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年齡在30歲以上、2010年及之前就已加入和熟悉中文互聯網的人們來說，有許多名字肯定是不陌生的。當時在互聯網和各種社會活動中，有許多活躍和受歡迎的名人，如體育明星李娜、姚明，歌手韓紅、崔健，演員姚晨、袁立，商人和慈善家陳光標、王石，學者易中天、王立群，媒體人崔永元、柴靜等。

  這些人的知名並不僅僅在於他們在自己職業和專長上的成就，也在於他們很積極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關注社會時事。他們也並非那種只知埋頭工作、面對大眾循規蹈矩的人，而是頗有個性和獨立性。有些人無論工作還是財富都實現某種程度的“自由”，可以相對少受束縛的發言和做事。即便有一些屬於“體制內”，仍然頗大膽敢言，常常有超出體制規範的言行。

   例如有中國網壇“一姐”之稱的李娜，就是中國體壇罕見的獨立有個性的運動員。例如在中國運動員將“為國爭光”作為“政治正確”不離口的情況下，李娜說網球運動員只是一個職業，並不是為了國家。李娜後來也說作為中國公民參加國際比賽，本身就是愛國，而不需特地強調。李娜批評中國體育體制有問題，應該將成績與獎金掛鈎激勵球員。李娜有時還與球迷吵架，引發爭議。

   李娜也是中國網球界乃至體壇少有的“單飛（部分脫離體制、組建個人團隊）”運動員。這在崇尚集體主義、國家對運動員嚴格管理的中國體育界，非常具有突破性。

   李娜的這些言行頗有爭議、褒貶不一，但顯然是有個性、不願被體制束縛的名人。李娜奪取過多個網球世界冠軍和其他榮譽，和鄭潔、彭帥等人極大提高了中國在世界網壇的地位和知名度。而中國民眾也因李娜等人而熟悉了原本陌生、小眾的網球運動。

  而在李娜之前及同時，還有其他頗有個性、在國內國際都要超出體育界、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明星。最著名的當屬籃球明星姚明。姚明可謂中國人在世界體壇的“名片”，也是中國融入國際的象徵。

   雖然姚明不像李娜那樣脫離體制和叛逆，後來還成為中國體育官員、言論也與官方較一致。但從姚明的成長到成名後，都可以看出他的個性和自主發展，是他成為國際巨星的關鍵因素。其開明而富有的家庭、生長的上海相對自由開放的環境，對他的成功、對中國體育的突破，都有着非常重要作用。

   在之前幾十年裡，中國體育高度的政治化、集體化、模板化，幾乎所有運動員都必須聽從黨和上級的命令、從屬集體而不能有個性、在舉國體制下像木偶一般表現。即便獲得世界冠軍、在國際上展示風采，也還要遵循國家規定的禮儀和言辭。這樣，中國金牌雖多，卻缺乏體育強國真正的影響力。而李娜、姚明等人的出現，則打破了陳規陋習和死板僵化，讓中國體育更加有活力，運動員有了鮮活個性，在國內和國際都更具吸引力。

   十多年前的商業界，同樣有許多活躍人物。著名商人、慈善家陳光標就是例子。純粹從商業成就上看，陳光標不是最成功的商人，但他絕對是那個時期最具個性和公眾影響力的商人。陳光標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商同時高調進行慈善活動，熱心公益事業，已捐出至少十幾億人民幣，並宣布死後捐出全部財產。

   陳光標參與了汶川地震救災活動，被民間機構頒發“中國首善”稱號。陳光標還曾前往台灣和其他國家進行慈善活動，宣傳中國崛起。而陳光標將這些都發布在其微博和個人網站上，高調宣傳自己。陳光標也積極參與各種公共活動，作為嘉賓演講。

   雖然陳光標的慈善活動引發爭議和不少批評，一些人批評他太過張揚、做作、名過其實，反感他炒作慈善、抬高身價的行為。但陳光標確確實實捐出了大量金錢和物資，自己也親身救災、身體力行做慈善。他的高調也讓人們了解慈善事業的重要，吸引更多商人和民眾參與公共事務。這些成就都是事實。陳光標早年經歷饑荒和貧困，致富後深知救助弱勢的必要性，即便言行有些浮誇，本心也是善的。

   在當時，還有其他熱心慈善和公共事務的商人，例如地產商人王石、製造業商人曹德旺等。他們經常在互聯網上發言、在媒體出鏡，不僅談商業、做慈善，也談對中國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為國家獻言獻策，和民眾對話討論。這些有錢、有地位、社會經驗豐富、人脈廣泛的商人積極參與時事和公共議題討論，對公共事務能夠產生很大的影響力。而他們的存在和活躍，也客觀上讓更多知識人和平民有機遇和資源了解並參與公共議題，對政府政策產生壓力和作用。

   而在那個言論相對自由時代，最具影響力的還是知名媒體人。其中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和記者柴靜，是知名度較高的典型代表。按照二人的任職單位，兩人都是“體制內”人士，按常理應是與黨和政府立場一致、專業能力過硬但言行循規蹈矩者。

  而實際上，崔永元和柴靜都頗為敢言，其言論顯然超出其作為央視員工一般的言論尺度範圍。如柴靜在非典期間深入一線調查疫情、對楊永信“戒網癮學校”的揭露，崔永元對媒體界內幕的批判，都既大膽又有質量。後來二人都從央視離職，成為較獨立身份的媒體人，言論尺度更大、批判性更強。如柴靜的《穹頂之下》談中國空氣污染問題、崔永元則一度涉入最高法院司法黑幕。而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從央視離職，之後仍然可以在傳媒事業上風生水起，本身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對這樣的人的接納、寬容、廣泛支持（否則他們離開體制根本無法再工作和生活）。

  當然，崔永元和柴靜也有一些缺點，如其雖然大膽直言，節目質量可圈可點，但在涉及一些科學和專業問題上暴露其知識不足、能力有限、科學素養和邏輯思維欠缺的問題。如崔永元執着的反對轉基因，其言論卻缺乏依據、邏輯混亂，柴靜關於環境污染等議題的節目也被質疑若干證據不實、論證不嚴謹問題。

   但整體而言，崔永元和柴靜等人仍然通過其媒體人身份和影響力，就中國若乾重要社會問題做了調查報道、對體制和社會黑暗面有批判，沒有淪為提線木偶般當官方傳聲筒，也都有其個性和獨立性。對中國社會整體還是利大於弊、值得肯定的。

  除了以上提及的人士，在2010年前後還有不少活躍在中文互聯網、線下各種公共活動的人士，如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企業家樊建川、前縣委書記陳行甲、人民大學教授張鳴、作家章詒和、經濟學家茅于軾等。在當時，中國各行各業都有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人，這些人各有其個性，也都普遍對體制多有批評（雖然並不一定反體制）。

   這些人並不是公開和激進的政治反對派，一般不觸及最根本的政治敏感問題，在當時得到一定的發言容許和活動空間，人身自由也得到保障。這些人雖然觀點不一，但都堅持普世價值、關懷弱者，言論是較溫和和有建設性的，普遍也是愛國和有正義感的。

   他們雖不直接參與顛覆專制政權，但對於促進社會進步、啟蒙民眾、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發生各種爭議事件、大眾迷茫無措、想做事卻無力去做時，這些名人精英可以利用其號召力和資源，起到重要的引導和調和作用。

   雖然這些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缺點，但整體仍然值得肯定的。即便有一些人確有比較嚴重的問題，就事論事的看，其對一些公共議題的關懷和參與仍值得讚美。

   他們不僅活躍了中國公共輿論，也讓社會有了活力和韌性，打破官方對輿論和社會生態的壟斷，展現了中國的多元和強大的民間力量。這些人與民眾組成的輿論和社會空間，也正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他們的存在不僅利於政治改良和社會進步，也能促進文化教育、科學、體育、傳媒等各行業的發展，並為更多成就提供可能性和空間。他們既對國內問題的改善大有裨益，也讓中國國際形象得到改善，有了更強的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這一個個鮮活而有個性的人、他們的成就，本身就是中國國家和中華文明的名片。雖然即便中國相對最自由的胡溫時期，中國軟實力和影響力也不如人口面積遠不如中國的日韓，但起碼不再像以前單薄和呆板，並有了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但這些活躍的人和他們組成的互聯網輿論、民間社會，在2013年後的幾年就逐漸消失。這些人的微博、博客、媒體平台，要麼被註銷或自行註銷，要麼賬號雖在但變得沉默，只談風花雪月而遠離政治和社會。還有的被迫關閉國內賬號、不在中國活躍，而流亡海外、活躍於“防火長城”之外。曾經頗為熱鬧的、由各種組織機構和媒體開辦的議論時事的論壇和節目也紛紛退場，如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停播，私下聚會討論時事甚至有被警察“喝茶”的危險。

   更令人憂慮和嘆息的，是最近幾年來的中國各界，鮮有曾經李娜、陳光標、崔永元這樣有個性、敢言，既有能力和影響力、又自主而不依附體制的人。如今的中國各界人士，上至總理和高官，中間的工商文教等行業精英，下面的平民大眾，在“定於一尊”的大環境下，喪失了獨立人格和自由自主的能力，又像毛時代等死氣沉沉年代那樣，成了體制的“螺絲釘”和國家的塵埃，服從規訓、任人擺布。

   而壓抑的氛圍、僵化的體制、缺乏活力的社會環境，也就難以誕生具有創造性和影響力的人物。近年中國體育界、商業界、媒體界，以及其他各領域，難以看到才華橫溢又個性十足的人物。也有些世界冠軍、行業名人，但只有娛樂化和功利化的成就，而無作為鮮活的人的感染力，更缺乏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對弱勢群體的關懷。

   如今的中國各界的名人要人，不再具有公共責任心，而是服從體制、趨炎附勢、呆板保守。例如奧運冠軍全紅嬋，被塑造為貧困農家出頭的典型，其成為體制標杆正在於其符合官方“努力就能改變命運”、“國家幫助弱者脫貧”的設定。而事實上當然其成功並不能被絕大多數人複製。全紅嬋沒有意識也無能力熱心公共事務。全紅嬋當然不是壞人，但卻是被體制隨意塑造和利用、自身沒有獨立性的人。

   而商界名人許家印，一度被熱捧、後來鋃鐺入獄、留下爛尾和“暴雷”，也是新時代中國商人淪為權貴“白手套”的典型。媒體和學界少有的積極發言者，幾乎都是張維為、沈逸這樣的體制讚美者和撒謊者。作為極少數敢在國際上發言的、代表中國官方的高志凱，與外國人辯論三緘其口、閃爍其詞。

   從十幾年前的李娜、陳光標、崔永元，到今天的全紅嬋、許家印、張維為，中國各界名人經過更替，人格和行為有了很大變化。這根本在於中國政治和社會環境發生劇變，名人們顯著的在墮落。

   而且，壓抑、僵化、千篇一律的社會環境，也導致許多極端的叛逆者和破壞者出現。例如當今中國及“潤”出去的海外離散華人，也出現一些極度厭惡自己國家民族、仇恨中國人的人，凡是中國的人和事就嘲諷，凡是外國的就支持，中外衝突無論是非都一律站在外國尤其日本美國一邊，即“支黑”和“逆向民族主義”現象。這些人中不乏頗有知名度和身份的精英人士。其實這也是中國政治專制、社會壓抑、缺乏自由、沒有正常的多元與異見渠道，所擠壓出的畸形產物。這些人也是可憐而又可悲的，和“五毛”“小粉紅”是同源之物。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共同體”、集體主義的大旗下，各行各業、從學校到工作機構，到處是自私自利的精緻利己主義者。沒有人真的關心國家利益和民族命運，要麼渾渾噩噩，要麼勾心鬥角。社會也高度原子化，人們只在乎自己，沒有團結性，也沒有誰值得信任。喪失公共性的自由、收縮為生存和私利忙碌、充滿暮氣的人們，也不會將國家帶向光明，而只有越發墮落和衰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大陸如此，香港近年也在走向封閉和衰敗。香港曾長期不在中共統治下，有較多的自由和活力，社會環境鼓勵人們發揮特長和張揚個性。許多影星、歌星、學者正是在這樣自由環境中脫穎而出，例如劉德華、成龍、金庸等人，雖然晚年親近中國官方，但其能成為享譽亞太乃至世界，正是緣於香港自由的創作環境。如果他們從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大陸，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成就。

   香港以僅有大陸千分之五的人口，曾長期在文化影響力上超過大陸全境，正是因為香港的自由環境，讓中華文化和華人得以發掘潛力和自由競逐。而台灣、美籍華人、東南亞華人的成就及其原因，也是類似的。他們證明了華人並非缺乏才能，相反潛力無限，好的環境就能讓華人各顯其能，壓抑的體制扼殺天才。

  但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各業具有影響力和獨立精神的名人越來越少。到了2020年《港區國安法》頒布後，更是再無亮眼的巨星人物出現。這和政治壓抑、自由缺失有着密切關聯。即便有本可以嶄露頭角者，也在體制下被規訓和異化。

   例如在2024年巴黎奧運上獲得擊劍冠軍的香港運動員江旻憓，是有才能和潛力的青年，可她為名利逐漸投入建制派門下，涉及公共事務就與政府保持一致，也就不再有獨立精神，也難以成為被廣泛尊重的公眾人物、體育巨星。

   一個禁制自由的社會，難以有具創造力和感染力的人物出現。當人們必須服從體制，也就缺乏自主和進取心。而“定於一尊”的獨裁和壟斷，有能力者也會被壓制和埋沒。香港和大陸皆是如此。

    任何社會都難免有身份地位差異和階級分層，而其中的精英人士擁有自由意志、進取精神、公共責任心，是國家發展、社會健康、人民幸福的重要前提。因為他們擁有超出常人的地位和資源、本應有超過基本物質需求以外的理想追求、有能力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無論古今中外，社會精英在社會運作和重大變革中都發揮關鍵作用。

    中國民間社會的萎縮、具有獨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精英的消失或沉默，對於中國是極大的不幸。正如胡適所說，“爭取每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國民普遍不能自由和自立，這個國家整體也必然沉淪。民間社會的萎縮，社會精英的墮落，如同民族肌體的衰老、脊梁骨的折斷，是危險的、致命的。

   這樣看來，未來的中國，是令人悲觀的。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在大饑荒和文革中的國人更加絕望，但後來終於迎來了久違的春天。而十多年前中國民間社會活躍、各界人士百舸爭流猶在眼前，雖一時沉寂，但不會永遠這樣沉淪下去。事在人為，每個中國人都應當保有正義感和責任心，在未來重建中國公民社會。而各界精英更應肩負特殊的責任義務，動用其資源和發揮其能力，為真正的國家崛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