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口述與文章摘錄》讀稿筆記之四 3. 中國傳統文化中既無民主也無科學 3.1 問題的提出 馮世則說“偉大的五四運動熱烈歡迎德賽二先生，於今七十餘年矣。認真想想，科學我以為我們一直是有的，包括傳統時期在內，雖然不如西方發達（若不，李約瑟的那部巨著從何寫起？）” 看後，我不禁大吃一驚，為什麼五四先賢接着前人幾十年的探索才發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缺陷，經他“認真想想”就輕易地推翻了一個。馮世則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電話給他，告訴他錯了。他不但從善如流，而且要我寫一篇文章來糾正他的誤斷，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 3.2 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科學 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所謂“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蘇美爾文化，一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馮世則提到李約瑟寫的大書《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以為他“認真想想”的“根據”，其實二十多年前“文革”尚未結束時，我分明在《參考消息》上讀到李約瑟寫的幾近一版的文章，盛讚中國歷史上的技術發明（記得那篇文章特別提到了中國人發明了馬鐙，使人與馬聯為一體，對文明有偉大意義），但是他的總結論是中國歷史上“有技術而無科學”。 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一，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一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 3.3 中國歷史上有技術而無科學 在歐幾里得發明推理嚴密的幾何學之時，中國還只有占卜之書的《易經》，然而現在它卻被推為科學之祖的“元典”了。數學在中國當然也是自古就有的，舉一個例子來說罷，每一個木匠，要做一張圓桌，都懂得“徑一周三”。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這也是我們大肆宣傳的。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算學”在中國歷來被認為是“絕學”，也就是沒法傳承的學問，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過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傳之秘”，或更進而發揚光大一下，然後又成“絕學”。如此反反覆覆，並無可以形諸文字的傳承體系，如我們今天從小學到大學學的從西洋學來的一套數學教科書，也完全不能同中國自己的“文史之學”相比。而這些我們今天承認之為“天才”的人，在歷朝歷代的聖君賢相、文人學士的眼中是根本沒有地位的，他們不過是“方伎”或“術數”而已。 解放以後才被樹立起來的漢代大發明家張衡，我幾十年前讀中學的時候只知道他是文學家，作過張衡四愁，與梁鴻五噫並稱。崔伯玉撰張衡碑云：“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評價不可謂不高，不過後人評論卻說：“人之思慮，必極淵微，方可通神明，體天地而類萬物，否則不能契理於《易》，何有哉。”這只能叫人倒抽一口冷氣。 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分不清中國人的發明原來大多是技術而很少是科學。中國歷史上有四大發明，近世以來方為世人，尤其是中國人所艷稱。剛剛逝世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更孜孜兀兀為我們中國人發現了許許多多領先於世界其他各國的發明，大長中國人的志氣。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分不清中國人的發明原來大多是技術而很少是科學。 3.4 清末以後的先賢懂得科學和技術的區別 清末的先賢如梁啓超、嚴復，是懂得這一點的，五四的先賢如陳獨秀、胡適是懂得這一點的。後者所以要大聲疾呼擁護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就是因為中國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並沒有這兩樣寶貝。 一九一一年，梁啓超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學與術》，其中寫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互關係，凡百皆準此。”嚴復在《原富》一書的按語中寫道：“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兩位先生所說的學就是科學，術就是技術。他們舌敝唇焦都想把這兩個判然有別的概念引進中國，開導中國人民，沒有知道中國人並不領情，“學術”一詞，此前幾千年始終分不清，此後八十年也還是分不清。 3.5 “科學”與“技術”不能混同 中國還發明了“科技”一詞，到處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學”與“技術”而一之，實際上則是混同“科學”與“技術”而不分。這樣的混同，害處是極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學觀念輸入不了，真正的科學也就上不去。尤其是近二三十年，兩彈都上了天，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電腦與大哥大隨處可見，中國儼然是“科技大國”了，卻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國”絕非“科學大國”。 最近看到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近數百年我國科學落後於西方的原因》。其中說： 很不幸的，我們在現代創用了“科技”這個名詞，代表“科學”與“技術”兩個（不是一個）觀念。……我們的探索如動機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無邊的領域，由一些構想出發，按邏輯，繼續不斷地推行，這是“科學”探索的要義。如有具體的問題，作有具體目標的探索，我們稱之為“技術性的研究”。這樣粗淺的說法，並未能將“科學”和“技術”精確的鑑別；實際上，二者亦非完全劃分的。……以三十年代核子物理的實驗和理論探索，乃純學術性（科學）的研究。四十年代初原子彈的研究發展，乃進入“技術性”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核能發電發展，乃技術工程。每階段的研究，所需智力，無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標，是為求知或為求實果，和探索的方法，則不同。 吳先生把中國人發明“科技”這個名詞認為是“很不幸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 我請教了可稱“日本通”的朋友，問他們在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有沒有“科技”這個詞，答覆是“沒有”，只有“科學”與“技術”兩個詞。只不知道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韓國、越南、新加坡有沒有“科技”這個詞兒。吳大猷先生也讀過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注意：這部書的中文譯名是《中國科技史》）但是他讀完後的感想卻與我們大多數人讀過以後“愛國主義油然而生”不同，而是“微感不安”。“蓋這些比較，或使一些國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據，以為我民族的科技上長期超先於西方，只是近數百年落後於西方而已。”他還指出：“李氏乃一優秀的科學家，他書中未指出我國輸至西方者系‘科技’，而用的是‘技術’二字。” 3.6 中國學術基於“應然”而不是“實然” 吳先生接着再講科學與技術之不同。他所沒有說的是：中國學術從發軔之始起講的就是“求善之學”，一切都從“應然”出發，又歸結於“應然”，“實然”是不大考慮的；西方學術是“求真之學”，一切都從“實然”出發，又驗證於“實然”。西方學術的原動力是所謂“求知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而中國學術的最高境界，從孔子所謂“堯舜其猶病諸”的“修己安人之道”，到宋儒所謂“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無一毫人慾之私”，都根本與“求知”不相干的。 就以吳老先生提到了“求真理”三個字而論，他為什麼要在這三個字上加上引號？原來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沒有“真理”這個詞的，是經過佛教從印度引入中國的。西學東漸以後，又以之來翻譯英文truth這個字，其原義實與“事實”或“真相”無別，可以說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詞兒，而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把它看成是一個有崇高價值的詞兒，從小學起，就要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隨時準備為“真理”而獻身。在對“真理”的認識上，中國與西方實在是天差地遠。 吳老先生在他那篇短文的最後一個註解中說“……內戰與抗戰頻仍，國人之認識‘科學’與‘技術’之分別可謂始自五十，甚至六十年代。”台灣的情況，我不了解，但是大陸的情況，似乎還有些不同。吳老先生是一位物理學家，不是治學術史的。事實上，在中國，從我們上面引據的梁啓超與嚴復的話可以明白，本世紀初就已經有思想界的領袖人物分清什麼是科學，什麼是技術了。不但如此，稍後於他們的國學大師、“古董先生”如王國維、陳寅恪就一直慨嘆於“中國人太講實用而無理論”。大概當時的中國學者國學根底深厚，對其缺陷體會深刻，而對西學則又特具新鮮的敏感，不料“五四”以後不到八十年，也輸入了不少科學技術，人們就漸漸習以為常反而失去了當初曾有的正確的觀察、深刻的體會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兩彈都上了天，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電腦與大哥大隨處可見，中國儼然是“科技大國”了，卻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國”絕非“科學大國”。我的印象是，在本世紀初，國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的科學與技術，到本世紀末反而又模糊起來了。博學明辨如馮世則同志亦有此誤解，也是一個例證。 一九九九年就是“五四”八十周年了。撫今追昔，我們所愧對五四先賢的是，我們在民主和科學兩方面都沒有達到他們對我們的期望。但是，我們也不必因此而有自卑心理。因為雖然希臘文化在古代有其不可企及的輝煌，但繼承和發揚之者原來都是在文化上本來無甚根底的野蠻人，即構成今日所謂西洋人的主體的日爾曼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中國人要趕超西方並沒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何況我們今天已有了一些科學的積累，所需要的只是徹底的覺悟與全民的共識。“知恥近乎勇”，最怕的是因無知而來的“自傲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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