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副總統萬斯在白宮會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時，雙方發生激烈爭吵、不歡而散，擬簽訂的美烏礦產開發協議也告吹，引發世界關注。這也讓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的反感、拒絕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態度公開化。3月3日，美國政府宣布暫停對烏克蘭一切軍事援助。

    雖然熟知國際關係和特朗普政治立場的人對此不會感到奇怪，但中國、歐洲、美國等地的不少觀察家和“吃瓜群眾”，對特朗普和萬斯為何強烈指責澤連斯基，也多次批評歐盟及歐洲各國，卻對普京的俄羅斯持友善和理解態度，仍然震驚和困惑。近些天，人們紛紛從利益、國際間合縱連橫（所謂“聯俄制中”等）、特朗普是否被俄羅斯收買、和澤連斯基私人恩怨等角度分析猜測，莫衷一是。

   這些猜測有的只是捕風捉影，有的看起來有些道理。但僅從利益和地緣政治考量，其實偏離了重點，忽視了特朗普及美國右翼政權親近俄羅斯、疏遠歐盟、拒絕支持烏克蘭的價值觀原因。而價值觀因素恰恰是決定特朗普政府內政外交的關鍵。

   早在兩年多以前，筆者就曾寫過一篇《從價值觀和心理角度分析普京發動俄烏戰爭及後續行為》，就談了普京及其支持者發動侵烏戰爭的部分原因，是基於宗教保守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右翼民粹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對抗歐盟和歐美建制派的進步主義、世俗主義、多元化、全球化，及打擊其認為的“深層政府”的需要。普京的俄羅斯也以這樣的價值觀為旗幟和號召，動員國內和連接歐美各國的右翼民粹和極右翼勢力。

   而美國特朗普萬斯政府上台，顯著軟化對俄立場、解除對俄制裁，同時激烈批評歐盟及歐洲各國、拒絕支持烏克蘭抗俄戰爭，正是因為其與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有着高度相似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立場，以及相關的共同情感和訴求。

   這種相似性其實是顯而易見的。特朗普之所以得到美國近半數選民支持、兩次當選總統，就是其對基督教保守主義的讚美、對白人種族主義的縱容，反對美國民主黨的進步主義、多元社會，貶斥女權、LGBT權利、環保、寬容對待少數族群和移民等政策，及鮮明的反建制民粹作風，獲得了包括美國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白人種族主義者、右翼民粹分子的堅定支持。

    而特朗普在內政上，通過任命基督教原教旨傾向的保守派大法官並推翻“羅訴韋德案”判例、廢止和打擊DEI（“多元、平等、包容”政策）、高調遣返無證移民、對非白人非基督徒移民和權利施加限制、退出“巴黎協定”停止減排而重啟化石燃料開發等政策“投桃報李”，履行了選舉承諾。這些政策雖引發很多人強烈反對和批評，但也讓特朗普始終得到約45%美國民眾的堅定支持。

   而在外交上，特朗普政府同樣要回報在價值觀方面與其一致的國內支持者及外國“朋友”。2016年特朗普爆冷擊敗希拉里，正是在於普京的俄羅斯利用假新聞等方式干擾大選，助力特朗普。當年普京助力特朗普當選，就與特朗普及共和黨民粹派與普京價值觀更接近、而希拉里與之恰恰相反有關。反過來，特朗普也對普京的極右保守價值觀及其個人“硬漢”形象頗為欣賞，二人及其所代表的美俄極右勢力就自然成為同盟。（不僅烏克蘭問題，特朗普和普京、美國和俄羅斯右翼民粹勢力，未來還要在更多方面、更多議題上合作、互相依仗，實現其重塑各國主導意識形態和世界格局的目的）

   而反過來，烏克蘭卻受到歐美各國建制派政府、中左至中右傳統政治勢力的支持，親近較左傾進步、被極右民粹力量視作“眼中釘肉中刺”的歐盟等機構。多年以來，尤其2014年親歐盟革命成功後，烏克蘭的各種政策也都向歐盟靠攏，如女權和LGBT權利等方面的進步。這樣的烏克蘭自然被普京和特朗普及其勢力所不喜。

   而且在主張孤立主義、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朗普政府看來（也同時是普京等各國強人所想），大國欺負小國、弱國被強國併吞併無不妥，其他國家也無義務維持和平與均勢，世界就應該回到帝國爭霸、各國憑實力自行其是的叢林時代。特朗普公然對格陵蘭、巴拿馬、加拿大提出領土要求，也正反映了其這樣的觀念。

   所以，代表保守民粹勢力的特朗普和萬斯，才要改變代表建制派進步派的拜登政府支持烏克蘭的政策，放棄對烏支持，甚至可能“策應”俄羅斯對烏的侵略和吞併。這也是特朗普政府堅持孤立主義、反建制、反歐盟立場的宣示，並會得到支持者的肯定。許多進步人士、建制派、全球化主義者所反對的，正是特朗普及其擁躉所支持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各種“離經叛道”行為，很大程度正是對建制派的“逆反”。

   民主黨人及建制派強烈反對特朗普拋棄烏克蘭、親近俄羅斯、撕咬西方盟友，但共和黨民粹派、孤立主義者、宗教保守派和極端民族主義者們卻對此拍手稱慶。對右翼保守民粹主義者們，無論是非如何、利弊如何，只要能和民主黨/進步派/建制派“反着來”，本身就是他們所追求和樂見的。

   雖然純粹從經濟利益、國家安全、地緣戰略上，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及歐盟對美國更重要，俄羅斯不僅不能為美國帶來多少經濟價值，還是美國戰略上的宿敵，而烏克蘭又可以遏制和消耗俄羅斯。但特朗普政府並非將經濟和地緣作為主要考量，而是以價值觀的異同遠近決定是親是疏。特朗普等美國右翼民粹人士也認為，國內左翼進步派、建制派、“深層政府”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遠超俄羅斯等外部勢力。

   無論政治人物，還是平民大眾，都有物質利益之外的情感和價值訴求，並不是純粹的理性機器人、純物質利益動物。或者說，滿足價值觀和情感需求，也是一種利益，比物質利益更富驅動力。

   於是，特朗普乃至整個現執政集團親近同樣右翼至極右保守民粹的俄羅斯、疏遠建制派主導和偏進步主義的歐盟及加拿大等國，對國內大幅裁撤不符其立場的政府機構和雇員，並拒絕支持反俄親歐的烏克蘭，就順理成章了。（另外，雖然共和黨建制派未必完全同意特朗普及共和黨民粹派的對俄對烏政策，甚至內心觀點與特朗普政府政策相反。但出於反對民主黨及對抗左翼勢力的需要，在其他多數議題及根本意識形態上與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的一致，共和黨建制派選擇默許甚至附和、支持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勢力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

  對這樣的分析，一些人會不以為然。但根據近年美國和國際政治發生的事實、釐清特朗普決策的規律和邏輯，就不難得出以上結論。而從國家整體利益、地緣政治博弈、傳統的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陰謀論和私人恩怨等分析，則要麼說不通，要麼缺乏依據、以偏概全。

   當然特朗普政府的決策也可能有一些其他考量，但其俄烏政策的核心驅動力正是價值觀因素。各勢力價值觀的異同，影響着人們的好惡，決定着不同個體和群體間的親疏遠近、雙方是敵還是友，驅動着各政治集團和每個人的選擇和行動。

   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價值觀優先”及其保守民粹的導向，並不只表現在烏克蘭問題上。如2月中旬美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就公開批評了歐洲多元主義、“限制言論自由（打擊謠言和仇恨言論）”、接納移民等價值觀和政策，宣揚美國新政府濃厚的基督教、白人民族主義、排外主義、極端自由放任主義等保守民粹價值取向，並公開支持德國極右翼政黨等。

   特朗普還不斷攻擊與歐盟價值觀相似的加拿大等國，不惜破壞長期友好又頗為重要的美加關係。特朗普政府還與歐盟內部的“異類”、同樣持保守民粹立場的匈牙利歐爾班政府過從甚密，又和阿根廷米萊、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等極右翼政府頗為友好。特朗普在第一任時就與高度極權、統治極殘酷的朝鮮金正恩政權積極拉近關係，又猛烈制裁較真誠奉行社會主義及左翼政策的古巴，也能反映特朗普及其追隨者仇恨進步、崇拜強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價值觀及其極右民粹的外交底色。（當然這種親疏並不是單向的，歐爾班、米萊、內塔等人及其政權也親近特朗普及美國右翼民粹勢力，古巴等國執政者也厭惡特朗普及美國共和黨）

   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和極右保守民粹勢力結盟，而與各建制派及進步主義主導的國家對立，正在掀起一場從國內到國際的“意識形態戰爭”。而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只是其推行保守民粹價值觀主導的內政外交政策、輸出意識形態、實現其及其支持者訴求的一部分、一個環節、一些表現。

   在未來，特朗普和萬斯為代表的美國極右民粹勢力，將繼續持保守民粹價值觀、循與對待俄烏問題相似的邏輯和規律，利用美國強大國力在全球施加影響、推行相應政策，並引發許多國家保守民粹掌權者效仿。未執政的各國反建制保守民粹力量也將更加活躍，並在特朗普助力下試圖掌權及影響各國政策。而世界許多國家的內政外交、各區域的地緣政治格局，都會在美國及其他國家保守民粹執政者的“另類價值觀外交”（不同於拜登等人為代表的歐美建制派基於自由民主的常規“價值觀外交”）影響下，受到巨大衝擊、發生劇烈變化。這對各國和世界，都不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