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者、“731”部隊受難者、“慰安婦”、其他抗日戰爭中被日軍殺害和凌虐的中國人，並不是宣揚仇恨、煽動民族主義，而是對歷史的記憶、對受難者的緬懷和告慰。而這些紀念不可避免要講述和展示日軍暴行，且日本暴行有許多極為突出、格外惡劣的特別情形，引發的對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對當今日本法西斯繼承者/右翼分子的痛恨，是正常的人類情感，不應以“反對仇恨”為由禁制和抹殺，更不應藉口“反對仇恨”、“理性客觀”、“支持和平”、“中日友好”來規訓和責備受害者及其後人。反映日本侵華的影視劇和文化藝術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之所以在展示日本侵華/抗日戰爭歷史過程中，引發許多中國人對日本的強烈憤恨情緒，原因當然是在於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過於惡劣（如活體細菌實驗、剖腹孕婦、集體強姦、火燒平民）、實在令人髮指，而戰後幾十年又沒有真誠、廣泛、深刻的認罪悔罪及做出足夠賠償補償，法西斯和軍國主義仍然無處不在。

  即便展示日本戰爭罪行而引發仇恨和激進行為，責任也在於日本方面，包括當年的侵略者、作惡者、脅從者，以及當今的繼承者，而不是歸咎中國人“民族主義”、“仇日”、“被洗腦”，不應該責備因日軍暴行而憤慨和產生恨意的中國人。

   愛恨情仇、喜怒哀樂，是人類固有的情感。紀念先人、抒發情感、勿忘國讎家恨，也是人之常情、世間常理。不去指責日本的姦淫殺戮、這些暴行導致的家破人亡悲劇，卻反過來不要受害的中國人表達正常情感反應，不分青紅皂白扣上“仇恨”的帽子，本身就是荒誕、無恥、違反人性的，是又一次的屠殺、精神上的屠殺。而有些人打着“反對仇恨”的口號阻止紀念抗戰和展示日本戰爭罪行，也是一種狡猾的、規訓受害者的手段，是日本右翼及中國追隨者破壞記憶歷史的惡毒招數。

   對於殘酷的歷史，如不直面和呈現，選擇迴避和淡化，既是對死難者的不公，也阻礙了對罪行的譴責、不利於對後人的警示。事實上，出於各種原因如維繫中日和平、經貿往來、避免發生暴力等，中共執政的中國政府和各界，已大大淡化和減少了對日本戰爭罪行的展示和批判。如731人體實驗和化武使用、南京大屠殺中的強姦和虐殺、奴役“慰安婦”和勞工等重大罪行，中國很少有相關影片，且即便提及往往也頗為隱晦。只有香港人拍攝的《黑太陽731》較直白激烈的呈現過，而中國大陸拍攝往往受到各種審查和壓制。

   但這些淡化反而妨礙了中國人和世人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揭露、影響了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殘酷性的認識、壓制了受難者的訴說、阻止了正義的伸張。而猶太人被納粹屠殺，之所以引發世界廣泛關心和同情，不僅在於猶太人積極紀念和追責，還在於非常直接有力的呈現納粹的迫害罪惡，如展示猶太人被集體送進毒氣室、屍體層層疊疊堆積如山、人體毛髮被做成紡織品等殘酷事實。真實最能打動人心，也是得到同情、伸張正義的前提。而如波黑內戰、盧旺達屠殺、歐洲難民危機、非洲若干戰亂和饑荒等，也都是通過影像等方式直白展示慘狀，以及文字和藝術加工渲染，引發廣泛關注和強烈同情，才促使國際干預和救援。

   對於中國人民，包括青少年人，也應當直面歷史、接受悲劇記憶的洗禮。觀看這樣的影視劇、紀錄片，固然會造成一些心理痛苦，但這是必須和必要的。歷史真相就是這樣殘酷，不能因為害怕而迴避。相對於那些在日本侵華期間的死難者，如今的中國人只是觀看而非親歷，如果這點心理代價都不能承受，還何談記憶歷史、緬懷同胞？當然，學校和家長可以對觀看這些內容的青少年加以必要的提前說明和事後輔導。

   而且日本的戰爭罪行，有很多極為惡劣和嚴重之處，更需特別紀念。如南京大屠殺，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高度工業化時代、出現現代生活大都市）以來，對一個現代化大城市的毀滅性屠殺和強姦，從事各行各業的市民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被虐殺、許多現代職業女性和女學生被強姦和輪姦、無數或傳統或新式的家庭被精神和肉體雙重的毀滅，建設現代中國的中國各領域精英人才被集體屠戮。許多本來是中國未來國家建設骨幹的人，慘死於虐殺中。

   著名科學家、物理學巨匠吳健雄女士，就在1929-1936年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讀書，1936年8月赴美留學，僥倖躲過屠殺。而那些與她才華相近的同學、好友，許多就死在大屠殺中，女性更遭受無比殘酷對待。本來這些死難者，也可能出現許多吳健雄那樣的人、甚至更加驕人成就的人。

   而731部隊人體實驗、“1644部隊”在江南多地的細菌戰等，也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獲取高等科學技術之後，使用科技手段製造駭人聽聞之惡的典型，受害者在死前飽受非人折磨。這些慘烈、特殊、令人格外震驚和憤慨的罪行，當然應當格外的銘記，並宣傳其罪惡，告慰死難者和警示後人。

   更要提及的，是日本作為戰爭發起國、加害者，卻長期紀念和宣傳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的悲慘情況，並不避諱還大肆宣揚核爆受害者慘狀，包括兒童、孕婦、老人在核爆中的慘況，以抒發日本人立場的情感、博得全世界廣泛關注和同情、讓日本在世界尤其歐美更受歡迎和尊重，並藉此淡化甚至掩蓋了其在中國和亞洲殘暴的戰爭罪行。對於東京遭到轟炸、日本開拓團在中國東北（滿洲）被蘇軍殺戮、日裔美國人在美國參戰後被囚禁等，日本官方和民間也都濃墨重彩的宣揚。

  日本人對自己的“受害者”的塑造和宣傳，取得了很大效果，不僅讓這些日本“受害者”得到許多“告慰”，還在世界上塑造了日本國家民族的受害者身份、擺脫了1950年之前面對的殘暴法西斯的道德枷鎖和追責壓力，爭得了許多有形無形的現實利益。哪怕日本殺戮的中國人和亞洲人數量遠超日本在戰爭中死傷數（日本侵略共造成中國、朝韓、東南亞等國共計6000萬至一億人死亡（如果估算上戰後各種原因無法統計的，有更多間接死亡，那麼數量更大），且大多數為平民，還有大量被日軍強姦和欺辱者無法計入數字；日本國民僅死亡不到300萬人，且大部分為軍人，只有約50萬平民死亡（其中還包括十幾萬沖繩戰役中死亡、並不被日本本土人當成同胞的琉球人），且本土沒有經過地面戰。而另一法西斯軸心國德國有約700萬人死亡，其中有至少200萬平民），日本國民包括平民也廣泛參與了對侵略戰爭的支援。而日本人對待盟軍戰俘（例如“巴丹死亡行軍”）和平民，以及強征的中韓等國勞工，殘酷程度都遠超日裔被囚禁時僅僅失去自由而沒有被虐待的狀態。

   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國等二戰受害國不對南京大屠殺等悲劇加以紀念，不清晰直白、以有感染力的方式展示日本殘酷暴行，就更加讓日本顛倒黑白、扭轉加害者和受害者身份、讓世界上的人們對反法西斯戰爭正邪的認知錯位、抗戰受害者沒有得到公正對待的情況仍然持續。在“沒有硝煙的戰場”輿論攻防戰中，不去搶占輿論陣地，就會被對方占領，黑白就可能顛倒，是非就容易混淆，且現實已經有部分顛倒和混淆。只有持久堅定的發聲、不瞻前顧後的勇敢展示，才可能在殘酷的輿論對抗中，讓歷史最大限度接近真相、死難者得到告慰、國人情感得以抒發、正義不被扭曲和顛覆。通過非暴力的方式，如紀念活動、文化藝術展覽、研討會、媒體報道等方式，也正是同態復仇的替代方式，是為了不再以暴制暴，以發聲和記憶化解怨憤、展示正義與和平的力量。

  而那些指責中國官方與民間紀念抗戰、展示日本罪行的說辭，更是顛倒黑白，還是對受害者狡猾的二次傷害、惡毒的規訓。日本是侵略國、加害者，給中國人民造成極為巨大的直接和間接傷害，數千萬人死於日本侵略和傷殘，需要反思的當然是日本，而不是中國。中國人當然也應該追求和平（但和平不是無條件的，不是放棄正義的、不是不斷被欺凌也不能反抗的），但其他人尤其日本人和親日的中外各路人，沒有資格要求中國人忘卻歷史、不能展示日本戰爭罪行。他們假借“和平”、“友好”、“反對暴力”“反對民粹主義”之類說辭阻止中國人紀念抗戰、譴責日本，是一種狡猾的規訓受害者的惡行。中國人不應上當。

而對於影片的評價，當然可以更加多元、客觀、理性，但也不能突破事實和正義底線、不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也不能假借“多元”、“客觀”、“理性”這些美好詞藻和藉口，來行阻撓紀念、遏制表達之實。

   相對於抗日戰爭的巨大規模、日本戰爭罪行的惡劣和廣泛程度，中國相關的影視劇和文化藝術作品，尤其直白反映日本惡行和罪責問題的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雖然抗日影視劇看似不少，但大多數是粗製濫造、不僅沒有正面意義，還娛樂化低俗化、侮辱了抗戰犧牲者的抗日神劇，還有的是平鋪直敘講戰爭中軍人對壘，而對日軍戕害中國平民、造成的持久創傷、戰後追責問題、人性反思、受害者命運等，就作品很少且質量不高。只有20多年前一部反映被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記憶的證明》質量相對較高。

   但更多關於日本侵略屠殺、強姦、破壞，以及強征“慰安婦”與勞工、掠奪文物等，拍攝遠遠不足。尤其相對於韓國製作大量抗日影視劇和文化作品，包括《軍艦島》、《暗殺》、《京城怪物》等，中國顯然極為不足。這既是中國官方審查和壓制的原因，也在於缺乏足夠文化工作者和社會精英積極參與。

  當然，記憶歷史確實不能簡單和反覆的展示與舔舐傷痛，在仇恨和不甘中痛苦，而應該更加豐富紀念的內容，每年每次紀念，都有新的角度、更多的意義與啟發，而不只是帶來傷心與仇恨。世界許多國家紀念歷史，如歐美反思殖民和種族主義、台灣和韓國回憶威權壓迫，每年都有新的主題。韓國對日本殖民罪惡的批判，也一直有新角度、新方式，不斷喚起和激發韓國人的正義感與自強精神。中國大陸當然也可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