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e the Old South itself, They Have Gone With The Wind (I)
當Margaret Mitchell將自己披閱七載的書稿交給Macmillian的出版商時,書稿暫時根據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為“Pansy”。出版商很快覺得這個名字不 夠醒目,Margaret遂給女主人公改名為Scarlet O’Hara (中譯名為“郝思嘉”),將標題另起為《明天是個新日子》“Tomorrow is another day”,以對應郝思嘉在結尾的時候那段家喻戶曉的名段。直到出版時,作者聽說當時有好幾本書的題目和她的選擇相似,才把書名改成《飄》“Gone With The Wind”。這是英國詩人Ernest Dawson長詩 “Cynara”中的一句,用在這部小說中意喻南方種植園的生活方式在內戰中分崩瓦解,一切都化為烏有,隨風飄逝。
老南方以及和她有關的 痕跡的確已成浮雲往事了。但人的記憶卻給留下了,代代相傳。成長的環境對一個觀察力敏銳,心思細膩的作者往往起着不可低估的影響。人總是戀舊的,哪怕往事 不那麼光鮮華麗,經歲月的長河洗滌往往帶上了復古的光環。比Margaret Mitchell早幾乎一代人的北方女作家Edith Wharton生在紐約富貴之家Jones (聽過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吧),通過年輕時的親身經歷,用一連串的小說描繪了十九世紀末那個鍍金時代的老紐約。雖然當年Astor, Vanderbilt家族在紐約的豪宅如今已被商廈購物中心替代 ,當年等級森嚴,紙醉金迷的景象卻如活化石一般被女作家的一支妙筆所保存。生於1900年的Margaret Mitchell雖然沒有親歷內戰,卻從小聽街坊的老兵痛說當年北軍焦土政策的暴行,葛底斯堡的血戰,對南方婦女在失去丈夫兄弟後,以羸弱的肩膀支持戰後 重建的故事耳熟能詳。
(1913,May-Ling Soong at Macon Georgia) (Wedding Portrait of Soong & Chiang) (1943, first visit to Wellesley College of MA)
後來這中國未來的第一夫人北上到波士頓的Wellesley College求學,學校教授點名讓她討論南北戰爭中謝爾曼在佐治亞州的軍事行動。宋美齡婉言拒絕了,答道“Pardon me, I am a southerner, and that subject is very painful to me. May I omit it?” (很抱歉,我是個南方人,討論那個題目對我太說太痛苦了,今天我能不能不發言了?) 短短的五年,是什麼樣的耳濡目染讓一個中國女子對異國文化中半個世紀前的傷痕如此感同身受?半個世紀後,這個上了時代雜誌封面的女子在不經意之間親身經歷 了和自己美國故鄉人民相似的戰亂。在經歷了軍閥奪權,日本侵略,國共內戰後,她在台灣這個的彈丸之地和百萬大陸遺民咀嚼了失敗者的不甘和去國離鄉的苦澀。 很多人說宋越到老,越是impervious to reality,越堅持自己和她丈夫鼓吹的反攻大陸事業。《飄》後半部中描寫的很多內戰後的南方人心理那種不肯承認失敗的倔強,其實有普世的共性:南方人 至今還有“南方和她的州權主義要重新雄起”的口號(The South and States’ Rights will Rise Again), 至於能否實現,就要看到底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大肥象壓倒長耳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