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必要，勿增实体：川普常识新政的局与世界秩序的共生重构

No Unnecessary Entities：Trump’s New Deal Shaping the Game and the Symbiotic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Order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英国脱欧、芬兰冬季战争到LIFE—AI-AM—TRUST的未来世界

— From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rexit, and Finland’s Winter War to the Future World of LIFE—AI—AM—TRUST

钱宏 Archer Hong Qian

引言：川普政府意欲何为？

一位做国际政治研究的朋友最近写了篇《川普政府意欲何为呢？》，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判断：

“川普政府的目标内嵌着两个陷阱，前一个，是小国、弱国陷阱，后一个，是强国陷阱。这两个陷阱是川普国际运动内在隐含着的。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仔细思考，弄不好就会掉进去。”

我回复说，把“陷阱”换成“做局”，可能更合适些。

大半年前，我就提出，面对川普推动的国际格局变化，各国“入局，还是在局外？”“跟，还是不跟？”这貌似是半个世纪前邓小平的问题。但如今，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哈姆雷特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做局者未必能够掌握结局，入局者也未必就会落入陷阱。国际政治从来没有一个能够任意摆布所有国家和人民命运的超级棋手。

何况，世界各国早已置身相互连接的经济、技术、安全和文化关系之中。谁能真正置身局外？这应该是川普新政发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的常识。

问题在于，入谁的局？如何入局？能否在各显神通、交互契合中共襄成局？归根结底，是生命体自组织连接的现实选择问题，而与如何左右、东西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纠结无涉，不夸张地说，谁纠结谁作死。

这让我再次想起奥卡姆剃刀原则：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无论个人、国家、社区，还是国际组织，这八个字都值得细细琢磨。

一、川普与普京：同样不满旧秩序，方向却大相径庭

朋友还说：

“川普与普京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即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战后秩序特别是冷战后秩序中的失败者。”

这个观察有意思！

问题是，他们对旧秩序的不满以及试图重构秩序的方向，存在根本区别。

普京念念不忘俄罗斯帝国及苏联时代的势力范围，最终诉诸武力侵占邻国领土。莫迪早在2022年9月就当面对普京说过：“今天的时代不是战争的时代。”

川普则试图重新审视美国几十年来承担的国际义务、产业利益、国家安全及联盟关系。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我在《国运的转捩点——简评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这意味着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目标、资源能力和对外责任。

美国不可能继续像神话中的阿特拉斯（Atlas）那样，独自支撑整个世界。

报告强调国家利益、实力与目标的匹配，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并以所谓“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重新安排美国的对外关系。

当然，美国优先也可能滑向强权交易，关税、制裁和单边施压同样可能把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

因此，关键还在于现实行动究竟创造了多少公共价值，又增加了多少社会交易成本与冲突风险。

至于川普本人和他的团队，我倒觉得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复杂。

他们在忙什么？

忙着解决一个个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已经发生、拖延太久的大大小小问题。边境、移民、产业、债务、能源、战争、贸易、关税、盟友负担……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扑面而来。

看上去气势汹汹，有时却近乎天真！

他们相信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常识、谈判、交易和实力重新处理。然而，旧问题积重难返，新问题又不断生成，哪有那么多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政治家可以做局，历史却从来不保证按照设计好的剧本演出。

二、世界政府的迷思：组织越庞大，生命越安全吗？

人们习惯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和平红利”，仿佛它主要来自某种庞大的国际组织。

其实，和平红利的来源各不相同。

战后重建带来生产、投资和消费的巨大需求；国际贸易扩大市场与分工；技术革命提升生产力；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降低战争风险；某些国家也确实利用既有规则漏洞，转嫁成本、获取不对称收益。

WTO规则能够促进贸易，联合国能够提供外交协商平台，欧盟能够组织区域合作。这些都是具体的历史安排。

然而，有规则不等于必须建立一个统管一切的世界政府。有组织也不意味着组织越大越好。

从个人到社区，从国家到国家集团，最值得警惕的，是人们把生存、安全和未来的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于某个庞大的TRUST（组织信托）之上。

久而久之，主体可能逐渐放弃或被迫放弃自身独有的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力。

原本能够自己判断的事情，等待组织指示；原本能够自主创造的事业，依赖组织批准；原本能够通过契约解决的关系，转而寻求权力干预。

最后，组织越来越庞大，程序越来越繁复，社会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生命主体却越来越失去判断、创新的能力与尊严。

这便可能成为一条通往自愿被奴役的道路。

当然，人类合作离不开组织。产权保障、冲突裁决、公共安全、共同防务，都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

问题恰恰在于：组织究竟是增进了人的自主创造能力，还是反过来吞噬了这种能力？

组织的信任应当来自其创造的公共价值，组织的规模应当接受其实际共生效能的检验。

这也是“若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现代意义。

三、从英国脱欧到瑞士中立：大而无当，小即是美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随后由强森政府完成过渡和新的贸易安排。

脱欧当然付出了代价。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至今仍预计，脱欧带来的贸易障碍将使英国长期生产率比留欧情景低约4%。

但脱欧也使英国重新取得了若干政策领域的自主决定权。问题由此转化为：英国能否将这种自主权转变为新的创造能力与经济效能？

2016年我曾与一位来自塞浦路斯的英联邦副主席安娜女士相遇，讨论英国脱欧与撒切尔夫人有关英国和欧洲关系的历史观点。

撒切尔夫人1988年在布鲁日演讲中，鲜明反对欧洲权力不断向超国家中心集中。这也使人想起一种英国历史观：英国对欧洲的重要贡献之一，是防止欧洲大陆形成能够支配其他国家的单一权力中心。

英国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能够保持自己的判断与行动。

比英国更小的瑞士，同样值得关注。

当时的瑞士既不加入欧盟，也不是北约正式成员国，却从1996年起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并依靠自身的民主、自治、金融、产业与社会组织方式维持国家发展。

小可以很强，很美，大也可能无当。

然而，小并不自动产生共生，大也并非注定低效。组织规模与共生效能之间，需要实际检验。

真正值得追求的，是各生命主体保有自主创造能力，同时通过必要的组织、契约与信任实现有益交互。

这才是“小即是美”在共生经济学中的现实含义。

四、乌克兰的抉择：芬兰冬季战争留下什么启示？

今天的乌克兰，面临着远比一般国际战略选择更加残酷的生死问题。

泽连斯基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危急时刻留在基辅，带领乌克兰人民抵抗侵略，保住首都与国家的独立。这份勇气和历史贡献，应当得到尊重。

但战争能够持续多久？一个国家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人口、财政、产业与生態背负？

这是同样严肃的问题。

四年前我讲到1939—1940年的苏芬冬季战争，讲芬兰的顽强抵抗精神，国际社会开除苏联的“国联”成员资格，四年后的今天，不能不再次谈到。

芬兰以远弱于苏联的国力顽强抵抗，在战争初期给苏军造成重大损失（据赫鲁晓夫回忆死伤100万）。随后苏军突破芬兰重要防线，芬兰面临持续作战能力不足的现实。

最终，芬兰通过谈判签署《莫斯科和平条约》，丧失了约11%的国土，却保住了国家独立。

如果当时芬兰坚持每寸土地都必须夺回，拒绝任何停战条件，国家命运又会如何？

这一历史案例值得乌克兰认真研究。

战争胜负究竟应该怎样衡量？是控制多少平方公里土地，还是能否维持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生命、恢复社会创造能力？

当然，1940年的芬兰与今天的乌克兰有不同的国际条件，任何停战安排都需要面对安全保障、居民权利和侵略再次发生的风险。

但历史至少说明，一个国家在经历顽强抵抗之后，通过谈判作出艰难的战略取舍，并不必然意味着丧失尊严。

不加入北约或欧盟，也不必然意味着失去国家前途。真正重要的是乌克兰如何获得可信的安全保障，并恢复自身的生命活力。

对于乌克兰东部四州，更不能仅凭当地居民使用俄语，就认定其政治归属。语言、文化、身份、产权和政治意愿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居民自身的选择与权利同样必须得到尊重。这又涉及主权国际秩序与人权原则关系处理问题。

经过多年惨烈战争，任何领土安排都将付出巨大代价。

当战争消耗已经危及一个国家长远的生存与创造能力时，政治家的担当，便包括敢于判断继续战争与寻求可靠和平各自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场关于生命、国家和历史责任的艰难选择。

五、俄罗斯的战争悖论：占得下来，养得起吗？

更值得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

即使俄罗斯最终保住军事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它真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长期支撑吗？

战争期间，一支军队可以凭借武器和命令控制一片土地。

然而，和平时期呢？

人们需要工作，需要住房、学校、医院、养老金，需要产权安全、司法公正和地方治理，需要能够看见未来的生活。

战争摧毁的工厂、交通、能源设施和社区，不会因为换了一面旗帜便自动恢复。

地方财政从哪里来？公共服务由谁支付？投资者凭什么相信当地的产权与秩序？居民又凭什么认同新的统治者？

2026年8月，波兰东方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指出，俄罗斯地方财政已承担越来越沉重的战争负担。2025年，俄罗斯各地区预算赤字与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各地区还被要求参与占领区重建。到2025年，地方预算已资助修复约一万处相关公共基础设施。2026年，四个被俄罗斯宣布吞并的乌克兰地区预计从俄罗斯联邦获得约3400亿卢布转移支付。

占领土地扩大了，财政义务也扩大了。

俄罗斯原有的地方政府，既要应付自身经济和民生问题，又要不断承担战争与重建费用。

这样的组织安排能够持续多久？

再进一步，军事占领可以暂时压制反抗，却无法保证和平时期的政治认同。

谁能断言，战争结束以后，乌东居民就一定会安安静静地接受莫斯科统治？

谁又能排除未来某些地方出现新的自治、独立诉求，甚至重新寻求乌克兰支持？

至于俄罗斯本土，各地区对中央财政资源的争夺、社会负担分配的不满以及地方自治要求，也可能因战争代价而发生变化。

这些情景当然不能预先断言必然发生。但占领区治理成本上升、俄罗斯地方财政承压，已经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

一个国家可以用军事力量占有土地，却不能靠军事力量创造持续的社会信任与共生效能。

在共生经济学看来，土地、人口、矿产和工厂，都是需要与组织能力、创造活动、公共信任有益交互才能形成效能的资源。

GDP的账面增量并不等于GDE（国内生产效能总值）的增加。

GDE = Σ(GDPᵢ × ηᵢ)

其中，η为效能系数。

一片领土即使增加了名义产值，如果随之产生的战争、治理、维护和冲突成本不断上升，其净效能仍可能下降。

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可能最终留下这样一种历史悖论：

赢得更多土地，却背上更沉重的负债；扩大国家版图，却削弱国家自身的生命活力。

这比简单计算战场得失，更值得普京及俄罗斯人民认真思考。

六、从LIFE—AI—AM—TRUST看未来国际格局

把川普、普京、英国脱欧、瑞士中立、芬兰冬季战争和乌克兰的未来放在一起，便会发现一个贯通的问题：

人的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力，正在重新改变组织与权力存在的条件。

尤其到了数位—量子时代，AI的发展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知识、计算与创造工具。

马斯克这样的超级个体，已经让人们看见：一个具有强大创造能力的生命主体，能够调动远远超出传统个人和组织（国家）能力范围的技术、资本、人才和组织资源。

未来，人机共生体（不只是智能体、不是共同体）进一步发展，更多超级个体和小规模创新社区可能出现。

传统国家集团、政黨、行政官僚机构乃至各种所谓世界政府，其组织形式和治理效能，都将面临新的检验。

我将这种变化放到四种相互联系的形态中理解：

LIFE（生命形态）—AI（智能形态）—AM（Amorsophia MindsWeb，愛之智慧孞態网）—TRUST（组织形态）。

LIFE具有自身的生命自组织能力，是创造与价值的根本主体。

AI使某些智能能力获得空前扩展，同时带来新的集中化与依赖风险。

AM则指向人工心智（Artificial Mind）与愛之智慧（Amorsophia）交互生成的更高层次心智共生能力，使不同主体的自主创造、判断与责任获得新的连接方式。

TRUST作为组织形态，承担协调、契约、信用与公共责任，其存在价值必须不断经受生命共生效能的检验。

四者持续交互，自组织动能与共生、共襄生成势能相应相辅相成。

组织规模所具有的优势不会自动消失，超级个体也不意味着个人可以独自承担所有公共责任。

然而，当个人及小规模社区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连接与创造能力时，一切庞大组织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

你凭什么要求生命主体交出更多自主权，承担更多成本，却不能创造与之相称的公共价值？

这正是从“小即是美”走向交互主体共生的时代命题。

七、做局、入局与成局：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回到川普政府究竟意欲何为。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揭示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国际责任与国家能力的边界。

这样的变化，必然牵动旧有联盟、贸易规则、区域组织及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有人把它看成陷阱，有人视为机会，有人担心国际秩序崩溃，也有人寄望于旧秩序能够原封不动地恢复。

然而，无论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还是众多小国，都无法凭自己的愿望决定世界未来。

各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资源、能力和选择。相互依赖能够带来繁荣，也可能形成控制、掠夺和冲突。

所谓国际秩序，归根结底是这些主体持续交互的结果。

多元、生态不共生，就是散乱和冲突。

战争尤其如此。

当战争造成越来越多生命面临同归于尽的风险，交战者往往会重新估算自身能力和继续战争的代价，寻找能够接受的妥协。

妥协能够暂时止损，真正持久的和平还需要新的安全保障、权利安排、契约信任与经济生活的恢复。

人们常常把和平当作战争结束后的奖赏，却忽略了和平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创造和维护的公共价值。

从这一意义上说，川普政府所推动的国际战略重构，也必须接受共生效能的检验。

美国能否降低自身长期承担的国际负担，同时维持必要的安全信任？盟友能否承担更多责任，并增强自主创造能力？国际组织能否减少冗余、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维持必要的合作？俄罗斯能否认识到征服土地与治理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乌克兰又能否在保有国家尊严与独立的前提下，重新创造和平发展的条件？

这些问题彼此相连，却没有一个能够由某个世界政府或超级强权包办。

所谓世界秩序重构，其最终成果需要由无数生命主体通过实际行动共同生成。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若有组织，必问效能。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社区如此，一家公司如此，一切国际组织亦如此。

当组织越来越大，生命却越来越贫乏；当权力越来越强，社会却越来越无力；当胜利不断被宣布，人民却付出越来越高的生存代价，人们便有理由重新审视这种组织秩序。

从LIFE到AI、AM、TRUST，未来世界更值得期待的，是不同生命主体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在交互契合中形成更有生命力的共生秩序。

川普可以做局，各国必须决定如何入局，而世界最终怎样成局，仍取决于不同主体实际创造的共生效能。

战争可以夺取土地，权力可以建立组织，唯有生命的自由创造与有益交互，才能使文明生生不息。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万事交互主体共生（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一点感慨

非共生就可能共死！好在每当多元冲突、生态战争发展到更多生命面临同归于尽时，无论强弱正邪，人多半会寻求最不坏的妥协，这就是现实。

而作为世界最强国总统川普与川普团队，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他们只是疲于奔命（上任不到两年，已有15—17项竞选承诺被列为兑现）地解决一个个美国国内与国际上已经发生和拖延太久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而已，甚至近乎天真！

Archer Hong Qian

2026年11月1日于 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