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國著名的體制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便參與組織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運動，畢業後加入新華日報，後長期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多次作為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和外交出訪活動。1957年，他因為倡導"大民主"被"欽定"為右派。改革開放後，他先後陪同鄧⼩平、趙紫陽訪美，並受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長。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學生運動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職務，開始提筆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紀念，原因不僅僅是他幾起幾伏的為官經歷，更重要的是他離職之後奮筆疾書寫出的幾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極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現代知識分⼦。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間，李慎之厚積薄發，提筆作槍，為自由正名、為民主搖旗、為啟蒙吶喊，書寫了他一生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

《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的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檔案中的自傳、檢討，以及他⼈根據李慎之的自述整

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寫的文章和書信，或者源自他人對李慎之採訪的文字記錄。因此，本書可以說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傳。

《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壹嘉2024年9月版，亞馬遜等各網絡書店，

華盛頓DC季風書店有售

       本文節選自壹嘉新書《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第21章“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的第1.10節。

計劃經濟是對專制主義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礎。用最簡單明白的話講，就是計劃經濟只有一個老闆，即國家。沒有國家的恩賜，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飯票。所以現在有人質疑二十世紀下半期的中國人普遍地軟弱、奴性，沒人格以至無恥，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深責的，因為任何人膽敢不服從，就得面臨沒有飯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番道理在中國改行市場經濟以後漸漸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國人迄今還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甚至拒絕懺悔，這才是中國的恥辱。

專制主義還容易受到十九世紀以來因為遭到外國侵略而義憤填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支持。正好一百年前如狂飆突起的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專制的啟蒙運動，不過它確實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開頭的。以後的幾十年有“救亡壓倒啟蒙”之說，也並非無稽之談。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它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強自己的統治。一句“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立刻可以使聽眾百脈僨張，滿座若狂。中國人民歷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歷來不講究專制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主義的又一個強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什麼“個人主義”的觀念，就同根本沒有“自由”與“人權”的觀念一樣。雖然戰國時候有個“楊朱為我”，但是其思想從未發育成一種有效的政治、倫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把他同墨子一起斥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罵倒了。“大公無私”，“為集體而犧牲個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閃念”，好像誰都認為是高尚的道德行為。“識大體，顧大局”更是被認為是高貴的情操，然而就在這種情操之中，人人都變成了奴隸。

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受到中國的傳統哲學的支持。中國專制主義不但是由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如董仲舒、韓愈、朱熹、曾國藩所提倡、甚至鑄造的，它還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陰陽家和讖緯學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釋氏的消極的支持。近百年來被認為代表下層人民利益、許多老共產黨員（包括少年時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樣是十足的專制主義者，主張“天子之所是是之，天子之所非非之”。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麼樣也逃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事情才會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無不失了顏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為民做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 by law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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