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纯《少数派内部的怨恨的政治》一文的回应和若干问题的说明（当事人王庆民）（2026.6.3修订版）
6月2日，我看到了中国自由派圈子知名人物陈纯《少数派内部的怨恨的政治，以及左翼灯塔主义》一文，并发现文章主要内容正是围绕对我（流亡欧洲的中国作家王庆民）进行批判。虽然陈纯并未点名，但若干信息都证实是对我的描述。陈纯在文中选择性引用了我在推特（X）等地的若干言论，又加上一些主观推断，对我的行为、人格、观点等进行攻击和污名化。
对于陈纯这篇文章对我的若干批评和指责，我当然有必要做出回应，对于陈纯提到的我的一些言行和涉及的人和事，也需要做出说明。本文也不止为回应陈纯，也是我面向各身份各阶层人们的公开信。 对陈纯《少数派内部的怨恨的政治》一文的回应和若干问题的说明（当事人王庆民）（2026.6.3修订版） 1 1.关于我与端传媒、张洁平的怨仇，我遭到的歧视和网暴，我的涂鸦等反击 1 2.关于我对刘霞的指责、我遭受的差别对待和不公、对身份地位重要性的痛彻体会 3 3.关于我被断章取义的激进言论、恶劣心境下的激愤，更多我的文章和人权活动中的理性务实 4 4.对王小波、刘晓波等各路知识分子的评价皆基于事实，无诽谤，也无使用AI套作 5 5.陈纯热衷对受害者压抑下的不当言行放大，无视强势者和体制暴力的更大危害，且擅用社达话术污名化弱者 6 6.我的涂鸦、闹场等激进行为背景和不得已：饱尝冷漠和拒绝、热脸贴冷屁股、处境恶化、日常焦头烂额，对国家和个人未来绝望，被逼无奈鱼死网破 7 7.对陈纯文章若干事实错误的指出和纠正 9 8.陈纯发表其文的动机是我指责其涉性骚扰，其挟私报复 10 9.我做事堂堂正正、对一切言行负责，并愿意与各方辩论 10 附陈纯攻讦我的原文 10
1.关于我与端传媒、张洁平的怨仇，我遭到的歧视和网暴，我的涂鸦等反击
关于陈文提到的某“华文媒体”（即端传媒）、某总编（即张洁平）相关问题。我几年来就此曾写过不少文字，详细谈了我与该媒体及人员的恩怨，也保留了事件相关截图等信息。为方便起见，我在此再尽可能简略的讲述和梳理一下。
我在2015年左右就看过端传媒，当时因其进步主义价值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较客观中立等，对其印象极好，并热情向他人推荐该媒体。也正是因此，我才在端传媒的评论区以“冰山内的烈火”昵称经常发言，并期待与端的采编人员更多沟通。
后来我确实联系上了端的工作人员，还获得端参与测试新功能（好像是“圆桌”）的邀请，他们还答应我可以在去香港时候去他们总部喝茶聊天。到了2018年，我正好因事去了香港，一是希望与端采编人员聊一聊，二是我当时也有个人的一些爆料和诉求。但我满怀期待到了端的总部门口，却被他们工作人员以非常冷漠、不耐烦的态度拒绝进入，只给了我公开的联系邮箱。这和我预想的情况大相径庭，滤镜碎了一地。但这时我还并没有怎么怨恨端传媒。
但到了2020年，我因复杂的前因从中国流亡到了东欧，那时身心受创，精神状态很糟糕。这期间我又在端传媒评论区发言，且还在端传媒发了一篇关于委内瑞拉的评论文章。然后我被与仇视我的观点和立场的匿名者网络暴力，包括侮辱谩骂、挖苦讽刺、泄露我的隐私信息、提及我不愿意提及的创伤等。网暴者嘴脸非常无耻和流氓性。而我那时缺乏处置网暴的能力，端传媒评论区当时又没有拉黑功能，我就和网暴者陷入了长期的缠斗。同时，在另一个也是张洁平创办的平台Matters上，我也受到类似的攻击，这里当时也没有拉黑功能。
网暴者公开了我流亡期间所在的城市和一些个人情况，暴露了我的隐私，让本来就处在环境不安全、心理不安全的我感到格外痛苦。
而他们还嘲笑我遭受校园暴力的经历，比如说我“本来就欠打”、“需要精神病院的治疗”、“未来还有更多人欺负你，敬请期待”等，以及评论我给政府和名人发送公开信维权的行为是“骚扰别人”等。这些嘲笑是“伤口撒盐”式的攻击，相当于嘲讽性侵受害者“骚”、“谁让你穿这么少”，也相当于嘲讽死了母亲的人“没妈”，远比一般的辱骂要严重的多。而关于“我应该看精神病医生”，也并非善意和正常的心理关怀，从上下文可以看到是恶意的讥讽和污名化。
而且网暴前后持续许多天，对我侮辱谩骂等攻击的信息多达上百条。我期间还遭受多人围攻和孤立化，让网暴伤害更加严重。
而端传媒和Matters对此却袖手旁观，除删除其中极少数攻击和泄露我隐私信息外，并未删除大部分网暴言论，也没有封禁侮辱谩骂我的人的账号。即便我列举两个平台若干平台规约，一条条对应网暴者违反的条文，端传媒和Matters仍然拒绝处置，还在极少的回应中以将“网络暴力”加引号还说明是我“指称”等方式否认网暴的存在。
这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让我在早年遭受校园暴力，后来又遭受国家机器体制暴力的我受到二重伤害。同时我也对端传媒这样看似进步、关怀弱者的媒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美好滤镜破灭。我发现他们实际行为，与他们的文章呈现的、媒体宣传中标榜的，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这种落差和遭遇让我非常失望和痛苦。也可以说有些“因爱生恨”的因素。
关于以上这些，我另有文章和短评结集，详细记录和说明，并附有相关网暴的截图、与端传媒及Matters管理人员的对话记录、我投诉记录等。 在我遭遇网暴和攻击事件中，我也有过错，一是应该立即退出平台，而不是因为希望保留发声平台、想辩论道理而和网暴者缠斗；二是我对端传媒及其工作人员不应该期望较高，没有期望也就没有落差，甚至一开始就没有交集。我人际处理能力较差、判断他人过于乐观，都是我的缺点（或起码是从前的缺点）。
但事情归根结底是他人对我“伤口撒盐”式语言暴力、泄露隐私让我处境更坏。端传媒和Matters却拒绝按照其自己制定的规约处罚网暴者，也不给拉黑屏蔽的功能和权利。所以我才受到伤害并与之结怨。而之前我去拜访端传媒，却吃了闭门羹，当然也埋下怨恨的种子。
而且此事之后，端传媒也不再发表我的文章（虽然之前也就发了一篇）。很显然，我不仅不被同情理解，还成了他们眼中的麻烦人物、厌恶的人。
当然，我也逐渐发现端传媒看似客观中立，其实也有偏向和偏见，只是其丑陋掩盖在精致的话术中。虽然我仍然承认端传媒有些好文章和有益信息，但扭曲事实和立场先行比一些平庸媒体更严重，也会起到更坏作用。我也与其并不合拍，并非一路人。之前的期待也所托非人。
至于张洁平，她是端传媒的创办人（虽然严格说她只是前台人物，而非背后金主和后台人物）和总编，也同时又是Matters的创办人和主管，又和直接管理Matters的李映昕、参与网暴的林寓森等人是朋友。所以她对于这些事负有重要责任。而且我在遭受网暴时既投诉给了端传媒和Matters平台，也发给了张洁平个人的Facebook评论区。但张洁平完全没有回应。
而张洁平对待其他人名人，比如对知名的清华大学教授XX、作家XXX等人，就是另一种非常尊敬甚至谄媚的态度。这无疑是一种根据身份地位的歧视性对待。端传媒其他员工、整个媒体、中国媒体圈（无论亲政府还是自由派）也大抵都如此势利眼。如果是那些有身份名气的人去拜访他们、平台上遇到麻烦，他们当然不是对我这种态度对待。
虽然根据身份地位和关系亲疏等差别对待，也是普遍，甚至算是人之常情。甚至对此非常厌恶和反思的我，也难免看人区别对待。但我对别人歧视我、看不起我，产生不满和怨恨，那也是情理之中。而且这种普遍存在的“看人下菜碟”、按身份地位对待，大家习以为常，更是一种深层次结构性的不公正，比一般的不公平还要严重。
对于这些不公不平，多年以来无论因为缺乏途径，还是不愿陷入更多纠纷，我长期是隐忍不发，偶尔发几句牢骚。直到2024年11月，张洁平正好来到我常住的德国参加一次公共活动，我正巧也在，我当着在场嘉宾和观众共上百人，公开向张洁平提出了此事。张洁平的朋友、嘉宾杨潇（此人是南方系记者、哈佛访问学者，很虚伪的人）等人却通过拒绝回答我的其他提问等方式，给我吃瘪。我后来在张洁平演讲时鼓掌喝倒彩，且也仅止于此，并没有伤害其人身。
但此后，与张洁平合作的德国“蓝书屋”等华人人文组织和平台，以此为由拒绝我再参与其活动。因为德国类似的华语人文组织很少，且这些组织之间有不少关联，“蓝书屋”拒绝我参与，也间接阻止我参与其他一些机构与其有合作的讲座、论坛等活动。他们拒绝我参与，严重阻碍了我发展人脉、联络人员及各种人权活动，压缩了我的活动空间、削弱了我的影响力。这对我是不小的打击和损失。
之后，我才进行了一些涂鸦行为，内容主要是控诉端传媒、张洁平的虚伪、双标、歧视，以及提到其曾经聘请涉嫌性骚扰的曾柏文作为编辑、陈纯为记者（或者准确说是撰稿人）的行为。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如此，是“蓝书屋”等平台将我封杀，阻止我参与各种活动，延长和加深了我对端传媒和张洁平等人的怨恨。当然平心而论，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我这些年遭受的伤害又找谁要公道呢？
我这样做也是讲道理无用、对话和妥协被拒绝，不得不采取行动。如果我对于这些歧视、排挤、封杀没有反应，则更被轻视、无视、看不起，只好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痛苦和麻烦、稍微知道我的厉害。
另外我这几年也遭遇与这些组织机构相关的其他一些人的歧视和排斥，积怨很多。这些涂鸦等确实涉嫌违法的行为，也是建立在正规途径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又值个人处境恶化而日益绝望的背景下，不得已而做的。如果我处境好、心情好，可能也不会过于计较端传媒的事情。但因为处境和心情都极坏，也就对各种有仇怨的人展开了报复，端传媒和张洁平只是其中之一。我还报复了其他各方一些人。 2.关于我对刘霞的指责、我遭受的差别对待和不公、对身份地位重要性的痛彻体会
关于我控诉刘霞等人，及抱怨自己没有得到相应资源，这是事实。刘霞这些年得到各种金钱、职位、平台，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营救、歌德学院的资助，不是因为能力，而只是因为她是刘晓波的遗孀，且多年来并没有为中国人权发声和做出其他贡献。而且其他一些政治犯和家属也并没有得到类似帮助，处境非常凄惨。以刘霞为例，可以看到自由派内部也是按照身份地位、血缘关系之类分配资源，这虽然是普遍现象，但也确实是不公平的。
而我自己做了上百次线下人权宣传活动，自费住宿、交通、海报印刷、各种杂费，负担沉重，却没有得到协助和资助。我去德国各种人权机构、基金会、媒体，联系合作事宜，不仅没有积极回应，还遭到拒绝、白眼、种族和阶级歧视。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我当然有权抱怨。
我并不是贪图名利，或者本来并不是很在乎利益的人。我曾经有过安贫乐道（或者说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我想做事、四处奔波，就深刻体会到地位低、资源匮乏的带来的障碍和痛苦，以及与那些身份高、资源多的人相比的窘境和不公。许多中德人士、全世界的人，确实大都是看身份决定态度、“见人下菜碟”的。没身份说的再有道理也没用，有身份歪曲事实胡说八道也有人听和支持。
这种体会是痛彻心扉的。是残酷的现实教会了我需要追求名利，否则不仅不能实现理想，个人生活都难以保障、参与活动为省住宿费甚至要露宿火车站，在日常遭受许多麻烦和羞辱。
我本来并不想追逐名利、争夺利益、强调身份地位。如果人们对待不同背景、地位、学历、亲疏关系的人没有差别，我当然不必要追逐名利；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对公平、与能力和贡献匹配的资源，那我当然也不用争抢资源。但现实里，人们并不是一视同仁对待不同身份的人，而是态度、待遇明显有别，资源分配也很不公平。我不去争名夺利，只是更加被边缘化、更加没有话语权、日常遭受更多苦难。
我之所以没有那些名人的身份地位，也在于我在幼年和学生时期遭遇一些不幸和变故，如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等，并经历了许多残酷和惊险的事，包括险些死亡，留下了永久的创伤。这些问题我自己有部分责任，但大多数责任在于他人。我在远比常人要艰难痛苦的处境中成长，付出远比常人多的努力，只是没能取得较高的身份地位，尤其没能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名校。
这些年我自己尽力阅读、写作、做事，有能力和愿望从事人文社科及人权工作，且经受了现实检验。而他人却因为出身、地位这些对我歧视和排挤，不给我必要的条件和资源。同时他们却又提供优厚的资源和机会，给另外的、在人文社科和人权工作上能力和意愿不如我，只是与他们关系亲近及有较高身份的人。这当然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同样普遍到人们习以为常，但我也有权有理表达愤怒、做些报复。
我之所以不断批判刘霞，也在于刘霞一些朋友胡乱建议我从事一些并不体面、也不适合我的工作。我联系这些人，本意是希望他们为我提供资源、合适的职位，明示暗示提供帮助。但他们却胡乱提建议。我非常愤怒。又因为这些人大抵都是一个圈子，和刘霞有直接间接关系。所以我也就通过批判刘霞来批判他们，以及表达对他们拒绝提供资源帮助、胡乱建议我工作的愤慨。 3.关于我被断章取义的激进言论、恶劣心境下的激愤，更多我的文章和人权活动中的理性务实
陈纯列举了我在推特（X）等地的若干看起来很极端、很吓人的言论，以此来佐证我“反社会”、“有精神病”、“心理畸形”。我本来是较为温和的，在正式写作中也尽可能客观中立。但因为我遭受创伤、处境恶化，尤其在德国接触各方人士，因为身份地位遭受不少歧视、被边缘化，吃了不少闭门羹，难免心生怨恨。我也就会在社交平台发表一些激进言论。心境决定了心态。
我的抱怨主要是在推特（X）等平台的短评，这些社交平台上我当然不必要像写正式文章般拘谨，而是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也不喜欢虚伪、藏着掖着，而是坦荡、直抒胸臆。而且眼见是得不到那些名人要人帮助，也就不必矜持了。其中确实有不少气话，激愤之言。比如说为革命家人也要抛弃、赞美毛泽东报复知识分子等。
我所说的这些，是因为我看到许多人生活痛苦、不公不义亟待推翻，以及知识分子的虚伪和高高在上，而非凭空产生的反社会想法。而且我无论文章还是X推文，也都更多批评毛泽东残暴荼毒中国人、对激进革命造成许多伤亡和国家悲剧痛惜、主张变革要尽量减少人民痛苦的内容。
这也就是陈纯列举的我若干激进言论的由来、被掩盖的复杂全貌。我一些言论单独看似乎比较吓人、极端、离经叛道，但若不考虑背景、发言者处境、语境，就是断章取义。
正如鲁迅所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多年以来，我在德国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等地的街头、高校、各种活动中，通过举牌、发传单、演讲、提问等，为中国人权和民主化、劳工权利、女权、纪念六四、纪念抗日战争、气候变化、弱势区域平权等诸多议题发声。我奔波劳累，活动频度超过99%以上人权活动者，2023年6月至2025年初最为活跃。到了最近一年，才因为多种打击和阻力，大幅减少了活动。但我也尽了全力，其他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我这两年做的人权活动多。
我也在台湾、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中文媒体发表数百篇文章，以及更多博客文章，讨论各种公共议题和历史问题、致力于宣传人权和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关于“躺平”话题、“斩杀线”问题、毛泽东崇拜问题、“民粹主义”是非、中国“折中主义”变革路径建议、“爱国主义”辨析、海外华人处境等文章。我可以说，这些文章比大多数自由派都更客观理性。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我的名字王庆民加上一些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章。
这些人权活动和文章书写，都能反映我做了许多实事、写作也力求客观理性，而并非像陈纯描绘的那样偏激、疯狂、精神错乱。当然我也承认自己有两面性，并且因为现实的困境和痛苦，在推特发言中更多呈现我激进的一面。我也并不后悔那些直言不讳的发言，那些言论也确实是我的情感抒发。 4.对王小波、刘晓波等各路知识分子的评价皆基于事实，无诽谤，也无使用AI套作
我对各路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派）的批判是比较激烈，但都基于事实，比如对王小波、刘晓波、林毓生、押沙龙等人的看法。
比如我说王小波玩世不恭、没有为人民和自由民主抗争，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批评刘晓波赞美布什政府攻击伊拉克，以及过度吹捧美国基督教价值观，也是基于刘晓波公开的言行、作为进步派对保守派的合理批评。我说孔庆东、罗永浩、肉唐僧、五岳散人等是流氓知识分子，也是因为他们日常各种粗俗的、侮辱性言论，这些公众也有目共睹。还有我对于陈光诚、荣剑、余杰等人成为“川粉”、推崇特朗普和反智主义的批评，也都基于这些人真实的观点和言论。当然，对于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立场是可以商榷，但我并没有诽谤、无的放矢。
我对这些知识分子批评还是相对细致的，而并不是陈纯所说仅仅是批评立场而缺乏实质内容。我也有另外文章详细阐述我对于批判的立场的详细看法、我的主张。但陈纯应该是没有看，或者根本没有耐心。按陈纯的话说是“感觉在浪费时间”。因为价值观或者立场不合拍就不看内容，陈纯才是立场先行而拒绝看具体内容和就事论事。
我对各路知识分子的评论，主要是日常一些推文、随笔、辩论中写的，我后来整理一下变成文章结集，放在一个长文里。所以看起来并不严整，但也不是“杂乱无章”。我那些评论条理清晰、重点明确，对每个知识分子的特点评论都很清楚明白，没有混乱和自相矛盾之处。
我这些评论没有使用任何AI，都是我一个个字打出来的，并没有使用AI润色，也不是酒后的乱言（虽然一部分确实是激愤下写的）。这些人物评论大多数写于两三年前，那时候还没有GPT、Deepseek之类的AI。至于是不是使用了AI，读者看了原文就知道，有没有AI痕迹和AI常用话术，稍有常识的都能判断出来。陈纯觉得我那些评论是“喝酒喝多了写的，又让AI润色”，要么他没有仔细看，要么缺乏文字工作者的判断力，要么就是故意撒谎。 5.陈纯热衷对受害者压抑下的不当言行放大，无视强势者和体制暴力的更大危害，且擅用社达话术污名化弱者
陈纯在文章中不断攻击“进步主义”立场的弱势者如何偏激、激进，并以精神心理问题污名化我在内的弱势者。同时，陈纯却对于体制性、结构性的暴力完全无视。陈纯也更回避或否认，正是社会结构不公、弱势者遭受压迫而正规途径失效，才导致一些弱势和边缘者走向激进、极端，甚至酿成悲剧。不公正导致一些人贫弱，贫弱导致受欺凌伤害，又导致这些人行为失范。因果关系不能颠倒、需要理顺。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存在基于阶级、民族、性别、性取向、社会关系等的差别、歧视、不公正。有权势的人可以借助国家机器在资源分配中获得巨额利益和各种特权，并通过马太效应不断扩大优势和巩固特权。而弱势者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被剥夺和贫乏状态。这反过来又恶化弱者处境，更难得到必要的物质供给，精神状态也更糟糕。这是几乎所有有些人文社会常识的人都应该懂的道理。
陈纯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他曾经的一些文章和言论中也曾持有批评结构性不公、支持弱者反压迫、反抗强权的内容。但如今以及这篇针对我及相似的人的文章中，却充斥着对弱者的污名化，以及放大弱者反抗中的激进和不当、将造成这种现象的、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隐身、规避其责任的话术。这正是陈纯作为既得利益精英的傲慢、体制内高知男性的优越感。陈纯也利用其知识和话语权、贬损和污名化弱势对手，并掩盖自身食利者身份、性骚扰受指控者角色。
杀警的杨佳、杀城管的夏俊峰，他们确实是杀人犯，但又是为什么杀人呢？难道他们不想通过正规途径解决诉求吗？难道不是受了权势者欺凌、求告无门吗？Metoo运动中那些爆料的女性，为什么不走法律渠道呢？难道不是性骚扰取证和定罪难、司法偏向男性吗？许多农民工为什么受教育差、衣着肮脏？许多工人农民为什么偷奸耍滑呢？难道不是他们长期贫困、受欺负、被拖欠工资，逼得他们“退化”为低素质、市侩、欺软怕硬吗？
正如《七武士》里那段经典台词：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陈纯还举出苏州和深圳针对日本儿童袭击事件，可似乎从没批评过造成超过2000万中国人（包括数百万妇女儿童）被害的日本侵华，也没有评论日本国内现在的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和相关攻击。陈纯也在被指控性骚扰后不断批判女权主义者的激进行为，却对男性特权、性侵害非常普遍、性犯罪者绝大多数为男性的事实完全不提。这就能反映出陈纯热衷于站在强者一方、对巨大罪恶视而不见、对弱者中的少数做出的个别极端行为上纲上线、以此以偏概全的否定所有弱势者的所有指控的错谬、阴险、荒诞。当然这也不只是陈纯一人立场，中国自由派圈子大多数都是如此。
弱势者做了错事当然可以被批评，涉及违法犯罪也应当受罚。弱势者也不应该“我弱我就有理”，也需要必要的检讨。但若只批评和惩罚弱者（或者说纷争中其中一方），而对强势者和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和社会结构取得的特权、获得的超额资源、对弱者的压迫视而不见，显然是拉偏架的、为特权者张目的。
而如果忽视了弱势者、社会边缘人走向极端的动因、背景，拒绝倾听不满现实者的声音，“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乃至以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姿态对待，那只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各种悲剧发生。即便以暴力手段扼杀一些暴露问题的激进个体，那么也会导致群体在沉默中更残酷的爆发。历史上的战争与革命、今天的民粹浪潮，都是活生生的见证。对于弱势和受难者，应当格外关心，而不是以放大镜检视、加以污名化、令其处境雪上加霜。
这些同样是陈纯这样的人文学者本应知道、其内心也确明白的常识。但他出于自身利益和个人恩怨，选择使用特定的右翼保守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和话术，对我及类似身份和处境者加以攻击和污名化。对我的所谓“反社会”、“畸形”、“心理疾病”之类的评论和标签，也是很典型的污名化手段。陈纯已经走上和他早年理想和立场相反的道路上，很是可悲。
另外，我并不想扮演受害者，并不是非要一辈子随时随地和受害者、弱势者标签捆绑在一起。但我遭受的创伤、现实的弱势处境，确实让我处境越发恶劣、遭受比多数人更大的困境和痛苦。这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客观现实。 6.我的涂鸦、闹场等激进行为背景和不得已：饱尝冷漠和拒绝、热脸贴冷屁股、处境恶化、日常焦头烂额，对国家和个人未来绝望，被逼无奈鱼死网破
关于我各种激进言论、涂鸦、破坏、闹场，并非是我一开始就做的，也并非是我的初心本愿，而是遭受各种伤害、排斥、歧视，对话无门、处境恶劣，刺激我做了这些事、逼迫我走到如今的地步。
我以前在中国遭受一些不幸，后来流亡国外。我对国外曾经确实有一些滤镜，认为自由民主、讲人权的发达民主国家，可以让我实现一些政治和人权理想，也成就个人。
但我来到德国、在线下和网上接触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现现实与我所想落差巨大。无论中国人外国人，人性大同小异，都有恶的一面，都有基于阶级和身份的歧视，外国还多了种族上的歧视和文化习俗的隔膜。各种同情心、人权资源、舆论平台，也是选择性给特定的人的，相关机构也是官僚主义的。
而让我更失望和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自由民主人权”、“多元化”、“帮助弱势群体”、“尊重各种声音”的人权机构、媒体、基金会、高校等（包括阿登纳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柏林洪堡大学、德国笔会和柏林笔会、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几十个人权机构驻地的“民主与人权之家”等），以及相关的人，其标榜的东西和实际行为大相径庭。我充满热情拜访这些机构，谦卑的与那些名人、工作人员对话，往往被拒之门外，或接收信件已读不回，甚至被出尔反尔的承诺者背叛、耍弄。我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尊严掉了一地。而他们对待身份地位高、利益与其一致、有私人关系介绍的人，就是另一副面孔、另一种态度。 我在进行中国人权宣传中，也遭受各种阻力。中国政治反对派内部也分成很多派别，相互排挤和冲突。我没有背景和势力，也就更受边缘化。我纪念抗日战争、谴责日本战争罪行，也遭到亲日势力排挤，比批判中共、呼吁中国人权阻力更大。我在德国街头举牌，有时在电影院和商场外还遭到保安驱赶。我在电线杆等处张贴释放政治犯等人权海报，还被警察以违法等原因没收。
看起来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实则到处是限制和阻力，自由的外衣下是重重枷锁。我名义上拥有权利自由，实则若干权利自由被扼杀，也被变相剥夺了话语权。剥夺话语权对于我这样以人权宣传、写作、发声为志业的人，如同画家被禁止画画、钢琴家被禁止接触乐器，无疑是极为重大的损害、致命的限制。
我在德国已经三年，这三年我遭遇过数十次这样的歧视、拒绝、排挤，以及日常的困境，遭受了很严重的心理伤害和精神打击，也并没有什么投诉或者正规解决的渠道。而我自己透支身心和资金进行人权活动，逐渐身心俱疲、入不敷出。我每次出远门到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等地参加活动，几乎没有一次顺利的，时常遇到大麻烦。住出租房被坑押金、住青旅遇到噪音室友，错过火车等，都带来麻烦。
还有许多较琐碎、复杂、难以言传的遭遇和痛苦，因为篇幅问题，也因为涉及隐私，就不一一列举。我另外有公开信详细谈了自己的处境和几年来的遭遇。总之日常非常痛苦、时常焦头烂额。 理想的幻灭和现实的困境，让我对于未来非常绝望。既对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政治目标绝望，对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绝望，也对个人前途绝望。我之前几年里以文明礼貌的方式与各方沟通、洽谈合作失败，也让我不再抱有和平克制的意愿。同时，我也没有正规渠道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正规途径对我及其他弱势者关闭了大门。
所以，才有了我在一些机构的涂鸦、破坏。而且说穿了这些行为损害也非常有限，和那些权势者获得的特权和资源相比九牛一毛都不及。而且涂鸦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德国到处都有各种涂鸦。我涂鸦在一些机构门口确实不妥，但我曾经文明礼貌与其对话，他们或者不理，或者还有歧视和贬损。我也是忍无可忍，才做了相当有限的反击。
陈纯说我这些涂鸦“幼稚”，但我这是将痛苦和不满以非暴力的方式克制表达。如果我做一些“不幼稚”的报复，那么我会受到更严厉惩罚甚至死亡。我也确实考虑过做别的事，暂时还没有决定。但一些我的仇人，包括陈纯的一些朋友、圈子里的人，那时也肯定笑不出来，甚至会哭。那真是“陈纯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我也承认，对于一些机构和个人的攻击，确实并非仅仅因为对方的言行及个人恩怨，而是我遭到许多不公正和伤害，又无法每个都加以报复，所以积怨下选择一些仇怨较大、较便利攻击的对象集中攻击。但他们也不冤枉。我遭受的伤害也是各种人分散和共同造成的，我也就不规则的散射向各方。
我坚持人权、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这样的道义理想是真实的，而我也确实有个人的情绪、怨恨，也是真实的。这二者并不矛盾，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思想家卢梭、托尔斯泰，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也都有一些个人道德缺点和名利诉求。
何况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都有许多人并没有做出劳动贡献，却财产丰厚、锦衣玉食。比如中国就有起码上百万贪污犯子女不劳而获、骄奢淫逸。我为中国人权和人文社科做了那么多贡献，难道还不如贪污犯子女的待遇吗？
宽容、平淡、克制和理智，往往是需要在物质上能够不发愁于衣食住行，精神上不受过于严重的打击和创伤，以及必要的保障和呵护，有了这样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才能拥有和保持的。而如果人遭受不断的打击和麻烦，日常为基本生计发愁，很难保持好的心态和行为，也容易走向极端。这些并不是纯粹我个人克制可以实现，而高度的受外部环境和处境影响。
如果各方愿意倾听和对话，愿意解决我符合情理的那部分诉求、给予我与我能力、付出、贡献相匹配的资源和待遇，我当然不至于做这些以及其他可能的更多的激进的、涉嫌违法犯罪的事情。但显然各方没有意愿积极的、和平的、互相尊重的与我对话和解决问题，相反到处是拒绝、冷漠、出尔反尔的背叛。那么我也确实就被逼急、破罐破摔。陈纯引用的我所说的“受害者不如去当流氓伤害他人”，也是我亲历讲道理无用、文明礼貌却被冷漠和歧视，得出的教训和结论。我也很直率的承认自己的心态和行为。
虽然确实有少数人给了一点钱，但相对于我需要的、相对于那些有权势的人的丰富资源、各种华而不实的青年学者所得的优厚待遇，可谓九牛一毛不及。虽然按说一分钱也该感谢，但我想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损失的严重，看到那非常微薄的钱，与期待和应得的巨大落差，确实容易愤怒。说“升米恩、斗米仇”也有道理，但忽略了受助者复杂的背景和心态，只觉得我不知感恩，却不能体会我的痛苦绝望。
我也明白其他人没有法律上的强制义务提供什么帮助，但我也有权利表达怨愤。我生命随时可能走到结局，或者只剩歹戏拖棚的“垃圾时间”，我也不能让那些对我不公的人过好。我也确实没有了多少继续活下去的愿望，但有不想死了让仇人放心。与其静悄悄离开世界，不如搞些事、制造些动静。不能建设，就破坏。这个心态很阴暗，但也是人性的真实。
我内心其实明白这样做确实不妥，也损害自身的形象和纯洁。有时也就不想去做冲突和破坏性的事了。但我已对人生不抱希望，心态已经极坏。这样情况下我还如何去为他人着想、为他者利益考虑？我也对于道德指责、法律惩罚、他者报复，都无所谓了。 7.对陈纯文章若干事实错误的指出和纠正
陈纯文章有不少对我指控的事实和细节错误。除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些较具体的问题。我在此一一列举和纠正。
①陈纯说我“在微博上长期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并与多方论战。这显然是他记忆错误。我是出国之后才实名、在推特等海外平台以“社会民主主义者”等标签发言，因国内平台管控严格、很多信息发不出来的原因，我在微博上基本是潜水、没有实名，也没有在那里和各方论战；
②我并不是只“对三个女性咒骂和威胁”，而是批判了非常广泛的、男女老少都有的许多人。当然其中确实有三个女性（刘霞、严歌苓、张洁平）我提及较多，但这是因为确实这三个人涉及的事情多，而并非特意针对女性。陈纯也提到我批评刘晓波等人，另外我还长期批评艾未未等男性。而陈纯却营造了一种我似乎特意针对女性的、欺负弱者的形象；
③陈纯所说“我发了无数邮件骚扰和辱骂严歌苓”，并不确切。我是发了一些邮件，也骂人了。但是严歌苓曾承诺提供资助和引荐等资源，后来却因听了他人坏话等原因出尔反尔。这给我造成相当大的打击，之前小心翼翼的维系关系最终鸡飞蛋打，也是我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对其控诉，大多数是基于事实和道理的控诉，而不能算“骚扰”。而且也是我先讲道理她不听，才改为骂人。而且她应该早就拉黑看不见邮件了，并不造成实质骚扰的结果；
④我在端传媒和Matters上遭到的网暴，并非陈纯所说的“被回怼几句”，而是长时间（几十天）、大规模（多个人上百条攻击谩骂言论）的。陈纯将很严重的网暴轻描淡写，甚至颠倒事情起因，歪曲了事实。
⑤陈纯说我“所谓的为中国人权做事发声，就是在德国公共场合演讲、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这也是把我的努力和贡献轻描淡写、简化淡化。正如前文所述，我自行举行和参与他者组织的活动超过一百次，都有文字和图片记录，还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各媒体。这些体力脑力劳动、付出的物质和精神代价，当然不是陈纯这句轻飘飘的话可以概括和淡化的。 8.陈纯发表其文的动机是我指责其涉性骚扰，其挟私报复
陈纯发表这篇文章，原因之一是我多次在X等平台批评他涉嫌性骚扰，他挟私报复。我之所以批评他涉嫌性骚扰，也确实并不完全出于道义和公心，也确实有嫉妒其地位和资源，以及借助攻击他批评端传媒、张洁平、一些与其相关的圈子的人的原因。虽然我并不针对他一个人，而是广泛批评了许多人。从私人恩怨上，他写《怨恨政治》一文回击我，也在情理之中。但我对他的批判也非诽谤，而是基于若干指控等信息、其供职经历等的合理评价。
9.我做事堂堂正正、对一切言行负责，并愿意与各方辩论
我对于网上言论和线下行为，包括涂鸦等涉嫌破坏行为也都承认和承担责任。我做这些事也都是堂堂正正、开诚布公。我也愿意与各相关人士在公平环境中公开辩论，甚至可以让步、在不太公平但勉强可以的环境中辩论。我不是那些敢做不敢当、回避事实、做贼心虚的家伙。
王庆民
2026.6.2（初稿）
2026.6.3（修订）
（初稿匆促，虽已大致说明情况及表达我的观点，但以后还会补充完善）
（我也在推特（X）、豆瓣等处做了回应，包括在陈纯豆瓣号其文章首发处直接评论。但豆瓣因为审核，一些回应无法发出。陈纯在X上已经拉黑我，我无法直接回应，只能自己贴文）
附陈纯攻讦我的原文
附：陈纯在豆瓣上的原文《少数派内部的怨恨的政治，以及左翼灯塔主义》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2Ftopic%2F489344975&_spm_id=MjA1MDg1MDA5&_i=8039596677f242d&dt_da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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