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質和目的是什麼？ ——走出“水面勾兌共贏的漿糊經濟學”思維誤區 （2019年9月3） 錢 宏 從贏字出發，其他包括幾個“放棄”“淡化”“聚焦”和“重新定義”，特別是“重新定義改革開放”，會棄、淡、聚什麼，會重定出個什麼新義，也可想而知。 什麼是贏？《說文》中字面的意思是“賈有餘利也”，這看起來自然而然，所謂“錢不是萬能，沒有錢萬萬不能”嘛。但《左傳》裡說得直白：“賈而欲贏，而惡囂乎？”意思就是，你想要贏而利，就是再多人議論，哪怕不要臉，不管他人死活，也別在乎！ 這個意思，從“贏”的造字結構，就可以知道。 贏，由亡、口、肉（不是月）貝、凡構成。也就是說，追求“贏”的前提，就是以凡人、凡事、凡物之肉、為食，作犧牲換取財富之謂。所謂“割韮菜、剪羊毛、錘思想”者，為贏，與為虎作倀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既定方針一致！ 正如中國文化可分為“易前文化”與“易後文化”，如果把中國歷史分為“秦前文明”與“秦後文明”，再考慮一下秦始皇嬴政的“嬴”字，古代通“贏”，那麼，就很有意味了，“嬴政”贏了的代價是什麼呢？是六個國家的滅亡和三分之二非正常死亡的人命！這種政商囂贏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歷史，演繹到今天，誰敢說已經結束了？憑什麼判斷我們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了？ 當然，搞管理學的人對“贏”還有另解，什麼“亡，是危機意識”之類。我也有其他解釋，但此為正解。 總會有人說，“先富”是為了“共富”，也就是“共贏”。對這種“以修辭替代邏輯，以立場選擇真實”的意識形態說詞，只要懂一點歐元之父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就知道“共同富裕”為事實上的不可能。 
共富、共贏和共產一樣，日本人把Communist或Commune（公社），譯成“共產”兩個中文字，誤導了中國各界人士一百年。讓有着深厚“道不同，不相為謀”文化傳統的中國人，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所謂時代主題，互相打架撕殺了一百多年，億萬生命生靈也隨之塗炭抹掉了。當然，這符合中國人不擇手段的實利主義傳統。說是“歷史的選擇”也不為過！ 誰讓我們中國人自己不動腦筋呢？我手頭有一本劉正埮、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1982年重印修訂1958年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請諸位也去買一本翻開看看，晚清以來，中國人使用的現當代常用雙音節詞中，竟有65%強，是日本人轉譯來的漢語外來詞（另有約10%來自印度佛教、5%來自前蘇聯、10%直接來自歐美），包括“共產”（實為公社）、“幹部”（實為官吏）、“階級”（實為階層）、“無產階級”（實為產業工人）、“所有制”（所有權）、“社會主義”（應為“有社會的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科學”“民主”“法制”“專政”“權力”“權利”“啟蒙”“憲法”等等，都是日本人轉來的“二手貨”。 
如果說，“共產”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可以剝奪少數人的生命財產”，那麼“共富”“共贏”，就是“為了一部分有機會勾兌的人先富，可以擠兌大部分吾土、吾民的生存資源與自組織活力”。當“少數人”和“大部分人”，連生的機會，都被剝奪共產了、被勾兌給先富者了，“共富”“共贏”，當然要麼是“事實上的不可能”，要麼是“共貧”“共窮”！ 一句話，大同、共產、小康、共富、共贏，都不是共生——都沒有用“國土、國民”之“生”，來規範“共”與“公”（關於什麼是中文字的“公”，明末清初的黃宗羲（Huang Zongxi,1610-1695）剖析得最清楚，他發現“黃宗羲定律”積累莫返之害（稅制每經過一次改革，都導致賦稅的進一步加重）。因此，他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為君臣官僚集團“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黨羽），受享無窮”，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社會共生思想，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摘自錢宏《共生簡史·宇宙之子》，2018）。 不客氣地說一句，沒有一個人是一座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很簡單：人需要群體生活，需要資本-社會，所以也必需要“共”，迴避“共”是杯弓蛇影的“幼稚病”；但必須用“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來規範“共”，離開馬克思說的“任何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845）之“生”這一絕對價值目的，以及組建“自由人的聯合體”（1848），以及“重建個人所有權”（1867），來講“共”，就是坑蒙拐騙的“狂躁症”。 “為生而共”，才是有社會的社會主義，才是有共和的共和國，所需要的“共”！ 共生學人，現階段要求不多，就是讓近百年來、七十年來、四十年來，無數革命先烈、無數和平建設者，以及當下中國全體精英-草根們，用鮮血、汗水、腦汁和身心靈焦灼換來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明規則，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名副其實、文信忠行地運行起來！ 回到當下，現在，中國人自己用“共贏”，來翻譯“你、我”“自己人”構成的all-win ，或win-win，請注意：不是你、我、他的構詞：win-win-win！這種一而再再而三地絞盡腦汁“謀局”，忽悠底層人民、削弱社會、強暴共和，也快三十年了，再欲“贏”下去，極而言之，必然走向中國傳統“治亂循環”的又一次輪迴！ 中國這片土地上，自商鞅-嬴政興秦、劉徹-董仲舒-司馬遷-桑弘羊興漢，“秦後文明”2000餘年間，發生過大大小小6000次戰爭，經歷25次“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改姓換代，屢經人口大批量死亡，最多時竟然死亡六分之五，這一次輪迴如果發生，會如何呢？ 嗚呼，發“共生十願”，且不惜薄力而篤行之的我，並沒有理論野心，也非做什麼學問，不需要再評職稱職務，更無意做“貨與帝王家”的肉食者，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庇我簡約的生活亦當無礙，然，我為何依然較真，而希望儘可能以共生思維影響有影響力的人——“一娘生九子，連母十樣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你中有他”全人稱的活生生的人？ 仰望星空，俯念蒼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已矣！ 最後，說說傳說中幾個“重新定義”，最核心的當然是“重新定義改革開放”。 這又回到一個元問題，即：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目的和本質，究竟是什麼？我一直堅信，當代中國改革的目的：是讓中國成為一個現代正常國家。改革的本質，是完成中國“秦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型。 所以，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應當不同於歷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張居正強化中央集權、朝廷（政府）斂財、利益集團藉機自肥，尾大不掉，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實式的傳統改革！ 當然，最近這一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有很大不同。鄧是以開放促改革，就是他那句話“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1979）。因為他很清楚那個榨取中國農民工人血汗和體力勞動，實施赫魯曉夫給咱的156個工業項目、“大躍進”和文革式“抓革命，從生產”的蘇聯模式，早已超越了中國國土、國民能夠承受的極限，只有對外（美國）開放才能改變。 但他很清楚“開放促改革”的底線，是堅持“權力操縱”，在這個前提下，對外搞“韜光養晦”，對內搞“權控市場”（從商品、土地、金融“價格雙軌”，到“資源配置”傾向偏袒先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即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8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 顯然，這樣的改革，在目的和本質上與從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只是大同小異。小異就是，在留美回來的專家官員精緻計算下，發揮土地金融資源稟賦和無有效約束的公權力“兩大比較優勢”，人為規劃製造各種有效需要的“市場殼”，一邊大興土木，一邊賺取外匯，一邊法幣大水漫灌，一邊揮霍無度負天債經營。 結果是，這點小異依舊跳不出桑弘羊、張居正改革造成的“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即胡溫2003年就想改，而根本改不動的“政經跛足結構”這一中國模式（雷默，2004）。 眾所周知，這一“政經跛足結構”的中國模式，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15年（保護期）內，非但未有改變，反而越發加固。結果造成“改革中期斷裂”，落入“轉型中期陷阱”。於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着眼於釋放國民、國土生命自組織力與外平衡力，使中國走出秦後專制文明治亂循環怪圈，成為一個現代正常國家——也似越發遙不可及！ 現如今，中國特有的新情況，一邊是高端產業規劃、頂層設計頻頻出籠，熱氣騰騰飛滿天，層層下指令、月月有文件，算是“智者千慮，疏而不漏”；一邊是底層驅動嚴重缺失，顧此失彼，吃力不討好，可謂“按下葫蘆浮起瓢”亂象叢生。 從傳統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到“有效需求決定生產供給”的芝加哥學派和凱恩斯主義；從“供給側挖掘新市場、創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義、新老結構主義，到新政治經濟學，在這種情勢下，能夠做什麼呢？不外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而已！ 於是，有朋友風趣地說，在“獨尊儒術”的文化背景下，當現實情況臨近最大公約數引發諸多不確定性疊加，讓每一個原本熟練的和面手，都成了生手，無所適從！ 而那些熱衷於跟着英國人雷默問“中國做對了什麼？”，只知自己“贏”，休管他人“輸”的經濟學家們所做的（有人甚至厚顏無恥到說“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不過是這種“水面勾兌共贏”的漿糊經濟學！其實，兩千年治亂循環，都不過是重複“水面勾兌共贏的漿糊”模式。 這種只知“自己贏”的漿糊經濟學，是當代中國改革的最大思維誤區，既不能解釋、解決當今中國的問題，更別提解釋當今世界錯綜複雜的經濟現象，並對人類社會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再選擇有所助益，必須從基礎理論上加以革故鼎新。 貨殖論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並圍繞着貨幣信用、真實收入、虛實經濟的“三重兩極分化”，講述着新、老資本論的故事，陷入市場、政府、道德“三重失靈”的“市場自由與政府管控周期性鐘擺”困境，讓世界徒生出各種分裂與衝突。而問題在於，脫離生活常態的生產與資本增值（從“增長之術”到“增長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會、你我他身心靈健康可承受的極限，改變何以可能？ 這就是共生經濟學試圖加以解決的問題——在能量轉換和信息流變中重估一切所謂經濟增長的價值（Reassess the value of all so-called economic growth in energy conversion and information flow）。 我看見，一種不同以往的經濟學思想——即：共生思維驅動創新未來（Symbiotic thinking driven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讓生產回歸生活”，為開闢“生活方式再選擇”（Lifestyle Re-selection）提供可能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全新概念，應運而生，並將幫助中國走出“轉型中期陷阱”，幫助世界走出“世紀鐘擺周期性困境”，幫助一切生命活體恢復“身心靈自組織與外平衡能力”。 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靈健康（The greatest politics is the physical and mi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 不過，共業、別業至深的吾土、吾民能不能共享這份福報，由化解分裂衝突、自我贖罪，而贖福共生，這就要看每個尚有生命可塑性的你自己的修為，而非我心力可為之事了！ 陽子哥2019年9月3日晨於遼東灣童心公寓
作者：錢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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