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是1980年代一份颇有影响的思想类期刊，它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于1984年，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思想锋芒、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并称为"一报一刊"。也与《世界经济导报》一样，它经受了政治风波的惊涛骇浪，仅仅四年、十四期之后，《青年论坛》被迫停刊，熊熊燃烧的思想之火被扑灭。

        本文作者李明华是原《青年论坛》杂志主编。他根据亲身经历和记录，访谈了当年的多位同事、作者和相关人士，撰写了这部回忆录：《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本文摘自该书第四章《思想的群峰》，概述了《青年论坛》各方面重要文章的作者及观点，我们选发的是体制改革和言论自由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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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群峰

李明华

《青年论坛》发表的文章，以改革、启蒙为主调，与社会思潮的主流一致，作者基本上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总共14期刊物发表的近300篇文章中，主要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研究、民主自由思想理论、经济社会管理和经济学研究等内容。其中最影响于世的篇什，则主要是关于思想自由、文化哲学、反对封建主义和左倾守旧、向往民主宪政的文章。这些文章奠定了《青年论坛》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青年论坛》被整肃，也是因为这些“离经叛道”的文章。这些文章无论是关于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关于思想的、政治的，都带着年轻人的新锐气息，带着冲破传统束缚的勇猛，抒发了非常之见。如果说，其中那些精彩文章的作者每个人都是一座理论的山峰，他们聚集在《青年论坛》旗帜之下，便成为一脉群山。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在为《青年论坛》（1985年第2期）写的“前辈寄语”中说：“如果若干年后，已经成长为优秀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处女作是《青年论坛》发表的，那就更有意思了，我想一定会有的。”事实上，不仅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美学等诸多领域，曾于年轻时在《青年论坛》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日后有很多都成为了大家。

一，改革之策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青年论坛》关注的重点。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的作者，当初或许只是根本不被人知晓的年轻人，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后成为各界的翘楚，声名显赫。

冯仑、盛斌、周为民在《青年论坛》1985年第4期上发表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位作者发表这篇文章时，都是中共中央党校的青年教师，冯仑时年26岁。冯仑后来成为“万通六君子”之一，中国著名房地产企业万通集团董事长。这篇文章，尖锐地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表现出三位年轻人的敏锐眼光：

在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下，权力（党的权力，政府、部门的权力）的分配与财富分配（产品、生产要素等）的分配是一致的，在目标选择当中，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特殊政治偏好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基本事实，迫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剖析过去的僵化体制，研究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各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的新思路可以概括地表述为：首先深入研究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领导结构、意识形态功能、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惰性与惯性等），分别考察其中哪些是本质的、稳定的、不可变的，哪些是非本质的、易变的，然后，把前者作为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约束条件；第二步：考察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特殊机制，并以此为据，评价旧体制设计新模式；第三步：提出经济改革方案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制定改革的战略和策略。

党的领导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集中，下级只对上级（有时甚至是对上面某个领导）负责，只接受上级的领导和监督。……如果决策失误，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经过层层放大，造成全局性的灾难，直到整个系统濒临破溃，决策者才被迫用强力进行“修复”，以确保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当前应继续改革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经济体制，逐步割断权力与财富分配的直接联系。把政府管理机构的职能从直接经营企业转变为规划、协调与监管。部、局、委办等机关与经营活动的关系要松软，经济实体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主要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协调，尽量避免用行政手段乱点鸳鸯谱，强拉硬绑。

80年代中期的这些见解，被几十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90年代冯仑“下海”后凭着对体制内规则的透彻了解，在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商场左突右奔，终于成为驾驭市场经济的高手。冯仑被称为“地产界的思想家”，是 “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之一。他于2013年写的《野蛮生长》一书，轰动全国商界。这是一部改革年代民营企业的创业史，是民营企业家的心灵史。冯仑以自己闯荡江湖20多年的经历，以及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的案例，讲述了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力量以及对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的独特见解。书中语言鲜活、犀利、幽默、麻辣，也表现出他的狂放、侠义，实为性情中人。王石、周其仁、张维迎、秦朔、吴晓波等人对此书均给予很高评价。因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发时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了仪式，我还特地赶到现场，见一见老朋友。 

年轻时的某种思路和观点，与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关系？因为编发过很多青年作者的文章，又看到几十年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可能意味着一生的宿命。卢建在《青年论坛》上发表《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他日后成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后来又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参与研究国家财经问题决策，是否与那篇通货膨胀的文章有关？曹远征在《青年论坛》发表《经济运行失控意味着什么？》，他日后成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是否早在经济运行失控那篇文章中就已露出端倪？我不得而知。周其仁在《青年论坛》上发表《农村变革和理论经济学研究》一文时，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时年34岁。发表该文后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后到国外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中国改革的历程中，周其仁对农村土地政策、城镇化、货币政策与汇率、国企改革等，都有重要见解，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活化石”。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日后成为国家之栋梁，《青年论坛》成为一个见证。

1985年9月，我们收到江苏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袁璋的一篇文章《我国经济社会系统运行机制故障之分析及解决途径》。该文的推荐者是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的刘顺元。这篇文稿曾送至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杨纪珂读过之后，给予很高评价，还给袁璋写了一封信。作者袁璋时年34岁，一个年轻人的文章受到两位重要人物的重视，可见分量不轻。杨纪珂在信中说：

袁璋同志：

大作拜读，分析得很中肯，可谓切中时弊。贾谊在《治安策》里说过：“方今之势，如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事实上西汉的情况，已重睹于今日。

我国缺乏管理科学良性循环，特别是反馈失灵贻误和人治片言僵化为其大病。如此顽症，看来没有三十年到五十年的不断改革，还不容易治好呢！须有像你这样先知者在干部队伍中数量占了优势后，改革就会加快。

深望大作能够公开发表，让大家都来发表看法。当兹改革之机，说不定可以提供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杨纪珂的这些话，如果细究起来，是可以作为“自由化”言论进行批判的。不过杨纪珂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民主党派人士，幸而没有人追究。我们将杨纪珂的信全文附在袁璋文章的前面刊发出来，以引起读者关注。袁璋的文章也的确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弊病：

党政不分。政府是党组建的，工作班子是党委任命的，企业是党和政府兴办的，企业领导人是党和政府任命批准的，党政之间，政企之间，能截然分开吗？企业的权力是谁给的？党和政府给的，甲工厂是地师级，乙学校是省军级，丙科研所是县团级……

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下级是上级任命的，……一言堂，一阵风，一刀切，都跟这种自上而下组建任命的结构密切相关。

人治的作用大于法治。既然上级的自由度比下级大得多，法律又怎么会制约到上级？除非更上级用法治形式管住他，但仍然恰恰是体现了人治威力。

文章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纵向指令的、金字塔式的决策与执行合一的正反馈系统，认为这种强烈的正反馈将导致系统运行失误乃至系统崩溃。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分开，党政分开，起点是从中央政治局开始，政治局管决策，国务院、人大管执行。这是非常大胆的想法，如今是没有人敢这样说话了。袁璋当时写这篇文章，也没有受到非难，他90年代从南京调到国家计委下属的一个机构工作，直到退休，一直与我有些联系。

与《青年论坛》关系密切的作者，还有一位是陈东升。陈东升是我们武汉大学的校友，还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的站长。1983年他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在《青年论坛》1985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发展建设经济学的几点浅见》，这是他提交给“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广州座谈会”（1985年3月）的论文。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从破坏经济学走向建设经济学，成为“致用的学科”，具体步骤是：将经济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然后将经济政策转化为经济技术。

中国建设经济学的发展就是把理论与政策以及实施的方法与技术（经济杠杆与法律形式的结合）三者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实证经济学。……只有当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大增的时候，这一过程才会加速进行。（要使）经济学这门学问从经济学家手中解放出来而普及于社会。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实施，中国经济逐步地纳入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世界经济问题必定涉及和影响中国经济问题。同时，反过来中国经济的变化也会反馈到和波及到世界经济大体系中去。……我们研究世界经济是为了中国经济，为了中国经济必须了解世界经济。

陈东升写这篇文章时是27岁。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陈东升日后成为中国著名企业家的思想端倪。将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商业操作中去，把西方发达国家先走一步的市场经验拿到中国来作为参照，陈东升就是这么干的。他先后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泰康人寿、宅急送等知名企业，捐给母校的资金数以亿计，陈东升成功实践了他年轻时倡导的建设经济学。

李明华与陈东升：重聚北京（2004年10月） 

类似陈东升这样年轻时在《青年论坛》上发表改革文章，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人物还有不少。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初始起点，但经济起飞到一定阶段，就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国改革历程的多次曲折，反映了经济发展常常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同时，80年代启蒙思潮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但仅在学术和理论的层面来谈这些问题，并不能实现启蒙的目标。关键在于体制，不仅是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虽然80年代的总体舆论氛围比较宽松，但政治体制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青年论坛》冲破禁忌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坚持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必然还包括政治领域。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发生了罢工浪潮，团结工会迫使执政党下台，中共上层元老担心波及自身政权，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即被叫停。此后是“经济向右，政治向左”，政治体制成为避讳。1986年下半年，保守、僵化的政治体制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邓小平要求再次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用一年的时间制定方案，安排赵紫阳、胡启立等组建改革研讨班子。这次改革又因1986年底的学潮而中断，改革派胡耀邦被迫辞职，到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再被提起。由此可以看到，《青年论坛》存续的1984年到1987年初，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高风险的话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表了不少关于政治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

青年学者王润生的《论社会决策中公正原则的尺度》、《开放与社会进步》（与王辉合作），从政治学理论入手谈政治改革，前者通过对基本权利、社会效益、契约关系等分析说明现代社会的公正尺度应该多元，在政府决策中需要周全考虑；后者批判了中国历史上和现阶段的封闭弊端，指出只有坚持开放政策，才能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加快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促进文化交流，开辟新的经济市场。夏勇的《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权问题及其联想与反思》介绍了当代国际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权即民众的知政权利问题，指出了解权是选举权、参政权得以实现的前提，强调政府工作公开性的意义，夏勇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中是比较超前的。钟国兴的《一长制与民主》从领导体制谈了一长制的利弊。仲一平的《我国行政机构庞大与非改不可的原因》批判了 专制主义和小农社会相伴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政府机构越精简越繁多的现象，主张建立起民主科学的行政管理机构。苏一宁的《中国封建官制批判》指出封建吏治造成腐败丛生、官民对立，主张在社会主义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仅是行政机构的精简、运作效率的提高，那是不彻底的。1986年11月号发表的《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署名“本刊评论员”，是编辑部人员自己写的，文中尖锐地指出：

按照有些同志的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这些方面的问题当然必须解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党和政府多年来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却无明显效果，说明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政治民主化问题。建国以来，我们的多次失误引出的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缺乏民主政治。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政治民主化，具体说来，就是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政治民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高度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至于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虽然也十分重要，但是低一个层次的问题，不可与政治民主化的目标相提并论，特别不能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来取代政治民主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究竟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还是政治民主化，即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这两种不同的目标，正是当时党内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分歧所在，编辑部执笔者在完全不知党内斗争态势的情况下写出这篇文章，体现了办刊者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敏锐。

《青年论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密集的讨论，是1986年9月号刊发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笔谈）”。这次笔谈由北京记者站组稿，撰稿者有龚祥锐、陈子明、闵琦、、梁治平、王润生、王燕滨、李勇锋等人。他们的观点，可能代表了当时极力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潮流：

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而且包括政治发展。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必然伴随连绵不断的政治发展过程，其间既有政治文化的演进，也有政治体制的变迁。我们目前正面临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一次质变。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否成熟与完善，有两条重要的衡量评价标准：一是政治参与，一是政治制衡。社会中的自然人与法人参与政治活动愈广泛，愈普遍，各类政治制衡机制愈发达，愈健全，这个社会的政治发展程度愈高。（陈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现在出现党风、政风严重不正现象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我们的政权结构中缺少一种制约机制，一种监督功能。上令下行，上行下效。缺乏制约监督的功能，就会刹车不灵。有权的人不受制约监督就会往下滑下去，以至出现赤裸裸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绝对地不受制约，必然绝对地腐化；过分地权力集中，一定走向专断，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龚祥瑞，北京大学法学系）

政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民主的实质是在权力系统内建立起全面的制约机制以防止产生一个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我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权力系统中是否存在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是衡量该国政体民主抑或专制的一个基本界限。（闵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简单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看作经济改革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确要以经济改革为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传统政治体制的“山”挡住了经济发展的“车”，甚至使经济改革“翻车”的事并不少见。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政治发展自身的内容和规律，使我国现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王燕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

宪法的精义就是规定一个“受制约的政府”，行政法其实就是“控权法”。早期资产阶级立宪的目的先是为了分割和限制君权，后来则是为了防止行政的专横，保障自己整个阶级的基本权利既不受敌对阶级侵犯，也不受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某届政府的侵犯。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

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就是为使国家权力与其责任相符并在正常范围内和轨道上运行而对其进行的管理、监督、控制等活动，……对国家权力全面制约的系统和机制，就是通过建立和健全选举制、限任制、权力分工制、监督制、罢免和弹劾等制度的综合系统，在国家权力各要素联系、运行的每个环节和每个层次上，都实行相应的管理、监督和控制，并使之法制化，从而给予人民以制约国家权力的权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专制和民主的界限，是以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程度为转移的。 （李勇锋，中国社会科学院） 

如果说以宪法为标志的法治秩序可以保障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话，那么，宪法以及所有有关制度又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治秩序本身结构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可以有效防止个人专断，并通过制度本身的合理机制作自我调整，较好较快地补偿局部失误造成的损害，从而保证基本制度的稳定性。宪法保障的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方面，是民众的信念。民主的信念（包括潜在的民族心态等等）永远是政治制度最深厚的基础，它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梁治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建立制约机制的目的是以防万一，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就得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付出的代价较之不这样做有可能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

         道德教育是以“应有的人”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的，而政治哲学则应该以“实有的人”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王润生，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

这些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权力制衡、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之点。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学者们提出的这些看法，是十分尖锐且十分正确的，他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有待解决。

（二）自由之门

如果说，《青年论坛》上发表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是思想群峰雄浑、连绵的山基，那么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人的解放、民主信念的文章则是峻峭、突兀的高峰，是得以铭记于思想史的精彩篇章。这些文章，是《青年论坛》所以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事件、并决定它生死的肯綮。人们关于《青年论坛》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是《为自由鸣炮》、《论言论自由》、《自由的命运及其他》、《智慧的痛苦》、《论一九五七年》等文章。《青年论坛》的主旨，也正是高举人文和人道的旗帜，为自由民主呐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青年论坛》停刊多年之后，当年的读者杨海文写过一篇纪念长文：《〈青年论坛〉：记忆为何如此艰涩？》，他在文中统计了《青年论坛》上发表关于自由的文章篇目：

1. 胡德平：《为自由鸣炮》， 1984年创刊号；

2. 於可训：《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 1985年第2期；

3. 沈大德、许苏民：《自由的命运及其他》， 1985年第3期；

4. 凯明：《关于自由的三则对话》， 1985年第3期；

5. 陈恒六：《为学术自由呼号》， 1985年第3期；

6. 远志明：《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 1985年第4期；

7. 王增浦：《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 1985年第6期；

8. 胡平：《论言论自由》（上、下）， 1986年7月号、9月号；

9. 闵琦：《出版自由与马克思》， 1986年11月号；

10.《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 1986年11月号。

 这里还不包括标题上没有自由字样但在内容中涉及自由的其他文章。这种状况，只能出现在8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一份刊物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地发表鼓吹自由的理论文章，确实让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地。从读者反映来看，这些文章顺应甚至引领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加上一些报刊的转载，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直到今天，人们怀念80年代，主要是怀念那个改革激情燃烧、思想之花绽放的时代。

创刊号发表的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长江日报》等报刊转载后，社会的反应，可以用“奔走相告”来形容。文章的标题，作者的身份，似乎昭告了一个动向。当然也确实是一个动向：党内斗争的动向。在接连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氛围中，突然由党中央总书记的公子发出“为自由鸣炮”的呼喊，真的是不同寻常。我在第二章里说过，胡耀邦得知此事后，说了一句“这事没有完”，表明了胡耀邦对党内各派力量的博弈十分清楚，对局势也有相当的担心。但是，局外的人们并不知道铁幕后的争斗，都以为自由的时代又到来了。不论如何，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

另一篇可以载入史册的文章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我认识胡平，是8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介绍的，当时胡平也在出版社工作。1985年3月，我和胡平都参加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广州座谈会”，胡平给我看了一叠厚厚的文稿《论言论自由》，这是一篇6万多字的长文，我从开始阅读即不能放下，一口气读完。看完文稿，我感到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重要文章，观点鲜明，视野开阔，哲理性、逻辑性、思辨性都非常强，有一种演讲者雄辩的气势，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而且正适合《青年论坛》的理念。胡平当时问我：其他刊物都不敢刊登，你们能发表吗？胡平还说，文章比较长，可以全文刊登吗？胡平要求，如果发表，希望不要删节，要发就全文刊登。我深知发表这篇文章风险很大，想一想反正豁出去了，于是当即回复胡平，可以发表。《青年论坛》每期总共13万字。我与胡平商量，能否分两期发表，完全不作删节。胡平很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们在1986年7月号发表了《论言论自由》（上），2万2千字，22个页码，用了小五号字体；1986年9月号发表了《论言论自由》（下），4万字，53个页码，改用五号字体。用这么多的篇幅发表一篇文章，《青年论坛》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论言论自由》第一次用铅字在正式出版物上刊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反响巨大。胡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胡平《论言论自由》手稿

以下摘引《论言论自由》的部分文字：

本文旨在论证言论自由，这一工作具有某种别致之处。在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时，进行这种论证恐怕是不可能，然而，在完全实现了这一自由时，论证它似乎又成为不必要。这个特点常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言论自由问题是一个取决于当权者意志的问题。这种误解导致了对于在理论上讨论言论自由这一工作的忽视，其结果是完全窒息了言论自由这一原则的价值和活力，这种不幸的错误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当我们提出这个极为重要、极为敏感的课题时，很多人以为那是令人厌倦的老生常谈，是无济于事的书生空论。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没能实现言论自由，原因就在于那里的人民对言论自由缺乏觉悟。因此，在健全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工作中，澄清言论自由的含义，阐明它的价值就成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如果说言论自由仅止于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之内为限，那么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言论是不“自由”的呢？这样一来，我们神圣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岂不成了最无聊的废话？

        不管我们怎样真诚地表示，我们要禁止的是那些真正反动的言论，然而我们实际上所禁止的，总是那些在当时当权者看来是反动的言论，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动言论。

        真正荒唐的言论无须乎防扩散，而那些倘不禁止就会征服人心的思想往往是正确的思想。

        它认为了解反面意见只会动摇正确的信仰，认为反动的思想比正确的思想更有力量，要纯正必须无知，要正确必须愚昧，要坚定必须痴呆。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绝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纯粹的愚民政策。

        如果为了巩固政权而牺牲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么这种巩固又有什么合理性呢？

        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

         这种逻辑的结果是：政权成了人民意志的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共性成了唯一的存在，个性却成了不真实的东西。换言之政权成了人民，人民本身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只要他们的意见与政权不合的话，在一个“人民神圣” 的地方，人民是可能被判有罪的，其罪名就是人民反对人民。

        历史一再证明，镇压言论，总是从那些被当时大多数真心真意地认为是反动的言论开刀，这样，大多数人不仅意识不到这种剥夺的非法，反而会支持，去主动参与实现这种剥夺，没有大多数人这种自动充当工具，这种剥夺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人民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剥夺，就意味着自由原则被冲开了缺口。从此后，这种剥夺便会日甚一日，人们既把非法的刑罚加于他人，就使自己处于失去法律确保的可悲境地。 

         胡平文章的结语可以说是振聋发聩：

         我们的理想是：通过我们顽强不懈的努力，让言论自由的原则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国扎下根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写作。那时，他们可能会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时代，单是说了几句话就招来杀身之祸？

这篇文章在《青年论坛》甫一刊出，便一纸风行，被誉为“汉语思想的瑰宝”。寒山评价说：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荒原一般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能有一种古典的优雅和从容，能从内涵丰富的历史掌故中信手拈来最妥帖的譬喻，用简练的语言把被扭曲的最基本的真实和被掩盖的最朴素的真理带回到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因此，胡平的思想和写作向人们显示了一个真理：人类渴望自由的本性能够穿透最严酷的思想专制和最严密的信息控制，体现在少数优秀人物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中，使得即使专制野蛮如毛泽东时代也不能完全阻断人类文明通过自由思想而实现的传承。

         难能可贵的是，胡平对极权主义制度以及它在观念上的形形色色的派生物的刻骨憎恶丝毫没有妨害他对这个人性的产物所具有的充满人性的理解，因此他的批判不但是尖锐辛辣、毫不妥协的，而且更是充满洞察力的，从容不迫的，有时甚至是趣味盎然的。他的戏谑和嘲讽也因此而比许多声色俱厉的批判和谴责更具有判决的力量，更具有历史的生命力。正是这种力量和生命力，使得胡平的作品的意义超出了政论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本土资源中最具有原创性和根深叶茂的一部分，能够汇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那一部分。[1]

        很多人认为《论言论自由》的发表是我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还有学者评价说:《论言论自由》一文可与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重要著作相媲美，它是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研究“言论自由”问题的最高学术成果。文章在海外流传很广，还有英文版，在一些网站上可以搜索到。编辑部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告知读完此文后受到的启迪和心情的激动。1987年胡平留学并移居美国后，继续写作了很多精彩的篇章，有很多经典的句式：

       公民的第一权利是言论自由；公民的第一义务是自由言论。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

有太多的人只愿和自由偷情而不愿和自由结婚。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在中国还没安家的原因。

传统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好比屠婴。极权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好比避孕。

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当极权统治垮台后，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

胡平出生于1947年，四川人，“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当过知青。在极左路线猖獗的时代他就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问题，并于1975年完成《论言论自由》的初稿。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人能够写出这样深刻的文章，十分罕见。文革结束后他以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历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可见思想、才华之超群。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参加了海淀区人大代表竞选，《论言论自由》是他竞选演说的主要内容，由于观点精辟逻辑严密，他赢得了竞选，当选为人大代表。但由此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毕业后很多单位都不敢接收这个“思想异端分子”。后来被北京出版社录用，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入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1975年《论言论自由》完成初稿后，先后修改了五稿，胡平也联系过几家杂志，但始终没有人敢发表，直到1986年才在《青年论坛》全文刊出。

胡平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论言论自由》的曲折历经：

本文第一稿写于 1975 年 7 月，1979 年 2 月成第四稿，发表在当时北京的一家民办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于 1980 年初，在 1980 年11 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曾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而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该油印本辗转传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后来的《九十年代》）在 1981 年第3、4、5、6 期连载。1986 年，这篇文章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 年 7 月号和 9 月号上。其后，北京的三联、广州的花城和湖南出版社都打算出单行本，但因反自由化运动兴起而胎死腹中。1987 年我赴美留学，该文又在《中国之春》杂志连载。我在 1988 年出版的《给我一个支点》（台北，联经）将《论言论自由》全文收录。1990 年出版的《开拓──北大学运文选》（香港，田园书屋）里有该文的节录本。现在的这个电子文本是由一位在北京的朋友 P 君根据《青年论坛》版本打出，其中的缺漏部分由纽约的一位朋友 L 君补充。

1986年9月5日，载有《论言论自由》（下）的《青年论坛》（9月号）出版当日，《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在京组织召开了“《论言论自由》座谈会”，首都40多位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认为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奇迹。胡平在《青年论坛》上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道德问题随感录》，同样也是简练犀利、征引古今、从容落笔，极富逻辑性和冲击力。1987年，美国哈佛大学邀请胡平去攻读博士学位。胡平现居纽约。

        《青年论坛》上其他一些关于自由的文章，分别从学术、思想、文学、新闻、实践诸方面做了论述，都各有精彩，奠定了刊物高举自由旗帜的总体基调。

[1] 寒山：《汉语思想的瑰宝》，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3016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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