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 ——走出“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经济学”思维误区 （2019年9月3） 钱 宏 从赢字出发，其他包括几个“放弃”“淡化”“聚焦”和“重新定义”，特别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会弃、淡、聚什么，会重定出个什么新义，也可想而知。 什么是赢？《说文》中字面的意思是“贾有余利也”，这看起来自然而然，所谓“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嘛。但《左传》里说得直白：“贾而欲赢，而恶嚣乎？”意思就是，你想要赢而利，就是再多人议论，哪怕不要脸，不管他人死活，也别在乎！ 这个意思，从“赢”的造字结构，就可以知道。 贏，由亡、口、肉（不是月）貝、凡构成。也就是說，追求“贏”的前提，就是以凡人、凡事、凡物之肉、为食，作犧牲换取財富之谓。所謂“割韮菜、剪羊毛、锤思想”者，为贏，与為虎作倀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既定方针一致！ 正如中国文化可分為“易前文化”与“易后文化”，如果把中國歷史分为“秦前文明”与“秦后文明”，再考慮一下秦始皇嬴政的“嬴”字，古代通“赢”，那麼，就很有意味了，“嬴政”赢了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六个国家的灭亡和三分之二非正常死亡的人命！這种政商囂贏下，一将功成萬骨枯的歷史，演繹到今天，誰敢说已經結束了？凭什麼判斷我們是一个正常的國家了？ 当然，搞管理學的人对“贏”还有另解，什么“亡，是危机意识”之类。我也有其他解释，但此为正解。 总会有人说，“先富”是为了“共富”，也就是“共贏”。对这种“以修辞替代逻辑，以立场选择真实”的意识形态说词，只要懂一点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就知道“共同富裕”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共富、共赢和共產一樣，日本人把Communist或Commune（公社），译成“共产”两个中文字，误导了中国各界人士一百年。让有着深厚“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所谓时代主题，互相打架撕杀了一百多年，亿万生命生灵也随之涂炭抹掉了。当然，这符合中国人不择手段的实利主义传统。说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为过！ 谁让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动脑筋呢？我手头有一本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1982年重印修订1958年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请诸位也去买一本翻开看看，晚清以来，中国人使用的现当代常用双音节词中，竟有65%强，是日本人转译来的汉语外来词（另有约10%来自印度佛教、5%来自前苏联、10%直接来自欧美），包括“共产”（实为公社）、“干部”（实为官吏）、“阶级”（实为阶层）、“无产阶级”（实为产业工人）、“所有制”（所有权）、“社会主义”（应为“有社会的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科学”“民主”“法制”“专政”“权力”“权利”“启蒙”“宪法”等等，都是日本人转来的“二手货”。 
如果说，“共产”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财产”，那么“共富”“共赢”，就是“为了一部分有机会勾兑的人先富，可以挤兑大部分吾土、吾民的生存资源与自组织活力”。当“少数人”和“大部分人”，连生的机会，都被剥夺共产了、被勾兑给先富者了，“共富”“共赢”，当然要么是“事实上的不可能”，要么是“共贫”“共穷”！ 一句话，大同、共产、小康、共富、共赢，都不是共生——都没有用“国土、国民”之“生”，来规范“共”与“公”（关于什么是中文字的“公”，明末清初的黄宗羲（Huang Zongxi,1610-1695）剖析得最清楚，他发现“黄宗羲定律”积累莫返之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因此，他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为君臣官僚集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受享无穷”，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社会共生思想，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摘自钱宏《共生简史·宇宙之子》，2018）。 不客气地说一句，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很简单：人需要群体生活，需要资本-社会，所以也必需要“共”，回避“共”是杯弓蛇影的“幼稚病”；但必须用“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规范“共”，离开马克思说的“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5）之“生”这一绝对价值目的，以及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1848），以及“重建个人所有权”（1867），来讲“共”，就是坑蒙拐骗的“狂躁症”。 “为生而共”，才是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才是有共和的共和国，所需要的“共”！ 共生学人，现阶段要求不多，就是让近百年来、七十年来、四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和平建设者，以及当下中国全体精英-草根们，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名副其实、文信忠行地运行起来！ 回到当下，现在，中國人自己用“共贏”，来翻译“你、我”“自己人”构成的all-win ，或win-win，请注意：不是你、我、他的构词：win-win-win！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绞尽脑汁“谋局”，忽悠底层人民、削弱社会、强暴共和，也快三十年了，再欲“贏”下去，極而言之，必然走向中国传统“治乱循环”的又一次轮回！ 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商鞅-嬴政兴秦、刘彻-董仲舒-司马迁-桑弘羊兴汉，“秦后文明”2000余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6000次戰爭，经历25次“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改姓换代，屢经人口大批量死亡，最多时竟然死亡六分之五，这一次轮回如果发生，会如何呢？ 呜呼，发“共生十願”，且不惜薄力而篤行之的我，并没有理论野心，也非做什么学问，不需要再評職稱职务，更无意做“货与帝王家”的肉食者，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庇我简約的生活亦当无碍，然，我為何依然较真，而希望尽可能以共生思维影響有影響力的人——“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你中有他”全人称的活生生的人？ 仰望星空，俯念蒼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矣！ 最后，说说传说中几个“重新定义”，最核心的当然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 这又回到一个元问题，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目的和本質，究竟是什麼？我一直坚信，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成為一个现代正常國家。改革的本質，是完成中國“秦后”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转型。 所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应当不同于历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张居正強化中央集權、朝廷（政府）斂財、利益集團借机自肥，尾大不掉，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实式的传统改革！ 当然，最近这一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很大不同。邓是以开放促改革，就是他那句话“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1979）。因为他很清楚那个榨取中国农民工人血汗和体力劳动，实施赫鲁晓夫给咱的156个工业项目、“大跃进”和文革式“抓革命，从生产”的苏联模式，早已超越了中国国土、国民能够承受的极限，只有对外（美国）开放才能改变。 但他很清楚“开放促改革”的底线，是坚持“权力操纵”，在这个前提下，对外搞“韬光养晦”，对内搞“权控市场”（从商品、土地、金融“价格双轨”，到“资源配置”倾向偏袒先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 显然，这样的改革，在目的和本质上与从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大同小异。小异就是，在留美回来的专家官员精致计算下，发挥土地金融资源禀赋和无有效约束的公权力“两大比较优势”，人为规划制造各种有效需要的“市场壳”，一边大兴土木，一边赚取外汇，一边法币大水漫灌，一边挥霍无度负天债经营。 结果是，这点小异依旧跳不出桑弘羊、张居正改革造成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即胡温2003年就想改，而根本改不动的“政经跛足结构”这一中国模式（雷默，2004）。 众所周知，这一“政经跛足结构”的中国模式，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5年（保护期）内，非但未有改变，反而越发加固。结果造成“改革中期断裂”，落入“转型中期陷阱”。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着眼于释放国民、国土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使中国走出秦后专制文明治乱循环怪圈，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也似越发遥不可及！ 现如今，中国特有的新情况，一边是高端产业规划、顶层设计频频出笼，热气腾腾飞满天，层层下指令、月月有文件，算是“智者千虑，疏而不漏”；一边是底层驱动严重缺失，顾此失彼，吃力不讨好，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乱象丛生。 从传统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到“有效需求决定生产供给”的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从“供给侧挖掘新市场、创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到新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情势下，能够做什么呢？不外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而已！ 于是，有朋友风趣地说，在“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下，当现实情况临近最大公约数引发诸多不确定性叠加，让每一个原本熟练的和面手，都成了生手，无所适从！ 而那些热衷于跟着英国人雷默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只知自己“赢”，休管他人“输”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有人甚至厚颜无耻到说“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不过是这种“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经济学！其实，两千年治乱循环，都不过是重复“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模式。 这种只知“自己赢”的浆糊经济学，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最大思维误区，既不能解释、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更别提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再选择有所助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货殖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货币信用、真实收入、虚实经济的“三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陷入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钟摆”困境，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态的生产与资本增值（从“增长之术”到“增长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你我他身心灵健康可承受的极限，改变何以可能？ 这就是共生经济学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能量转换和信息流变中重估一切所谓经济增长的价值（Reassess the value of all so-called economic growth in energy conversion and information flow）。 我看见，一种不同以往的经济学思想——即：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未来（Symbiotic thinking driven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让生产回归生活”，为开辟“生活方式再选择”（Lifestyle Re-selection）提供可能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全新概念，应运而生，并将帮助中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帮助世界走出“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帮助一切生命活体恢复“身心灵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The greatest politics is the physical and mi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 不过，共业、别业至深的吾土、吾民能不能共享这份福报，由化解分裂冲突、自我赎罪，而赎福共生，这就要看每个尚有生命可塑性的你自己的修为，而非我心力可为之事了！ 陽子哥2019年9月3日晨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作者：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