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广阳战斗中的四名日军俘虏

6.5.1.日军俘虏报导诸相

1938年11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广阳附近战斗中（八路军广阳大捷，自称歼敌千余名），一举击毙了日军102名，并第一次捉到了活的俘虏，成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八路军总部，一周前10月25日，刚下达过《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制定了四条规定。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1]

首次捕获日军俘虏后，不仅八路军内部的宣传机关，在外媒体等也纷纷前来取材，报导。从现有的各种记录中，可以确认俘虏共有4名。当时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干事张香山（敌工担当，后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在《同俘虏在一起》的文章中写到：

这两个俘虏是11 月7 日〈4日之讹〉在昔阳县广阳战斗中被俘的。 当时还有两个没有负伤的俘虏，由同我们共同作战的兄弟部队一一五师带走了。负伤的这两个俘虏就交给我们一二九师担架队抬到野战医院去[2]。

两名负伤者留给了一二九师处理，两名健康的被一一五师带走，这就是广阳战斗后四名俘虏的下落。陈赓旅长在日记中描写为 “几个戴红边帽、着黄呢军服的日本俘虏兵”。黄呢军服，肯定不真，但红边帽（赤帽）正是负责运输的辎重兵特务兵的装备特征。运输业多以红色帽为行业标志。至今在日本搞运输的公司中，还有一个老公司冠名“赤帽”。参加广阳战斗的第二十师团辎重兵联队原正夫的文章中曾提到过特务兵的装备特征，称“只有红色军帽（没有战斗帽和钢盔），防毒面具，佩剑（步枪用刺刀），背包。”

图表6-6 1938.1.30《新华日报》的俘虏报导

因为是初次捕获的日军俘虏，包括老百姓，各层次的人士都十分关心。一二九师陈赓旅长，刘伯承师长等都先后接见过这两名俘虏。有留学经验，担任敌工工作的张香山，更深入与俘虏同起居，写了很详细的调查笔记。媒体的报导更火热，几乎记录了俘虏的全部对话内容和生活细节。报导对此也不惜篇幅，不仅成章，更有成书者[3]。起先，顾虑俘虏将来的人身安全，实施的是匿名报导，如张香山1938年1月4日刊载于汉口《大公报》的《俘虏教养记》。但俘虏被移送到延安后[4]，便肆无忌惮将俘虏口供的一切个人情报在媒体公开。最初公开的似乎是共产党系的《新华日报》1月30日的《两个俘虏的自白》，稿件来自中央社。该报刚刚开张（1月11日创刊），可能想放出几个惊人的卫星，火箭。这样就使俘虏们除留在延安外无处可归了。

图表6-7 4张天虚 《两个俘虏》（战地生活丛刊，38.2.5）。将两个俘虏写成一部小册子，但多数无用的分析，宣传，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基础情报。

如同现在的革命教育一样，四个俘虏很快被共产党的教育洗脑，感化，甚至主动提出想读日文版马列著作。并无掩盖地为八路军提供了一切个人所掌握的情报，因为只是管牵马运货的辎重兵特务兵，所以口供不会排上什么实际用场。尽管如此，从对外宣传的角度，八路军也还是给予其以相当的礼遇。吃小灶，拿津贴，并能在朱德总司令之后，在大众面前登台“讲演”[5]。

现在可知道被一一五师带走的两名叫松井四郎，佐伯小二郎。被一二九师带走两名伤员，一名叫新居芳雄，另一名姓三浦（假名）。

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一名叫加藤幸夫的俘虏，曾与其交谈，称师第二十师团辎重兵[6]。但第二十师团关联的战史记录，战死伤记录中都未有此人存在，所以不会是4人之外的俘虏，定是对一一五师带走的松井，佐伯中两人中一人的错误记忆，从连俘虏数量都被忘记的杜撰内容看，很可能是写回忆录时信口胡编的人名。

下面是各种报导中出现的俘虏个人情报。

新居芳雄， 26岁

“新居是个二十六岁青年， X X 县人，是东海道上的铁路工人。… 去年7 月底，他接到了征兵红纸…经过短期军事训练，被编入辎重部队搭船到朝鲜釜山，再经朝鲜和我国东北，抵达华北战地，随步兵进入山西娘子关。 在昔阳县广阳战斗中，腿上中弹倒在高粱地里，当战斗结束我们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他已手无武器，被我战士们捉住，交给担架队抬往前线卫生队”。

三浦某〈假名）35岁

“另一个俘虏姓三浦，是个三十五岁的壮年，因体质不强，显得像四十来岁，所以被征入辎重部队，当拉马的二等兵。他已结过婚，有家小，不像新居那样健谈。他的手指头短而粗，这是因为他是XX 市电车库里的熟练工人，收入较好，一个月有七十五元工资，当二等兵只能领每月五元五角的军饷。他随部队从河北进入太行山，道路崎岖难行，高大的马匹不宜于登羊肠小道，感到十分疲累和痛苦。在广阳被俘时，腕上受了轻伤，马被打死了。他逃跑时同本队跑散，跑到一个村边，见里面没有日军，感到恐慌绝望，准备自杀，恰巧这时被追上来的我军战士捉住，送交卫生队[7]。

松井四郎 23岁

神户西宫人，西宫蓄音器场工人。师范学校毕业，辎重兵特务兵（舒群《西线随征记》46页）。一说中学毕业，父母在师范学校教书（《两个俘虏》14页）。

佐伯小二郎 30岁

大阪人，家住天王寺六万体町29号，家有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后备役兵[8]。“在东京一小学前开文具店，家庭也还小康”。“普通的商业学校毕业，在东京一个书店做店员”[9]。

以上为综合内容。对俘虏曾有各种采访，由于语言不通，翻译错误，各报导的内容也有出入。日军方面，由于负有国家法律义务（征兵法），对战死，失踪人员情报掌握的十分详细，准确，当然对这几位“失踪者”也会有记录。笔者在接触到俘虏个人情报前，曾按各种记录归纳出广阳战斗中死亡的32名辎重兵的名单，写此文时回头一查，果然见4名中有3名出现在战死者名单里。诚实者，都在册无疑。唯独不吐露真名的“三浦某”没有出现。推测“三浦某”也是此名单中某一位的假称。

1938年6月23日，政府《官报》（第3440号）《战地其他死亡者》栏中，和同部队其他死亡者一起，公布了者三名俘虏“战死”的消息。尽管半年前俘虏的实名消息已经在大陆中文媒体公开报导。在日本公布战死消息到底是疏忽,还是故意不明。

以下是日军公布的战死情报内容：

新居芳雄 〈第二十辎重兵联队〉兵库县三原郡倭文村 第一补充兵役陆军辎重兵特务兵一等兵〈被捕时二等兵，死亡后晋升〉（括号内为笔者添笔）

松井四郎 〈第二十辎重兵联队〉兵库县冰上郡生乡村 第一补充兵役陆军辎重兵特务兵一等兵〈被捕时二等兵〉

佐伯小二郎 〈第四师团第四运输监视队〉大阪市住吉区山坂町 后备役辎重兵上等兵〈被捕时一等兵〉

新居芳雄和松井四郎，都是补充兵役，即没有入伍经历的辎重兵特务兵，不会有武器，也没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佐伯小二郎是后备役辎重兵一等兵，有过入伍经历，推测能分有一支马枪。 也许之后，日军察觉到此俘虏事件的真相，在最终汇总公布的《靖国神社合祀名单》中，将三人从战死者名单中剔除。

1938年1月30日，最先公布俘虏实名情报的《新华日报》《两个俘虏的自白》（紹龙），透露出记者对俘虏“自白”内容的不信感。

一位名松井四郎，有老母，哥哥，姐姐，妻子，是留声机厂工人。另一名叫佐伯小二郎 “有妻子，还有两个男孩，在东京一小学校前开文具商店，家境也还小康” 。问起部队所属，回答“都在第二十师团第二十联队，分别担任食粮弹药搬运”。

记者在此处插笔写到

 “这是不是他们预定的答话，很难断定，由他二人的外表观察，很不像是一个辎重兵”。“你们在什么地方被俘虏？” 答“山西省昔阳县西，松塔镇东方，马道村西方” 。

记者又写到，“地形的熟悉，使人惊讶” 。

俘虏的家境之好，智商之高，所报地位之低贱，使记者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自白口供”的疑问。运货牵马的“苦力”，在国人眼中是最下等的士兵，可居然受过良好的教养（有一名师范学校，一名商业学校等毕业），远远超出了普通农民义务教育（小学）水准。这种疑惑，实际上正是日军辎重兵部队的现实特征。

平型关大捷在小寨村死亡的百余名辎重兵特务兵中，有两名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名是兵站自动车第二中队的辎重兵特务兵稲垣隆（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10]，一名为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员（辎重兵特务兵），“早大文科首席”毕业的冈崎确[11]。广阳战斗中死亡的辎重兵中，不仅有数名高等学校（高中，专门学校）以上的高学历者，更有一名辎重兵准尉逸见重治，是东京帝大经济学部1931年毕业的高材生，在大阪储蓄银行就职。其父更赫赫有名，是原日本银行的计算局长[12]。

图表6-8 1937.11.15《朝日新闻》关于逸见重治的报导

辎重兵特务兵又称“辎重输卒”，的确是日军中最低等的兵种。1938年以前，是制度上永远也不能升级的万年二等兵。月薪仅仅6元〈俘虏称5.5元〉。相当于联队长收入的1/80。平时备受歧视，但战时却是一个作战中不可缺乏的重要存在。

据《辎重兵史》中村肇文章中谈，是平型关战役中辎重兵部队的劳苦，牺牲〈指共产党平型关大捷〉，触动了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其升任陆军大臣后，下令改善了特务兵的待遇，使其有了晋升一级的可能[13]。即特务兵一等兵〈月薪9元）的出现。当时，中村肇为第四兵站自动车本部长，老爷庙伏击战中第六兵站新庄淳中佐战死，自动车两中队丧失战斗力后，中村肇的部队被配属给第五师团，接替运输任务。

其实，这些入伍前有工作职位的补充兵役，后备兵役的特务兵，征兵前收入要远远超出军薪的6元。被八路军称为“铁路工人兄弟”〈小车站长〉的新居芳雄，收入55元[14]，技术工山浦某〈假名〉，也自称有75元月收入，推测东大毕业的银行员逸见重治，至少能收入200元以上。这些受过高水平教育的特务兵，谁也不会想在军队中立功出世，目的仅仅是快混完两年兵役的人身拘束后回国复职。其高等智商，教给他们的方法只是不上前线打仗，躲在后方。这样，辎重兵特务兵就成为了一个绝好的隐身场所。只要思想表现不好，反应迟钝，行动笨拙都有可能被发配到特务兵部队，从事苦力劳动。可惜的是这种高智商的小聪明，终于没有战胜八路军“专打辎重兵，后勤部队”的大智慧。可以说，辎重兵的天敌，正是八路军，共产党。

6.5.2. “三浦某” 的实名考证

广阳战斗八路军的4名俘虏中，有一名没有吐露真名，自称“三浦某”。但《官报》战死者名单中并不见此人存在。可肯定是其中某一位真名者的化名。以下对其真名进行追踪考证。

一直不肯泄露真名的“三浦某”，到底是哪一位？三浦某，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带走的两名负伤兵之一。根据一二九师敌工干事张香山描述，特征为“三十五岁的壮年，因体质不强，显得像四十来岁”，“被征入辎重部队，当拉马的二等兵”。“已结过婚，有家小”，“是XX 市电车库里的熟练工人，收入较好，一个月有七十五元工资”。

这里，35岁，辎重兵特务二等兵，XX 市电车库里的熟练工人，都是是判断的重要线索。现在可知道广阳战斗中日军总损失为死亡102名，被俘4名。其中11月4日的死亡，按《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名单，各部队合计96名，其中包括4名失踪者。即96名中，应有一名是“失踪者”的三浦某。怎样去考察，辨明其存在？笔者采用了证据排除法。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先排除96名中，步兵，卫生兵等非辎重兵部队的死亡者。结果可聚焦到以下32名。其中包括第二十辎重兵联队28名，第四师团第四运输监视队4名。都是辎重兵部队所属。

图表6-9 《官报》战死者名单中广阳战斗中辎重兵部队的全部32名。其中8名存疑者靖国神社合祀名单未采录。其中包括3名俘虏。4名俘虏为第10,19,24.25. 广阳战斗中死亡，失踪的辎重兵名单。未被靖国神社合祀名单采录的有八名

第二步，继续排除被靖国神社合祀名单采录者。即排除有确实证据的死亡者。未被列入合祀名单的，可认为是存疑者。对存疑者，日军内部需要继续调查，佐证，时间会拖延很长。确认期间，靖国神社的合祀名单是不会采录的。若对比《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名单中出现，而靖国神社没采录的名单，可见结果有如下八名（在上表中标为灰白色）。

井高三郎，20T 第一补充兵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兵库县津名郡人

安田丰一，20T 后备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长崎县长崎市人

外村藏二，20T 预备役陆军火工军曹，滋贺县神崎郡人

大野秀重，20T 第一补充兵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大阪市东淀区人

新居芳雄，20T 第一补充兵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兵库县三原郡人

松井四郎，20T 第一补充兵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兵库县冰上郡人

石原弥太郎，20T 后备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大阪市此花区人

古谷一雄 20T 预备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

在此要注意，采录者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比如第四师团第四运输监视队的俘虏佐伯小二郎，并没有被察觉已成为俘虏，而是作为战死者进入靖国神社合祀名单[15]。

第三步，排除有实名，已被确定的两名俘虏新居芳雄，松井四郎，结果剩六名存疑者。

第四步，排除之后被《支那事变忠勇录》采录的有事实证据的死亡者井高三郎，安田丰一两名（参照上表），结果还剩外村藏二，大野秀重，石原弥太郎，古谷一雄 四名存疑者。

第五步，继续排除其中两名“预备役”特务兵。即予备役陆军火工军曹外村藏三，和予备役陆军辎重兵特務一等兵古谷一雄。预备役，是年龄的判断基准之一。按征兵法规定，为22-27岁间的兵役，即年龄不够30岁，与“三浦某”的年龄特征（35岁）不符。

筛选结果，最后还剩下两名，即第一補充兵役陆军辎重兵特務二等兵大野秀重（大阪市西淀川区），和後备役陆军辎重兵特務二等兵石原弥太郎（大阪市此花区）。其中应有一名是三浦某的正体。

到底是哪位？ 判断方法为检证年龄与兵役种类的关系。两者都为辎重兵特务二等兵，不同处在兵役种类。即大野为“第一補充兵役”，而石原为“後备役”。可知道三浦某的特征是35岁。到底哪种兵役和35岁有关？ 1927年的兵役法（昭和2年4月1日法律第47号）规定，“陆军现役为2年。現役終了后，预备役5年另4个月，常备役修了后，后备兵役10年（共17年另4个月）”。关于补充兵役规定“第一补充兵役为12年另4个月” （1939年兵役法改正后17年4个月）。

即后备役指常备役修了后十年间，27-37岁的兵役种类，而第一補充兵役指入伍前没有应招经历（未指名者）的，20-32岁（12年间另4个月）的兵役。从兵役种类判断，第一补充兵役的大野秀重，年龄最大也应在32岁以下。而后备役的石原弥太郎，年龄可能在27-37岁之间。参考上面出示的战死者名单1-19例，有笔者从各种资料中判定的死亡者确实年龄。其中第一补充兵役者8名，年龄全部为22-25岁之间。而后备役者8名，年龄都为30-35岁之间。

如此，若排除第一补充兵役大野秀重的可能性，最终判断结果可一目了然。即第二十辎重兵联队“后备役陆军辎重特务二等兵石原弥太郎”，是“三浦某”的实名。官报记录 石原弥太郎的住所为“大阪市此花区上福岛北一丁目百十六番”，和本人供述的“大阪市此花区”也一致[16]。应召前石原是大阪市电车库里的熟练工人。此人最终下落如何？继续查官报记录，可发现此人由于假报了姓名，被俘虏之件并没有被泄露，除作为战死者晋升一级外（辎重兵特务兵一等兵），其父石原义明还为其领到1400日元的一次性赐金（抚恤金）[17]。1940年10月12日的论功行赏中，获功7级旭8等金鵄勲章、付年金150元[18]。

另一名可追踪下落的是新居芳雄(1916-1974)，兵库县三原郡（淡路岛）人。军履历记录，“1937年5月8日入大阪金冈辎重队(辎重兵第四联队)、事变后编入鲤登部队（20D步77）的驮马辎重队赴华作战”。

1937年11月天长节?正为11月4日?，…部队行进到山西省胡丰村的地沟时，部队前方，及地沟棱线出现八路军伏击的大部队，我部被围，受到集中攻击。氏在没有藏身之处的谷底，冒着敌弹雨应战，部队出现80余名战死者。激战中氏受贯通枪创下腿胫骨折断重伤。醒来时已躺在八路军南下的担架上，并得到其处置，治疗。1938年4月中旬，所在中共军的卫生队受到日军奇袭后支离破碎，氏与同僚5名趁机脱出，拖着未治愈的伤退，向津浦线?正为平汉线?新乡站附近的日军阵地投归，被收容。此时日本的家中，已得到氏于去年1月3日壮烈战死的通报，并在家乡倭文村举行了葬礼。

收容后，氏在各地陆军病院辗转治疗后被后送回国，1938年11月最后经大阪金冈陆军病院处置固定患部后退役。退役后在家乡倭文村役所奉职，町村合并后经三原町役所职员后退休。1974年4月初，因外伤引起的破伤风，治疗无效永眠。死因是军队负伤时的破伤风血清注射引发的血清失效[19]。

此文章写在其去世后，并不是本人执笔，所以基本情报面错误颇多。但可以确定的有几点，1.氏被八路军救助，并得到医护。2.之后战斗中和其他五人一起脱出归队。3.日军方面并未追究，惩罚其被俘后行为的责任。4.退役后的工作(地方公务员)也没有受到影响，5.氏因伤致残，最后成为反战人士。

[1]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82页。

[2] 张香山《回首东瀛》中共党史出版社 , 2000.11（此文原载1938年1月4.5日 汉口《大公报》，名《俘虏教养记》，内容除基本情报外，并不一样，原文并没有提及俘虏姓名）68页-75页。

[3] 张天虚《两个俘虏》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3月。

[4] 记者罗平在《日本俘虏访问记》最后，提到访问后第三天，两名俘虏“被护送到延安去训练了”（尹诺编《日本兵的自白》汉口大众出版社，1938年，11页）。

[5] 张天虚《两个俘虏》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3月，55页。

[6]《八路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273页。

[7] 前出张香山《同日军俘虏在-起》68页以下。

[8] 舒群 《西线随征记》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6月9日，45-52页。

[9] 《日本兵的自白》汉口大众出版社，1938年3月，4页，6页。

[10] 『東京朝日新聞』1937年10月7日夕刊。

[11] 『松陽新報』1937年10月15日。

[12] 『朝日新闻』1937年11月15日。

[13] 『辎重兵史』沿革篇，辎重兵会，1979，454页。

[14] 焦敏之《西线上的敌军俘虏》《新华日报》1938年2月19日。

[15] 《官报》3818号，1939年9月，881页。

[16] 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38年06月23日 ,昭和13年，879页（18/50）.

[17] 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39年04月17日,昭和14年.699页（8/17）.

[18] 大蔵省印刷局 [編]『官報』1940年10月12日,昭和15年.37页（37/51）.

[19 ] 『平和望みて : 国際障害者年記念誌』,三原郡傷痍軍人会,1981.4.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