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廣陽戰鬥中的四名日軍俘虜

6.5.1.日軍俘虜報導諸相

1938年11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的廣陽附近戰鬥中（八路軍廣陽大捷，自稱殲敵千餘名），一舉擊斃了日軍102名，並第一次捉到了活的俘虜，成為了一個轟動一時的大事件。

八路軍總部，一周前10月25日，剛下達過《關於對日軍俘虜政策的命令》，制定了四條規定。

一、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

二、對於自動過來者，務須確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

四、願歸故鄉者，應給路費。[1]

首次捕獲日軍俘虜後，不僅八路軍內部的宣傳機關，在外媒體等也紛紛前來取材，報導。從現有的各種記錄中，可以確認俘虜共有4名。當時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幹事張香山（敵工擔當，後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在《同俘虜在一起》的文章中寫到：

這兩個俘虜是11 月7 日〈4日之訛〉在昔陽縣廣陽戰鬥中被俘的。 當時還有兩個沒有負傷的俘虜，由同我們共同作戰的兄弟部隊一一五師帶走了。負傷的這兩個俘虜就交給我們一二九師擔架隊抬到野戰醫院去[2]。

兩名負傷者留給了一二九師處理，兩名健康的被一一五師帶走，這就是廣陽戰鬥後四名俘虜的下落。陳賡旅長在日記中描寫為 “幾個戴紅邊帽、着黃呢軍服的日本俘虜兵”。黃呢軍服，肯定不真，但紅邊帽（赤帽）正是負責運輸的輜重兵特務兵的裝備特徵。運輸業多以紅色帽為行業標誌。至今在日本搞運輸的公司中，還有一個老公司冠名“赤帽”。參加廣陽戰鬥的第二十師團輜重兵聯隊原正夫的文章中曾提到過特務兵的裝備特徵，稱“只有紅色軍帽（沒有戰鬥帽和鋼盔），防毒面具，佩劍（步槍用刺刀），背包。”

圖表6-6 1938.1.30《新華日報》的俘虜報導

因為是初次捕獲的日軍俘虜，包括老百姓，各層次的人士都十分關心。一二九師陳賡旅長，劉伯承師長等都先後接見過這兩名俘虜。有留學經驗，擔任敵工工作的張香山，更深入與俘虜同起居，寫了很詳細的調查筆記。媒體的報導更火熱，幾乎記錄了俘虜的全部對話內容和生活細節。報導對此也不惜篇幅，不僅成章，更有成書者[3]。起先，顧慮俘虜將來的人身安全，實施的是匿名報導，如張香山1938年1月4日刊載於漢口《大公報》的《俘虜教養記》。但俘虜被移送到延安後[4]，便肆無忌憚將俘虜口供的一切個人情報在媒體公開。最初公開的似乎是共產黨系的《新華日報》1月30日的《兩個俘虜的自白》，稿件來自中央社。該報剛剛開張（1月11日創刊），可能想放出幾個驚人的衛星，火箭。這樣就使俘虜們除留在延安外無處可歸了。

圖表6-7 4張天虛 《兩個俘虜》（戰地生活叢刊，38.2.5）。將兩個俘虜寫成一部小冊子，但多數無用的分析，宣傳，並沒有什麼更多的基礎情報。

如同現在的革命教育一樣，四個俘虜很快被共產黨的教育洗腦，感化，甚至主動提出想讀日文版馬列著作。並無掩蓋地為八路軍提供了一切個人所掌握的情報，因為只是管牽馬運貨的輜重兵特務兵，所以口供不會排上什麼實際用場。儘管如此，從對外宣傳的角度，八路軍也還是給予其以相當的禮遇。吃小灶，拿津貼，並能在朱德總司令之後，在大眾面前登台“講演”[5]。

現在可知道被一一五師帶走的兩名叫松井四郎，佐伯小二郎。被一二九師帶走兩名傷員，一名叫新居芳雄，另一名姓三浦（假名）。

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參謀長陳士榘，在回憶錄中提到過一名叫加藤幸夫的俘虜，曾與其交談，稱師第二十師團輜重兵[6]。但第二十師團關聯的戰史記錄，戰死傷記錄中都未有此人存在，所以不會是4人之外的俘虜，定是對一一五師帶走的松井，佐伯中兩人中一人的錯誤記憶，從連俘虜數量都被忘記的杜撰內容看，很可能是寫回憶錄時信口胡編的人名。

下面是各種報導中出現的俘虜個人情報。

新居芳雄， 26歲

“新居是個二十六歲青年， X X 縣人，是東海道上的鐵路工人。… 去年7 月底，他接到了徵兵紅紙…經過短期軍事訓練，被編入輜重部隊搭船到朝鮮釜山，再經朝鮮和我國東北，抵達華北戰地，隨步兵進入山西娘子關。 在昔陽縣廣陽戰鬥中，腿上中彈倒在高粱地里，當戰鬥結束我們打掃戰場時，發現了他，他已手無武器，被我戰士們捉住，交給擔架隊抬往前線衛生隊”。

三浦某〈假名）35歲

“另一個俘虜姓三浦，是個三十五歲的壯年，因體質不強，顯得像四十來歲，所以被征入輜重部隊，當拉馬的二等兵。他已結過婚，有家小，不像新居那樣健談。他的手指頭短而粗，這是因為他是XX 市電車庫裡的熟練工人，收入較好，一個月有七十五元工資，當二等兵只能領每月五元五角的軍餉。他隨部隊從河北進入太行山，道路崎嶇難行，高大的馬匹不宜於登羊腸小道，感到十分疲累和痛苦。在廣陽被俘時，腕上受了輕傷，馬被打死了。他逃跑時同本隊跑散，跑到一個村邊，見裡面沒有日軍，感到恐慌絕望，準備自殺，恰巧這時被追上來的我軍戰士捉住，送交衛生隊[7]。

松井四郎 23歲

神戶西宮人，西宮蓄音器場工人。師範學校畢業，輜重兵特務兵（舒群《西線隨征記》46頁）。一說中學畢業，父母在師範學校教書（《兩個俘虜》14頁）。

佐伯小二郎 30歲

大阪人，家住天王寺六萬體町29號，家有父母，妻子和兩個孩子，後備役兵[8]。“在東京一小學前開文具店，家庭也還小康”。“普通的商業學校畢業，在東京一個書店做店員”[9]。

以上為綜合內容。對俘虜曾有各種採訪，由於語言不通，翻譯錯誤，各報導的內容也有出入。日軍方面，由於負有國家法律義務（徵兵法），對戰死，失蹤人員情報掌握的十分詳細，準確，當然對這幾位“失蹤者”也會有記錄。筆者在接觸到俘虜個人情報前，曾按各種記錄歸納出廣陽戰鬥中死亡的32名輜重兵的名單，寫此文時回頭一查，果然見4名中有3名出現在戰死者名單裡。誠實者，都在冊無疑。唯獨不吐露真名的“三浦某”沒有出現。推測“三浦某”也是此名單中某一位的假稱。

1938年6月23日，政府《官報》（第3440號）《戰地其他死亡者》欄中，和同部隊其他死亡者一起，公布了者三名俘虜“戰死”的消息。儘管半年前俘虜的實名消息已經在大陸中文媒體公開報導。在日本公布戰死消息到底是疏忽,還是故意不明。

以下是日軍公布的戰死情報內容：

新居芳雄 〈第二十輜重兵聯隊〉兵庫縣三原郡倭文村 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兵特務兵一等兵〈被捕時二等兵，死亡後晉升〉（括號內為筆者添筆）

松井四郎 〈第二十輜重兵聯隊〉兵庫縣冰上郡生鄉村 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兵特務兵一等兵〈被捕時二等兵〉

佐伯小二郎 〈第四師團第四運輸監視隊〉大阪市住吉區山坂町 後備役輜重兵上等兵〈被捕時一等兵〉

新居芳雄和松井四郎，都是補充兵役，即沒有入伍經歷的輜重兵特務兵，不會有武器，也沒接受過軍事訓練。但佐伯小二郎是後備役輜重兵一等兵，有過入伍經歷，推測能分有一支馬槍。 也許之後，日軍察覺到此俘虜事件的真相，在最終匯總公布的《靖國神社合祀名單》中，將三人從戰死者名單中剔除。

1938年1月30日，最先公布俘虜實名情報的《新華日報》《兩個俘虜的自白》（紹龍），透露出記者對俘虜“自白”內容的不信感。

一位名松井四郎，有老母，哥哥，姐姐，妻子，是留聲機廠工人。另一名叫佐伯小二郎 “有妻子，還有兩個男孩，在東京一小學校前開文具商店，家境也還小康” 。問起部隊所屬，回答“都在第二十師團第二十聯隊，分別擔任食糧彈藥搬運”。

記者在此處插筆寫到

 “這是不是他們預定的答話，很難斷定，由他二人的外表觀察，很不像是一個輜重兵”。“你們在什麼地方被俘虜？” 答“山西省昔陽縣西，松塔鎮東方，馬道村西方” 。

記者又寫到，“地形的熟悉，使人驚訝” 。

俘虜的家境之好，智商之高，所報地位之低賤，使記者很自然地產生了對“自白口供”的疑問。運貨牽馬的“苦力”，在國人眼中是最下等的士兵，可居然受過良好的教養（有一名師範學校，一名商業學校等畢業），遠遠超出了普通農民義務教育（小學）水準。這種疑惑，實際上正是日軍輜重兵部隊的現實特徵。

平型關大捷在小寨村死亡的百餘名輜重兵特務兵中，有兩名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一名是兵站自動車第二中隊的輜重兵特務兵稲垣隆（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畢業）[10]，一名為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的大行李隊員（輜重兵特務兵），“早大文科首席”畢業的岡崎確[11]。廣陽戰鬥中死亡的輜重兵中，不僅有數名高等學校（高中，專門學校）以上的高學歷者，更有一名輜重兵准尉逸見重治，是東京帝大經濟學部1931年畢業的高材生，在大阪儲蓄銀行就職。其父更赫赫有名，是原日本銀行的計算局長[12]。

圖表6-8 1937.11.15《朝日新聞》關於逸見重治的報導

輜重兵特務兵又稱“輜重輸卒”，的確是日軍中最低等的兵種。1938年以前，是制度上永遠也不能升級的萬年二等兵。月薪僅僅6元〈俘虜稱5.5元〉。相當於聯隊長收入的1/80。平時備受歧視，但戰時卻是一個作戰中不可缺乏的重要存在。

據《輜重兵史》中村肇文章中談，是平型關戰役中輜重兵部隊的勞苦，犧牲〈指共產黨平型關大捷〉，觸動了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在其升任陸軍大臣後，下令改善了特務兵的待遇，使其有了晉升一級的可能[13]。即特務兵一等兵〈月薪9元）的出現。當時，中村肇為第四兵站自動車本部長，老爺廟伏擊戰中第六兵站新莊淳中佐戰死，自動車兩中隊喪失戰鬥力後，中村肇的部隊被配屬給第五師團，接替運輸任務。

其實，這些入伍前有工作職位的補充兵役，後備兵役的特務兵，徵兵前收入要遠遠超出軍薪的6元。被八路軍稱為“鐵路工人兄弟”〈小車站長〉的新居芳雄，收入55元[14]，技術工山浦某〈假名〉，也自稱有75元月收入，推測東大畢業的銀行員逸見重治，至少能收入200元以上。這些受過高水平教育的特務兵，誰也不會想在軍隊中立功出世，目的僅僅是快混完兩年兵役的人身拘束後回國復職。其高等智商，教給他們的方法只是不上前線打仗，躲在後方。這樣，輜重兵特務兵就成為了一個絕好的隱身場所。只要思想表現不好，反應遲鈍，行動笨拙都有可能被發配到特務兵部隊，從事苦力勞動。可惜的是這種高智商的小聰明，終於沒有戰勝八路軍“專打輜重兵，後勤部隊”的大智慧。可以說，輜重兵的天敵，正是八路軍，共產黨。

6.5.2. “三浦某” 的實名考證

廣陽戰鬥八路軍的4名俘虜中，有一名沒有吐露真名，自稱“三浦某”。但《官報》戰死者名單中並不見此人存在。可肯定是其中某一位真名者的化名。以下對其真名進行追蹤考證。

一直不肯泄露真名的“三浦某”，到底是哪一位？三浦某，是八路軍一二九師帶走的兩名負傷兵之一。根據一二九師敵工幹事張香山描述，特徵為“三十五歲的壯年，因體質不強，顯得像四十來歲”，“被征入輜重部隊，當拉馬的二等兵”。“已結過婚，有家小”，“是XX 市電車庫裡的熟練工人，收入較好，一個月有七十五元工資”。

這裡，35歲，輜重兵特務二等兵，XX 市電車庫裡的熟練工人，都是是判斷的重要線索。現在可知道廣陽戰鬥中日軍總損失為死亡102名，被俘4名。其中11月4日的死亡，按《官報》戰地其他死亡者名單，各部隊合計96名，其中包括4名失蹤者。即96名中，應有一名是“失蹤者”的三浦某。怎樣去考察，辨明其存在？筆者採用了證據排除法。具體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進行。

第一步，先排除96名中，步兵，衛生兵等非輜重兵部隊的死亡者。結果可聚焦到以下32名。其中包括第二十輜重兵聯隊28名，第四師團第四運輸監視隊4名。都是輜重兵部隊所屬。

圖表6-9 《官報》戰死者名單中廣陽戰鬥中輜重兵部隊的全部32名。其中8名存疑者靖國神社合祀名單未採錄。其中包括3名俘虜。4名俘虜為第10,19,24.25. 廣陽戰鬥中死亡，失蹤的輜重兵名單。未被靖國神社合祀名單採錄的有八名

第二步，繼續排除被靖國神社合祀名單採錄者。即排除有確實證據的死亡者。未被列入合祀名單的，可認為是存疑者。對存疑者，日軍內部需要繼續調查，佐證，時間會拖延很長。確認期間，靖國神社的合祀名單是不會採錄的。若對比《官報》戰地其他死亡者名單中出現，而靖國神社沒採錄的名單，可見結果有如下八名（在上表中標為灰白色）。

井高三郎，20T 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兵庫縣津名郡人

安田豐一，20T 後備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長崎縣長崎市人

外村藏二，20T 預備役陸軍火工軍曹，滋賀縣神崎郡人

大野秀重，20T 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大阪市東淀區人

新居芳雄，20T 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兵庫縣三原郡人

松井四郎，20T 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兵庫縣冰上郡人

石原彌太郎，20T 後備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大阪市此花區人

古谷一雄 20T 預備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

在此要注意，採錄者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確，比如第四師團第四運輸監視隊的俘虜佐伯小二郎，並沒有被察覺已成為俘虜，而是作為戰死者進入靖國神社合祀名單[15]。

第三步，排除有實名，已被確定的兩名俘虜新居芳雄，松井四郎，結果剩六名存疑者。

第四步，排除之後被《支那事變忠勇錄》採錄的有事實證據的死亡者井高三郎，安田豐一兩名（參照上表），結果還剩外村藏二，大野秀重，石原彌太郎，古谷一雄 四名存疑者。

第五步，繼續排除其中兩名“預備役”特務兵。即予備役陸軍火工軍曹外村藏三，和予備役陸軍輜重兵特務一等兵古谷一雄。預備役，是年齡的判斷基準之一。按徵兵法規定，為22-27歲間的兵役，即年齡不夠30歲，與“三浦某”的年齡特徵（35歲）不符。

篩選結果，最後還剩下兩名，即第一補充兵役陸軍輜重兵特務二等兵大野秀重（大阪市西淀川區），和後備役陸軍輜重兵特務二等兵石原彌太郎（大阪市此花區）。其中應有一名是三浦某的正體。

到底是哪位？ 判斷方法為檢證年齡與兵役種類的關係。兩者都為輜重兵特務二等兵，不同處在兵役種類。即大野為“第一補充兵役”，而石原為“後備役”。可知道三浦某的特徵是35歲。到底哪種兵役和35歲有關？ 1927年的兵役法（昭和2年4月1日法律第47號）規定，“陸軍現役為2年。現役終了後，預備役5年另4個月，常備役修了後，後備兵役10年（共17年另4個月）”。關於補充兵役規定“第一補充兵役為12年另4個月” （1939年兵役法改正後17年4個月）。

即後備役指常備役修了後十年間，27-37歲的兵役種類，而第一補充兵役指入伍前沒有應招經歷（未指名者）的，20-32歲（12年間另4個月）的兵役。從兵役種類判斷，第一補充兵役的大野秀重，年齡最大也應在32歲以下。而後備役的石原彌太郎，年齡可能在27-37歲之間。參考上面出示的戰死者名單1-19例，有筆者從各種資料中判定的死亡者確實年齡。其中第一補充兵役者8名，年齡全部為22-25歲之間。而後備役者8名，年齡都為30-35歲之間。

如此，若排除第一補充兵役大野秀重的可能性，最終判斷結果可一目了然。即第二十輜重兵聯隊“後備役陸軍輜重特務二等兵石原彌太郎”，是“三浦某”的實名。官報記錄 石原彌太郎的住所為“大阪市此花區上福島北一丁目百十六番”，和本人供述的“大阪市此花區”也一致[16]。應召前石原是大阪市電車庫裡的熟練工人。此人最終下落如何？繼續查官報記錄，可發現此人由於假報了姓名，被俘虜之件並沒有被泄露，除作為戰死者晉升一級外（輜重兵特務兵一等兵），其父石原義明還為其領到1400日元的一次性賜金（撫恤金）[17]。1940年10月12日的論功行賞中，獲功7級旭8等金鵄勲章、付年金150元[18]。

另一名可追蹤下落的是新居芳雄(1916-1974)，兵庫縣三原郡（淡路島）人。軍履歷記錄，“1937年5月8日入大阪金岡輜重隊(輜重兵第四聯隊)、事變後編入鯉登部隊（20D步77）的馱馬輜重隊赴華作戰”。

1937年11月天長節?正為11月4日?，…部隊行進到山西省胡豐村的地溝時，部隊前方，及地溝稜線出現八路軍伏擊的大部隊，我部被圍，受到集中攻擊。氏在沒有藏身之處的谷底，冒着敵彈雨應戰，部隊出現80餘名戰死者。激戰中氏受貫通槍創下腿脛骨折斷重傷。醒來時已躺在八路軍南下的擔架上，並得到其處置，治療。1938年4月中旬，所在中共軍的衛生隊受到日軍奇襲後支離破碎，氏與同僚5名趁機脫出，拖着未治癒的傷退，向津浦線?正為平漢線?新鄉站附近的日軍陣地投歸，被收容。此時日本的家中，已得到氏於去年1月3日壯烈戰死的通報，並在家鄉倭文村舉行了葬禮。

收容後，氏在各地陸軍病院輾轉治療後被後送回國，1938年11月最後經大阪金岡陸軍病院處置固定患部後退役。退役後在家鄉倭文村役所奉職，町村合併後經三原町役所職員後退休。1974年4月初，因外傷引起的破傷風，治療無效永眠。死因是軍隊負傷時的破傷風血清注射引發的血清失效[19]。

此文章寫在其去世後，並不是本人執筆，所以基本情報面錯誤頗多。但可以確定的有幾點，1.氏被八路軍救助，並得到醫護。2.之後戰鬥中和其他五人一起脫出歸隊。3.日軍方面並未追究，懲罰其被俘後行為的責任。4.退役後的工作(地方公務員)也沒有受到影響，5.氏因傷致殘，最後成為反戰人士。

[1] 《第八路軍總指揮部關於對日軍俘虜政策的命令》《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82頁。

[2] 張香山《回首東瀛》中共黨史出版社 , 2000.11（此文原載1938年1月4.5日 漢口《大公報》，名《俘虜教養記》，內容除基本情報外，並不一樣，原文並沒有提及俘虜姓名）68頁-75頁。

[3] 張天虛《兩個俘虜》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3月。

[4] 記者羅平在《日本俘虜訪問記》最後，提到訪問後第三天，兩名俘虜“被護送到延安去訓練了”（尹諾編《日本兵的自白》漢口大眾出版社，1938年，11頁）。

[5] 張天虛《兩個俘虜》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3月，55頁。

[6]《八路軍回憶史料：1》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273頁。

[7] 前出張香山《同日軍俘虜在-起》68頁以下。

[8] 舒群 《西線隨征記》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6月9日，45-52頁。

[9] 《日本兵的自白》漢口大眾出版社，1938年3月，4頁，6頁。

[10] 『東京朝日新聞』1937年10月7日夕刊。

[11] 『松陽新報』1937年10月15日。

[12] 『朝日新聞』1937年11月15日。

[13] 『輜重兵史』沿革篇，輜重兵會，1979，454頁。

[14] 焦敏之《西線上的敵軍俘虜》《新華日報》1938年2月19日。

[15] 《官報》3818號，1939年9月，881頁。

[16] 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38年06月23日 ,昭和13年，879頁（18/50）.

[17] 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39年04月17日,昭和14年.699頁（8/17）.

[18] 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40年10月12日,昭和15年.37頁（37/51）.

[19 ] 『平和望みて : 國際障害者年記念誌』,三原郡傷痍軍人會,1981.4.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