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論壇》是1980年代一份頗有影響的思想類期刊，它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的一群青年學者創辦於1984年，以其敢於觸及敏感政治問題的思想鋒芒、清新活潑的爽利文風在理論界颳起一陣旋風，與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並稱為"一報一刊"。也與《世界經濟導報》一樣，它經受了政治風波的驚濤駭浪，僅僅四年、十四期之後，《青年論壇》被迫停刊，熊熊燃燒的思想之火被撲滅。

        本文作者李明華是原《青年論壇》雜誌主編。他根據親身經歷和記錄，訪談了當年的多位同事、作者和相關人士，撰寫了這部回憶錄：《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論壇〉紀事》。本文摘自該書第四章《思想的群峰》，概述了《青年論壇》各方面重要文章的作者及觀點，我們選發的是體制改革和言論自由這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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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群峰

李明華

《青年論壇》發表的文章，以改革、啟蒙為主調，與社會思潮的主流一致，作者基本上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在總共14期刊物發表的近300篇文章中，主要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研究、民主自由思想理論、經濟社會管理和經濟學研究等內容。其中最影響於世的篇什，則主要是關於思想自由、文化哲學、反對封建主義和左傾守舊、嚮往民主憲政的文章。這些文章奠定了《青年論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青年論壇》被整肅，也是因為這些“離經叛道”的文章。這些文章無論是關於經濟的、社會的還是關於思想的、政治的，都帶着年輕人的新銳氣息，帶着衝破傳統束縛的勇猛，抒發了非常之見。如果說，其中那些精彩文章的作者每個人都是一座理論的山峰，他們聚集在《青年論壇》旗幟之下，便成為一脈群山。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先生在為《青年論壇》（1985年第2期）寫的“前輩寄語”中說：“如果若干年後，已經成長為優秀的經濟理論工作者的處女作是《青年論壇》發表的，那就更有意思了，我想一定會有的。”事實上，不僅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歷史學、文化學、文學、美學等諸多領域，曾於年輕時在《青年論壇》發表過文章的作者，日後有很多都成為了大家。

一，改革之策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青年論壇》關注的重點。所發表的這方面文章的作者，當初或許只是根本不被人知曉的年輕人，但他們中的不少人，日後成為各界的翹楚，聲名顯赫。

馮侖、盛斌、周為民在《青年論壇》1985年第4期上發表了《研究經濟體制改革的新思路》。三位作者發表這篇文章時，都是中共中央黨校的青年教師，馮侖時年26歲。馮侖後來成為“萬通六君子”之一，中國著名房地產企業萬通集團董事長。這篇文章，尖銳地抓住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表現出三位年輕人的敏銳眼光：

在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下，權力（黨的權力，政府、部門的權力）的分配與財富分配（產品、生產要素等）的分配是一致的，在目標選擇當中，由意識形態決定的特殊政治偏好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這些基本事實，迫使我們從新的角度剖析過去的僵化體制，研究經濟改革所遇到的各種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我們的新思路可以概括地表述為：首先深入研究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包括政治結構、領導結構、意識形態功能、社會的傳統文化、心理惰性與慣性等），分別考察其中哪些是本質的、穩定的、不可變的，哪些是非本質的、易變的，然後，把前者作為整個經濟運行過程的約束條件；第二步：考察在這些約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特殊機制，並以此為據，評價舊體制設計新模式；第三步：提出經濟改革方案和具體的政策建議，制定改革的戰略和策略。

黨的領導體制是高度集中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種體制的特點是權力集中，下級只對上級（有時甚至是對上面某個領導）負責，只接受上級的領導和監督。……如果決策失誤，就會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經過層層放大，造成全局性的災難，直到整個系統瀕臨破潰，決策者才被迫用強力進行“修復”，以確保系統的穩定和發展。

當前應繼續改革以行政手段管理為主的經濟體制，逐步割斷權力與財富分配的直接聯繫。把政府管理機構的職能從直接經營企業轉變為規劃、協調與監管。部、局、委辦等機關與經營活動的關係要鬆軟，經濟實體之間的橫向經濟聯繫主要靠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協調，儘量避免用行政手段亂點鴛鴦譜，強拉硬綁。

80年代中期的這些見解，被幾十年來的改革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90年代馮侖“下海”後憑着對體制內規則的透徹了解，在體制外的民營經濟商場左突右奔，終於成為駕馭市場經濟的高手。馮侖被稱為“地產界的思想家”，是 “中國房地產十大風雲人物”之一。他於2013年寫的《野蠻生長》一書，轟動全國商界。這是一部改革年代民營企業的創業史，是民營企業家的心靈史。馮侖以自己闖蕩江湖20多年的經歷，以及一些知名民營企業家的案例，講述了民營企業“野蠻生長”的力量以及對中國現代企業發展的獨特見解。書中語言鮮活、犀利、幽默、麻辣，也表現出他的狂放、俠義，實為性情中人。王石、周其仁、張維迎、秦朔、吳曉波等人對此書均給予很高評價。因該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首發時在廣州購書中心舉行了儀式，我還特地趕到現場，見一見老朋友。 

年輕時的某種思路和觀點，與今後的人生道路有什麼關係？因為編發過很多青年作者的文章，又看到幾十年後他們的人生軌跡，我甚至有這樣一種感覺：年輕時寫的一篇文章，可能意味着一生的宿命。盧建在《青年論壇》上發表《關於通貨膨脹問題的思考》，他日後成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後來又調到國務院研究室，參與研究國家財經問題決策，是否與那篇通貨膨脹的文章有關？曹遠征在《青年論壇》發表《經濟運行失控意味着什麼？》，他日後成為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是否早在經濟運行失控那篇文章中就已露出端倪？我不得而知。周其仁在《青年論壇》上發表《農村變革和理論經濟學研究》一文時，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員，時年34歲。發表該文後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後到國外獲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在中國改革的歷程中，周其仁對農村土地政策、城鎮化、貨幣政策與匯率、國企改革等，都有重要見解，被稱為“中國改革的活化石”。當初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日後成為國家之棟梁，《青年論壇》成為一個見證。

1985年9月，我們收到江蘇省計劃經濟委員會袁璋的一篇文章《我國經濟社會系統運行機制故障之分析及解決途徑》。該文的推薦者是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的劉順元。這篇文稿曾送至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安徽省副省長楊紀珂，楊紀珂讀過之後，給予很高評價，還給袁璋寫了一封信。作者袁璋時年34歲，一個年輕人的文章受到兩位重要人物的重視，可見分量不輕。楊紀珂在信中說：

袁璋同志：

大作拜讀，分析得很中肯，可謂切中時弊。賈誼在《治安策》裡說過：“方今之勢，如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事實上西漢的情況，已重睹於今日。

我國缺乏管理科學良性循環，特別是反饋失靈貽誤和人治片言僵化為其大病。如此頑症，看來沒有三十年到五十年的不斷改革，還不容易治好呢！須有像你這樣先知者在幹部隊伍中數量占了優勢後，改革就會加快。

深望大作能夠公開發表，讓大家都來發表看法。當茲改革之機，說不定可以提供一些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楊紀珂的這些話，如果細究起來，是可以作為“自由化”言論進行批判的。不過楊紀珂是國外留學回來的民主黨派人士，幸而沒有人追究。我們將楊紀珂的信全文附在袁璋文章的前面刊發出來，以引起讀者關注。袁璋的文章也的確比較深入地分析了中國社會運行機制的弊病：

黨政不分。政府是黨組建的，工作班子是黨委任命的，企業是黨和政府興辦的，企業領導人是黨和政府任命批準的，黨政之間，政企之間，能截然分開嗎？企業的權力是誰給的？黨和政府給的，甲工廠是地師級，乙學校是省軍級，丙科研所是縣團級……

下級對上級的依附關係。下級是上級任命的，……一言堂，一陣風，一刀切，都跟這種自上而下組建任命的結構密切相關。

人治的作用大於法治。既然上級的自由度比下級大得多，法律又怎麼會制約到上級？除非更上級用法治形式管住他，但仍然恰恰是體現了人治威力。

文章用系統論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縱向指令的、金字塔式的決策與執行合一的正反饋系統，認為這種強烈的正反饋將導致系統運行失誤乃至系統崩潰。解決的辦法，首先是決策部門與執行部門分開，黨政分開，起點是從中央政治局開始，政治局管決策，國務院、人大管執行。這是非常大膽的想法，如今是沒有人敢這樣說話了。袁璋當時寫這篇文章，也沒有受到非難，他90年代從南京調到國家計委下屬的一個機構工作，直到退休，一直與我有些聯繫。

與《青年論壇》關係密切的作者，還有一位是陳東升。陳東升是我們武漢大學的校友，還是《青年論壇》北京記者站的站長。1983年他畢業後分配到國家經貿部國際貿易研究所工作，在《青年論壇》1985年第4期上發表了《關於發展建設經濟學的幾點淺見》，這是他提交給“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廣州座談會”（1985年3月）的論文。他認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該從破壞經濟學走向建設經濟學，成為“致用的學科”，具體步驟是：將經濟理論轉化為經濟政策，然後將經濟政策轉化為經濟技術。

中國建設經濟學的發展就是把理論與政策以及實施的方法與技術（經濟槓桿與法律形式的結合）三者結合起來，發展我們的實證經濟學。……只有當社會對經濟學的需求大增的時候，這一過程才會加速進行。（要使）經濟學這門學問從經濟學家手中解放出來而普及於社會。

隨着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實施，中國經濟逐步地納入整個世界的經濟體系和國際分工體系。世界經濟問題必定涉及和影響中國經濟問題。同時，反過來中國經濟的變化也會反饋到和波及到世界經濟大體系中去。……我們研究世界經濟是為了中國經濟，為了中國經濟必須了解世界經濟。

陳東升寫這篇文章時是27歲。人們從這裡可以看到陳東升日後成為中國著名企業家的思想端倪。將經濟學理論運用到商業操作中去，把西方發達國家先走一步的市場經驗拿到中國來作為參照，陳東升就是這麼幹的。他先後創辦了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泰康人壽、宅急送等知名企業，捐給母校的資金數以億計，陳東升成功實踐了他年輕時倡導的建設經濟學。

李明華與陳東升：重聚北京（2004年10月） 

類似陳東升這樣年輕時在《青年論壇》上發表改革文章，後來被人們熟知的人物還有不少。

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國改革的初始起點，但經濟起飛到一定階段，就涉及到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中國改革歷程的多次曲折，反映了經濟發展常常受到政治體制的制約。同時，80年代啟蒙思潮最核心的問題是人的覺醒和人的解放，但僅在學術和理論的層面來談這些問題，並不能實現啟蒙的目標。關鍵在於體制，不僅是經濟體制，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雖然80年代的總體輿論氛圍比較寬鬆，但政治體制仍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青年論壇》衝破禁忌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堅持改革不僅是經濟領域，必然還包括政治領域。

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但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發生了罷工浪潮，團結工會迫使執政黨下台，中共上層元老擔心波及自身政權，政治體制改革剛剛開始即被叫停。此後是“經濟向右，政治向左”，政治體製成為避諱。1986年下半年，保守、僵化的政治體製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鄧小平要求再次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用一年的時間制定方案，安排趙紫陽、胡啟立等組建改革研討班子。這次改革又因1986年底的學潮而中斷，改革派胡耀邦被迫辭職，到1989年天安門“風波”後，政治體制改革就不再被提起。由此可以看到，《青年論壇》存續的1984年到1987年初，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是高風險的話題。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發表了不少關於政治問題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

青年學者王潤生的《論社會決策中公正原則的尺度》、《開放與社會進步》（與王輝合作），從政治學理論入手談政治改革，前者通過對基本權利、社會效益、契約關係等分析說明現代社會的公正尺度應該多元，在政府決策中需要周全考慮；後者批判了中國歷史上和現階段的封閉弊端，指出只有堅持開放政策，才能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加快社會經濟結構變革，促進文化交流，開闢新的經濟市場。夏勇的《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權問題及其聯想與反思》介紹了當代國際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權即民眾的知政權利問題，指出了解權是選舉權、參政權得以實現的前提，強調政府工作公開性的意義，夏勇的觀點在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中是比較超前的。鍾國興的《一長制與民主》從領導體制談了一長制的利弊。仲一平的《我國行政機構龐大與非改不可的原因》批判了 專制主義和小農社會相伴的官僚行政體系，以及政府機構越精簡越繁多的現象，主張建立起民主科學的行政管理機構。蘇一寧的《中國封建官制批判》指出封建吏治造成腐敗叢生、官民對立，主張在社會主義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如果說，政治體制改革僅是行政機構的精簡、運作效率的提高，那是不徹底的。1986年11月號發表的《政治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署名“本刊評論員”，是編輯部人員自己寫的，文中尖銳地指出：

按照有些同志的理解，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精簡機構，提高效率。這些方面的問題當然必須解決，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應清醒地看到，黨和政府多年來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卻無明顯效果，說明這裡面還有更深層、更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在我們看來，這就是政治民主化問題。建國以來，我們的多次失誤引出的最慘痛的教訓，就是缺乏民主政治。因此，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應該是政治民主化，具體說來，就是民主的制度化與法律化。政治民主化，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沒有高度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至於精簡機構、提高效率，雖然也十分重要，但是低一個層次的問題，不可與政治民主化的目標相提並論，特別不能以此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來取代政治民主化。

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究竟是精簡機構、提高效率，還是政治民主化，即民主的制度化與法律化，這兩種不同的目標，正是當時黨內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分歧所在，編輯部執筆者在完全不知黨內鬥爭態勢的情況下寫出這篇文章，體現了辦刊者的政治傾向和政治敏銳。

《青年論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密集的討論，是1986年9月號刊發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發展（筆談）”。這次筆談由北京記者站組稿，撰稿者有龔祥銳、陳子明、閔琦、、梁治平、王潤生、王燕濱、李勇鋒等人。他們的觀點，可能代表了當時極力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潮流：

現代化是一個全方位的發展過程，不僅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而且包括政治發展。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必然伴隨連綿不斷的政治發展過程，其間既有政治文化的演進，也有政治體制的變遷。我們目前正面臨體制的全面改革，這是我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國政治發展中的一次飛躍，一次質變。

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是否成熟與完善，有兩條重要的衡量評價標準：一是政治參與，一是政治制衡。社會中的自然人與法人參與政治活動愈廣泛，愈普遍，各類政治制衡機制愈發達，愈健全，這個社會的政治發展程度愈高。（陳子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現在出現黨風、政風嚴重不正現象原因很多。其中一條是我們的政權結構中缺少一種制約機制，一種監督功能。上令下行，上行下效。缺乏制約監督的功能，就會剎車不靈。有權的人不受制約監督就會往下滑下去，以至出現赤裸裸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絕對地不受制約，必然絕對地腐化；過分地權力集中，一定走向專斷，這是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關係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大事，必須認真加以研究和解決。（龔祥瑞，北京大學法學系）

政治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民主的實質是在權力系統內建立起全面的制約機制以防止產生一個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我認為，在一個國家的權力系統中是否存在一套有效的制約機制是衡量該國政體民主抑或專制的一個基本界限。（閔琦，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在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發展有自己的規律，不能簡單地把政治體制改革看作經濟改革的結果。政治體制改革的確要以經濟改革為基礎，但這並不等於“車到山前必有路”。傳統政治體制的“山”擋住了經濟發展的“車”，甚至使經濟改革“翻車”的事並不少見。因此，我們必須研究政治發展自身的內容和規律，使我國現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寬闊。   （王燕濱，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系）

憲法的精義就是規定一個“受制約的政府”，行政法其實就是“控權法”。早期資產階級立憲的目的先是為了分割和限制君權，後來則是為了防止行政的專橫，保障自己整個階級的基本權利既不受敵對階級侵犯，也不受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某屆政府的侵犯。 （郭道暉，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

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就是為使國家權力與其責任相符並在正常範圍內和軌道上運行而對其進行的管理、監督、控制等活動，……對國家權力全面制約的系統和機制，就是通過建立和健全選舉制、限任制、權力分工制、監督制、罷免和彈劾等制度的綜合系統，在國家權力各要素聯繫、運行的每個環節和每個層次上，都實行相應的管理、監督和控制，並使之法制化，從而給予人民以制約國家權力的權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專制和民主的界限，是以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程度為轉移的。 （李勇鋒，中國社會科學院） 

如果說以憲法為標誌的法治秩序可以保障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話，那麼，憲法以及所有有關制度又是靠什麼來保障的呢？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法治秩序本身結構上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可以有效防止個人專斷，並通過制度本身的合理機製作自我調整，較好較快地補償局部失誤造成的損害，從而保證基本制度的穩定性。憲法保障的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方面，是民眾的信念。民主的信念（包括潛在的民族心態等等）永遠是政治制度最深厚的基礎，它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梁治平，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

         ……建立制約機制的目的是以防萬一，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就得這樣做，因為這樣做付出的代價較之不這樣做有可能遭受的損失要小得多。

         道德教育是以“應有的人”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的，而政治哲學則應該以“實有的人”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王潤生，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

這些作者的主要觀點是權力制衡、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這正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之點。今天回過頭來看，當時學者們提出的這些看法，是十分尖銳且十分正確的，他們提出的問題，至今仍然有待解決。

（二）自由之門

如果說，《青年論壇》上發表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是思想群峰雄渾、連綿的山基，那麼關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人的解放、民主信念的文章則是峻峭、突兀的高峰，是得以銘記於思想史的精彩篇章。這些文章，是《青年論壇》所以成為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事件、並決定它生死的肯綮。人們關於《青年論壇》的記憶，印象最深的是《為自由鳴炮》、《論言論自由》、《自由的命運及其他》、《智慧的痛苦》、《論一九五七年》等文章。《青年論壇》的主旨，也正是高舉人文和人道的旗幟，為自由民主吶喊，呼籲政治體制改革。

《青年論壇》停刊多年之後，當年的讀者楊海文寫過一篇紀念長文：《〈青年論壇〉：記憶為何如此艱澀？》，他在文中統計了《青年論壇》上發表關於自由的文章篇目：

1. 胡德平：《為自由鳴炮》， 1984年創刊號；

2. 於可訓：《將自由寫在文學的旗幟上》， 1985年第2期；

3. 沈大德、許蘇民：《自由的命運及其他》， 1985年第3期；

4. 凱明：《關於自由的三則對話》， 1985年第3期；

5. 陳恆六：《為學術自由呼號》， 1985年第3期；

6. 遠志明：《理論的生命：實踐與自由》， 1985年第4期；

7. 王增浦：《學術民主與學術自由》， 1985年第6期；

8. 胡平：《論言論自由》（上、下）， 1986年7月號、9月號；

9. 閔琦：《出版自由與馬克思》， 1986年11月號；

10.《首都各界人士座談〈論言論自由〉》， 1986年11月號。

 這裡還不包括標題上沒有自由字樣但在內容中涉及自由的其他文章。這種狀況，只能出現在80年代的歷史背景下。一份刊物在短時間內如此密集地發表鼓吹自由的理論文章，確實讓思想達到了時代的高地。從讀者反映來看，這些文章順應甚至引領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加上一些報刊的轉載，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關注。直到今天，人們懷念80年代，主要是懷念那個改革激情燃燒、思想之花綻放的時代。

創刊號發表的胡德平的《為自由鳴炮》，在《人民日報》、《新華文摘》、《世界經濟導報》、《長江日報》等報刊轉載後，社會的反應，可以用“奔走相告”來形容。文章的標題，作者的身份，似乎昭告了一個動向。當然也確實是一個動向：黨內鬥爭的動向。在接連不斷地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氛圍中，突然由黨中央總書記的公子發出“為自由鳴炮”的呼喊，真的是不同尋常。我在第二章里說過，胡耀邦得知此事後，說了一句“這事沒有完”，表明了胡耀邦對黨內各派力量的博弈十分清楚，對局勢也有相當的擔心。但是，局外的人們並不知道鐵幕後的爭鬥，都以為自由的時代又到來了。不論如何，這篇文章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

另一篇可以載入史冊的文章是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我認識胡平，是8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的一位編輯介紹的，當時胡平也在出版社工作。1985年3月，我和胡平都參加了“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廣州座談會”，胡平給我看了一疊厚厚的文稿《論言論自由》，這是一篇6萬多字的長文，我從開始閱讀即不能放下，一口氣讀完。看完文稿，我感到這是一篇不同尋常的重要文章，觀點鮮明，視野開闊，哲理性、邏輯性、思辨性都非常強，有一種演講者雄辯的氣勢，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的人權宣言，而且正適合《青年論壇》的理念。胡平當時問我：其他刊物都不敢刊登，你們能發表嗎？胡平還說，文章比較長，可以全文刊登嗎？胡平要求，如果發表，希望不要刪節，要發就全文刊登。我深知發表這篇文章風險很大，想一想反正豁出去了，於是當即回復胡平，可以發表。《青年論壇》每期總共13萬字。我與胡平商量，能否分兩期發表，完全不作刪節。胡平很高興地同意了，於是我們在1986年7月號發表了《論言論自由》（上），2萬2千字，22個頁碼，用了小五號字體；1986年9月號發表了《論言論自由》（下），4萬字，53個頁碼，改用五號字體。用這麼多的篇幅發表一篇文章，《青年論壇》是唯一的一次。這也是《論言論自由》第一次用鉛字在正式出版物上刊出。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轟動，反響巨大。胡平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胡平《論言論自由》手稿

以下摘引《論言論自由》的部分文字：

本文旨在論證言論自由，這一工作具有某種別致之處。在完全沒有言論自由時，進行這種論證恐怕是不可能，然而，在完全實現了這一自由時，論證它似乎又成為不必要。這個特點常引起人們的誤解：以為言論自由問題是一個取決於當權者意志的問題。這種誤解導致了對於在理論上討論言論自由這一工作的忽視，其結果是完全窒息了言論自由這一原則的價值和活力，這種不幸的錯誤是如此之深，以致於當我們提出這個極為重要、極為敏感的課題時，很多人以為那是令人厭倦的老生常談，是無濟於事的書生空論。事實上，一個國家如果沒能實現言論自由，原因就在於那裡的人民對言論自由缺乏覺悟。因此，在健全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工作中，澄清言論自由的含義，闡明它的價值就成了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

什麼是言論自由？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統統包括。如果說言論自由僅止於以當權者意志許可範圍之內為限，那麼試問，古今中外，還有哪一個國家的言論是不“自由”的呢？這樣一來，我們神聖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條款，豈不成了最無聊的廢話？

        不管我們怎樣真誠地表示，我們要禁止的是那些真正反動的言論，然而我們實際上所禁止的，總是那些在當時當權者看來是反動的言論，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動言論。

        真正荒唐的言論無須乎防擴散，而那些倘不禁止就會征服人心的思想往往是正確的思想。

        它認為了解反面意見只會動搖正確的信仰，認為反動的思想比正確的思想更有力量，要純正必須無知，要正確必須愚昧，要堅定必須痴呆。這種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絕無共同之處，這是一種純粹的愚民政策。

        如果為了鞏固政權而犧牲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麼這種鞏固又有什麼合理性呢？

        如果一個政權宣誓要忠於人民，但是究竟誰算是“人民”，誰不算“人民”，又必須由這個政權自己來劃定，而它正是以別人是否擁護自己為標準，這不是一種赤裸裸的循環論證嗎？假使這套邏輯可以成立，天下就沒有一個不受“人民”擁護的政權了！

         這種邏輯的結果是：政權成了人民意志的人格承擔者，而真正組成人民的那無數個個人卻一個個成了無足輕重的東西，共性成了唯一的存在，個性卻成了不真實的東西。換言之政權成了人民，人民本身倒變得不一定是人民，只要他們的意見與政權不合的話，在一個“人民神聖” 的地方，人民是可能被判有罪的，其罪名就是人民反對人民。

        歷史一再證明，鎮壓言論，總是從那些被當時大多數真心真意地認為是反動的言論開刀，這樣，大多數人不僅意識不到這種剝奪的非法，反而會支持，去主動參與實現這種剝奪，沒有大多數人這種自動充當工具，這種剝奪本來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一旦人民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剝奪，就意味着自由原則被沖開了缺口。從此後，這種剝奪便會日甚一日，人們既把非法的刑罰加於他人，就使自己處於失去法律確保的可悲境地。 

         胡平文章的結語可以說是振聾發聵：

         我們的理想是：通過我們頑強不懈的努力，讓言論自由的原則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國紮下根來，我們的子孫後代，應該生活在這樣的土地上，他們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說、自由地寫作。那時，他們可能會奇怪：怎麼會有這種時代，單是說了幾句話就招來殺身之禍？

這篇文章在《青年論壇》甫一刊出，便一紙風行，被譽為“漢語思想的瑰寶”。寒山評價說：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在文化荒原一般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能有一種古典的優雅和從容，能從內涵豐富的歷史掌故中信手拈來最妥帖的譬喻，用簡練的語言把被扭曲的最基本的真實和被掩蓋的最樸素的真理帶回到我們的思想和生活中。因此，胡平的思想和寫作向人們顯示了一個真理：人類渴望自由的本性能夠穿透最嚴酷的思想專制和最嚴密的信息控制，體現在少數優秀人物的閱讀、思考和寫作中，使得即使專制野蠻如毛澤東時代也不能完全阻斷人類文明通過自由思想而實現的傳承。

         難能可貴的是，胡平對極權主義制度以及它在觀念上的形形色色的派生物的刻骨憎惡絲毫沒有妨害他對這個人性的產物所具有的充滿人性的理解，因此他的批判不但是尖銳辛辣、毫不妥協的，而且更是充滿洞察力的，從容不迫的，有時甚至是趣味盎然的。他的戲謔和嘲諷也因此而比許多聲色俱厲的批判和譴責更具有判決的力量，更具有歷史的生命力。正是這種力量和生命力，使得胡平的作品的意義超出了政論的範圍，成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本土資源中最具有原創性和根深葉茂的一部分，能夠匯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的那一部分。[1]

        很多人認為《論言論自由》的發表是我國理論界的一件大事，還有學者評價說:《論言論自由》一文可與18世紀歐洲啟蒙學者的重要著作相媲美，它是我國建國三十多年來研究“言論自由”問題的最高學術成果。文章在海外流傳很廣，還有英文版，在一些網站上可以搜索到。編輯部也收到不少讀者來信，告知讀完此文後受到的啟迪和心情的激動。1987年胡平留學並移居美國後，繼續寫作了很多精彩的篇章，有很多經典的句式：

       公民的第一權利是言論自由；公民的第一義務是自由言論。

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

有太多的人只願和自由偷情而不願和自由結婚。這就是為什麼自由在中國還沒安家的原因。

傳統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屠嬰。極權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避孕。

當極權統治存在時，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可能垮台？當極權統治垮台後，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還能存在？

胡平出生於1947年，四川人，“文化大革命”中下鄉當過知青。在極左路線猖獗的時代他就開始思考言論自由的問題，並於1975年完成《論言論自由》的初稿。在那個時代一個年輕人能夠寫出這樣深刻的文章，十分罕見。文革結束後他以一個高中畢業的學歷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可見思想、才華之超群。在北大讀書期間，他參加了海淀區人大代表競選，《論言論自由》是他競選演說的主要內容，由於觀點精闢邏輯嚴密，他贏得了競選，當選為人大代表。但由此也給他帶來了麻煩，畢業後很多單位都不敢接收這個“思想異端分子”。後來被北京出版社錄用，工作一段時間後，又調入了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1975年《論言論自由》完成初稿後，先後修改了五稿，胡平也聯繫過幾家雜誌，但始終沒有人敢發表，直到1986年才在《青年論壇》全文刊出。

胡平在一篇文章中寫過《論言論自由》的曲折歷經：

本文第一稿寫於 1975 年 7 月，1979 年 2 月成第四稿，發表在當時北京的一家民辦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於 1980 年初，在 1980 年11 月北京大學競選期間曾抄成大字報張貼並以油印形式作為競選文件而廣泛流傳於北京大學；該油印本輾轉傳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後來的《九十年代》）在 1981 年第3、4、5、6 期連載。1986 年，這篇文章第一次以鉛印形式在大陸公諸於世，登在武漢的《青年論壇》1986 年 7 月號和 9 月號上。其後，北京的三聯、廣州的花城和湖南出版社都打算出單行本，但因反自由化運動興起而胎死腹中。1987 年我赴美留學，該文又在《中國之春》雜誌連載。我在 1988 年出版的《給我一個支點》（台北，聯經）將《論言論自由》全文收錄。1990 年出版的《開拓──北大學運文選》（香港，田園書屋）里有該文的節錄本。現在的這個電子文本是由一位在北京的朋友 P 君根據《青年論壇》版本打出，其中的缺漏部分由紐約的一位朋友 L 君補充。

1986年9月5日，載有《論言論自由》（下）的《青年論壇》（9月號）出版當日，《青年論壇》北京記者站在京組織召開了“《論言論自由》座談會”，首都40多位知名學者出席了會議，與會者高度評價了這篇文章，認為是當代中國思想史上一大奇蹟。胡平在《青年論壇》上還發表了另一篇文章《道德問題隨感錄》，同樣也是簡練犀利、徵引古今、從容落筆，極富邏輯性和衝擊力。1987年，美國哈佛大學邀請胡平去攻讀博士學位。胡平現居紐約。

        《青年論壇》上其他一些關於自由的文章，分別從學術、思想、文學、新聞、實踐諸方面做了論述，都各有精彩，奠定了刊物高舉自由旗幟的總體基調。

[1] 寒山：《漢語思想的瑰寶》，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3016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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