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哲學重新回到生命

From the Living Subject to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

——共同體的重新定位與數位-量子時代文明演化的一條思想脈絡

Repositioning Community and Tracing a Civilizational Trajectory into the Digital–Quantum Era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2026年6月25-26日於溫哥華

引言：哲學，從來不是概念，而是生命

很多人一說到哲學，就認為太抽象、深奧，意味着遠離現實。心裡其實是默認“不接地氣”。

我15歲做農夫，從村民們“一草養三鰱”的微妙中，到後來自己採藥製藥學針灸，完全義務為當地缺醫少藥的人們解除病痛，當我從他們由痛苦到開心的神情中，獲得一種無盡的快樂體驗時，便無師自通地自認，那就是哲學。

後來，我越發認定，哲學首先是生命之道。

生命本身就是一個持續交互、不斷契合、不斷生成的鮮活共生體。

哲學不是概念之間的推演，而是生命不斷追尋可能世界的律動；不是書齋里的思辨，而是創新文明的活的靈魂，是時代精神的精華。

1989年6月25日，我在《科技日報》發表《追尋可能的世界》時寫道：

哲學就是生命之道；哲學就是生命追尋可能世界的律動；哲學是創新文明活生生的靈魂。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人工智能迅速崛起、量子科技不斷突破，人類邁入數位-量子時代，我反而越來越確信：

真正需要重新理解的，並不是AI，而是生命。

因為，技術始終只是工具；文明真正演化的主體，始終是生命。

我對生命的思考，並不是為了寫一本教材，也不是為了寫一部思想自傳。我更願意把它看作一個生命主體四十年思想實驗的真實記錄。

其中有直覺，也有思辨；有堅持，也有修正；有成功，也有試錯。許多後來逐漸形成的思想，並不是一開始便擁有完整體系，而是在生命與時代不斷交互的過程中，慢慢得位、慢慢成長。

離錢宏最近的，是錢宏自己；離生命最近的，是每一個具體生命。

也正因為如此，我願意從自己的生命開始，講述一條最終通向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的思想脈絡。

一、生命早於哲學：共同體首先是一種生命經驗

坦率地說，我對“共同體”的警惕，並不是首先來自哲學理論。

而是來自生命。

我出生在一個兄弟姐妹較多的家庭，排行老大。後來又遇到“文化大革命”，父母作為知識分子受到衝擊。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自然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分擔家庭責任的義務，也因此很早失學。

今天回頭看，那段經歷固然艱辛，卻並沒有讓我厭惡責任。

相反，我始終相信：

多做事是福。

能夠承擔責任，能夠幫助別人，本身就是生命成長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然而，也正是在這種成長過程中，我逐漸感受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壓抑。

共同體當然能夠給予溫暖，也能夠給予庇護；它能夠培養責任，也能夠培養彼此關愛。

但與此同時，它也可能不斷要求成員放棄自己的聲音、自己的選擇，甚至違背自己的生命節奏，以維護那個被認為高於個體的“共同體”。

多年以後，當我讀到巴金的《家》《春》《秋》，忽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那不僅僅是一個家族的故事。它也是共同體邏輯的一種文學寫照。

於是，我慢慢意識到：

生命體驗，往往早於哲學。

許多後來形成的思想，並不是首先來自閱讀，而是來自生命一次次真實的感受。

二、1986：生命開始尋找自己的語言

    1986年，一場突如來的車禍（腦震盪短期失憶）之後，我忽然明了一件事理：我再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

    丘吉爾說，勇氣是一切美德中的第一美德，我想，他說這話時，正值“倫敦上空的鷹”逼迫英國人投降壓力山大，只有他，象阿特拉斯一樣扛起整個地球。

    勇氣分明是逼出來的啊！既然上帝不接受我，我再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那我為什麼不勇敢地完成我的事工——思想——把我十幾年的體悟公布出來？

    當時，正值聯合國“國際青年年”（1985）和“國際和平年”（1986）。於是，我幾乎同時完成了兩項思考。

一項是應邀寫作青年讀物《參與——現代人的追求》。今天回頭看，我真正思考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

生命主體如何自組織參與世界？

這裡所說的參與，並不是簡單參加某種活動，也不是被組織、被動員，而是生命主體不斷成長、不斷學習、不斷創造、不斷承擔責任的過程。

同年，我又完成《公民個人權利優先引論：作為整體主義的共和國公民學與作為個體主義的共和國組織學》。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個後來始終沒有改變的命題：

個人角色多樣化，組織角色專一化。

今天看來，這兩篇文章分別從兩個方向提出了同一個問題。

一方面，生命主體不斷生成新的角色，不斷參與世界；另一方面，組織只能承擔專一功能，始終服務生命主體，而不能取代生命主體。

四十年過去了，我越來越意識到，這兩條思想脈絡後來並沒有分開，而是在不斷交匯。

三、為什麼我始終不接受“共同體”作為文明最高概念？

隨着不斷閱讀政治哲學、社會學、文明史，並觀察不同國家的發展歷程，我越來越意識到，我真正不能接受的，並不是共同體本身，而是把共同體提升為文明最高原則。

長期以來，英語 Community、法語 Communauté、德語 Gemeinschaft 都被譯作“共同體”。

然而，它們雖然各有側重，卻都把“共同（Common）”作為概念的出發點。

英語 Community 更強調共同生活、共同聯繫。

法語 Communauté 更強調共同歸屬與制度聯繫。

德語 Gemeinschaft 則更強調共同身份、共同價值、共同命運。

但經過長期思考，我越來越意識到，它們都存在一個共同傾向：

首先確認共同，然後確認主體。

問題並不在於共同體具有邊界。

生命本來就有邊界。細胞有細胞膜，人體有皮膚，男女之間有身體邊界，父母子女之間有人格邊界；國家之間有疆域邊界。

邊界本身，是生命得以存在的條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刻意強化邊界，刻意強化“自己人”，並不斷壓縮主體之間的差異：

把邊界意識（boundary consciousness）異化成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再異化成排他邏輯（exclusivism）。

所以，“共同體”的問題，不在於它有邊界，而在於它刻意強化邊界。

為什麼刻意？因為它需要不斷回答：

誰是自己人？

於是馬上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

誰不是自己人？

然後整個組織開始圍繞這個問題運轉：

強化共同身份；強化共同意識；強化共同利益；強化共同敵人。最後，不斷壓縮內部差異。

於是，本來豐富的生命世界，慢慢變成：求同；然後變成：只有同；最後變成：必須同。

而為了維持“同”，必須不斷把單一身份、單一價值或單一組織形式絕對化。如所謂蔣介石先生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

於是，“求同存異”，主客二元對立統一，開始向"消滅異"滑動，一旦差異不斷被取消，創新停止；主體消失；生命退化；共同體組織越來越依賴權力維持一致性。開始強調“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路線鬥爭，隨時消除差異，甚至消滅“異己分子”，如進行“三大改造”，“消滅私有制”，強調“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而提倡者和領導者本身，在這一過程中，自然而然成了富有特權的《新階級》（吉拉斯，1957）。

這樣的共同體，不僅是邏輯推理，也不只是奧威爾式《動物莊園》《1984》的寓言和哈耶克指出的“通往奴役之路”，更是同一種邏輯發生在法國、俄國、中國、柬埔寨、伊朗、委內瑞拉、古巴……血淋淋的歷史事實。

其實，我們看到公元前8世紀偉大的伯陽父早已有深刻洞察：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我稱之為八字箴言，不再只是古典智慧，而是一條文明演化規律。

生命之所以能夠持續創造，並不是以主體（Subject）自居，把世界和他者當作客體（Object）加以支配、操縱和榨取。因為不斷消除差異，而恰恰因為不同主體保持自身獨立，又能夠持續交互、不斷契合、互為主體，從而生成新的共生體（Symbiotic Organism）。

我越來越傾向於以“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感覺、觀察和評判世界:

存同求異，又尊異；間道競和，而共生。

四、共同體只是形式，生命主體才是目的

我並不是否定個體生命及其共同體的存在。家庭、學校、企業、教會、國家，都可以形成共同體。

只是在我看來，共同體始終只是：

主體之間為了實現某一專一功能而形成的一種組織形式。

因此，它具有三個基本特徵：

專一功能。

暫時性。

可重建性。

1776年《獨立宣言》指出，當政府不能繼續保障人民權利時，人民有權改變或廢除它。

這說明，政府首先是一種組織形式，而不是文明本身。

後來，里根總統說：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真正值得思考的，並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組織信託（TRUST）必須始終回到自己的本位。

我們能理解川普總統說的：各國領導人都要對本國人民負責。所以，哪怕是G7，哪怕是北約盟友，過去承擔過重的美國，現在也要親兄弟，明算賬。

這並不是鼓勵彼此疏遠，而是在提醒：

真正長久的關係，不建立在無限依賴之上，而建立在彼此獨立、彼此負責、彼此尊重的基礎之上。

關係越親密，邊界越清楚；

責任越明確，主體越獨立；

主體越獨立，組織信託越牢固。

家庭如此。企業如此。國家如此。國際合作如此。未來人與AI之間，同樣如此。

五、數位-量子時代：主體定位的文明躍遷

今天，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我把它稱為：

數位-量子時代（Digital–Quantum Era）。

這裡所說的“數位”，並不僅僅意味着數字技術。

我之所以堅持使用“數位”，而不是“數字”，是因為“位”具有更深刻的文明意義。

《周易》說：聖人之大寶曰位。

位，不只是位置，更意味着主體定位。

數位時代真正的重要意義，不是數字計算，而是生命主體、人工智能以及各種組織能夠實現更加精準的定位、連接與契合。

量子，也不僅僅是一種物理理論。

量子所揭示的糾纏、共軛等現象，使我們重新理解世界：

現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在持續交互中不斷生成。所謂“沒有一個人是一座孤島”。

這一科學啟示，與中華文明“天地之大德曰生”“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形成了一種跨越兩千多年的呼應。

數位解決“位”的問題。

量子揭示“交”的問題。

生命彰顯“生”的問題。

於是，人類開始從主客二元思維邁向交互主體共生。

六、從智慧之愛到愛之智慧

軸心時代最大的貢獻，是誕生了智慧之愛（Philosophy，Love of Wisdom）。

它推動了理性、倫理、科學與文明的發展。

然而，當世界越來越呈現為生命主體之間持續交互、不斷契合、共同演化的世界，僅僅依靠建立在主客二元關係上的哲學，已經越來越難以完整解釋數位-量子時代的現實。

因此，我逐漸提出：

愛之智慧（Amorsophia，Wisdom of Love）。

這裡的“愛”，並不只是情感，而是生命不斷連接生命、主體不斷成就主體、文明不斷創造文明的力量。

交互主體共生，並不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它只是希望讓哲學重新回到生命。

讓智慧重新服務生命。

七、LIFE–AI–TRUST：共生體不斷湧現

回望四十年的思想探索，我越來越意識到，生命始終是第一性的。

因此，我提出：

LIFE–AI–TRUST交互主體共生。

LIFE，是生命主體。

AI，是生命創造出來的新工具。

TRUST，則是生命主體為了完成專一功能而不斷重建的組織信託。

生命創造工具。

工具賦能生命。

生命重建組織。

組織回歸信託。

於是，不同生命主體藉助不斷演進的工具，在值得信賴的組織中持續交互、不斷契合，一個新的生命整體便不斷湧現。

我把這種不斷生成、不斷成長、不斷演化的生命整體，稱為：

共生體（Symbiotic Organism）。

共同體只是形式。

生命主體才是基礎。

工具不斷更新。

組織不斷重建。

真正持續成長的，是生命主體之間不斷交互、不斷創造、不斷演化臻美的共生體。

結語：讓哲學重新回到生命

四十年前，我思考的是：

生命主體如何自組織參與世界？

今天，我依然思考同一個問題。

不同的是，今天參與世界的，不再只有人與人，還有人與AI、人與組織，以及越來越多不斷湧現的交互主體。

回望自己的思想歷程，我越來越相信：

普遍寓於特殊之中，須彌寓於芥子。

錢宏（Archer Hong Qian），不過是一個具體生命；本自具足而又非獨存的生命主體（LIFE），才具有真正的普遍意義。

因此，這篇文章所講述的，並不僅僅是我個人四十年的思想歷程，而是一個生命主體如何在成功與試錯、堅持與修正、體驗與思辨的持續交互中，逐漸尋找自身定位、不斷追尋可能世界的一次真實實驗。

生命不斷創造工具。

工具不斷賦能生命。

生命不斷重建組織。

組織不斷回歸信託。

不同主體在持續交互中不斷形成新的契合，不斷湧現新的共生體。

這正是數位-量子時代從智慧之愛（Philosophy）邁向愛之智慧（Amorsophia），從主客二元對立統一邁向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的文明躍遷。

而我始終相信：

哲學就是生命之道；哲學就是生命追尋可能世界的律動；哲學，是創新文明的活的靈魂。

而生命，也終將在不斷交互中，創造屬於數位-量子時代新的文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