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內開放：共生是檢驗真理的價值圭臬（提綱）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原載愛思想網 更新時間：2019-01-13 22:42:24 題解：真理的評判，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準確性，證據的充分性，實踐上的可行性，還應考慮它在實際應用中是否能促進不同個體、群體或觀念之間的交互主體共生。如果一種觀點或理論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或不同觀念之間的存同尊異，間道競合，那麼它被認為是更可行更有價值的真理。這種共生關係能夠體現真理在實際中的價值和效能性。 2009年10月10日，曾經揮筆寫下《為自由鳴炮》的胡德平和思想農夫錢宏，時隔20年在北京西華門重逢，暢敘中國百年不逾的主題流變：從民族、民權、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 
期間胡德平問錢宏：你覺得中國還有希望嗎？錢宏即答：中國大有希望。胡說：願聞其詳。錢說：一切發展、進步、希望，都和社會動力學與協和學的動態平衡相聯繫，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動態平衡機制，是社會精神體能及其生命自組織力與外平衡力。用一個公式表達，即：“綜合國力=政府自組織力×公民自組織力×社會自組織力”。中國過去三十年，僅僅重點發揮了政府自組織力，就取得了綜合經濟實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績，當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並壓制損耗了巨大精神體能，但還有兩大自組織力沒有發揮出來，就是說，即使按加法思維，中國也還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長空間！如果用乘法思維，13億人的精神體能再×三大自組織力，其綜合效能有多大？世間一切能源中，人是最寶貴的！
胡再問：如何做到這一步？錢再答：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超越小圈子，彰顯大格局”，改變現行的社會發展評價標準，就兩個字，曰：共生。用共生法則、共生智慧、共生價值觀，來權衡處理中國特色與世界潮流、黨內事務與政府事務、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經濟發展與公平正義、經濟增長與自然修復、社會穩定與政治民主、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親情社會與公民社會等八大關係，從而積極、陽光、正向地擁抱世界、融入世界，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創建。 一、回顧動能1978-2012（官生與民生） 思想解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開放：為我所用的以外促內式變法，即以開放促改革 破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8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 財政聯邦：GDP增長率為綱錦標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口號下的政府公司主義世紀之痛 瓶頸：權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改良與改惡，權力重新分配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轉機：加入WTO和人權入憲，全面補好工商文明的課與穩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 跛足改革拖累：調結構、轉職能，和諧社會成“河蟹” 逆轉：世界金融海嘯與四萬億救市衝擊下加劇結構性失衡，跛足改革導致國進民退復辟，陷入政府、市場、道德三重失靈 轉型中期陷阱：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當以社會建設為中心整合“一中心兩基點”國策，勢在必行 
二、反思勢能2012-2018（利益格局羈絆與思維路徑依賴） 共生：交互主體新認知，超越主客二元對立統一舊思維，謀求自己過得好，也必須讓別人過得好，全社會大和解與魅力大國風範 反腐：重建國內公信力，釐清“孰公孰私”，摒棄“自己人與異己分子”陳腐觀念，克服商鞅-桑弘羊刑徒經濟“貨殖論”偏好，超越塔西佗-黃宗羲陷阱 核心：人民中心，謹守四中例會精神，依法治國（治官），摒棄“部門立法”陋習，克服“文件治國”“批示（摺子）治國”慣習，無需須言必己出、行必己令，不必“利出一孔，利入一孔”，而顧此失彼吃力不討好 承諾：國際公信力、中美摩擦與“制度外部性”，反促國內“結構性失衡”的轉變，是謂“全面深化改革” 三、激發效能2019-2023（三重啟蒙與三重突圍） 自然啟蒙是緣由，“自我突圍”，走向你我他全從稱 權利啟蒙是補課，“改革突圍”，重塑社會政治生態 共生啟蒙是通心，“創新突圍”，修復生態機體活力 對內開放：“全部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馬恩，1846），“公民、社會、政府三大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長。一國之內無分體制內外的機構、階層，國民待遇（城鄉生養、就業、健康）一體化，以負面清單破除無形壁壘，開放社會資源要素門戶（打破不同經濟主體獲取勞動力、土地、金融資本、技術、信息不對稱性）交互主體共生，開放產業行業門戶（金融、能源、汽車、建築設計、高端服裝、醫療、教育、康養、電信、快遞、互聯網、新聞出版、廣電影視全產業行業），開放城鄉區域流通門戶，以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GDE價值參量”，建構市場、政府、社區三維經濟形態，走出“市場自由與政府管制周期性鐘擺困境” 夯實對內開放之基：《中國法典》（憲法、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限制頂層設計，激發底層驅動，超越兩千年“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漩渦，實施通訊全開放、資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趨零邊際成本的共生社會 共生是檢驗真理的價值圭臬：有社會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呼喚中國的社會元勛，以間道智慧處理各利益主體間共生關係，用“存同尊異，重建社會；瘦身去瘤，降本賦能；生態統領，共生為魂”新三大法寶為一切硬道理導航，一視為仨，間道競合，一國之內也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代中國的政治家們必須在心底里，在行為上，毅然決然地放棄慈禧老佛爺創下的“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那份政治遺產！晚清至今，任何固守這份政治遺產者，無論一時取得何等耀眼的光環，終將成為不齒於國人的土鱉。當代中國的政治家，要麼步先輩後塵，要麼成為國家的社會元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生吉祥！ 錢 宏2018年1月11-13日於遼東灣童心公寓
附錄：
自我救贖，贖福共生：“吉黃杜內捲化難題”之根性 最近幾個月，隨着“內循環”“雙循環”口號的熱炒，一個更具社會學與經濟學意義的概念——內捲化，受到各界重新審視。我想，無論講“內捲化”的人士出於什麼動機和論述指向，都應當受到鼓勵，沒有必要急着定個什麼調調。 內捲化（involution），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因為，在內外邊界設限的條件下，單位勞動邊際收益在過密投入下，會出現遞減，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和無法升級。 內捲化，或過密化，或內卷效應，最初由美國人類學家柯立弗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並用於描述印尼爪哇地區農業經濟“自我戰勝”過程，指一個系統在外部擴張受到約束的條件下，內部的精細化發展過程——“農民在人口壓力下不斷增加水稻種植過程中的勞動投入，以獲得較高的產量。然而，勞動的超密集投入，並未帶來產出的成比例增長，反而出現了單位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的現象。 有人打比方說，內捲化，就像一棵成熟了的捲心菜，始終在原地卷着，既不會再長高了，也不會再變大了。所以，單純的內捲化，相當於“戴着鐐銬跳舞”的藝術，難能，卻並不可貴。 作為15歲至26歲（1968-1979）在人民公社和知青場做了11年勒緊褲帶為政府和城市人口奉獻“商品糧”的地道農夫的我，對吉爾茨內捲化描述的現象，特別是黃宗智（Huang Zhongzi）教授有關中國“農業內捲化”三種商品化中的“剝削推動的商品化”（另兩種是“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牟利推動的商業化”）過程，有着深切體會，是真真的感同身受！ 而我作為一個中國大地上生長出來的思想者，又對帕森傑·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政權內捲化”——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人際或其他行政資源）機構的效益，而是靠複製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中國舊有的贏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的論述，有着他鄉遇知音的感慨。 所以，我把黃宗智的“農業內捲化”、杜贊奇的“政權內捲化”，結合吉爾茨的內捲化原創概念，一道稱之為“內捲化難題”或“吉黃杜內捲化難題”。 這樣的內捲化概念涵蓋的中國內捲化問題，也適用於“李約瑟難題”（指向是科技生產力）、“錢學森之問”（核心是創新人才）、“轉型中期陷阱”（要害是路徑依賴）、“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痛點是公私顛倒利益羈絆）、“超高制度成本”（病根是機體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機會主義泛濫癌變造成資源浪費和邊際效益遞減）、“市場政府道德三重失靈”（共業是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以及“內循環”“雙循環”“互循環”現象的解釋。 但是，當我重新面對“吉黃杜內捲化難題”，並探索其解決方式時，我感到，需要賦予“內捲化”或“內卷效應”概念，更積極的“自我救贖，贖福共生”內涵。 這就是，將共生（Symbiosism）哲學關於生命活體間自組織與外連接平衡力是一切活體組織（個體、家庭、群體、社會、國家、政權、企業、學校、共同體）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之命題，輔之以“區塊鏈”技術應用，用來觀照“內捲化”現象，引入“內外雙開放”兩個維度（大前提），以破解“政權內捲化”和“農業內捲化”難題。 “政權內捲化”與“農業內捲化”（注意：不是農村、農民或鄉村內捲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於：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並未提高），不能促進利益固化方式（如盤剝底層國民生存生產資源的低效能贏利型國有經濟）的增量再生，只能勉強堅持“信息不對稱、權責不對稱、資源不對稱”以維持現狀。但這兩個“相似性”，有兩個限定性前提條件。只要兩大限定性前提出現鬆懈，內捲化情況就會發生變化，甚至發生質的改變。 讓我們以最近中國四十年兩個階段——即八十年代“中國經驗”和九十年代後至今“中國模式”——為例。這兩個限定性條件或大前提是這樣的： 第一，1970年代末與1980年代的“對內搞活”，亦即有限度的“對內開放”，改變了部分制度性內捲化邊界（砸碎了部分鐐銬），從而部分釋放中國農業人口和企事業機構的生命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 第二，“對外開放”倒逼部分改革，經過鬆動單一“資源配置”（1984）和擱置“姓社姓資”（1992）兩次不徹底的思想解放——掩蓋了“孰公孰私”這一更具中國特色內捲化的意識形態根源，形成半開放的“權控市場經濟”中國模式，以適應“最惠國待遇”，到爭取到降格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自由貿易體系”。 而且，這兩個大前提是相輔相成共襄生長的：“中國經驗”的對內搞活（部分對內開放，釋放國民、社會生命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必然促進對外開放（世界向中國敞開大門）；而“中國模式”的對外開放，又鞏固對內搞活（中國向世界敞開大門），提升中國社會、公民、政府三大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長。也就是說，中國過去四十年，有限度的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倒逼部分改革，部分改變了中國農業內捲化與政權內捲化的格局。 但是，反過來看，如果“對外開放倒逼局部改革”，不能促進“對內開放倒逼全面改革”，因故（政權內捲化慣習）出現中途停滯，甚至倒轉改革，就必然會喪失這兩個基本前提。一旦這兩個基本前提喪失，又必然重蹈覆轍，回到“吉黃杜內捲化難題”——權控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就將再一次陷入內捲化，而“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 這也就是眾多人士所描述的“轉型中期陷阱”問題。我在長文《中國如何走出“轉型中期陷阱”？》中，對此進行了詳盡分析（刊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要參》2018年第38期），這裡就不重複了。 我對“吉黃杜內卷難題”的破解之道，就是四個字：對內開放！因為基於共生哲學，對內開放必然自然而然會對外開放。宏觀中國內捲化難題之根解：對內開放的第一要義是改變，基本要求是社會共和，思維方式是一視為仨，價值取向是存同尊異，根本方法是間道競合，終極目標是生活方式再選擇——中國朝野行為方式和方向：順勢而為，體行共生！Let it be: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國度。請參看《對內開放：共生是檢驗真理的價值圭臬（提綱）》和《三大抓手九項舉措”》。進一步的了解，請參看我們新近寫作的《自組織“雙循環”姐妹篇》： 姐篇《以內外“雙開放”，促全生態“雙循環”——共生權範式觀照下的人權、物權與國民事權，就經濟發展談階段機遇的文風、黨風、世風該變變了！》：一切意識形態之爭和國際國內經濟社會之爭的背後，都是秩序之爭、規則之爭、契約精神之爭、社會生活方式之爭！國際衝突、國內衝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誠信踐約。中美衝突是如此，國內衝突（包括社會階層衝突、城鄉市農衝突、官民衝突）也是如此。 而踐約不踐約？既涉及現行規則、秩序的健全問題，更涉及國際國內在理念層面、制度層面、行為層面的結構性問題，導致內捲化問題。舉個淺白的例子，中國執政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最高宗旨，其實也是與中國社會和全體國民的一個價值承諾，更是一種終極約定，那麼，執政黨在國家政體設置、行政行為和對外關係等政策實踐上，是否與之契合？就是最起碼的檢驗標準——也即衡量有沒有國內衝突的晴雨表！回顧中國過去四十年，怎樣從閉關自守的“艱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開放”，又從“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進入“深水區”，“不得不”（？）回到“內循環”，通過總結這區間的經驗教訓，明晰“從對外開放倒逼改革，到對內開放促全面改革”上下半場歷史過程，給“下半場”的“雙循環”找到動力學與恊和學的思想理論、制度設置和政策實踐的基礎。（價值中國網：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8-14/1874458.aspx） 妹篇《放開一雙“有質感的手”！——從鄧小平《黨和政府領導制度改革》講話40周年說開去》：我們不應該苛求先輩，對先輩們永遠保持一分溫情與敬意是必須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這代人從當下中國問題出發，客觀總結先輩所作所為。我們充分了解：一、鄧小平被公認的“以對外開放倒逼體制改革”遺產，是針對他早在“文革”前就指出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總病根”，搞“漸進式改革”，特別是通過1984年“資源配置”的討論和1992年擱置“姓社姓資”爭論，一系列措施，給中國國民（從耕者、工者、商者、學者，到地方政府）以部分自組織空間，亦部分事權（Civil Rights），在“制度外部性”（System externality）張力的推動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甚至使中國整體上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遺憾的是，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後，便終是顯現出“半截子工程”的尷尬和遺憾；二、鄧小平不被公認的“權控市場經濟”遺產，至世紀初已經顯現“結構性問題”帶來的“超高制度性成本”（胡溫上台時稱之為“跛足改革”），而且，已經得到反向強化，回到其邏輯源頭——繼續革命年代“抓革命，促生產”的“革命側”，儘管“跛足改革”的1990年代南巡後，還是“生產側”！ 其實，無論是革命，還是生產，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以及需求或供給、公平或效率、宏觀或微觀、規劃或驅動、區域或國家、國內或國際、主權或人權、物權或事權、理論或應用……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生命、生態、生活！僅僅想通了“蒙代爾-陽子不可能三角”的制度指向，再想想從中央到鄉鎮疊床加屋政府准政府性“骨幹係統”（內捲化）規模，為何至今所有六七次“機構改革”悉數反彈，便不難明白：繼續糾結於“孰公孰私”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實踐，走不出“吉黃杜內捲化難題”！ 於是，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發現，在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和政府干預“看得見的手”（Control of visible hand）之間，其實有一雙能將市場與政府、城市與鄉村、勞動與資本、生產與生活、創業與創新、“官生”與“民生”、文明與文化、在地與全球挽在一起和諧共生，並作為經濟社會生活托底的社區生活“有質感的手”（Sense of reality hands）。刊載精神文明網：http://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33829 總之，基於共生哲學，生命活體間自組織與外連接平衡力是一切活體組織（個體、家庭、群體、社會、國家、政權、企業、學校、共同體）的存在方式，那麼，對內開放，自然而然會對外開放，反之亦然。那麼，什麼內捲化、內循環、“全民創業，萬眾創新”，以及中國融入世界，世界擁抱中國，統統都不是問題！ 孞烎2020年9月15-16日凌晨於Vancouver 參考文獻 吉爾茨：《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加州大學出版社，1966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錢 宏：《中國：共生崛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錢 宏主編：《全球共生：化解衝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國學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禾 必：《把內卷掛在嘴邊的人們，正走向另一個極端》，《新周刊》，2020 錢 宏、厲有為、林德培：《哲學-共生經濟學筆記（2008-2020）》，即將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作者：錢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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