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国著名的体制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便参与组织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毕业后加入新华日报，后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多次作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外交出访活动。1957年，他因为倡导"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改革开放后，他先后陪同邓⼩平、赵紫阳访美，并受命创办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学生运动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职务，开始提笔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纪念，原因不仅仅是他几起几伏的为官经历，更重要的是他离职之后奋笔疾书写出的几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极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李慎之厚积薄发，提笔作枪，为自由正名、为民主摇旗、为启蒙呐喊，书写了他一生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

《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的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档案中的自传、检讨，以及他⼈根据李慎之的自述整

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写的文章和书信，或者源自他人对李慎之采访的文字记录。因此，本书可以说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传。

《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壹嘉2024年9月版，亚马逊等各网络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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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壹嘉新书《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第21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第1.10节。

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用最简单明白的话讲，就是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老板，即国家。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所以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至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胆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番道理在中国改行市场经济以后渐渐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国人迄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专制主义还容易受到十九世纪以来因为遭到外国侵略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正好一百年前如狂飙突起的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专制的启蒙运动，不过它确实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头的。以后的几十年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也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它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一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立刻可以使听众百脉偾张，满座若狂。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个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什么“个人主义”的观念，就同根本没有“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一样。虽然战国时候有个“杨朱为我”，但是其思想从未发育成一种有效的政治、伦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把他同墨子一起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骂倒了。“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像谁都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识大体，顾大局”更是被认为是高贵的情操，然而就在这种情操之中，人人都变成了奴隶。

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受到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支持。中国专制主义不但是由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如董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所提倡、甚至铸造的，它还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释氏的消极的支持。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许多老共产党员（包括少年时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样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是之，天子之所非非之”。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逃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事情才会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做主”；“法治”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rule by law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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