问题上的大致立场也是如此。
而香港、台湾、维族、藏人，也都集中关心自身的独立自由，对中国大陆汉族的人权并不关心，有时还带有强烈敌视的态度。中国大陆汉族人虽然的确与他们有一些冲突，但大多是中共政权的裹挟与挑唆，而非这些汉族人基于汉民族主义的自发与独立行为。
当今的中国，是被集中在北京及以北地区的势力把持，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汉族人民，只是政权吸血及利用的工具，被政权用来与少数民族相互制衡，最终中共特权集团坐收渔利。而近几十年（包括当今）中国人许多暴力和阴险的言行，缺乏同情心和野蛮的行为，也是受北亚/内亚地区“满（满洲）蒙（蒙古）价值观”和影响，而非汉民族自身的特性。
而中共政权对内残酷压迫、对外与西方及文明世界敌对，同样是把持政权与话语权的中共权贵集团、满清政权后继者、亲日分子所为，而非广大中国人民的真实意愿。中国人民、汉族人民，和历史上的汉族王朝及中华民国一样，是非常亲近西方，愿意接受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融入世界的。
在这样的境况下，中国大陆的约13亿汉族公民，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流亡者、中下阶层的海外华人，就成了最受压迫、力量最分散、最被忽视、最缺乏维权能力、最无话语权的族群大众。
由于历史上汉民族构建的中断、当今中共政权对民间自组织的摧毁，这十多亿中国人处在一盘散沙、缺乏信仰、没有组织能力和团结性、对他人苦难冷漠甚至讥讽、相互零和竞争乃至相互坑害的状态中。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每个小团体和每个小团体都是相互提防和坑害的，每时每刻人们都在相互算计和斗争中。每天中国的人与人之间都在发生着微型的“战争”（虽然大多数没有流血，但也在以不见血的方式损害着他人），没有和平与安宁。中国人的精神也是贫乏的、劣质的。经历屡次内部压迫和外敌入侵的破坏、中共对自由的禁制，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与厚重民族精神，尤其仁爱好礼、宽容友善的品质，已经很难在当今大多数中国人身上看到。
还有一些中国人、汉族人，虽然有信仰，却信奉了邪教、极端宗教派别，笃信阴谋论，与普世价值和基督教真善美的追求背道而驰。而且，许多到了海外生活的中国人，仍然是一盘散沙，同样没有信仰或误入歧途，成为极端主义和阴谋论的拥趸。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这十多亿华人/汉人/中国人，在迷惘、痛苦、绝望、麻木中生活与死亡。
作为这十几亿中国人的一员，我个人也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到了这个族群遭遇的伤害、孤立、绝望。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却处在遭受如此严重不公不义的境地，并被世界所忽略或有意无视。我十分的痛心、愤怒、忧虑。
正是这样的境况下，我想到了基督教、天主教，想到了方济各教宗和罗马教廷。我想，或许你们是能够拯救中国、帮助汉族人和海外华人的唯一力量。
作为一位重点研究社会时事和国际政治的作家，我时常听闻现任教宗方济各阁下的名字和事迹，对教宗阁下秉持开明和进步主义思想、极为关怀弱势者、尊崇科学理性、包容不同信仰群体的立场和做法，是极为敬佩和高度认同的。
在我心目中，当今的方济各教宗阁下是世界历史上最进步的宗教领袖，也是最伟大和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宗教界人物之一。最近数百年的宗教人士中，只有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能够相比，其他的人均不能及。方济各教宗能够在宗教界保守氛围浓重的环境下，超越原教旨和突破守旧主义的阻碍，坚持进步价值观，将人道与人权置于宗教教条之上，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进步、包容的世界，令我赞佩不已。
我也知道，方济各教宗对于中国有着独特的好感，他的发言、政策、立场，都说明他是最为亲近中国人民的宗教领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饱受欺凌、物质和精神都贫乏、待关爱、待救助的普罗大众。中国这种社会境况，与教宗出身的拉美地区类似。立足平民和现实诉求的“解放神学”，比着重强调尊奉宗教的清规戒律和传统习惯的保守派意识形态，更符合实际、更顺应时代浪潮、更利于救助受难的人民。
最近几年，在中共倒行逆施和国际右翼反华反中势力的共同作恶下，中国及中国人民日益孤立于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济各教宗能够冲破各种阻挠、不畏压力与批评，向中国人民伸出橄榄枝，将上帝之爱播向这充满贫困与暴力的土地，可谓弥足珍贵。用中国的谚语就是“久旱逢甘霖”、“雪中送炭”、“危难见真情”，让经历无数磨难、生活在冷漠中的中国民众，感受到了真诚而热切的爱。所有的中国人民，无论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是其他宗教信仰者、无神论者，都是耶稣爱的对象，都是上帝接纳和施恩的子民。
至于在接触中国人民过程中，向中共和中国政府妥协，我是完全理解乃至支持的。无论如何，中共是当今中国的实际执政者，想要传播福音、帮助中国人民，无法绕开当权的中共；也不可能在没有中国政府协助下，自行发展中国天主教的力量。面对这样的现实，妥协是必要的，是明智的，是伟大的。而且即便对于邪恶的力量、各种恶棍，也要展现包容和友善，这也正是耶稣宽容精神的真谛。
（只是这样的妥协，要有理有节，无论从现在还是长远都应注重于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想方设法避免被专制政权利用、成为巩固其暴政的工具。另外，我也希望教宗和教廷明白，中共政权并不是一个左翼进步政权，而是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部殖民主义政权，仅仅是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罢了。它是非常蔑视人权，尤其践踏弱势群体权利的）
我也对由官方和梵蒂冈共同认可的“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不持恶感。在对教义的解释和价值观上，“三自教会”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强调宗教的心灵安慰作用，并不干预信徒日常生活，而不至于原教旨化和极端化。
相反，许多未被中国官方认可、也未被梵蒂冈认可的“独立教会”、“家庭教会”、“地下教会”，虽然反对专制和共产主义，却极度保守、极端、原教旨化，对信众软硬兼施的操控，排斥世俗生活、强调对主教个人的忠诚、反对女权和LGBT权利、相信阴谋论、拒斥科学与现代医疗，还支持例如特朗普这样品质败坏的政治野心家。许多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都是加入了这样的教会、秉持极右保守的价值观、听信阴谋论。他们为了反对中共专制，走入了另一种歧途。这是可悲的，令人痛惜的。（当然我并非说所有“独立教会”、教士、信徒，都是如此，但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普遍的）
中国的“独立教会”如此糟糕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说明它们绝不是未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公民自组织建设、拯救中国国民的可靠力量。
不止是中国的“独立教会”价值观和行为令人失望，整个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无论中国官方的党和政府，还是各路政治反对派组织和人士，都是令人失望的。
由于近现代中国遭遇的满清殖民统治、日本入侵、中共专制独裁，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公民组织化。毛泽东时期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暴力镇压，尤其“文化大革命”的残酷破坏，打断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承、摧毁了中国的思想根基、异化了社会、扭曲了人心。而改革开放之后的唯利是图与精致利己思潮的泛滥，同样荼毒了人心、败坏了国家和民族。而中共也长期压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禁止独立于政权的公民组织的公开存在、迫害有良知的反抗者。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普遍缺乏正常的知识、常识，很多人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更缺失良知和责任感，没有信仰和原则，无论思想还是做事，都没有道德底线，普遍是犬儒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在涉及私人利益的竞争中贪婪、不择手段，对公共利益麻木，崇拜强者和暴力，歧视和凌辱弱者。整个社会处于“互害”的状态。
即便那些反对专制的中国人，也往往是中共统治者的镜像，反对中国的专制独裁，却拥护其他国家和族群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还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他们甚至痛恨自己的血统、侮辱自己的祖国，仇恨自己的同胞（而非只是反对中共和统治集团）。这多么可悲又可怜啊。
这样的中国人，显然是不能担负拯救中国人民、让中国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重任的。即便他们推翻了当今中共专制统治，也只是将中国拉入另外一种黑暗的深渊，甚至会比当今的中国更可怕，中国人民受难比现在更深重。
而且，如今的中国人尤其汉族人，也并没有成规模的、足够形成较大现实影响力的组织力量。人们处在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原子化的状态。而中共并不能提供正常的保护和服务，反而迫害他们，让这些分散的中国人遭受更大苦难。
例如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共犯下一系列侵犯人权的罪行，如限制人民人身自由、通过防疫方式勒索人民财务、剥夺弱势群体谋生的机会。但人们就因为没有自组织能力，而难以反抗，只能任人摆布。数亿中国人民在“封城”、“隔离”政策下过三年“监狱”生活。虽然在2022年底，中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并促成“清零”政策的结束，但只是昙花一现。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在各自的“孤岛”受难，而孤立无援。即便有些人权组织愿意帮助中国人、汉族人，相对于极为庞大的中国人口数量，他们的组织规模也太小、力量也太弱了。
那么，能够承担拯救十多亿中国人重任的、让亚欧大陆东方沃土得到自由的，只有罗马教廷主导的世界天主教力量、梵蒂冈所认可的中国各地基督教会。虽然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也有过战争和压迫的污点，但在冷战结束前夕至今，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巨大积极力量。
其实，我个人是无神论者，并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历经许多年的人生磨难、见识到了许多人和事，尤其人性根深蒂固的缺陷、以世俗主义思想改变现实的局限性，我逐渐明白了宗教信仰的必要、许多基督教教士救世的虔诚、天主教会对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即便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也说过“宗教是苦难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中的有情”，肯定了宗教的价值、对平民大众的正面意义。这世界上很多事，尤其人的种种精神需求，世俗主义是难以真正满足的，需要宗教信仰填补现世的不足，苦难的人们也需要来自超然者的精神慰藉。
而20世纪的许多世俗和左翼革命、误入歧途，导致许多灾难。声称代表工人农民、打着解放全人类旗帜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了几亿人死于非命，并催生了许多极权暴政国家。苏联、红色中国、朝鲜金家世袭政权、柬埔寨红色高棉，都以“革命”和“解放”的名义肆意杀戮、破坏文献、摧残文明。他们所作所为，远超过中世纪宗教力量迫害造成的悲剧后果。
当共产主义运动及带来的暴动和战争，给世界留下一片狼藉后，还剩下许多残留的独裁者、专制的“利维坦”机器、失去信念的大众。中国就是典型。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最需要聆听福音、得到帮助、重获新生。对于天主教会、教士和修女们，这样的土地和人民，也正是未开发的沃土，是基督教文明拓展潜力最大的地方。
《圣经》有言：“不是健康的人要找医生，是有病的人需要（路加福音5：31-32）”。这里的人们，是迫切需要拯救的。前面我已经讲述了习近平统治下最近十年中国人恶劣的生存状况。这些简单的概括，背后是无数人尊严的丧失、生命的毁坏。万物有灵，无论按照基督教教义还是其他宗教或非宗教价值观，生命都是最可贵的，人的灵魂和尊严也是宝贵的。
可在中国，人的权利横遭践踏，无力反抗的人民逆来顺受、麻木不仁，或将苦难转嫁给更弱者，如对妇女儿童施加暴力、虐待猫和狗等不会说人类语言的小动物。人与人之间相互没有信任、对他人充满恶意，将伤害而非关爱作为对待他人（尤其立场和利益有别的人）的方式。无论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上，都能清晰的感知到这种境况。而种种悲剧就在大规模发生着。
经济衰退下失业的中国工人、因购买“烂尾楼”债台高筑的工薪阶层、因股市暴跌破产的中国中产精英、被扣电动车给警察下跪的外卖员、学业压力和家庭不和下跳楼自杀的江苏中学生、在河南郑州被殴打的追索被银行侵吞存款的储户、每个月仅有150元人民币（约合20欧元）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在监狱里被羞辱虐待的政治犯和他们被限制自由的家人、徐州丰县被铁链锁着病被长期强奸和虐待的妇女、网上传播的许多虐待猫咪视频中的猫咪……经历着看似不同、本质都是系统性迫害造成的苦难。
而扼杀言论自由，让人们难以诉说苦难、指控不公；阻断公民自组织，让人们无法团结起来反抗；愚民教育下，人们不会分辨是非、黑白倒错，不知悲剧的根源、不懂反思、无心也无力改变。很多人变得麻木不仁、愤世嫉俗，只能通过“躺平”消极反抗。这不能撼动现实，只是让民族继续沉沦，弱势群体更加无助。而还有很多人则加入了黑暗，成为新的作恶者，让“昏迷”与“强暴”继续蔓延。
看似秩序井然的中国，暗处充满着暴力与阴险。表面的和平，完全是依靠暴力和监视系统，压制着丑恶的公开化。和平有序的表象下，是普遍的失序。无论中国现实社会，还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处于崩坏状态。伦常和理性不再起到作用，只剩下生理本能和欲望构成的兽性，主导着人们的观念和言行。 如若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将成为巨型的“索多玛”，每个人都成为他人伤害的受难者，每个人又成为伤害他人的罪人，地狱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能让中国变得正常，如果中国人不能被拉出罪恶深渊，种种丑恶也将以各种方式传染世界，让全人类都变得堕落。《圣经》有言：“上主决不喜欢恶人丧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则33：11）。”上帝难道愿意看到中国人持久堕落下去吗？何况在极度苦难和互害中，还有许多良善的坚守者，如医生高耀洁、律师许志永、人权活动家郭飞雄……中国的义人颇多，远不止索多玛只有一个罗德。 我之所以迫切请求，还因为未来中国和世界，都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那就是气候变暖造成的全球天气异常，并诱发各种灾难。近年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已经出现了许多与气候危机有关的灾祸，例如河南省等中国中部省份的洪灾、四川的干旱、中国南方的“热射病”，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洪水灾害，都已经造成远比以往水旱灾害更多的死亡和更大的损失。即便发达的美国和欧洲，气候异常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最近几年，气候危机在迅速的加剧，全球许多地方录得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各种因气候危机相关的灾难越来越多。而中国，不仅现在已受灾，未来更会是全球的重灾区之一。根据现有信息及科学推断，包括联合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开的发言，全球暖化的过程已经失控，未来更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将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各地，将出现历史上从未见到过的程度和范围的高温、洪水、旱灾、流行病。那时，同一天内全中国几亿人处在死亡危险下，都是完全可能的。
但中国政府回避气候危机及其危害问题，甚至变相否认气候变暖的存在，实在难以否定时则竭力淡化气候危机的危害。在舆论控制和相对封闭下，中国公民对气候危机的危害性也缺乏认识，和欧美一些人一样持“气候变暖否定说”。而中国政府也显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权，其信息的不透明和对人民的迫害，很难相信它在未来能够保护气候危机下将遭受惨重灾难的中国人。
另外，如果气候危机造成中国大片区域（尤其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地区）变得灾害频发和不宜居、全世界的很多地区也都变得让人类无法居住，全球性的超大规模移民、为争夺生存资源爆发的国内暴力与国际战争、人类的相互杀戮，就将不可避免的发生。而长期孤立于世界、与国际主流社会疏远的中国人，将孤独的承受灾难与各种次生伤害。
如果中国政府离弃人民，中国人又缺乏自组织能力，以及与其他国家与族群关系不佳，那这十几亿生命，很可能会在洪水中、在干涸的土地上、在高温炙烤下，绝望的挣扎、互相争抢救生品、相互杀戮。人性的丑恶，也将在天灾人祸中淋漓尽致的暴露。它将是“卡特琳娜”飓风后各种因气候灾难导致的丑陋犯罪的几万倍。那就是地狱中的场景。
所以，中国人更需要天主教会的早日介入。如果中国人普遍加入教会，有了教士和修女的协助，形成公民自组织，以及和世界各国各族群，建立友好与可信的联系，就能从容应对气候危机及相关灾害。在未来国际移民与竞争中，中国人也能在基督教力量的帮助下，获得公平的待遇和人道的保障。
古代的中国人就知道“未雨绸缪”的重要性，懂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但如今的中国人却普遍丧失了反思能力和对灾难的警惕性。所以我特意强调气候危机在未来很可能造成的危难，以及天主教会介入中国、联系中国人民的必要性。
如果说全面的气候灾难还有几十年才可能爆发，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时刻存在着。如前所述，最近十几年中共尤其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导致人民遭遇惨痛灾难，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人与人之间相互仇恨、水火不容。在中共极权的维稳体制下，尚可保持表面的和平，但一旦中共政权崩溃或者失去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中国就可能爆发血腥的暴力冲突甚至内战。
而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剧。尤其发生在新疆“再教育营”的悲剧，未来很可能酿成大规模种族仇杀。这进一步增大了中国内战、平民被大规模杀戮的可能性。而前南斯拉夫、车臣、高加索地区、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在国家解体/政权变革时发生的血腥杀戮，就是血淋淋的前例。
如今无论中国境内各力量，还是海外各方，都心怀鬼胎，更在乎自身利益、外国在华利益，对人道主义缺乏兴趣。也有一些真心关心中国人权的，但力量有限，根本无力应对中共崩溃后的中国局势，难以救助更多中国人。
这样的可能性下，又需要天主教会挺身而出，扮演收容、组织、保护中国人民的重任，最大限度减少中共崩溃后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协助良善的力量重建中国秩序。140年前义和团血腥杀戮外国传教士，天主教会尚且以德报怨，何况如今呢？而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中国基督教力量也协助了中国人民，有利于中国的人道与和平。我真诚恳请你们，当中共崩溃、中国发生人道主义灾难迹象时，罗马教廷、中国天主教会、全世界天主教力量，都能全力支持中国人道主义救援、秩序重建，尤其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大陆汉族人组织起来，并协助中国人民得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当然，我希望天主教会帮助中国人，并不只是在这几件具体的事上，而是希望天主教会成为促成中国公民思想启蒙、形成公民自组织、人民友爱互助的长久有益力量。而中国人民在实现自由民主、人权保障后，也会反哺天主教会和世界。
我之所以请求世人帮助中国，也在于我在回顾历史、思考当下国际关系时，了解到中国人民从近现代至今，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并没有得到相符的回报。
最典型莫过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的牺牲更是数千万生命、无数妇女儿童的受虐。中国军人和平民死亡数量是犹太人的3.5倍（2100万人死亡）。虽然中国成为二战战胜国，但是，二战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汉族人民，至今却生活在苦痛中。这与作为侵略国的日本，其国民的高度富裕与幸福，形成鲜明对比，更显不公。 我们即便不去追求惩罚加害者，但受害者得到保护和补偿（哪怕有限的、远不及所受损害的补偿），避免再次受害，难道不是人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和底线吗？中国先哲“老子（李耳）”的《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圣经》中也多次有言：“上帝（对待不同族群和人）并不偏带”。如今中国人在近现代遭遇如此多的不公不义，难道不应该得到补偿和衡平吗？ 另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代表中国人民放弃了追究日本侵华战犯责任、放弃索赔，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为世界的宽容、和平、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代价则是遭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亿万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情感与利益遭受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相关国家还是全世界，于情于理，都应该对国人以更多同情和回报（更不应鄙夷和欺凌）。 1980年代至2015年，中国还强力推行计划生育，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减少了至少4亿出生人口（绝大多数为汉族）。为世界人口控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弱化地球生态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做到的。而代价则是中国人民被剥夺自由生育权、许多妇女被强制堕胎和虐待、许多家庭因罚款而破产，还有一些对抗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被开除公职和入狱。
基督教是最尊重生命的、反对堕胎的，尤其反对政府的强制堕胎，并认为胎儿甚至受精卵就已是生命。以基督教教义衡量，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汉族人付出了牺牲和苦难更为沉重，等于有4亿汉族人被人口控制政策而被杀害。但这些如“房间里的大象”般的贡献和隐忍，都被国际社会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
而1980年代至今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欧洲、美国、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让发达国家人民过着优质的生活。包括意大利和梵蒂冈在内，全世界哪个国家没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呢？每一件出口到外国的“中国制造”的商品，都浸着中国人的血汗；每个在外国打工的中国人，都勤劳而廉价的为外国人尤其外国富人提供舒适的服务。正是中国人的辛勤劳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才能享受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富足、轻松、自由的生活。中共的压迫主要针对内部，其他国家客观上反而是受益者。因此各国都有道义和现实利益上的责任，来帮助辛苦劳动却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
这样一个伟大文明，不应该就此堕落下去。这样的不公不义，也应该由国际社会矫正，让受难最深重、付出最巨大的族群和个人，得到应得的权利与补偿。世界各国官方与大众，帮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实现中国每个国民权利平等与尊严等价，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繁荣与所得均衡，就是实现族群平等、国际平等、人类平等的路径和内容。 基于这些，我请求方济各教宗、罗马教廷、世界各国天主教人士，来帮助中国人民、拯救中华。世界帮助中国，不仅是国际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劳动的受益者的义务。 如前所述，如今的中国乃至华人世界，因为数百年来在各聚居区都遭受屠杀、压迫、虐待，普遍变得异化，自私、冷漠、利己，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之间缺乏亲爱和互信，反而有种种仇恨与互害。这就是曾经的内部专制与外部侵略造成的族群之病、后遗症。这并不是种族基因的劣性，也不是民族文化的丑陋，而是那些伤害这个民族的内外势力造成。这不是中国人民的错。中国人民不仅不是恶人和加害者，还是应该得到更多同情和理解的受害者。 这样价值观主导的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群，在恶劣的人文环境下，很容易被各种邪恶势力利用，变成各种纳粹法西斯信徒、宗教极端主义者、欺凌弱势的流氓分子，通过各种方式荼毒世界。那样，无论欧洲还是全世界，都将遭受这样丑恶的价值观、势力、行为的侵害，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 如果罗马教廷及全世界基督教力量，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直接间接的方式，让华人、中国人，得到有限但珍贵的帮助，让他们看到和感到人间还有真正的同情、良知、公正、爱，那功莫大焉。这将成为融化仇恨、瓦解阴谋、唤起良知、促成觉醒、传递爱与和平的钥匙和链条，会有更多中国人/华人重拾善良与道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华人将会走出阴霾与仇恨，倾力回报世界，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巨大有益力量。这对于近年来因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复兴，变得充满怨毒与对立的世界，也是一剂温和的良药。 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助力了欧洲在经历残酷战火后的迅猛复兴；上世纪末的波黑内战爆发后，西欧各国接纳难民、参与巴尔干维和行动，也减少了南欧的杀戮。后来欧洲各国又积极推动战后重建，让如今的巴尔干半岛变得安定和平；卢旺达大屠杀后，欧美的干预和帮助，也让那里逐渐摆脱了仇恨与绝望，走向和谐与繁荣。这些都说明，爱与帮助，是有用的。 只有更多的爱，才能化解所受的不公与痛苦；理解、互信、互助，世界各族群和个人之间的仇恨才能逐渐消弭。而对于受害者的关怀、尊重、帮助，是让世界走向持久人道和平路径中，最重要最必要的一环。 我曾经将和上面几段话类似的内容，写在致一些国家的政府的信中。但是他们对信件没有回应。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对他们有一点触动、是否可以让他们在对外政策上稍微的对中国人权和海外华人安危多一点关怀。因为我人微言轻，或许连那么一分一毫的作用，都难以起到。我呕心沥血的书写和奔波，效果是零。我也遭遇了许多知名机构和人士的明确拒绝，甚至一些羞辱性的对待。 当各国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普遍官僚主义和冷漠无情，而世俗的人权组织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也都自私和选择性的关注人权问题，我只好转向了天主教会。 我也并不知道天主教会是否愿意仔细阅读我的这封信，更不知道我这封信能否起到一点真正的作用。但我想，将“神爱世人”作为格言的天主教会，总不会完全的冷漠与无视吧？
我想到反映朝鲜脱北者故事的韩国电影《北逃》。主人公一家在朝鲜受尽饥饿和病痛折磨，妻子病逝，他女儿死于集中营（影片结尾时，他儿子也死于逃亡途中）。只身逃到韩国的主人公，看到极为富裕繁华的韩国，他在朝鲜梦寐以求的药，韩国政府居然免费提供。
主人公回想贫困的朝鲜、因缺少医药死去的家人，面对给他传教的基督教牧师，愤怒的摔了《圣经》，说“上帝不是博爱的吗？为什么耶稣只在南韩，而不在北韩（朝鲜）？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允许他在的国家是那样的悲惨景象？”牧师默然无语，只是默默的捡起了被主人公摔在地上的《圣经》，并将它小心的放置整齐。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圣经》有言：“信我主者，必定得救（使徒行传16：31）”。无论是上帝、安拉、佛祖，或者其他上帝身份的神灵，难道不是博爱世间的吗？那为什么容忍这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过着天壤之别的生活呢？为什么很多不幸的民族和个体，要经历那些幸福国度人们不会经历的苦难呢？
对于这样的疑问，我知道宗教人士会有相应的解答。但我认为，存在并不等于合理。相反，对于不公不义，无论无神论者，还是宗教人士，都应该去改变它。上帝在天国里，而人类中的神职人员，就是天使，既享受者上帝使者的荣光，也肩负着扶危济困的责任。每个教士和修女，都是弥赛亚的化身。
所以，我才恳求方济各教宗、罗马教廷、中国和世界各地天主教人士，帮助中国人民。虽然如今的中国，还没有像朝鲜那样饿殍遍野、高度封闭，却也呈现种种悲剧。中国仅仅在几十年前，还有大规模饥荒和杀戮，而未来专制强化和气候危机，都可能让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重现。
那时，又有多少中国人像朝鲜人民那样受灾死亡？又有多少人像朝鲜“脱北者”那样外逃？如今中国已经有许多难民通过“走线”奔向世界，未来或许更多。如果我们早日筹备和预防，就可能避免更多悲剧，将灾难扼杀于萌芽。否则，不仅中国人民在死亡中挣扎，全人类都将受到中国人道主义灾难的冲击。即便没有大规模死亡的灾难，中国人在闷烈的环境下互相坑害、麻木不仁，同样是不可接受的、需要改变的。
还有，中国人尤其汉族人，在世界上也需要代言人、发声和维权的平台。近些年来，中共的倒行逆施，让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变坏，而中国人民也遭受拖累。虽然确实有一些中国政府支持者（“五毛”、“小粉红”）及道德素质低的中国人，确实做了一些不良行为，但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辜的，有些是与世无争的普通人，还有的是中共暴政的最大受害者。但他们却被视为和中共一体的、对世界有威胁的加害者，被歧视和侮辱。这多么的不公平？
当然不止个体。整个中国的国家利益、汉族和中华民族的情感和国际影响力、海外华人的境遇，都因为中共统治而恶化、受到连累。中共政权的专制暴政、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禁制，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表达力，阻碍了中国人走向国际和融入世界。而海外华人也受到拖累，民族的母国不仅不能给他们帮助，还带来了种种困扰和悲剧。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普遍受益于中共政权的存在。而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倾向于让人民“闷声发大财”、精致利己主义，而阻止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和为他人发声。中国官方和教育系统，也倡导所谓“正能量”，鼓励歌功颂德、反对揭露黑暗面。所以，无论出于利益还是被洗脑的价值观，以及现实环境，中国人乃至已移居海外的华人，普遍政治冷感，对公共事务和他人权利漠不关心，乃至幸灾乐祸于同胞的受难。中国官方则在99%时候都只为政权本身及权贵阶层的诉求发声，而不会为人民向世界呐喊。
而中国政治反对派、中国少数族群、香港和台湾、日本和美欧，其中大多数势力，如前所述，并不真心关注中国大陆主体民族的人权，乃至和中共勾结（或者客观上配合），遏制中国崛起。他们只希望中国和中共同时被削弱、中国人和中共统治者相互斗争，并且想方设法让这种内斗长久进行、中国一直内耗，最终中国被毁掉，他们渔翁得利。他们也想方设法遏制既支持自由民主、又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国人的声音，剥夺中国人正当的话语权。
中共政权在政治、文化、外交上，类似于满清的“闭关锁国”政策，阻止中外自由交流。虽然如今中国在经济上融入全球化，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非常封闭。这让中国与世界隔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严重阻碍了十多亿中国大陆民众与外部的交流，也让外国人难以全面和深入了解中国。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生的各种人道主义灾难，就很难得到世界关注和外力帮助。缺乏对外交流，或者只有官方操控的交流，也阻碍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扩大。中共政权恶劣的行为和形象，也拖累了中国人民。中国成了21世纪的“孤岛”，成为类似于朝鲜和伊朗那样的、世界上的“孤儿”之一。
面对中国大陆的相对封闭和改革停滞，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同情和改变，而非敌视孤立。如今各国非常关心香港、新疆、西藏、台湾问题。新疆的人权状况的确较为恶劣，西藏也存在人权侵害和民族纷争，但其仅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一。难道对1%的关注，应该超过对90%的关注吗？而香港和台湾即便受到大陆一些侵蚀和威胁，其民主法治水平、个人自由度、人权保障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仍然远高于中国大陆平均。因此，难道国际社会不是应该更多关注中国大陆/中国本部的人权状况、更加帮助处境更糟的中国大陆汉族人民吗？
另外，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外籍华人，同样遭遇不少不公不义。华人是世界上最不团结的族群。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更是有过惨痛且迄今未平反的受害经历，并遭遇长期的歧视且无结束不公的希望。他们同样缺乏话语权，以及慑于暴力及不利的社会环境，不敢和不愿发声。
而国际社会对东南亚的华人也是忽略的。相较于国际社会对从卢旺达到波黑种族屠杀的关注和介入阻止，从南非到达尔富尔种族问题的制裁和改变，东南亚华人更大的苦难（例如马来西亚5.13事件；印尼9.30事件后对华人的长期杀戮、监禁、迫害；1998年印尼排华屠杀……）却被世人忽略。而他们的母国中国，对这些不公不义也熟视无睹。世界各国为自身利益，与迫害东南亚华人的统治集团勾兑，放任罪恶的发生。许多苦难就默默的被历史尘封，受害者在唾面自干中离世。
于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约15亿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群体，成为世界最大的失声者和失利者。这个世界最庞大族群在国际上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只有1000多万人的亚美尼亚人、9000万人口且多次被制裁的伊朗人、没有自己祖国的4000万库尔德人。
哪怕只有700万人、处在世界边缘的、埃塞俄比亚的少数族裔提格雷人，在遥远的加拿大都能组织起数百人的抗议。而中国海外华人和在海外旅居/旅行的中国人，是提格雷人的上千倍，却极少有超过百人的、针对本国局势的类似抗议。
最近涉及600万巴勒斯坦人和1000万以色列人的加沙冲突引发全世界关注、巴勒斯坦人权问题也是全世界常年关注的重点。而全世界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积极声援加沙、全世界犹太人全力支持以色列，其他族群人士也颇为关心和站队。
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方面程度不亚于加沙人民苦难的、涉及数亿人口的种种严重的人权侵犯，却在国际上关注甚少，更没有多少国际人士来帮助中国改变。这就是中国人丧失关注和话语权的明证。
这是太过于反常，却又被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习以为常的、不应该的事情。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曾经的辉煌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比肩，强盛程度超过了罗马帝国、安息帝国。中国的思想文化、物质发明和精神创造，为人类文明贡献卓著。1937-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以世界各国中最大的伤亡人数（2100万人死亡，3500万人死亡与伤残），最惨重的国家损失，协助同盟国赢得决定人类文明史的胜利。
如今的中国，却遭遇世界孤立；中国人民，却生活在如此苦难中。中国和中国人居然在世界上没有一席发声之地？这多么不公和荒谬？难道就因为中国是中共统治，它的人民乃至海外华人，就不能和其他族群有平等的权利？就应该被剥夺话语权？一切涉及族群和国际问题的抗争，就天然的理亏？
这些答案从道理上当然应该是否定的。但现实里却是，中国人民似乎成了世界上的“二等公民”，在受中共迫害同时，又被其他国家和族群扼杀其声音，对其权利主张不分是非一 概否定。最近发生在日本一家饭店的歧视、英国商场钢琴师的纠纷、中国自由派记者王志安在台湾的遭遇，以及这些事件后续中各方的反应，都是鲜活的例子。除了这些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还有更多相对隐蔽和不为人知的，但当事的中国人都遭受了歧视与伤害。更广泛和深远的，是中国人在国际领域上的经济、舆论、思想文化、外交关系等方面，将处处被歧视、限制、压缩，这个国家和民族会在内部中共专制和外部势力压迫的共同作用下，萎缩和衰败。
我对此是痛心疾首的。但面对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普遍的“逆向民族主义”，我无能为力。无法改变他们。
但这十几亿中国汉族人民和海外华人，不应该没有归宿、没有归属，不应该丧失话语权，不应该像孤魂野鬼一样活着，不应该没有地方说话发声，不应该因为人多就成为被全世界提防和践踏的对象。
如果天主教会能够在中国更多发展，中国汉族人民和海外华人，普遍成为基督教徒，或者和天主教会建立紧密的、友好的、互助的关系，他们就有归宿了，就有族群身份了，就有平台发声了。
各国各族群阻止汉民族的构建、污名化汉族和华人。但如果这些中国人、汉族人、海外华人，成为你们的成员，成为天主教徒，成为各基督教派的基督徒，以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身份，诉说自己的历史、境遇、诉求，或许就不会那么大的阻力，也能融入世界主流社会，尤其和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西方发达民主进步国家紧密融合。这样，饱受苦难的中华儿女们，就有了归宿了，不再是“世界的孤儿”了。他们成了上帝的子民，荣耀的基督徒，多么的光荣和安全啊。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人、汉族人、全世界华人的出路，尤其中下层汉族人民的出路。共产主义破产了；汉民族主义被全世界敌视、被中国内外各势力压制。即便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汉族人因为庞大的人口和巨大潜力，仍然会被敌视和围攻；自由民主之路遥遥无期，且即便实现也并不能真正改善中下层人民的命运、难以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缺乏可行性，没有真正有力的力量去实现它；世俗主义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缺乏凝聚力和团结性；伊斯兰教是相对封闭且原教旨倾向严重的，佛教和道教则缺乏纪律性和组织性……
于是，皈依基督教，成为中国汉族人和海外华人最优的选择。而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天主教，是基督教各派别中，宗教理论体系最完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派别。而如今的方济各教宗，又对中国颇为友好，还持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很显然，中国人民应当拥抱天主教，接受上帝的沐恩。
而这，不仅要中国人民的主动加入，还希望天主教会敞开胸怀的接纳。从利玛窦先生的来华，到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人士的以德报怨，这些深恩厚谊，我们不会忘记。而民国时期中国人、汉族人，为自身族群利益和价值观，采取“去基督教化”政策，导致后来日本入侵和中共暴政下国家和人民孤立无援，是我们错了，是大错特错。这些前面已经说过，我在此再提及一次，并向你们就当年的“去基督教化”政策道歉。我并不是政治家或者当年决策者的后代，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向你们表达真诚的歉意，表明一位无神论者的懊悔。
《圣经》有言：“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诗篇86：5）。”我想，无论上帝还是教宗，以及善良的教士与修女们，会原谅曾经疏远基督教的中国人及其后代吧。
我是无神论者、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但相对于意识形态和信仰，我更在乎同胞的福祉、民族的兴衰，不愿意看到人民的受难、国家的崩坏。
我也逐渐想明白了，由于利益和竞争，汉民族这个世界最大族群，被全世界所警惕和排斥、被中国国内其他民族和外国（尤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坚决围堵和压制。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愿意支持汉族这个有15亿人的族群获得独立自由。相反，所有国家都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理由去压制它，压制它的民族主义情感、不允许它构建成可靠的共同体，并为达到他们压制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但难道这15亿中国大陆汉族人及海外华人，就不能有一个真正的组织、共同体了吗？难道人多就是原罪？难道必须像孤魂野鬼一样、无依无靠的活着，既被中共压迫，又被其他族群和敌国污名化吗？难道中国人、汉族人，只能做全世界的“人肉电池“，被当成生产工具利用和消耗？这显然是不应该的啊。
如果汉族人民都成为基督徒，包括放弃他们汉族人的身份（以基督徒及世界公民的身份活着，不仅现在的人，还有未来的世世代代，都放弃汉族人身份而作为天主教徒或其他派别基督徒，以及民族认同上的淡化乃至完全去除民族属性），能够让他们得到幸福，未来能够安全、安宁、有尊严的生活，那我当然是非常希望实现的，并不在乎实现的方式是皈依宗教还是坚持世俗主义。也不在乎他们的主要身份认同是宗教信徒还是民族成员。
明朝末年的永历皇帝，就曾致书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许诺将中华大地尽归天主。后来几百年的中国又屡经磨难和变迁，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也跌宕起伏。当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时，中华大地的人民就能享受更多繁荣和幸福、文教和科学就能更好发展，并和世界上文明发达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当中国人与天主教/基督教疏远甚至敌对时，国家就遭遇灾难，还和外部的正常交流断绝（“闭关锁国”）、与文明世界对立，人民饱受残暴的统治者或侵略者杀戮，绝望而无助。或许，中华大地成为天主教的领地，汉族人民成为上帝的子民，才是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人民的宿命。否则就是各种灾祸的降临。
不仅中国人（尤其汉族人）与基督教会有着友好的渊源，中国人也与西方人（欧洲裔的、包括现在居住在西欧、北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欧裔人士）有着长久友好的历史。相对于中国汉族周边族群长期对汉族的入侵、屠杀、压迫，以及输入各种残暴野蛮的价值观与行为，西方人一直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无论明末清初、满清与英法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悲剧、辛亥革命、民国建设、抗日战争，一直到中共建政。
在中国被异族入侵和统治、遭受专制者暴虐对待时，西方人每次都站在汉族平民、弱势受难者一边，为中国人民尤其汉族人民推翻压迫、赶走外敌、获得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美等西方国家和白人族群，也有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等恶行，并对第三世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但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是文明世界的灯塔，是最为讲求人权和博爱的地区。而中国汉族人/海外华人在追求理性、文明、科技等方面，也长期与西方人类似。汉族人/华人可以说是“东方的西方人”，西方人是汉族人/华人永远的朋友。
我当然不是种族主义者，也并不相信白人优越论。但基于普世价值和人权进步程度考虑，最近几百年至今的西方，都算是文明的灯塔。而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人权，则是糟糕的。这是客观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只有独裁者和撒谎者才会否认。
如今中国汉族人和海外华人再度面临绝境和灾难，或许又一次需要西方人更多的帮助。而西方人和基督徒身份高度重合，我希望西方白人、基督徒，能够继续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救世精神，帮助受难而无力反抗的中国人民。
我也希望，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够与中国民间社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让处在“孤岛”中、被中共政权和外国反华势力（而非反共不反华的势力）共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文明进步的国际力量建立友好、广泛、密不可分的联系，遥相呼应，让中国人民再也不会孤立、孤独、孤单的受难，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与各族群共同幸福生活。
往事不谏，来者可追。我真诚的恳求方济各教宗阁下、罗马教廷、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其他基督教分支，能够帮助、拯救、保护中国人民、汉族人民、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心灵的空虚，正需要良善的信仰填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其实也可以和基督教价值观融合与并存，既促进这些思想学说的改良，又让基督教价值观更加丰富和包容。
超过900万平方公里的非基督教土地、十几亿未皈依宗教的无神论者（或者只有朴素的泛神论信仰者），正是布道的沃土，是让天主教力量和基督教文明在21世纪再次兴盛的潜力所在。从耶路撒冷的一隅，到罗马帝国旧地尽归基督教徒所有，再到在拉美和非洲的开拓……如今只有中华一地尚未广泛皈依。而天主教/基督教在韩国的迅速发展，基督徒人数的骤然增长（在最近30年，韩国基督徒人数增长了十几倍），就说明在东亚的福音传播，是会成功且有巨大回报的。中国人精神更加空虚，更需要组织力量的庇护，你们的到来，正是如美好姻缘般情投意合。
当然，具体如何让中国人普遍的皈依天主教，以及天主教如何帮助中国人民。这是又一个复杂的议题，无法在这封信中详细讨论。尤其在中共对宗教和公民自组织的强烈禁制下，如何促进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如何让中国天主教会有更大自主性，是极大的难题。但事在人为，在于付出多少注视和努力。正如中国思想家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没有路，穿行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荆棘是能够清除的，道路是可以开拓的。
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口。由于中共近些年恶劣政策导致的经济衰退、社会环境恶化，如今中国人正在大规模的前往外国进行政治避难。中国流行语称之为“润（Run）”。有许多中国人乘飞机到教宗家乡拉丁美洲，再从拉丁美洲乘车和徒步“走线”，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前往美国。还有一些中国人从中国或者东南亚出发，在东欧的塞尔维亚等地中转，然后以步行、搭车、坐飞机等方式，前往西欧和北欧。他们为了逃亡的旅程，往往倾家荡产乃至借贷，作为路费。而这些人往往饱受创伤、贫穷、缺乏组织、无助。其中还有许多女性带着孩子流亡，更是要遭受更多屈辱和危险。她们急需得到可靠的、全面的、不需要以有损尊严方式偿还的帮助。
由于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缺乏可靠的共同体，这些人即便成功抵达美国和欧洲，也会面临各种不安全和困境。尤其美国社会保障条件差，更容易让许多刚进入美国的中国流亡者遭受苦难和欺骗。一些邪恶组织和不怀好意的人士，更是会利用他们，让他们误入歧途。这就让这些刚刚逃出专制“虎口”的人，又进了新的“狼窝”。
如果方济各教宗、罗马教廷、天主教会，有针对性的对这些逃离中国大陆的中国难民予以关怀和帮助，那对这些流亡者，尤其妇女儿童，将是如暗夜看见灯塔、饥饿中有了饼、荒漠里找到甘泉。如果天主教会发表声明、明确表达对中国难民的关怀，并且由教士和修女们将这些难民组织起来，她们就可以免受伤害。这些得到救助、有了组织的人，也不会在美国上当受骗、误入歧途，免于遭受各种可以避免的麻烦和伤害。
更进一步，你们在传播福音的同时，可以教授他们知识、逻辑、道理，包括各种作为现代公民的常识。你们应该将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内容播散给这些新来的中国难民，让他们获得知识、有公民责任感、有道德和良知。这些在正常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东西，在中国教育中都是缺失的。 不过中国社会重视秩序，传统上就重视教育，仅仅是被中共骑劫而扭曲了教育。中国人勤奋好学，只要你们肯去教育和付出，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而这些接受帮助的人，也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人加入天主教会（或者并不成为信徒但与天主教会建立联系）。她们也将成为反哺救助者、联系起中国和自由世界、促进中国社会变革和人权进步的有益力量。而中国人勤劳朴实、善于创新和创造的优点，也能在摆脱中共枷锁的桎梏和扭曲后，重新焕发令世界惊叹的光彩。
我也知道，如今方济各教宗和天主教会，一直就在做帮助中国人民的事。中国也有数千万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已沐浴了上帝的恩泽。但相对于更广大的人民和深重的苦难、未来的危机，仍然是不够的。所以我才写了这封信，诉说中国人民各种具体的苦难、种种难以言说的隐情，并希望罗马教廷更加的关注中国事务，让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得到救生圈。
或许你们认为我的一些陈述过度渲染了中国的苦况、中国人的无助。尤其对于中国人、汉族人面临的国际孤立，在外人看来似乎夸大了。但如果你们愿意去仔细了解中国国内的现实和中国外交，中国各界人士和其他国家各界人士关于中国的各种言论、思想、公开和私下的言行，加以交叉验证、分析、推论，就明白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没有夸张。《圣经》有言：“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玛窦福音10:26）。”只不过中国人普遍麻木不仁，或者离弃国家民族，所以人们普遍沉默。这也正是我前面陈述的中国社会危机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你们通过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了解一下中国基督教徒相对最密集的、河北省等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境况，就知道我所说并不虚假，现实甚至比我描述的更加令人悲伤。
《圣经》有言：“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上（箴言3：3）”。我之所以浓墨重彩描绘国人所受苦难和不公，是因为对同胞的受难很敏感，自己又亲身经历过屈辱和绝望，见识了各种谎言与阴险，所以我控诉起丑恶更有感情，也更为急切希望改变不公不义的现实。
基督教 《圣经》的“神爱世人”、“爱人如己”，和儒家《论语》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相通的；耶稣的博爱与和平召唤，和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是一致的。这世上，无论种族、肤色，都是上帝的子民，也都是孔夫子和墨翟博爱的对象。《圣经》中的许多话，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也与中国道家的“相对主义”、两极转化等观念颇为类似，都主张淡泊名利、随遇而安。
东方的中华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汉族人与欧洲人，我们的思想有这么多的相似，又有那么久的历史渊源与深厚友谊。如今中华再遭劫难，期盼着你们的救援。如今的天主教会，能够宽容对待穆斯林、犹太人、无神论者，方济各教宗亲自为穆斯林洗脚、看望性工作者。中国人、汉族人，也希望能得到上帝及其使者撒下的雨露的恩泽。
如今的罗马教廷，有方济各阁下这位伟大和进步的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所有人的幸运。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需要方济各教宗和天主教教士们的帮助。让他们从麻木、沉沦、败坏中走出，恢复良知，成为上帝的子民和世界的公民吧。
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那么多，苦难持续的又那么久，如今又在走向新的灾难。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十几亿中国人也不能再孤悬于世界之外了。应该让中国人民、汉族人、华人，能够像世界其他族群那样，得到世界平均程度的尊重和对待，并充分融入世界大家庭，共同迎接气候危机等挑战。这利于中国、利于基督教、利于全世界。
当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人，并不只是在现实中有求于基督教。无论任何族群、任何人，都有着物质以外的强烈的精神需求。面对人生的迷惘、苦楚，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必将到来的死亡，人们免不了恐惧和忧虑，也是任何物质供给都无法平息的。而在充满冲突的时代、动荡的国家，其民众尤其感到不安和渴求慰藉。中国人大多数是无神论者，而共产主义又早已破产，传统的儒家文化及祖先崇拜也因多种原因而式微。这样的人们，显然需要基督教的泽被，让人们获得那“无情中的有情”。
我人微言轻，并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也没有广泛的人脉，只有一点写作文章的能力。我的外语能力也很有限，连这篇文章的非中文版本，都是使用“DeepL”进行翻译的（所以你们看着文章会发现，有一些语句不通顺、表达不准确，因为机器翻译当然难以顺畅准确的译出中文原文和原意）。所以我只能写下这篇杂糅许多内容的长文，请求方济各教宗和天主教会的帮助。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等待着上帝的又一次眷顾。如果他们得救，不仅中国人民走出苦海，也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世界有着种种基于信仰、人种、文化、语言的差异，以及由它们引发的隔阂与纷争，甚至导致人类相互的杀戮，各种动物和植物在内的生灵涂炭。这样的现实，更需要不同族群、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相互帮助。上帝与天主教会也要与时俱进，这世界不应被分割而应被连接，重建“巴别塔”，建设通天的桥梁，让人类不同个体之间、不同族群之间、人间与天国之间，没有隔阂与谎言，只有相互理解与亲爱。而中华大地和中国人，是这样美丽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世界需要14亿（以及未来这个族群百千亿后人）有着良知的、有益于世的人，还是14亿（同样未来有百千亿人）道德败坏、有害于世的人呢？不言而喻。所以，我希望天主教会拯救这个既有过辉煌历史、又多灾多难的民族，让这样坚韧勤劳的人民，亿兆苍生，幸福的生活，并成为反哺世界、促进文明的有益力量。如果中国人民能在天主教会帮助下摆脱苦难、得到幸福，我死也无憾了。
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一封信是无法说完的。因为篇幅限制，我难以详尽讲述。以上的话，已经表达了我的一些基本的情感和诉求。或许以后还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也或许不会再写、没机会再写了。我恳请圣座（梵蒂冈）驻德国大使馆的官员、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能够阅读它。我并不奢望方济各教宗本人能够看到这封信。如果他真的愿意阅读这封信，那我荣幸之至，中国人民也幸运之至。 但愿中国人民得到上帝眷顾
但愿方济各教宗阁下和罗马教廷更多关心中国人权
但愿中国和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普罗大众和弱势群体得到拯救
以马内利
阿门
王庆民 格里高利历2024年2月16日（初稿） 格里高利历2024年2月多次修订
（另附有英文版、西班牙语版、拉丁语版，非中文版均由DeepL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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