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曾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朝鲜“主体思想”实际创立者黄长烨，在北京突然进入韩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之后引发了中国、朝鲜、韩国之间激烈的外交争执。其最终借道第三国前往韩国。

   两年后，黄长烨写下了一部回忆录《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忆述了他从出生起到晚年的人生经历，其中详细讲述了他在朝鲜劳动党内、在金家政权统治下的亲历和见闻，披露了许多外人难以知晓的朝鲜高层内幕。本书于1998年出版韩文版初版，2006年再版，2008年被翻译为中文。但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各平台被封禁，只有部分网站以影印方式流传。

   回忆录的自序中，黄长烨就开门见山的说，他在一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生活了很久，深知独裁者的利己与个人崇拜，而他自己也曾是独裁者个人崇拜和愚昧大众的工具。他希望通过写这部回忆录，向世人展示朝鲜的内幕，并为了解和解决朝鲜问题有所帮助。

    1923年，黄长烨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他度过了被父亲偏爱、有快乐也有失落的童年。而他在日本的求学，也让他初步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二战末期，黄长烨一度被征用为日军，只是战争迅速结束而未上战场。战争结束前，黄长烨亲历了日本人的歧视和压迫；战后，黄长烨又目睹了占领半岛的苏联军人杀人强奸的暴行。他希望改变国家被殖民和宰割的局面，却一时找不到投奔对象，只能暂时在平壤找了份教师工作维生。

  1946年底，黄长烨加入朝鲜劳动党，并在几个月后成为平壤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而黄长烨加入劳动党，并非他一开始就对共产主义非常热衷，而是多个巧合所致。尤其因为他家乡在半岛北部、战后在平壤当老师。如果他生活在首尔等南方城市，他后来的人生命运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几千万朝韩人的命运，也都与黄长烨一样，被大国霸权和两大阵营博弈而轻易而随机的决定了。

   劳动党创党初期，党员们还有公共责任心和政治热情，确实做了许多安定民生和追求民权的实事，也让黄长烨逐渐真心追随劳动党。之后，因为黄长烨是当年稀缺的知识分子，又加上一系列幸运，他一路高升，先是去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就职，后又去苏联留学。

   黄长烨留学苏联，正好躲过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免去了在这场夺走250万朝韩人生命的血腥祸乱中死亡的危险。黄长烨得到金日成的赏识，不断晋升。

   之后的黄长烨，长期在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担任要职，并在1965年成为金大的校长。这所以朝鲜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大学，集中了朝鲜大多数知识精英，选拔的学生也都是权贵后代或能力极优异者。这所学校也不止教学，还是研究灌输劳动党统治思想的大本营。而黄长烨所负责的哲学系，名义研究哲学思想，实则主要为金日成及劳动党统治朝鲜进行思想辩护，洗脑大众服从。

   回忆录中提到了影响重大的1956年反金日成的“八月宗派事件”及一些背景和内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冲击波也影响到了朝鲜。朝鲜劳动党的延安派、苏联派人士，试图打倒此时已大兴个人崇拜的、属于“游击队派”的金日成。但金日成利用高超的斗争手段、各个击破的方式，瓦解了对他的围攻。

  黄长烨在回忆录中说，他赞同反对个人崇拜、同情反金日成的人士，不过他由于不想影响具体工作而未参与。实际上，黄长烨应该是采取了很狡猾的观望态度，甚至暗中支持金日成。否则，很难解释其在之后的肃清中不仅安然无恙，还不断高升。之后的黄长烨既搞学术，又时常在金日成身边工作、为他写演讲稿等代笔，是金日成身边的红人。

  黄长烨在代金日成出访各国时，亲历了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毛泽东为了个人的权力与名利欲望，以及挽回因国内“大跃进”失败而受损的声望，在国际上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中国为拉拢其他红色国家反苏，不惜代价援助阿尔巴尼亚等国，哪怕当时中国国内还发生严重饥荒。甚至远比中国富裕的匈牙利，也接受了中国大量援助。中苏论战撕裂了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希望停止争执，但毛泽东不依不饶，中苏关系恶化。

  黄长烨说一些小国担忧中苏对抗损害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确实因中苏论战受损，但中苏对抗也让不少小国从中渔利，朝鲜也是其中之一。据沈志华的《最后的天朝》等著作研究，中国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大规模援助朝鲜物资和技术，一些工业生产线被搬运到朝鲜，以图换来朝鲜对中方的支持。苏联也援助了朝鲜，只是力度比中国小。金日成则左右逢源，拿到的这些援助，增强了朝鲜国力、改善了国民生活，也提高了金日成个人的威望并巩固了统治。

   利用大国的援助和相对和平的环境，金日成发起“千里马运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确立了他对劳动党、劳动党对人民的固定化体系化的统治，并在黄长烨协助下提出了“主体思想”。所谓“主体思想”，简而言之即是主张朝鲜民族独立自主、人民群众为主体、在金日成领导下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当时的朝鲜确实呈向上态势，人民生活也比战争刚结束时大幅改善。但这却让金日成得以巩固极权、肃清反对力量、打造世袭体制，为后来发生大饥荒及许多侵害人权的悲剧埋下祸根。相反，如果金日成在1950-1970年代没能改善国民生活，其统治就不会非常稳固，或被韩国推翻，或受到党内更多制衡，或像中国“改革开放”那样逐渐放松管制，之后数十年的悲剧或许不会发生。这就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吧。

   在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朝鲜也发生了对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批斗，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又一轮权力斗争。金日成一边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边发起自己的个人崇拜运动、挑唆部下甚至亲属间相互斗争。也正是在这时，金日成儿子金正日，击败了最可能挑战他继承人地位的金正日弟弟金英柱，成为朝鲜众所周知的接班人。而黄长烨个人也经历了流放和命运的起落，最终重获信任、返回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工作。

   之后十多年，黄长烨编撰了“主体思想”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在回忆录中，黄长烨一直夸口他创造的“主体思想”多么伟大和有超越性。即便叛逃到了韩国、否定了金日成和朝鲜体制，但黄长烨并不认为他的“主体思想”是错的。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确实是他半生的心血，其中也确有不少有哲理的内容。不过“主体思想”在朝鲜只是成为巩固金日成及其继承者独裁的思想工具，在海外除了得到极少数亲朝学者（且大多是被利诱）赞赏外也毫无价值。黄长烨半生心血，其实只是一场幻梦、一个泡影。

  黄长烨在回忆录中也揭露了金日成及党干部们的腐化堕落。金日成时常举办宴会饮酒作乐，建乡间别墅和围场打猎，黄长烨称之为“酒池肉林”。靡费的资产当然是朝鲜人民负担。金日成还要求部下给他送礼物，他再将礼物赠给他赏识的其他人。党内裙带关系盛行，外交部长、对南事务部长等重要职位，都有金日成的亲属担任。金日成在酒会上一句话，就决定了党政高官的职位由谁担任。这与古代帝王无异，且是独断昏君式的帝王。

  金日成的专权和个人崇拜，也造成了官僚主义、对日常教育和工作的负面影响。包括金日成综合大学在内朝鲜大中小学校，将约一半时间都用在学习金日成的“伟大成就”，参与各种与其相关的纪念和庆祝活动，正常教学大受影响。金日成培植的主管纪律的干部和秘密警察，监视干部们一举一动，人们都战战兢兢的服从金日成的指示，不敢有自主性。这让“主体思想”对人独立自主的标榜，显得格外讽刺。

  金日成并不满足于在国内被臣民崇拜，还不惜重金在国外宣传他的光辉形象及“主体思想”。无论印度、埃及、墨西哥等亚非拉国家，还是日本和欧洲，朝鲜都不惜重金派人和拉拢当地学者、政客，宣传金日成及“主体思想”，还会请外国人来朝鲜旅行。1980年代的朝鲜经济已日益衰退、财政紧张，但在外宣上的浪费反而愈演愈烈。

   1980年代，金日成访问中国，得到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接待，黄长烨也参与了会谈。黄长烨说他期望金日成效仿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而接班人金正日对高度富强的日本颇感兴趣。但直到黄长烨叛逃时，朝鲜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改革。这是因为改革将动摇金家世袭独裁，劳动党统治也将遭受威胁。所以他们宁可朝鲜继续贫穷封闭，也不愿改革开放以改善朝鲜处境和民生。

    1994年，82岁高龄的金日成去世，金正日顺利接班。而从1992年左右开始，直到21世纪初的朝鲜大饥荒，即朝鲜官方所称的“苦难行军”发生，50万至300万朝鲜人饿死，其他以千万计的朝鲜人也无法满足温饱，在贫困和绝望中挣扎。这正是统治朝鲜近50年的金日成留给朝鲜人民的“遗产”。腐败和暴力充斥朝鲜，从田间地头到大学校园，从工人农民到干部军人，到处都有为争夺可怜的一点粮食和物资而杀戮别人、偷窃、抢劫、贿赂等恶行。而劳动党内部对于金日成及金正日的不满也迅速增加。

  面对饥荒和反对声，继位的金正日没有改革开放，而是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其策动的“深化组事件”是“八月宗派事件”后朝鲜最大一次肃清行动，许多党干部被处决、入狱、流放。有些在苏联/俄罗斯留学的朝鲜留学生，看到外面的景象及苏联的剧变，痛恨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独裁统治，试图推翻金家政权，结果被朝鲜秘密警察发现，这些留学生均遭处决。

   看到朝鲜种种悲惨和党内残酷肃清的黄长烨，无论是他所说为朝鲜人民，还是担忧自身的安危，总之其决定逃跑。1997年初，黄长烨借前往日本访问和停留中国的机会，在北京逃到韩国驻华使馆，与朝鲜的亲人永诀。而在逃亡之前，黄长烨不敢公开向家人表露逃亡的意图，明知永别却无法言说。这正是金家极权对人禁锢和造成恐惧的体现。

   黄长烨这部回忆录，颇为详实生动的讲述了他作为朝鲜高层人士的所见所闻，对于金日成和金正日这两个独裁者有细致的描摹，也向外界披露了这个高度封闭国家各种不为人知的内幕。黄长烨也是迄今为止叛逃朝鲜的最高级别官员。这部回忆录的价值显然是很高的。之后只有2016年叛逃韩国的前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回忆录《三楼书记室的暗号》可以媲美。

  当然，黄长烨回忆录中，有不少美化自己、为自己在金家政权中扮演的角色开脱的内容。他回避自己谄媚金日成及金正日、为金家政权对人民思想统治制造工具、在权力斗争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等行为，还一直吹嘘其“主体思想”的伟大和独创。

  但这些缺点并不掩盖其回忆录整体的价值。对于严重缺乏公开信息、政权内部高度秘密化的朝鲜，黄长烨的回忆录给了人们洞察朝鲜内幕的窗口。而黄长烨本人虽长期参与金家政权统治、享受荣华富贵，但仍然是少数良心未泯的朝鲜高层人士，最终毕竟背弃了金家政权、投向自由，并在余生致力于推翻金家统治，也算亡羊补牢。从1997年黄长烨叛逃到2010年去世，朝鲜官方不断咒骂黄长烨，并多次派遣人员试图刺杀，也反映了黄长烨叛逃给朝鲜及金正日造成的打击之大。

   在朝鲜金家残酷统治下，人民没有力量反抗。而高级官员的叛逃，能够有力打击其统治，促成政权的瓦解。虽然由于金家政权的严密防范、朝鲜高官出于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叛逃者人数稀少，但有限的高级叛逃者仍然打击了金家统治，让人们了解其丑恶、残暴、外强中干。当更多朝鲜人尤其精英阶层觉醒、党干部们不再为金家卖命，金家在朝鲜数十年的残暴统治，也将划上休止符。

  近日是林彪9.13事件纪念日。林彪叛逃虽然失败了，但仍然让毛泽东及中共颇受打击，也让文化大革命实质破产。如果当年林彪叛逃成功，那么打击会更大。除了林彪，中共高层中还有俞强声、姬胜德、王立军等叛逃者或试图背叛者，也都给中共造成一些打击。中国和朝鲜都是专制极权，人民反抗困难，但统治集团内部若发生变乱，统治就不再稳固。而外部力量也应对专制的叛逃者予以优待，吸引更多人背弃专制、拥抱自由。

   （本文已发表于《议报》，图源豆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