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历史的分期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以及文明和社会建构的两种方法：殷末周初的那场家为巫史和绝地天通运动是如何左右了我们今天的历史和东亚格局

                作者：暗夜寻灯 

第一章：绪论------全书的导言

   东亚土地之上人类历史的文明之初，出现了一个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相当卓越的王朝 ------ 殷商。后来的一个偶然事件：武王克商，一个崇尚农业的邦国（pre-state）灭亡了一个在工商业方面拿手的文明国家（state）。小邦周灭了大邑商，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来月，不仅让殷人震惊，更让周人惴惴不安。于是乎，为了厘清其中的奥妙，继承了文王思想革命方法的周公，掀起了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史称“周公制礼”。三千年前的这场“殷周革命”，奠定了今天东亚这块土地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使得我们今天在想从农业国家转型为工商业国家的时候，困难重重。今天的东亚土地不仅缺乏文王在“殷周革命”前的思想环境，也缺乏周公之后百年革命、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后备力量。因为东亚的这块土地，在人类大型（complex）社会建构的一开始就在方向上走进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条至今走不出周文化框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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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世界里，一般把李鸿章等清末洋务派所言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为中华帝国与外部世界相接触，感受到的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80、90年代，受芮玛丽的影响，以及对芮玛丽（Mary Wright）文明冲突思想做进一步补充的亨廷顿、福山等人的影响，8乘8那一代学人提出了《河觞》的概念。《河觞》提出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概念其实模糊不清，以至于后来苏晓康、谢选骏先生不得不承认，用海洋文明这一词汇表述确实不妥。

8x8的结果是断送了大陆社会共产党内的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实干家。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派仍然是一蹶不振。个人揣度这段往事如果不谈胡耀邦赵紫阳的个人性格，那是与当时人们的历史眼光和知识局限性有关。8x8那批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承认这一事实；到具体的文明的涵义或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他们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解决。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查人类史，我们通常说人类史有四大事件。它们分别是:

①        45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

②        5万年前的文化爆炸；

③        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

④        1840年代以来的科技革命。

我们之所以说这四个事件是人类史的四大事件，乃是因为这四个事件中的每一次发生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异和演化后果。第一个重大事件使地猿变为了直立猿，使直立猿得以通过延长了的子代对父母亲那一代和祖父母亲那一代的模仿学习出现第二个事件的重大结果（祖父母效应，女性与“男性绝经”效应会在本书后边章节叙述）。第二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人类真正脱离开了与其它动物的重大差别，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文化动物。

19世纪的科学界一般定义人是会制造使用工具的动物。但是后来珍妮·古德尔发现了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就使人类这唯一会制造使用工具的定义而成为泡影。后来有人定义人类是唯一的文化动物。但是自1958年以来对日本辛岛的猕猴有关洗红薯和海水去沙法的观察研究，人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事实：许多动物都具备起码文化的雏形；而定义人类是唯一文化动物显然与已经发现的其它各种各样动物所具备的文化行为相冲突。过去人们认为只有人类是会自相残杀的物种；这肇因于人类的复杂文化现象，使得动物界普遍存在的点到为止的仪式化战斗在人类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导致规模巨大的自相残杀。但是很快，古德尔的报告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干出物种内自相残杀的勾当，这就自然让人们联想起来由于黑猩猩社会内部存在的文化现象导致它们也同人类一样会成为自相残杀的物种。所以今天，本文作者以文化的庞杂、不可数特性为人类这个物种做定义。这也是后来贾瑞德·戴蒙德把突然出现在5万年前的人类文化爆炸称为文化大跃进的原因。因为5万年前和之后人类的文化种类和数量是一个分水岭。5万年之前的人类文化种类和数量都屈指可数。我们这里提到的文化的自然演化路径貌似一个单线的直线发展；他们分别是：

1.  黑猩猩、大象、鲸鱼、海豚等其它动物所具有的简单可数的文化

2.  娄米奎3号遗址文化（Lomekwi 3 culture）（娄米奎3号遗址文化已经比目前所知的动物文化要复杂一些）

3.  奥杜威文化（Oldowan culture）（比娄米奎文化复杂）

4.  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比奥杜威文化复杂）

5.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culture）（比之前文化都要复杂）

6.  约五万年前人类文化的大跃进（文化大爆炸）考古学所发现的人类文化突然在这个时段内出现至少有迹象可寻的就有1千种还多

5万年前的人类文化爆炸，标志着古代智人和现代智人的分水岭。也就是说文化爆炸之后的5万年以来的人类在智力水平上是一模一样的。你训练一个5万年前的人类来开飞机，也一定能够成功。

而1万四千五百多年前由今日的以色列境内的那图芬文化(Natufian culture)开端的农业革命，慢慢扩散向土耳其和两河流域，再扩散到埃及，直至人类居住的几个文明发源地；使我们人类的小型社会而有能力跨入出现行业分工的大型社会，以至于有了今天的文明（这里请忽略各地文明独立起源论）。其意义无论怎么夸张都毫不过分。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进行的科技革命和由其带来的社会转型，无疑就是我们现代人体会到的和清末洋务派感知到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5-4运动虽然也意识到了民主与科学对社会建构的重要性；但科学与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富国强兵？还是《洪范》天下？是王道乐土？还是外儒内法？抑或是1949年以后的外马列内法家的外儒内法的转变？5-4那代人没有搞清楚，8x8那代人更没有搞清楚。

今天我们理解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生物学入侵人文科学的角度来考察理解。考古学家任式楠在《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中已经把农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做一个分期研究。他首次确定了农业萌芽期、发展期的概念。这种农业社会的从萌芽到发展，对应的人类时代的标准，我们分别把他们称为新石器的早期和中期。这每一个技术进步实际上都伴随着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种田还是不种田的问题，戴蒙德曾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中做过详细分析。要种田就必须“面朝黄土背朝天”，付出艰苦卓绝的重体力劳动；除了放弃采集狩猎社会的悠闲自在，并且还要面对社会内部的和社会外部的也经由队群社会演变为军群社会后的抢夺和不劳而获。

西方的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把采集狩猎社会的小型聚集人口，通常为100人以下的社会称作游团band。我个人也把它叫做小型社会（simple society）。人类在这种小型社会中生活了至少5百万年，所以5百万年来所养成的我们的人性，也还是在这种小型社会中我们才会觉得生活得舒服自在。一旦现代的公司大于100人的组成，就必须订立公司章程以保持良好公司运行。原因也就出在这几百万年里我们养成的人性。

在动物行为学里，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可以分成四层结构，亦即一雄多雌或一雄一雌（One-Male-Unit: OMU）组成的家庭为第一社会层次family；由几个家庭依照血亲而组成的宗族社会为第二层次clan；由几个不同宗族组成的社会为第三层次，叫做队群社会band；也就是过去说的“游团”。由几个队群社会组织起来的群体叫军群社会troop。这种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具体到各个物种，社会规模和动物物口一般都在100个个体以下。比如日本猕猴通常在20-30只组成一个军群社会。黑猩猩的社会小到只有十几只组成一个社会；大的也可以到30多只；一般我们也称之为队群社会（也有叫部落社会的，目前的分类比较乱）。恒河猴可以达到100只组成一个军群社会。阿拉伯狒狒的狒口由于也像人类一样常年都可以发情，因而社会组织和狒口数量一般在250只以上；而东非狒狒由于有季节性的发情期，其狒口在社会中的数量只能达到150只上下。相比较于人类，由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又由于人类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发情的物种，所以人类的社会规模可以发展到今天组织成国家上亿人口的规模。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通常把1万人以上的社会称为大型社会complex society。我个人把100人至1万人之间的社会发展组织和社会模式与规模称为过渡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这种每一次的过渡，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规模都发生过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出现农业以后，就是由原来的100人以下的队群社会，经过几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出了军群社会与过渡社会和之后的大型社会。

而人类这个物种又与其它灵长类动物比较具有一些奇特怪异的不同，戴蒙德在《性趣探秘》中介绍了：

·         女性隐藏的发情期和没有季节性的或年龄限制的交配接受度

·         外翻的嘴唇和突出隆起的乳房

·         长期的性伴侣、为了乐趣交配和共同抚养后代

·         交配行为很具私密性但进食行为很具社交性

·         绝经的女性全身心帮助和照顾孙辈儿；“绝经”的部分男性却在哲学、艺术、技艺特别是权力方面比较痴迷

·         喜欢在家庭这一社会层次与非血缘关系的其它家庭比邻而居

人类喜欢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它家庭比邻而居，是后来我们的这个物种发育成文明社会的基本的生物学条件。在此一本能的基础上交织成人类复杂的本能和文化行为。今天流行的民俗术语成为了“隔壁老王”这一代名词对人性的一种描述。至于为什么比邻而居而最后能发展出来大型社会。我会在下边的一个章节里专门就此一现象来比较马蜂的社会如何因为是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繁衍方式而只能成为100只大小的小型社会，在酿出指甲盖大小的马蜂蜜之后因为无法处理“文明”成果而导致社会分崩离析（一般的人或者有些讲述文明的公知不太懂得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成果而把二者混为一谈）。但蚂蚁和蜜蜂却因为是一妻多夫制而导致能够发育出来一种社会“警察”制度来处理“兄弟阋墙”或“姐妹阋墙”（sibling rivalry）的本能从而达成百万只级别的大型社会。而人类“警察”制度的来源与处理标准源自于文化和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男性的如女性般的“绝经”现象，通常是希望在文化与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方面抢占资源、造福自己的后代。

社会规模达到1万人上下，也是人类社会出现明显分工的时期；当然这种分工的出现也不是“嘎然而始”；它在100人以下的小型社会也出现了端倪。研究刺青的人类学家拉斯·库塔克（ Lars Krutak - Tattoo Anthropologist ）曾经在南美卡亚比（Kayabi tirbe）印第安人部落研究他们的刺青文化。要成为一个刺青师，在100人以下的小型部落也需要竞争上岗。这是人类最早时代的分工标志。早期的巫师萨满自然也脱离不了如此的模式，造就了人类社会演化史的“家为巫史”时代。后来的巫师萨满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我们古代文献所说的“颛顼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陈来教授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来源》中描述过这段历史，这是国家产生，政治权力把原本在民间家庭、村头树下可以进行的巫师、萨满的家为巫史的权力，收归国有。类似我们今天的政府不仅有宗教局管理宗教，也有教化民众以马列主义灌输给我们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的权力。这种政教合一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又决然不同。西藏的政教合一以神权为最高而神圣。华夏的政教合一以政权为最高而神圣。早期人类在组成大型社会，形成国家，实现所谓文明，靠的就是这种“国之重器，在祀与戎”。这种祀与戎，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笔杆子、枪杆子。发展到今日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不仅仅要靠笔杆子、枪杆子，今天的社会建构还剥夺了社会群体的钱袋子，不仅仅把思想权力收归国有，同时也把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收归国有；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率土之滨莫非国家的儿女”。国家不仅仅控制笔杆子、枪杆子，而且还要控制起来钱袋子。这种对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的控制，形成了现代一种国家体系和国家的标志。如何处理大型社会建构的这三个要素，不仅是国家构成的三个要素，也是文明建构的三个要素；是现代社会的巨大争执，也是大自然的人文实验。

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如西藏，或者政教合一的权力政治如华夏文明都是我们的古老文化传承。遇到了西方传播过来的政教分离的笔杆子市场化、钱袋子市场化、枪杆子必须对外的国家化，这才是我们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笔杆子、钱袋子的市场化，把思想和经济权力，放在像菜市场上的货品一样供大家讨价还价，挑选接受，这是我们自殷末周初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以来所一直打击压迫的。如果说在传说中的颛顼时代，颛顼打压并控制起来了意识形态、实现了殷商和其以前那个时代的“绝地天通”、也实现了西周以来的政教合一的第一个大型社会的建构和国家的形成，那么在以后的周秦之变前后，也就是我们所谓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华夏文明和所谓的中国文化，也开始了打压“钱袋子的市场化”的“重农轻商”政策。而这种对钱袋子市场化的打压，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殷末周初、武王克商的历史肇因和由其导致并出现的今日中国的历史结果。而周文王为了“克商”也是曾经下放过一段时间的“家为巫史”的思想权力，允许诸侯也可以在自己家中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是如殷商时代那样实行“绝地天通”：诸侯的祖先都是商王祭祀自己祖先时候的陪祭。因为祭祀权力下放，大为宣扬“天命靡长，惟德是辅”这种有缺陷的意识形态，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道德良心也是社会型动物天生具备的本能之一；既然人人 都是有“德”的，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周公造就维德是辅的这个起始缺陷，给了后世的这种疑问，不仅仅酿成了那个时代的“兄弟阋墙”的“三监之乱”，也造就了中国历史的王朝周期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悲惨历史。

中国大型社会建构的简明特征，或者中国历史的简明特征，或者说中国国家制度和制度文化的简明特征，可以概括为：

1.      政教合一：政权与教化社会成员的教化权力合兵为一

·         从绝地天通，到天人合一：殷周之变，让神权为主的政教合一，变成了以政权为主的政教合一。从杀人祭祀，到杀牲祭祀；神格降低，人格上升。理解了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也就能够明白殷商青铜器的“狞厉之美”的来源；就能解释虎食人卣青铜器的艺术之美，这种解释才能显得合理合情。

·         独尊儒术之后，不许“沙门不敬王者”;与独尊马恩列斯毛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         不许挑战现有信仰体系的中世纪社会建构特点：西方中世纪的最大特点就是神权的信仰体系不容挑战。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革命慢慢瓦解了独尊神权，演化成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上升。而华夏以来的殷周之变，祖先神演变为以天为尊的自然神，形成普天之下的观念和惟德是辅的观念。天之观念，玄之又玄；使得至今的人们无意挑战而且也不容挑战。“武乙射天”和“宋王射天”都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和 “天亦亡之”。这就使得后世的“文字狱”虽然盛行而也鲜有人认为“反之成理”。对“天之命”的无奈与忍受，不仅使人难以认清华夏社会的中世纪特点，也鲜少让人对天的观念能够有所突破和认识。

2.      天下观念与万邦来朝

周人创造了“天命靡长，维德是辅”观念；天下由个人的修德而来。现代的演化人类学家佛朗西斯·德·瓦尔（Francis De Waal）经过对社会型动物黑猩猩、大象等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良心和道德感是社会协作的演化结果【TED】弗兰斯·德瓦尔：动物的道德行为-网易公开课 (163.com)。也就是说道德心与良心是嵌入社会型动物基因的本能。既然人人都是有道德和良心的个人，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天下观，江湖观也就造就了中国历史的王朝兴衰史。这种天下观与人生而本有的道德本能演变为“打天下坐天下”的基本社会伦理和万邦来朝的我朝优越心理。我朝优越进而被现代民族主义者演变为我族优越的天下观。

3.      江湖观念 与江湖争霸

有一西方学者向一中国学者讨教，问希特勒迫害杀死犹太人但不会对自己的德意志民族大开杀戒，中国为什么对自己人却那么狠呢？还有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据说此一学者竟然无言以对。探究民族和社会群体内部自相残杀和“蟑螂”般在“内卷”情形下的自相残杀，生物社会学里形成的“对抗式竞争”，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天下观和江湖观。大批所谓现代新儒家如钱穆、余英时等总结的中国文化并不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世界上其它各民族也都自然存有他们所总结的所谓“中国文化”和行为；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天下观却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江湖争霸观念，“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的观念，真真正正是中国独有的。这种江湖争霸、天下争雄的文化观念，是其它民族不具备的。也正是这种天下观，演变出了打天下坐天下的社会伦理。

4.      对笔杆子、钱袋子的放松与收紧，成为中国王朝兴衰的更替与演变的制度表现。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以及其它方面虽然各有特点，造就了那个王朝的特征；但无外乎是对意识形态与“重农轻商”政策的“驰”与“紧”。对政治与经济同时放松的宋朝，达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与科技的高峰期；后世至今无法企及；而大兴“文字狱”的明清，不仅仅错失了世界大航海的伟大时代，也造成了大航海时代传来的新作物、秋作物引发的人口突然增长和应对的措手不及。人口的剧烈增长造成了明清以来“汉奸文化”与坚强不屈、岿然屹立的“蟑螂文化”的蓬勃发生。（蟑螂文化一词的出处，请谷狗本人以端木一秋笔名的拙作《中国文化中的蟑螂文化》一文）

当然这里谈到的大型社会建构、国家建构、或者文明建构的三要素是人文科学部分。具体小型社会如何建构，是生物社会学部分。小型社会如何建构，我会在本书对《社会生物学》做一个简要介绍。理解了小型社会的建构，我们理解起来文明、人性、社会、政治、国家这些基本概念，才会有更深一步的融通。

大型社会建构的这种“国之重器”，在远古时期首先第一步做到的是意识形态变革，也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把自己的祖先神化、神格起来。教化民众自己的祖先就是崇拜的图腾。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食玄鸟之卵而生契”、“我姬氏出自天鼋”。这是东亚文明开端，“卵”生文化的勾和线；也即是图腾动物的神圣躯体开始与自己祖先的身体“化而为一”，使自己的祖先也开始因为与神圣动物的躯体结合而变得神圣起来的大时代序曲。这是图腾崇拜转换为半人半兽神崇拜的开端。

东亚这块土地具有图腾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部落和民众也曾经能够组织起来更多的人口打败之前的万物有灵论的更小型人口部落。这是多次发生的人类意识形态革命的战争；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争。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神话，本质上是殷周神话，反映的历史大多是半人半兽神的意识形态，打败图腾崇拜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后羿射日”的神话。反映的是甲乙丙丁等十个崇拜太阳的部落之间发生的兼并战争，和半人半兽神的后羿征服图腾崇拜氏族的过程。殷商人的神话说太阳和月亮分别是祖先帝喾的两个妻子羲和和常羲所生，反映的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识形态的战争。这是后一个朝代推翻了前一个朝代，也要对前一个朝代的意识形态做一番清算的结果。

“国之重器、在祀与戎”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考古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即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异出现了大型礼仪式的建筑、或者出现了城市、市场或者使用了文字，这些都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依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学者才开始考量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城墙建筑和良渚文化的城墙建筑均为文明出现的标志。依照这样的标准，蚂蚁学家也把比如切叶蚁所发展出来的种植蘑菇作为文明的标志；认为这就是蚂蚁的农业；依靠蚜虫分泌蜜汁而生存的蚂蚁通过驱赶刺激蚜虫而称这些行为为蚂蚁的畜牧业。蚂蚁中也有驱使俘获另外种类的蚂蚁为自己劳动和生产而称之为蚂蚁的奴隶社会；也把相对蚂蚁个体来说巨大的蚁冢作为文明的标志。参考下边这本书《切叶蚁 --- 本能造就的文明》。

蚂蚁的文明，通常被蚂蚁学家认为是5-6千万年前就开始演化出来的本能。而人类总的历史不过5百万年；文明不过才5千年。蚂蚁学家认为蚂蚁的文明建设已经埋入基因，是靠天生、靠基因，靠本能；那人类的文明建设靠的是什么呢？

答案显然是“国之重器、在祀与戎”；也就是人类靠着发明虚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强行逼迫的国家暴力。人类靠的是意识形态来教化个体，把个体的人组织和整合起来（比如宗教的教化功能）、靠军队的镇压来铲除个体的人或小集团的反抗。然后是依赖个体人的技能分化来打造文明成果，建构社会。一个社会的人们有了统一的信仰，就能够为达同一个目的而协作与合作起来。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因为相信他们的法老是太阳神的儿子，正如东亚的人相信皇帝是天的儿子一样而辛勤打造金字塔。

人类要建构自己的文明，不能像蚂蚁一样演化出身体的器官作为工具和分工。人类的分工显然是依赖大脑的思想和技能分化。要把众多的人口组织协调起来，靠的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和内容自洽的一套成系统的信仰体系。靠着这套内容自洽的故事和信仰体系，社会的组织者教化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有着统一的行为来组建大型的礼仪建筑或者建造登月的统一行为。教化个体的信仰和暴力逼迫个体对信仰的尊崇；这就是我们建构文明的秘诀。大脑的技能分化出现的各个个体需要团结、合作、协作，来组织成为社会，就必须依赖意识形态的教化。所谓文明，也不过就是生物学家所要研究和表达的社会属性的演化和分级。从独居到亚社会型，从集群到准社会型，到半社会型、真社会型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标尺单位 ------ 文明。

昆虫学家研究昆虫5千万年来的演变，单以蜜蜂来说，在世界上存在的4万多种蜜蜂中，从独居到具备社会属性的蜜蜂之间，具有前社会属性的蜜蜂种类实际是大多数，呈现连续的、不间断的、广谱的分布。前社会性昆虫也就是向具备社会属性的昆虫的过渡类型。昆虫的社会属性类型分布从独居型到真社会型，是按照下边的标准：

·         独居型（solitary）: 不具备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o   同种的个体协力照顾、抚育幼体

o   繁殖上有分工：有繁殖能力的个体不劳动；劳动的个体不繁殖

o   至少两个世代生活在一起，子代协助亲代至少一个短时期

·         前社会型（pre-social）或叫类社会型（para-social）: 向真社会属性过渡的阶段和类型

·         真社会型（eu-social）：具备上述的全部行为，且世代重叠生活在一个复巢内

其中前社会型又可细分为：（下列的所有类型在4万多种蜜蜂中都有分布，被称为广谱性分布并且占有蜜蜂种类的绝大多数。）

·         亚社会型（sub-social）：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成虫照看自己的若虫或幼虫

·         群居型（communal）：同代的成员共用一个复巢但不合作照看幼体

·         准社会型（quasi-social）：同代成员共用一个复巢并照看幼体

·         半社会型（semi-social）：同代的成员共用一个复巢并照看幼体，且存在生殖分工

昆虫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在威尔逊（E.O. Wilson）所著的《昆虫社会》中获得一致的赞同和美誉。它体现了昆虫本能研究中的各种由独居到具备少许社会属性的半社会型，以至于具备了完全社会属性的真社会型和组成超有机体的文明的连续过程。亚社会型和群居型是还没有具备社会属性的类型；准社会型和半社会型是具备了少许社会属性的类型。

对哺乳类动物社会属性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早年的埃斯皮纳斯（Espinas, 1878）、迪纳哲（Deeneger, 1918）和魏勒（W.M. Wheeler, 1930）；都对哺乳动物行为的社会属性提出过一些划分标准；但由于这些标准的繁复和冗叠，实践起来一直问题多多，因而哺乳动物的社会属性的划分标准还没有得到生物学家们的一致认同。哺乳动物因为哺乳的关系都会由亲代照顾至少一个短暂的时期；待子代趋向成年的时候，亲代会把子女赶出自己的领地以防止乱伦事件发生（乱伦禁忌也是动物们的一种普遍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哺乳动物成年以后的生活方式来审视其社会属性的演变程度。

   中国内地与美国养牛的方法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国内地，一个家庭可以只养一只牛，让它下田耕地，或者套上车辕作为交通工具；然后把它牢牢地绑在牛圈里。而美国的牛都是像内蒙一样散养在牛栏围起来的巨大的草场。我在美国跟一个养牛的人士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只买一只牛放进你的围栏散养。牛都需要有伴侣，不然它会忍受不了孤独逃跑寻找同伴过集体生活。

    贾瑞德·戴蒙德提出过一个问题，问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驯养斑马为我们做工或者作为我们的肉食来源。他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动物行为学家们都知道我们不能驯养斑马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不能算是社会型动物，体型又过大容易伤人。

   在野生状态下的斑马看似过着群集生活，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我们在定义社会一词时的任何我们称之的协作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过着群集的生活，但在它们的群里边，除了争夺交配权的斗争，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其它的群内互动和交流。当狮子猎捕其中一头斑马的时候，没有哪一头斑马会挺身而出保护另外一头（母子除外）。它们防止被猎食的手段就是靠着身上的条纹，形成猎食动物只能分辨黑白颜色的那有缺憾的视力下看到的模糊的背景。对狮子来说，为防止猎食而集中靠在一起的一群斑马就是一群模模糊糊的背景。这就让斑马的自然选择和演化成为仅仅只是集群动物而不是独居动物，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型动物。

   牛这个物种显然就很不一样。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让那些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同类的公牛有了更多的交配权力。这样牛演化成为社会型动物就当自然而然。

   我们说猫是嫌贫爱富的动物，狗是对人类忠诚的动物。这些行为的产生其实就是它们在亿万年的演化当中所形成的独居本能或者社会型本能的结果。成年后的猫科动物的绝大多数，除了狮子等极少数的几个物种，大都是独居型的动物。你可以牵着一只狗去散步，但你不可能牵着一只兔子、一只猫去散步。因为猫和兔子都不是社会型动物，所以它们不懂得如何跟其它同类或非同类进行协作和配合。正如戴蒙德所说：能够驯养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能驯养的动物各有它们不能驯养的原因。这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属性。

   文明，作为社会属性量度的又一个层级的新标准，在人类、在蚂蚁都是指所能协作起来的群体动物的物口水平。我们把蚂蚁、蜜蜂这类文明动物称作超有机体。那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能够组织起来上亿的人口协作或对抗其它上亿的人口或者做出不凡的所谓文明的成果、比如登月、比如火星探测，比如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等我们人类中心主义者骄傲的成就，我们人类目前的这种社会是不是也可以称为超有机体呢？

   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我们人类的社会演化时所提出的几个分期的称谓，所谓王国时代、或者叫王政时代（Age of King）和帝国时代（Age of Empire）。

   人类出现的最早的第一个帝国就是与希腊发生希波战争的起家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后来的秦始皇创造的秦帝国以及罗马帝国都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本能水准演化到新高度的又一个标志。

   很明显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的分裂，秦帝国之后东亚土地上翻烧饼似的王朝兴亡以及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灭亡都说明之前的帝国形式的社会协作属性的演化方向都是进入了死胡同的演化方向。也就是以“我”和“我们”为生物学本能的这种共同体利益为主的、以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为主的、以费希特（Johann Gttlieb Fichte）开创的自我哲学的民族概念而又并没有经过推理的逻辑论证而建立的帝国的国家形式“超有机体”都走入了死胡同。历史上商鞅三见秦孝公，谈帝道（老庄的无为之道），不行；谈王道（儒家以德治国之道），不行，最后唯有谈霸道（霸权之道），才合了秦孝公的心思；这也是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大势。而霸道，也就是后来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下的策略。希特勒的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超有机体”的灭亡似乎给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超有机体”所崇尚的国家形式带来了一丝生机；但冷战的结果也可以表明这种左的达尔文主义“超有机体”、不管是基于民族意识还是基于相对较小的“我”和“我族”的共同体 --- 民族国家意识，都是大自然走入了死胡同的生物社会学实践。这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社会从帝国退回到王国的原因。今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的是王道？还是帝道？抑或是天下争雄的霸道？值得深思。

而工业化的诞生、科技带来的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命，很显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英国为什么产生了工业革命，而这个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的伪命题），为什么没有在古老的两河流域发生，为什么没有在印度发生，为什么没有在埃及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其它地方发生。都可以从蜜蜂为什么能形成文明而马蜂不能形成文明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把眼光放在了周秦之变，而不是殷周革命（请大家留意“革命”和“之变”这种叫法的差别）。周秦之变实际上只是从过去的王政时代或王国时代演化进入了帝国时代。而什么是帝国时代？什么又是王国时代？为什么不去遵从过去说的封建时代？这些问题是本书所要探讨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也是理解和解释今天的世界冲突和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工业化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的问题；当然附带地也需要解决和回答印度的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只研究周秦之变显然不是方法。生物学对社会的研究、对行为的研究给我们奠定了基础和思路以及方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回到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的殷周之变，结合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显然可以有独到的理解和眼光。这是本书所要阐释的逻辑和思路。

   研究殷周之变首先想到的是王国维在早年所做的贡献。他在《殷周制度论》里说过的许多话，我们都应该仔细品味和加以研究。他说：“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观堂集林》卷十，第二册P451 ~ 453） 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可以有周秦之变那样在制度层面的考量，也可以有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考量。哲学方面的考量，就是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词汇方面的涵义的重新理解和定义。比如我们这里讨论的文明的涵义，我们讨论的人类演化路径上的半人半猿的动物所发生的文化积累现象。而意识形态的涵义就是我们在判断事务的价值和标准，好与坏的标准，对与错的标准。殷周之变的所谓旧制度废，新制度兴，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这就牵扯到学界里所谓的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所谓的“微殊”说，认为殷周之变是大部分继承，小部分变化，总体来讲，大同小异；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迥异”说，认为殷周之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支持“微殊”说的学者有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支持“迥异”说的有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王晖等；而本书是在迥异说的基础上提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殷周之变或殷周革命就是基于这两种观点的叫法。

2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认为公元前9世纪至3世纪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地区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对人类的是非善恶、何去何从提出了一些深度的思考。他们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索罗雅士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在思想认识上有了重要突破。

  雅斯贝斯显然没有认识到人类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如此地发生这么一次。在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系统里边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重大突破。比如中国的新石器后期到青铜器，意识形态的掌控被收归国有。这就发生过一次认知和思想上的轴心突破。收归国有，必须给出一个理由让大家普遍接受，一方面是暴力逼迫，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重新教化与熏陶；犹如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背后有一套内容自洽的意识形态一样。这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意识形态演化史。他所总结认识到、看到的这个场景是青铜器演变到了铁器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突破。雅斯贝斯称呼的普罗米修斯时代是人类开始具备使用火的能力。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从直立人（homo erectus）到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古代智人的几百万年的演化历程。由于那时候的人类演化发现及知识的限制，雅斯贝斯不可能知道他所界定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就是人类文化从奥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莫斯特文化到大爆炸时代以及后来的新石器革命的几个阶段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概括。这里的每一个文化创新就从猿到人的演化来讲，都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我们叙述这四个文化时代的演变，貌似它们是线性发育似的。其实各个地区的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异，甚至莫斯特文化在东亚地区就一直踪迹缺缺。而现在已知的奥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在中国地区的表现也是与非洲和欧洲地区的奥杜威文化与阿舍利文化有所不同。在东亚地区所表现的各种文化分叉早已经走入死胡同而灭绝，被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代替。

雅斯贝斯认为埃及文明没有发生过轴心突破；但我们从埃及神话中可以看到，埃及文明却经历过典型的图腾崇拜和半人半兽神崇拜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无论是图腾崇拜的意识形态还是半人半兽神的意识形态，在每一个意识形态里边都会有一个相较于之前的认知与思想的轴心突破。只不过年代离开我们如此久远，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和解释原始思维的来龙去脉和逻辑链条。比如甲骨文灼烧就能得到祖先给与的“神谕”和在《伊利亚特》、或希腊神话里不断出现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现象就是“神谕”。这在今天来看滑稽可笑，但那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与信仰体系，是他们“轴心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伐纣的第一次集结中，武王为鼓励士气“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且“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可以说已经众志成城。但武王看到渡河到河中间时：“白鱼跃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这些都成为我们后世所尊崇或至今也还在尊崇的“兆头”。随即，“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伊利亚特》中讲述在讨伐特洛伊的战争出发前，为鼓舞士气，全军集结在一起给宙斯献祭，这时一花蛇从祭坛下钻出爬到树上，吃掉了八只小鸟和一只绕巢护雏儿的母鸟。占卜官这时就告诉大家这预示着战争要持续九年，到第十个年头才会破掉特洛伊城。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些史料，让我们尽管不相信但容易理解这些意识形态。在东亚地区，从万物有灵到图腾崇拜，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基本上是来源于从民俗学和神话学上的研究。

一些好的“兆头、预兆”（omen）可以预测未来的结果，在今天被视作迷信；即使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和如今的共产党官员中仍不乏有这种十分迷信的人。如同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的万物有灵论的意识形态，灵和魂的观念仍然在今天存活一样。

如果我们综合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参照德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华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域理论总结出一个理想的模型。这样依照各个地区的变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想模型的影子。比如中国的意识形态演变史在进入半人半兽神崇拜的萌芽阶段之后就没有发育完全；然后在武王克商之后就开始杂糅了人文人本思想。这让后来的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成为了综合各种意识形态演化的杂糅变种：意思是殷商的意识形态是图腾崇拜的玄鸟神与人类身体的结合这种故事还没有发育完全完整之后就又经历了外来文化（周文化）的杂糅，演化出了萌芽的人文精神和模模糊糊的天、神、天神、天道、多神观念。殷商时期的意识形态发育还没有走完其半人半兽神崇拜的演化历程而在周初就开始杂糅进来了人文人本时代的精神信息。这就是被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称呼的“文化早熟”现象。但殷末周初所创造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不完备，且没有系统，而使得中国在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在周文化的框架之下汇总了一个杂糅的各种意识形态迭出的局面，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幼态老成”的现象。而儒家在汉代以后的崛起，又让中国原本杂糅的意识形态，加进去了世俗的以“天的儿子“为中心的一神论体系。为了表述清楚我们刚才所提出的理论；这时候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理想模型：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史；然后可以根据世界各个地区和文化的具体情况，看看哪个具体的地区和文化偏离了理想模型、并且偏离的距离有多远。这样的一个思考方法可以让我们认清我们人类的所谓文明的本质和今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

人类为了建构复杂社会或说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演变的理想模型和演变过程是这样的：

·         万物有灵论

·         超自然力与图腾崇拜

·         半人半兽神崇拜

·         全人形人性神崇拜

·         多神崇拜

·         一神崇拜

·         人文人本主义

从这个列表我们看到，埃及文明虽然没有历史意识，但建构文明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却无法缺乏。它所经历的万物有灵，到图腾崇拜（太阳神），然后进入的半人半兽神崇拜，直接为希腊文明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养料。印度历史主要是神话构建的事实更能说明这一点。

  雅斯贝斯所认为的人类的是非善恶、何去何从的深度思考，都是在原本已经确立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的。换一种意识形态框架，就会有另外一种深度的思考。奥林匹斯神话时代的希腊文化圈的人不会考虑世俗的某人作恶是此人的道德和善恶认知有什么问题，一切人世间的纷争不过都是奥林匹斯神的纷争在世俗上和人世间的反应。这跟某人作恶与道德或不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宙斯拐骗良家妇女和少女，崇拜他的人们不会有任何道德感和良心上的不舒服感；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类似后来东亚土地上提供给天子的无数的后宫姬妾，有其合乎人心的法则。同样的，处于青铜时代的殷商人在他们的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下，也没有什么社会层面的、或文化层面上的道德感和良心认知方面的内疚感；当然生物学层面的道德感和良知感是一直存在的、无法避免的。生物学层面的道德感和良知感与文化层面的道德感与良知感是不同的。这也是本书后边章节所要阐明的生物学和文化学原理。青铜时代的殷商人像青铜的奥林匹斯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只认识事务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命运的安排，而不相信人世间有一个什么叫做“天”的来做安排。所以殷纣王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形下（《论语·泰伯》），仍不以为然地反问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殷商人不断刻画、烧灼甲骨以获得神谕与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人不断寻找和惊诧神谕没什么不同。可以说，这是青铜时代人们的共同特征。

  今天的我们把殷商的杀人祭祀，用人头祭祀和用活人陪葬君主的文化看得极为残酷，也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希腊神话里也常有讲到国王把自己的女儿拿来献祭给自己国家的保护神的故事。好莱坞拍过的《众神之战》中，也是由地狱之王黑帝斯出面要求国王把女儿献祭作为对人类的惩罚；欧洲人到达南美，看到秘鲁的印加帝国仍然实行人牲的风俗就对印加帝国充满极端的鄙视，称之为野蛮，并从中获得自我的优越感。人牲人殉的习俗在前秦时期还一直保留，今天也是现代学者举例说明是秦国文化落后的标志。西周时期的“秦穆公杀三良”的故事以凄婉的形式被写在《诗经·秦风·黄鸟》里，反映了意识形态转型期的价值观。连同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都反映了意识形态转变发生过程的漫长和社会形态转型的缓慢。读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对穆王杀三良的历史的咏叹，更能体会那种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差别：

咏史

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

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

结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

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

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

人类的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属性的量度；与人类发明的毫米、厘米、公里、光年的量度单位没什么不同。骂人不文明，也是指责该人的社会属性不够，达不到一种协作合作的标准。而文明的核心指的是这些成系统的信仰体系，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说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形成。人类中心主义者骄傲于人类有思想，有文明；这些思想或者文明，本质如同《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书的作者所讲，其实是人类自身通过讲出来的虚构的故事，而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来形成一个超有机体的大型社会。这种由虚构的故事而来的大家都认知并且认可的故事，就是我们人类中心主义者所骄傲的思想。它如同我们流行的钞票金钱一样，本身只是一张印刷了数字的纸张，但是由于你认可，我认可，他、她也都认可而变成了事实的金钱，可以流通到市场里成为我们衡量协作关系的数据分析工具。

蚂蚁蜜蜂的文明建构于每一个个体享有的一半的一模一样来自母亲的基因。人类的文明建构来源于大家分享相同的虚构的故事。这就是本书所要阐释的意识形态演化史。构成文明需要有两个要素：文明的精神和文明的成果。文明成果是大家可见的具体物；而文明的精神，也就是构成各种文明形态的信仰体系，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

但我们要留心的是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如人类中心主义者或更狭隘的“我族中心主义者”那样认为文明是各个地区独立缘起，这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微观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宏观历史，延伸到大历史的层面上穿透迷雾看到更深奥的类似牛顿定律的宇宙秘密。尽管各个地区讲述的故事内容大不相同，但故事的模式却大同小异。殷商的人崇拜的是上帝，周以后开始把它叫做神、把它叫做天或天神。现代人把上帝和神混合到了一起，但无论如何，上帝、神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模式是一致的。上边的列表说的就是故事的模式和本质，由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历史观下的混沌理论的分形。

自然界中有太多的意外或不可知因素来干扰原本的分形左右下的事务的发展演变（我不想用演化这个词）。虽然有一段时间意外的因素形成规模偏离了原来分形所左右的应该有的规律和发展，但经过时间的锻打，分形左右下的事务的发展，总会拉回到原本应该有的轨道。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积温这一概念来说明分形和意外因素之间的关系。

积温是指一个树种经过冬天的寒冷，细胞在春天来临后从开始分裂生长到真正人类看到树木开苞发芽所需要的某个温度以上的小时数。比如以5°C为标准，每天高于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的小时数是苹果的发芽或开花的需求。5°C以下的时候细胞停止分裂；5°C以上细胞就开始活动。观察和记录5°C以上的温度持续的时间可以预测苹果的发芽日期和开花日期。这对农业生产的浇水施肥施打药物防止病虫害都很重要。由于不可知因素导致温度低于5°C造成初开花日期、盛花期、末花期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对历史来讲，在从青铜器到铁器的演变过程中，铁矿石的开采、冶炼、运输、以及制作成各种工具、武器的整个过程中各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这中间有太多偶然的因素会影响其中的某个环节，比如运输受阻等，铁制工具的普及程度等都会影响历史的演变。中国历史从春秋到战国，就是一场因为铁器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引发的土地开垦、农业总产量提升、人口增长，对抗式竞争加剧（今日所谓“内卷”）等现象引发的社会转型。

从这点来讲，源自于俄耳普斯教的米利都三杰，注定要崛起并引领后世的西方历史和哲学而成为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源头。西方的现代文明注定要从青铜时代的希腊神话中汲取营养并抛弃希腊神话原本的信仰体系而转入一神信仰体系。周人文化圈接受自红山文化的“天”的概念“神”的概念，自创的“德”的概念，对历史、对命运的“鉴”的概念必然引领后世东亚土地的社会建构和历史发展。我们在深思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观点理解为“宿命论”。当然也更不能如秦晖教授一样把文化这一观念理解得狭小从而否认文化决定论。

  那又应该怎么理解上述的论题呢？我们必须具备一些混沌理论的知识才能发挥上边命题的后续论证和发现天道与伦常。

  混沌理论是指动态系统内部的随机的无秩序无规则的事件的深层埋藏着一个有规律的不断重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范型(pattern)；这个范型的初始状态对后续事件的发生有极大的影响。

  想要弄明白上边的几句话，我们用科赫雪花（Koch Snowflakes）做例子来说明。

我们把下图的三角形1的每条边都均分三份；然后以中间那份的边长为基准再做一个如2的等腰三角形；然后再接着把2中的三角形的每条边再均分三份，以中间那份的边长为基准接着再做出一个等腰三角形。这样我们得到3和4的图形。如果这样无限重复下去，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图形呢？

下图左是科赫曲线的结果。

在混沌理论里，我们把科赫曲线形成的这个类似雪花的形状叫做吸引子；要求你不断依照的规则重复的动作叫做迭代；要求你做到的规则，叫做分形。（也就是①三角形的每条边都均分三份；②依照中间的那份为基准再做等腰三角形；③每条边都重复这么做。我们把要求的这个规则也就是范型叫做分形）。

   上边的科赫雪花粗一看毫无规律可言；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有分形、迭代、吸引子这样的规律存在于这种貌似杂乱无章的现象中。我们把这样的系统称作混沌。在自然界中，这种分形经过迭代形成吸引子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海岸线、山脊线、生物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中。一个熟悉苹果品种的果农，依据一棵苹果树的树形、颜色和其它特征就可以说出这棵苹果树的品种，是富士还是卡拉（Gala），原因也就在此。它如同我们能分辨张三还是李四一样。

依照这样的分形、迭代，吸引子的观念，我们可以认识许多著名的吸引子例子：比如上图右手边的曼德博曲线。

  历史也是一个混沌现象；所以我们在重复着无数过去的故事；我们在重复着我们父辈、祖辈的故事。所以历史的发展虽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着, 但重复和迭代就形成一定规律的社会形态；在数学里我们叫吸引子。比如生物学的人口增长方程式，可以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混沌现象：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上的事务都存在着阴阳两面的特性。所谓“难易相成，长短相较”并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但是阴阳学说给人的印象比较静止。各个事务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以阴阳两面性互相勾连斗巧的？各个学派似乎又都无法言说清楚。《道德经》看似有一些逻辑和哲理，但它突出的是一种世界和自然存在的玄妙思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现代科学用数学描述的混沌理论，却给人以实证的逻辑之感。可以解释一分为二、阴阳学说。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可以用逻辑斯蒂方程不断地分叉的形式来描述最后的结果。用这个方程来描述社会的演化，我们发现：人类的文明，无论有多少种表面形式，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波斯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在几十种各色各样存在过的文明建构形式中，我们都可以总结归纳出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这两种基本形式。（所谓道生了文明这个一。）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式文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农业文明中存在着商业形式；在商业文明中存在着农业形式（一生二）。人类从小型社会，经过意识形态的凝结而不再像过往的小型社会或向文明发展的过渡社会那样，依赖文化作用于社会的凝结和向心力。小型社会以文化构建社会。而建立大型社会的过程，成体系的相信什么、仰赖什么，也就是意识形态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二生三）；社会都出现混沌状态（三生万物）。如下图阴影部分所表示。

横轴的K值是环境对人口的容纳量的关系系数，这个关系系数不是直线关系。在K=3.57的时候（一个社会所能养活的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关系系数），社会建构分化出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建构社会的分叉。从图形中我们看到，社会的建构方法在3.57以后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文明形式。这多种多样的形式都与之前的历史有关。让我们先简单叙述含有两种生存繁衍策略的社会，哪个策略占优势从而主导社会建构方法。具体的分叉点是：

• K=3.0 猎食者/草食者的分叉（这个事件发生在大约500或700万年前森林古猿森林动物变为地猿的草原动物）

• K=3.4 一夫一妻制的繁殖策略/混合繁殖策略分叉（大约发生在25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所引起的行为改变，人类开始分化出一夫一妻制行为，但黑猩猩般的乱交策略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

• K=3.57 商业文明/农业文明分叉（含游牧文明，在中国发生于武王克商的殷周之变）

• K=3.5706 市场文明/权力文明分叉（在中国这个大事件发生于周秦之变）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每个社会的总体中都包含有崇尚两种策略的人口，也就是一分为二或阴阳相合；比如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崇尚平均主义，另外一些人崇尚以强盗贼人行为来取得交配权和繁殖权。在K=3.0时，我们看到两个分叉。这表示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采摘草原上的一年生或多年生植物；另外一些进行打猎吃肉，希望成为肉食动物。表示社会建构走入了相对不同的建构方式。在各自向上和向下的分叉中，在K=3.4时候又出现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红杏出墙或采摘路边野花）决定了社会建构。我们假定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继承于猎食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虽然也发生在猎食者的分叉的一枝，但更多地是继承自草食习性在等位基因的显性表达。也即是说，我们可以把行为大致分成两组，他们互相有继承关系：

• 猎食行为 --- 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 --- 商业文明 --- 市场文明

• 草食行为 --- 混合交配繁衍策略 --- 农业文明 -- 权力文明

猎食行为中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繁衍策略，同时也能分化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道生一的原理我们也会在下边的章节中详细论述这个主题）。草食行为中也可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和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同样，混合交配繁衍策略中也建构出现了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也建构了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但由于其源头不同，同样的商业文明却与混合策略中出现的商业文明既有所不同，又有所雷同。以下的市场文明与权力文明也是如此。这种复杂的互嵌结构就是阴影部分的混沌体构成。

• 中国的社会建构走的是：草食行为 ---混合交配繁衍策略 ---农业文明 ---权力文明的路径。

• 西方的社会建构走的是：猎食行为 ---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 --- 商业文明 ---市场文明的路径。

当然猎食行为也可以进入到权力文明，比如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也曾经进入以集中权力为中心的文明形式；中国在宋朝时期由于行政上的疏忽而造成商业的鼎盛繁荣也是明显的一例。

商业文明造就了不同的行为特征，也如草食行为与猎食行为造就不同的特征。我们在比较东亚地区的社会建构和发展模式的时候，也比较世界其它地区的社会和文明发展模式。这时候我们很快会发现人类文明的建构，其实就只有这两种模式和大致围绕这两种模式的各个变种。我们把科赫雪花、曼德博吸引子这样的标准模式称为理想型；把围绕理想型而出现的真实的世界呈现的各个形态叫做混沌体。一个理想的人体和面貌可以称为吸引子；具体的每个个人，我们的身体外貌各个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混沌体chaotic body。

社会的形态以及历史在各个地区呈现出来的就是混沌体，而不是吸引子。因为我们源自同一个分形，所以来自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体即使到了美国，在工作、生活、聊天的社交，我们极易沟通。这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个体之间的沟通上表现明显差异。

3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变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决定社会形态和基础的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

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显然来自于希腊神话与丹麦博物馆学派的启发。希腊神话把人类的历史分作了黄金、白银和青铜时代而把当时人们生活的时代称为最差的铁器时代。丹麦博物馆学派的克利斯提安·于恩森·汤姆森根据搜集到的古代工具而划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1865年约翰·卢博克又细分了石器时代。这些显然都成为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史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出生长大在工业化未及发生的当时还属于普鲁士的特里尔城（Trier， Prussia）。祖上几代曾经做过犹太教祭司，也就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或职业；到父亲这一代改做了律师。在他八岁那年，由于当时普鲁士的法律限制犹太人社会升迁，父亲就改信了路德派基督教。而马克思也是在6岁那年在同一家教会受洗。

   从马克思的家族遗传和他6岁这年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制度与个人际遇之间的关系有着多么深度的理解或者说也是仇恨。马克思对旧制度的反抗心理和动机可以与他后来参加魔鬼教联系起来；但推翻旧制度比建立新制度相对容易。马克思在建立新制度的设计层面言谈极少，大多思想还停留在未工业化之前的知识份子的农业的意识形态层面。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内涵与思想核心是属于农业社会的乡巴佬见到大城市的心态，对旧制度的破坏心要比设计建立新制度的欲望强烈。而农业社会的特征和表现多种多样，这是本书所要分析梳理清楚的两个社会建构方法的差别。这里先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具有的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的平均思想。

   正如贾瑞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及钢铁》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在建构大型社会之初就曾经激烈争论过是搞平均主义好？还是要盗贼起来征服社会内部的其它民众？历史之所以选择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逻辑，背后一定有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理蕴藏。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合作协作思想是一分为二的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动物行为学与生物社会学也经过数学的计算告诉我们施行好斗鹰策略的人口比例与实行和平鸽策略的人口在达到7：5的比例时才达到社会的稳定态。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生物学的理论升华成哲学思想普及给我们的社会民众。

从演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史，社会形态的演变在经由采集狩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萌芽、抽枝、发育、繁荣、成熟几个阶段之后进入了工业化。整个社会建构的基石以知识为骨干来构成社会分支与社会末端细胞的方方面面。在进入了工业化之后又经历了工业化1.0到4.0的演变。整个演变过程都只能用多次发生的混沌现象来描述社会形态改变的过程。也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翻新过程。在此一过程中，人们的知识在不断积累和增加，社会的分工在不断细化与加强，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用原始社会一词来概括所有的从猿到人以及新石器、青铜器社会的所有阶段，在今天来看，犹如雅斯贝斯用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时代来概括一样，显得不合时宜，非常具有农业社会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想特征。这是马克思的时代局限性，它也是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农业的意识形态的乡巴佬特性。

生物学里研究各个生物体的物种为什么会演变出从独居性到集群性再到最后发生互相协作、合作行为的社会属性。当然这个研究和其过程也包括一场对单细胞生物，如何过渡和演化成为多细胞生物的研究过程。显然单独的个体无论是单细胞的个体生物还是多细胞的、具有分工的组织系统的个体生物，比群集生活的个体更容易被捕食，更难于找到可食的资源, 选择交配伴侣更困难，也就更不能择优（生物学里对为什么会出现两性繁殖有细致严谨而又有趣的讨论）。如果不能择优的各个物种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会择优的物种，那么这个物种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占据整个世界的生存空间。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演化过程如此；独居属性到社会属性的演变过程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本能中，当遇到突然降临的危险，我们都会大声惊呼一句“啊呀！”。这声不自觉的呼喊，就是我们的社会属性的标志。生物学里把它叫Alarm call（警惕叫声）。生物的个体融入集体的生活无疑会增加生存机会，但同时也增加了个体之间对资源、配偶的竞争。这种好与坏的阴阳对立，都会面临一个取与舍的难题；我们都是在这种“取”与“舍”的难题和决定中度过的。最终会取得一个合适的距离，发生好与坏的隐忍。取与舍就是一场博弈。

  把博弈论引入生物学的英国演化论学者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在这个“取”与“舍”的方面真是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让我们在讨论文化与基因的协同演化方面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这样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分作三份来观察研究。第一个是牛顿开启的自然的非生命的物理世界；到今天，物理学已经成为了研究物质本源的本体论的自然科学。第二个显然就是生命的世界；生命世界的研究不仅仅是给农业和医学提供基础和支撑，同时也是对人类的行为如何交织成并产生出人文世界给与解释和支撑。第三个显然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世界。人类自身的世界是在这个社会的群体行为中所塑造出来的大环境下的博弈行为。在此大环境下，个体的人在其中博弈与互动，形成了人文的世界和人文这个概念；尽管这个人文的世界在不同地区胖瘦高矮的混沌体各不相同。但很显然的是，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了个人的博弈策略。

宇宙 > 自然 >（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文世界）

   社会中人口越多，社会的规模就越大，显然人们之间发生的行为互动也就越多，所能实践与总结的博弈策略也就越多、越庞大、或说越复杂。这样我们就区别开来了动物世界的简单博弈策略和人类世界的复杂博弈策略。人文世界越复杂，造就了多种人类文化影响下的博弈策略的蓬勃发生和自然产生。而自然选择和男女找对象挑三拣四的性选择也就能择优出来更多的具有这些文化与博弈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文化与基因的协同演化也就不断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约翰·菲利普·瑞什顿（John Philippe Rushton）在其成名著作《种族、演化与行为学》中所发现的东亚人的智商最高、白人次之，黑人却在运动方面表现优异。东亚的人口一直也是居高不下，产生的演化结果，必然是个体智商的提高。

  东亚人的个体智商高但社会化属性演化进入了帝国时代的翻烧饼似的王朝循环，也就是文明水平没有解决人口与资源限制的问题。帝国社会所创造的大环境又是在选择个体的智商水平。农业的技术水准一直在铁器水平徘徊。社会组织水平与政府架构一直依赖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儒家重视家庭伦理、歧视类似牛顿、康德这种甚至没有婚姻的“猲獠头”。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大环境无法改变，个体人和社会产生的宜斯策略也只是如古老的蟑螂文化和现在出现的“内卷”这一名词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总之社会大环境，让个体的人如浮萍。

  在生物界研究文化与基因协同进化的学术背景内，我们分清楚宇宙、自然和大自然所包含的三个世界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看清楚问题的所在，提高认知能力。识别出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与商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比如中国的传统保持派所崇拜的中国哲学的主轴“天人合一”观念，因为无法分清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文世界的三个界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中与学术界都还认为“天”和“人”的概念，是一个“究天人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庄子·大宗师》）的哲学上搞不清楚的命题。荀子在《天论》中也明确表示要“明于天人之分。”

如果古人在什么是天，什么是人这些命题上囿于知识所限，无法分清“两极对举”，“阴阳相合”的“天人之际”，那今人真不应该也如古人般不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弄个《走出疑古时代》的中世纪思想方法的思维沉渣。否定科学的怀疑精神这股思潮的集中表现，就在于钱穆老先生1990年去世前的一篇口述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所引起的一场持续长达3、4年的激烈争论。

   古人所说的“天”显然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大自然；所谓天神、天道显然就是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所研究发现总结出来的规律。比如演化理论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就是所谓的天道。这就是我们这里三分出来的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两分。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世界显然就是我们在研究的人文科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

   古人分不清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人文世界的界限差别，今人的现代新儒家也分不清显然是没有受过科学的世界观的培养。现代新儒家余英时先生在其论文《天人之际 --- 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把“天”理解为西方哲学的彼岸思想，把“人”理解为西方哲学的“此岸”，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生搬硬套的迹象太过明显。（《中国史新论·思想史》 台湾联经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页）这种思想方法和理解方式，表现在清末的一批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实乃中国尧舜礼让的三代理想，如出一辙。在基本词汇和概念上的糊涂账，导致的是东亚土地上的第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在诞生之初就早早夭折。后来国民党依靠苏联提供的金钱、暴力、组织方式、思想理论框架，武力夺取政权，社会建构和国家形式早已改了模样。

对“天”、“人”等等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造就了对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的也就是意识形态层面总结上的“绝地天通”；这样掌握暴力者和权力者就可以虚构文化或编造历史来教化民众，甚至如今天的众多不老实的学者都学会的造“名词”来唬弄民众，如用“供给侧改革”等来忽悠民众。自古以来儒家虚构文化和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大大影响了我们今人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动机、动力和目的；造成现代中国社会自5·4以来的“西天取经”，经受大小不同“七十二道”磨难，还是取来了假经。虽然虚构历史，为今人主张代言，无论中西，古已有之；但到了现代社会，仍然虚构文化和历史，就显然不是科学的和我们能够认同的方法。尽管文化本身带有其强烈的虚构特征；但到了现代社会，仍然虚构文化会被看作是不适当行为。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探讨文化本身就具有的虚构特性。

  近代人们依照“爆竹一声除旧岁”的常用对联所表达的除去过往年份的霉气、霉运的涵义，认为 “爆竹除岁”，大概与去除“年”或“岁”有关，于是就有传说称“年”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怪物。“年”是一种怪物，这种认知和文化从近代开始流行。据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祝淳翔考证：1933年1月17日，民初小说家、报人孙玉声（笔名海上漱石生）在《金刚钻》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沪壖话旧录：岁时风俗之回忆》（音阮ruan二声：城郭之田），提到“有悬紫微星画轴者，画家每绘一石柱，柱上锁一似狗非狗之兽，或云是兽即天狗星；或云是兽名年，常欲食人。紫微星故锁系之，不令至下界肆恶，而使人不逢年患，故过年时悬此最宜。”

中国的文字学家都知道，“年”字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人肩上扛着收获的禾或谷往打谷场上走去的样子。所以“年”字指的是一年收获一次，到打谷场上碾去谷物表壳获取谷物颗粒的做法。“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甲骨文里也常有“令年”、“受年”的说法，指的都是获取颗粒的丰收。因为今天的我们继承的是周的农业文化，所以用获取丰收的年来表示一年的概念；我们说一年，很少或根本不像殷商人那样说“一祀”。这年与怪物没有丝毫的关系。然而把“年”说成是一种怪物，在民国年代才被创造出来，经过文化人的不断传播，今天也成为了一种认知来解释“除岁”的文化。与甲骨文时代说的“年”是丰收的涵义截然相反。这就是一场具体观念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后来的意识形态打击压迫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追溯过年燃放爆竹除岁驱鬼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梁宗懔编纂的《荆楚岁时记》，上边说那时的社会已经有了过年驱鬼，燃烧竹子，能发出“砰砰砰”的声音。这是爆竹一词的由来；后世开始燃放火药做的鞭炮；所以也叫爆竹，也意在驱鬼，驱除过去一年里的霉气，希冀来年有好运；驱除过去一年里的霉气，并不是驱逐“年”。驱鬼的这个习俗，又可以追溯到周代以来的驱除疫鬼的傩舞（傩：音诺，古代驱鬼的仪式）、和一直流传到今天某些地方也有的傩戏。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这种驱邪避鬼的习俗，表现为一种戴面具的舞蹈或仪式。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已经有了驱鬼的意识形态。而鬼危害人间的观念，是殷商人被汉代人骂作“先拜鬼、后敬神”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后世的朝代驱除前代人的意识形态，驱鬼、怕鬼都是时代演进、意识形态演进的表现形式。

  文化可以虚构，造成东亚土地的人们把历史也不断虚构。比如史学界公认的战国时期有许多著作都是后人伪造的伪作；如《尚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和内容。而且不断虚构历史的胜利者，在不停地反对历史虚构（历史虚无主义）。“贼喊捉贼”这个点也是很有趣的。也许这就是约翰·菲利普·瑞什顿教授所说的东亚人的聪明吧。

  我们借助“年”即“怪物”这一概念从认知到文化的演变，来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演变，也就是被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同时也能说明基因方面的演变。而社会的演变其实是基因最外在的表现。自然选择与性选择通过选择“抱团取暖”的文化现象来选择具有相同“绿胡须”的人群。这种选择过程和结果，都是一个混沌现象。以“绿胡须”为标志的“抱团取暖”这一文化现象，可以理解为分形，不断发生的“抱团取暖”最后结合成文化à社会或者对大型社会来说：文化à意识形态à大型社会。它就有了下边表格所看到的几种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并没有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并不是直线方程的简单对应；而是随机的、具有层级的、非线性的混沌关系。准确的描述应该是：

·         技术水平决定了生活和行为方式（第一级混沌现象），

·         行为方式决定了交配繁衍策略（第二级混沌现象），

·         交配繁衍策略决定价值体系（第三级混沌现象），

·         价值体系决定意识形态（第四级混沌现象），

·         意识形态决定大型社会如何建构，最后出现具有此一时代特征的社会形态（第五级混沌现象）。

这里的每一级混沌现象虽然是另外一个混沌现象的分形，但并不表示接下来的混沌现象就能立即出现。因为现实中，有太多的不可预测因素可以推迟和延缓下一个混沌现象的出现和发生（阻止迭代的发生）。所以你看到下边表格中，政治组织形式并不一定跟技术标识与经济形式有严格的对应；意识形态也不一定跟技术标识有严格对应。

  怎么理解上边这段话呢？我们以玩扑克牌为例子：假如有4个人在玩一副扑克；玩了4个小时；某个人在所玩的4个小时内拿到相同一副牌的概率是0。但假如我们把这个游戏没有时间限制地进行下去，经过万年或者百万年的时间跨度（迭代现象），我们就知道重复同一副牌的事件总会发生；但我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发生。这里，对历史和社会形态这种混沌现象来说，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工业社会是否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但我们知道它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一定会发生。具体在什么地点什么方式，那是根本不可能预测的。

  依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就可以确定李约瑟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会在下边的章节中探讨这个，说明为什么它是个伪命题。

  以上的列表所描述的意识形态演化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各个地区因为受到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不一定表现的如此表所列举的严格对应，如欧洲在公元1000年就开始了商业革命，殷商时期只是中国半人半兽神崇拜的萌芽期并没有与青铜时代呼应；但我们知道大致的这样一个理想的模型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存在的。我们在后边的章节详细分析为什么这么对应和呼应没有发生原因。我们只是知道某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但并不表示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对长期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是混沌理论的数学推算告诉我们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青铜时代集中在殷商时期，意识形态的信仰特征是半人半兽神崇拜的萌芽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直到铁器技术的帝国时代来临，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半人半兽神和佛教、道教的多神以及儒家塑造的天子的一神崇拜和人文主义的混合模式；这个特征在《西游记》的小说里也有很突出的表现。而一神方面，也表现为以儒家的社会等级为准的“天子”的一神崇拜观念，或“人命关天”这一类的人文观念。在半人半神的演化方面表现为取经途中的被打死的妖魔鬼怪。出现这样的特征和格局，也非常有趣；它表露着中国社会建构的特征和气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复杂特征。

华文世界里的历史学者通常都会用一句原始社会来囊括先秦以前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这种做法和说法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如果我们有了大历史的观念，用上表所列的技术时代、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表述，大概更来得翔实贴切一些。

4

  迄今为止我们关于武王伐纣的这段历史多来自《史记》中的记载。而《史记》的记载明显参考了许多《尚书》和《左传》等先秦典籍；而离开了《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的《史记》多有不可信任的描述。

  而《走出疑古时代》的作者把科学的怀疑精神和验证过程视作无用功，说明的是今天的我们仍处于中世纪的哲学观或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以这样的意识形态来看待我们今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很难认识到殷周革命也是上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

  我们知道《尚书》大多也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伪作。这点郭沫若早年好好做学问的时候也大多做了考证并得到同行的大致认可，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做了很好的描述。他说“在现今传存的《尚书》中，所谓《虞书》和《夏书》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这成为了定论。就是《商书》除掉殷末的几篇而外，也都大有问题”。

郭沫若先生没有区分“帝”和“神”的观念并加以探讨；把卜辞中的上帝统统理解为至上神；这点有些遗憾。今人的“神”的观念，应该也只是周人才有；殷商人只有“上帝”的观念而没有“神”的观念。卜辞中经常有祭祀上帝之后对星辰风雨等其它灵进行陪祭。汉代的戴圣也说殷商人“先拜鬼，后拜神”也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也就让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没有区分这种观念上的差异，而把这种陪祭的“灵”理解为神；而把殷商人拜的祖先理解为“鬼”。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大学者罗振玉注意到了“申”字不像《说文》里边解释的也可以当“神”字来用。这点我们在后文解释。

殷商人大概是在晚期受周人影响，开始被“天、神、天神”的观念入侵。这就引起了商纣王之前五代的“武乙射天”一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故事。《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以意识形态演化史的观念或理论来看待中国神话，在新石器早期和中期，超自然力量的观念发展到了图腾崇拜的观念就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东亚土地上出现了崇拜太阳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个部落（也可能不止十个部落，但初民的数字观念可能限制了他们对十以上数字的想象力）到了新石器后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又再次发生了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殷商人开始侵凌图腾崇拜的太阳神部落。《山海经·大荒南经》：“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在一个具有祖宗崇拜的地区，说我的祖奶奶是你的祖上日神的母亲，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意识形态优势和侵凌啊！我们本着这些线索，就能够明白《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这是说某个地方的人同时接受十个太阳的圣光普照。《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楚辞·招魂》：“十日代出”。《太平御览·卷四》引用古本《竹书纪年》说胤甲时“十日并出”。 《吕氏春秋·求人》：“十日出而焦火不息。。。。”说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有意思的是，周人说自己是帝喾元妃姜原的后代；而说殷商人是帝喾次妃羲和和常羲的后代。羲和为十日的母亲；常羲为十二个月亮的母亲（《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我们把意识形态演化史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念加入中国古代神话就能够明白后羿射日的神话，很可能是这十个崇拜太阳的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而最后殷商人的高祖帝喾“日月俊生，。。。帝俊乃为日月之行”（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第64~69页）而“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俊”（《初学记》卷九引《帝王纪》）最后统一了这十个崇拜太阳神的部落并合并了其信仰。所以殷商人的帝在死后的庙号都带有“天干”的一个字。张光直认为殷商的帝位的继承就是出自这十个部落之一的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舅甥继承顺序。显然，殷商早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半人半兽神为特征，与图腾神的斗争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

殷商人除了把自己的先祖理解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上帝”之外，其它的都应该只是灵。这些其它的“灵”的观念，传承自旧石器时期的万物有灵论。旧石器时期的“灵”的观念与后来的“神”的观念有些类似的地方；也有某些特定的超自然力量的灵。这也是周以后或后来的道家发展出来的“玉皇大帝”和“小神”的观念。这种行为在汉代被戴圣骂做“先拜鬼，后拜神”（鬼为殷商人死去的祖先，即上帝）。在殷商的万国时代，殷商人称做“方”的时代，各个方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信仰，不同崇拜对象是显而易见的。“虎方”、“人方”、“鬼方”都不是今天的人能够理解的一套信仰和观念（比如对虎食人卣的理解）；但各个方国的信仰互相影响也应该是确实的。对于殷商人来讲，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神兼至上神，陕西师大的王晖教授对此在其《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中有过充分的论证。殷商人没有神的观念而只有上帝下帝的观念，那申字在甲骨文中是否有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做“神”字的意义来解释的呢？有多少呢？答案是体例极少而又多有不恰当之处。比如被郭静云在《由商周文献试论历史时间观念之形成》中引用的《合集》9503和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第4-5页引用的《合集》27164，我查到的甲骨文照片都是没有释读的模糊不辨的拓片。二位释读的结果是这样的：

    （呼）申耤在明，受有年？     《合集》9503

    （呼）申，弗其受有年？      《合集》9503

     丙卜，岁迪申？兹用        《合集》27164

  郭静云在其论文《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中盛赞罗振玉认为的甲骨文中“申”字只当作地支来用的精确性。以上的几个例子是唯一目前看到被释读为神的涵义的资料。我很支持罗振玉的观点认为甲骨文的申字不含有我们现在理解的“神”的涵义；它只做地支的用途。同时郭静云也认为《说文》中对“申”的解释为闪电，也是不对的。汉代《说文》的解释有许多错误，这也是公认的。郭静云认为甲骨文中的申不是闪电的样子而是自二里头文化以来的双嘴龙形象。简化的龙的形象，在头尾均有双嘴，象征着夏商以前人们信仰的夔龙、双虎、饕餮的神以吞吐的方式来杀人，来生下具有“神性”的人的观念。“神吞以杀，神吐以生，故吞吐为神的主要机能”。

  神字在武王克商后的第十代西周历王的“宗周钟”上最早出现，“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也有说宗周钟是第二代成王时期作品。或许神的观念在周人中可能早就流行；但并不能说在殷商人中也流行。能够确定的是历王以后才有“神”的观念。殷墟中也有出土玉琮这种代表“天圆地方”观念的玉器；但并不能说明殷商人也信仰天；很有可能只是战争俘获的良渚文化玉器；是良渚人的信仰。这种各地区不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是殷周之间形成较量并以骂人“鳖孙儿”、“龟孙儿”和“不服周”等语汇传递下来的例证。

   殷商人不信“天”的观念至少有三处史迹记载。《史记·殷本纪》有武乙射天；《史记·宋微子世家》有战国时期的宋王君偃射天；《战国策·宋卫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𪇥》也记载康王“射天笞地”是为了“威服天下鬼神”；这些都说明了殷商人没有天为至上神、主宰神的意识形态。《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也描述宋王射天，方法跟武乙射天一样“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而这种甲胄的形象也正是王晖教授所论证的为周人图腾的鳖的形象（后边的章节介绍王辉教授的论证）。《西伯戡黎》中也有商纣王面对祖伊的面见直陈反问：“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些被周朝湮灭的历史都反映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转型期间的争斗。纣王在此时与祖伊的对话，有可能反映的是殷商后期的有些人如祖伊接受了周人的意识形态，有天的观念，但殷纣王没有接受这个观念，是显而易见的。

  殷商人没有神的观念，更没有天即为神的观念。这是郭沫若先生认定古代典籍《尚书》中讲殷商的事情是否是伪作的标准。

  中国北方有骂人“鳖孙儿、龟孙儿、熊样儿、鸟样儿”的话。这些话和语汇能流传至今，大概跟殷周之变时殷人跟周人的敌对情绪有关。有点类似湖北人说的“不服周”的语汇能流传至今一样。楚人因为“不服周”，春秋战国时期也多有法家讽刺挖苦楚国人的语汇；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刻舟求剑”、“买椟还珠”等都是挖苦楚国人的成语。学者们多认为周人所崇拜的图腾是一种黄色的大型鳖，古代书面语叫鼋。在今天的北方大概已经绝迹；现在只在东南亚地区还可以看到。鼋比我们现代的鳖个头要大，体态要园并呈黄色趋褐。说周人是有熊氏的后代其实是黄能（音诺）氏的口耳传说的讹传。黄能是什么呢？《尔雅·释鱼》说：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所以《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熊如何能入了羽山的水渊呢？所以《左传·释文》说：“熊一作能，三足鳖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人骂人说鳖孙儿、龟孙儿、熊样儿都来自殷商人骂周人的语汇。而周人回骂殷商人的就是鸟样儿、屌样了；因为殷商人自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鳖孙儿龟孙儿，跟今天人自称炎黄子孙或中华儿女一样，都是一种图腾的崇拜；是一种本身自豪的褒扬之词；但后来被殷商人视作贬义了。顺便提一下，学者们有这种看法，是有大量文献证据支持的；我只提了一二。但网上有许多业余历史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主要原因是郭沫若引用的“我姬氏出自天鼋”这句话是出自《国语·周语下》，是论及一段天上星宿的话因而被业余历史学家认为是郭氏出了错。关于周人的崇拜对象是鼋龟的话，古代典籍中有很多。除了上边所述之外，《西伯戡黎》中周人自己也有记载：“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既讫我殷命，格人鼋龜，罔敢知吉’”注意这里的记载是周人依照自己的观点记述前事，所以才会有“格人鼋龜，罔敢知吉”的话。而“格人鼋龜”其实也正是前述“射天”这种事。

  周人与殷商人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族群，这些例子足以看见。“有周代殷”的过程，最先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据谢选骏先生考证，甲骨文发现的“易”字在文王出生前的2~3百年间已经有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变。《史记·周本纪》说是文王被拘押在羑里时“文王演周易”。这里的“演”不是创造，而是演习。《易经》为文王所创，显然不是事实；起码只是当时周人自己捏造的神话。谢选骏先生认为《史记》中的“文王演周易”是演习、练习的意思。《周易》的主导思想，也是要打破殷商时期人们信仰的因为“子承父业”，所以“血缘定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你是干什么的。“命”是定数；“易”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定数”；从原来的“血缘定命”，改变为“天命”的由“天”来定的观念。“天”如何定命，是与后来强调的“修德”有关。这是后起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据传《易》分三部。《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说：“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汉代的郑玄注释：“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礼注疏》 页1023~1024）《连山》《归藏》今已不存，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孔子抱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孔子距离武王克商不过5~6百年，而“殷之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为什么到了孔子5~6百年后就“文献不足”呢？显然这让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周公为留《周易》有可能也干过“焚书”之事。这是意识形态斗争必然会发生的事。读《尚书·周书·多士》，那教化和洗脑的语气跃然纸上。为洗脑成功而焚书，我猜测是大有可能的。即使没有焚书，因为不信其信仰而没有好好保存，也是必然的。

“德”的观念也是周公所创；它是随“天”的观念和“易”的观念而来。小邦周灭了天邑商，据记载也就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中。这让周人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周公旦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尚书·周书·召诰》）字里行间，诚惶诚恐可见一斑。所以周公创建了“德”的观念，说商纣王没有“德”才失去了江山。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史为鉴的说法。他创造了一组意识形态：第一是“天命靡长”（《诗经·大雅·文王》）；第二是“皇天无亲，维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这种观念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今天还到处有人说“以德服人”之类的鬼话。而对周公一直也是以最高的德性的传说和记载下来的故事来褒扬。曹操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在此意。当然崇尚“德”的结果，自然也就会出现中国文化以“德”的观念来绑架人的文化行为。以“德“来绑架人或者人群，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

殷周之变是一场革命，毫无疑义；而且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的人们因为是处于周人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已经无法完全理解殷商人们的想法。也因为我们继承下来的周人的文化框架，使我们面对西方传来的新的人文人本框架，有种江湖争斗的“不服周”之气节。多数人不明白文化的演进特性；比如今天的我们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殷商的人们却只有春秋两个季节。这也就是孔子编书以《春秋》命名来表示纪年的方式。对于四方风 ，商代已经各有名称，依东南西北分别叫做“协、微、契、伇”（《合集》14294、14295、30399），今天恐怕于丹这类学者，也不一定知道了。在希腊神话里，处于青铜时代的人们也有对应的风或主管风的灵的名称：Eurus(协)、Notus(微)、Zephyrus（契）、Boreas（佚）。这也说明了青铜时代人们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

许许多多殷商人的文化与风俗、更重要的是思想，也就是现在我们讨论文明概念之一的文明精神，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甚至我们不理解搞不懂的多了去了；连殷商人用年来表示丰收，今天都被文化人理解成“年”是一种怪兽。说中国文化五千年没有中断，显然不是学术的用语。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要去解读甲骨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要专家来呕心沥血地来解读，说明我们跟殷商文化和文明已经是断了根基的；更别提夏那个时代的思想了。古埃及人的文化和文明被阿拉伯人取代，周人取代殷商文明，当然也是一种断裂。我们能够看到殷商人与我们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只能从殷商人的文明成果------青铜器上的纹饰，与甲骨文的文字上看到不同了。而组成文明的两项内容都与今天有如此大的差异，何谈我们继承了殷商的没有中断的文明？

殷商人，作为当时工商业方面的翘楚，最早也是由日本学人小岛佑马（西京法学部教授1881 ~ 1966）发现的。他发表在1936年《东亚经济研究》二十周年纪念号上的一篇文章《原商》（二十卷第三号，1936，p133 ~ 144）最早指出殷商人的祖先王亥是生意人出身；殷商人是有经商的文化传统的。相比较于希腊文明的商业建构社会的思想和方法，推测上应该有许多类似。而“有周代殷”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华夏的第一个禁酒令《尚书·周书·酒诰》中周公对殷人说的一段话，也颇能反映出周人与殷人的不同：“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周人显然把“纯其艺黍稷”看得异常重要，侍奉父母长辈，也是先把农事做好，然后才依殷商人传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人类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就是商业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7万4千多年前的马来西亚霹雳州冷港市5公里以外的柯塔檀班地区（Kota Tampan）的考古发现。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马来西亚考古学家祖瑞娜·马季德（Zuraina Marjid）经过多年的努力甚至自己掏腰包做了许多年的考古挖掘，在前人柯林斯1938年考古挖掘的基础上，祖瑞娜团队发现了一个旧石器制作“工厂”。在这个工厂内发现的上万件旧石器工具数量如此巨大，不得不让人推测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交换时代。7万年到5万年前，是我们前述所说的人类文化大爆炸的时代；人类的大脑和智力水平已经跟今天达到同一个水准。以物易物，显然成为了社会型动物的陌生人之间处理人情债务的一种本能（debitage是祖瑞娜论文中用的词，我把它理解为动物行为学中的道德感和人情债）。

大量的考古证据也表明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各地社会都存在着一个贸易网络。贸易是史前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项经济和精神生活。殷商人发展起来巨大的贸易网络来获得铜、青铜和龟壳也是自然而然。张光直在研究甲骨文所用的龟壳种类和产地时，也发现大部分都是来自遥远的外地；其中有中华胶龟（Ocadia sinensis）乌龟（Chinemys reevesi）黄纹龟（Mauremys mutica）闭壳龟属（Cuora sp.）陆龟属的池龟（Testudo emys）；这里只有乌龟是华北原产。

商业发达，才能带动记账的需要，才能出现文字。考察世界各地文字的出现，无不跟商业发达到一定规模后，记叙往来账目和往来账目发生的前因后果相互关联。苏美尔人的泥板也是防止不认账事件的发生。账目都封存在泥土里，只有在发生不认账的时候才打开封装的泥板。玛雅文字的出现也是与当时的商业活动和建造巨大工程密不可分。夏和以前的中国，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这只是文字的前身。待文字要发展出成为有体系有规模的程度，非得经过一个频繁漫长的交换和巨大共同工程阶段（合作），比如建造城邑、建造金字塔。频繁到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共同的巨大工程是文字产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夏和以前的中国历史发展只有工程没有成规模的商业，要出现文字是不太可能的。今天我们是可以下这个结论的。

频繁的商业活动，带来商业的思想和商业的世界观。这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所不具备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这里统称农业文明）要想发家致富，抢夺与掠夺他人，把对方变为奴隶是必不可少的行为认知。而商业文明想发家致富，虽然也学着农业精神，除了抢夺与变对方为奴隶，更重要的是与商业伙伴的诚信和平等对待。《三言两拍》中的离家远地经商，收取货款甚至是来年的事情。没有充分的互信基础，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另外离家经商的商人，可以遇见三教九流，社会阶层的各个人群。对人性的理解，也远远比待在一个村子终生不会离开乡村的农人，有更通透的认识。中国的哲学思想水平，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的非黑即白思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思想水平一直徘徊在农人的简单粗暴中，真正到了康德哲学的水平之上的量化分析方法的哲学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哲学水准。中国人的非黑即白思维，到今天也没能达到《红楼梦》的哲学高度。欧洲也只是在康德出现以后，才在思想领域上获得了这一巨大的进步。

殷商人的另外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体现在青铜冶炼技术。这在当时是极端高超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仍然带有强烈的殷商“狞厉”色彩，直到东周开始才改变风格；这是因为周人还不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待到周人从殷商人那里学会并掌握了冶炼青铜后，我们才开始看到具有了初步人本风格的周代的青铜器。殷商的“狞厉”之美才渐渐消除。

周人灭商以后，殷商人成了亡国奴。《诗经·卫风·氓》中“氓人蚩蚩，抱布贸丝”，氓人就是指的亡国奴。殷商人因亡国受到周人歧视，在当时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意识。这可以从后来法家讲的许多故事中看到。“守株待兔”、“拔苗助长”都是讽刺挖苦殷商人做为亡国奴的例子。《庄子·逍遥游》也挖苦宋人：“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因为歧视殷商人，也就歧视殷商人拿手的工商业。后世为了实现法家“贫民、弱民、愚民、驭民、牧民”的社会建构，推行“重农轻商”政策；这个政策成为后世两千年中国在周文化框架下的常规。虽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有驰有紧，但是这个方针政策一直抱櫝如珠。周秦之变以后，公侯伯子的社会等级爵位消失，代之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而工商却成为末等社会阶级，并时不时受到政府的打击和压迫。比如汉初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对商人的饮食、衣饰、房舍、舆马皆有严格规定。

打击商业，因商业而起的工业化社会转型就不可能发生；作为工商业后盾的科技产业更不可能发生。尽管宋代以来华夏土地进入了商业思想革命的前夜和技术开始兴起的前夜。（西欧的商业革命几乎发生在同时）

近代人类历史上第四次重大事件的科技革命所仰赖的科学家或那时所称为的工匠精神，本质还是希腊文化的对工匠崇拜的精神。早期喜好钻研自然原理的牛顿这些人，也都是被人认为喜好工匠巧器的某一类特殊性格的人而已；这与中国社会儒家推崇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毫无关系，甚至是敌对的。读《万物简史》会看到那些在任何一门科学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也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我们生活中间常会遇到的人。他们也像我们周围的人一样充满了自私、甚至卑鄙与各种人性兼有的爱和真诚；而不是我们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下塑造的圣人和完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和仰慕与发家致富的精神动力都源自希腊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情结。

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打压和对工匠社会地位的定位，不可能让中国社会产生牛顿伽利略这类人物。因儒家推崇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具有追踪世界本源的性格怪异的人，比如牛顿这类秉性的人，不可能受到中国社会人们的尊重而却会被称为“犟筋”、“獦獠头”而受到社会歧视。李约瑟之问其实并无意义。中国社会不具备进入科技革命的任何一项因素。余英时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自序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前期和工业化变革后的资本主义两大时期中的精神是前后一贯的；但就是缺乏对这种前后一贯的精神的描述和对中国社会商人精神的比较。这种处于商业思想革命前夜的面貌尽管与韦伯说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有雷同和类似，但缺乏欧洲资本主义前夜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也是韦伯没有注意到的，而更也是余英时及现代学者更没有留意的。简而言之，英国之所以能率先发展出工业化生产和新的社会生存模式，不仅仅是偶然地发现了煤矿做为蒸汽机的动力资源。欧洲之所以能够发生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工业化社会转型和科技革命，我们可以审视以下几个一系列的因素。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看作是社会转型的准备因素。中国社会对商业的打压和对能工巧匠社会地位的漠视，和对钻研某种学问之人的歧视（比如被称为“獦獠”的禅宗六祖之一慧能其实就是今天说的有性格缺陷的“艮蛋”），对农业的意识形态的推崇和官家社会模式的建构，都让中国无法走入工业社会。而到今天为止，华文世界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认清和理解现代社会的涵义。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从同治中兴敲门开始到胡温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为止，道路何其艰辛，原因也大致如此。仅一个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思所提出的官家社会就成为实现工业化的巨大阻力。

欧洲乃至英国能发生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是有以下这些历史条件做前提和准备的；对此些条件促成的工业革命，韦伯也是深处山中不识山。这些因素部分中国有，但大部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1.           铁的冶炼及铁器在欧洲的普及，让欧洲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了农业革命和随即而来的商业革命。农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铁犁的发明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大型牲畜能够让四或八头牲畜牵引的铁犁在欧洲重壤粘土上进行农业的深耕轮作。春播地、秋播地、休耕地的三田轮作代替了原来的两轮轮作。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带来了商业的发达和繁荣。随即而来的商业革命，指的是思想上的革命，在1200到1700年间蓬勃发展。直到今天我们的商业组织、商业形式和商业观念都来自那段时间的奠定。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为中国的同一时期的宋代开启了民众的现代生活，其实那段时间的欧洲何尝不是如此。西方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同样是发端于那个商业革命时代。不同的是一个社会建构走向了商业为核心的建构法，一个社会仍然坚持了以农业为核心的建构法。商业革命的标志是思想上认定了商人的劳动也是一种劳动。中国社会对这个价值观的看法无法比拟。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80、90年代的中国内陆社会，商业暴利也有被视作不道德行为的价值观念。这不仅仅表现在家兄21世纪移民美国以后的价值观，也表现在我过去曾经工作过的大型国营农场的干部们和大学生们。尽管我所工作的农场里那些从事商业的领导干部们非常纳闷为什么同样一家旅馆酒店，他们来管理就赔钱；把他们租给农场外边的人，农场以外的人就能够赚钱和盈利。

2.           文艺复兴不仅仅带来了个人本我的能量在艺术和思想领域上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希腊的工匠精神随之促进了和产生了大批的科学人才，能够通过寻找本我能量的发挥而促进科学的发展。天文学、物理学、热、电、大气及测量、地质、生物、古生物等等学科的出现和发生，都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国社会不具备的社会转型因素。

3.           黑死病的发生造成欧洲人口减少并一直未能恢复，促成尽管新大陆发现后对铁制品和次生产品在新大陆的强烈需求，却在因欧洲没有足够的人口从事此类商品生产满足新大陆的商品饥饿感。欧洲必须通过能工巧匠们提高生产制造效率来满足此类产品的资本家们的发家致富胃口。所以对新技术的兴趣在欧洲一直浓厚。这个特点是中国没有的。一方面中国人口密度一直很高，手工生产基本满足农业市场的需求。对使用巧劲获得生产效率没有兴趣和动力；仅被视作因懒惰而造成的“奇技淫巧”。对施“巧劲”的态度是蔑视而不是赞扬，造成了扼杀创新的古老局面。

以上三个因素足以构成混沌事件的发生，让工业革命的发生变得不可捉摸。更何况还有许多可以罗列的其它因素，比如机械知识的积累与煤矿的产地和分布；社会上存在的这样一批衣食无忧、有足够财力去从事自己奇奇怪怪兴趣的贵族。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工业化发生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中国社会一直缺乏这些必要因素，何以能发展出工业化？即使在同治中兴开始后发展出了“洋务运动”的工业化敲门事件，但直到今天，能认清这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大事件的人又有几个？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借助马歇尔计划2.0发展日本经济的经验，马歇尔计划3.0发展台湾南韩香港等四小龙经济的经验，中国借助马歇尔计划4.0取得成功，也仅仅只是在最后终于实现了工业化；但商业化革命，仍然如“同治中兴”以来的西天工业化取经一样，充满了坎坷和磨难。中国实现工业化用了170年的时间，而第二波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美国、德国等也都只用了40年，中国商业化的路径，也需要另外一个170年吗？

那些满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如何、资本家如何如何的人其实还是没能理解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工商业社会。现代一词的涵义，他们没有理解；包括西方的这批左派如福山这类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或现代社会；这样就能理解福山为什么会作为政治学教授仅仅只在政治结构层面比较世界上的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就是一场农业社会向着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向着全球蔓延，遭到塔利班这一类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保持派的抵抗。现代一词的涵义，就是指的工业化、商业化和知识资本化。西方能够发生工业化，也是因为商业化在先已经实现。理解了知识资本化才能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社会的民主和普遍的人权等价值观念。简而言之，现代工商业社会需要人本的意识形态观念支撑，才能形成人文的社会环境，从而支撑现代社会的种种发明和创新。

那些颂扬保持传统文化的人，其实并不理解和懂得什么是传统文化；大历史家如余英时等现代新儒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平民百姓何以知道中国文化？在社会的变革时代，总有人维护传统，总有人反对变革，这也是当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维护传统，必然得了解传统，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看作是中国的尧舜禹禅让制度。这是余英时等新儒家缺乏科学精神，缺乏怀疑和验证精神，知识结构不足，不能够看穿中国文化深处的内涵和缘起的弊端。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所处的这个社会格局，早在“周公制礼”时代就注定了今天中国的命运，早在“武王伐纣”以后就注定了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洋务运动”会像“同治中兴”时代的“改革开放”一样造就一个新的“甲午之战”的失败。而且这次的甲午之战，能否促成当今工业化之后的商业革命从而跨入知识资本的社会，悲观的预测，大概也需要像工业化一样，估计100年的时间。从同治中兴时期的“工业化敲门”，到实现知识资本社会的建构，也如上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殷周之变”一样，经历几百年的意识形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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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本能到人性再到文化 ------ 历史的帆船如何驶过沟沟坎坎

            一般来讲，社会学家不会像物理学家给力这个概念下一个严格的定义那样也给你一个严格的定义解释什么是社会；政治学家也不会给你一个严格的定义解释什么是政治。有许多文科的专家们也并不认为人文学科就是科学。犹如我在某社交软体上遇到的几个艺术家听我给艺术从生物学上下的定义，立即像受了侮辱一样有了剧烈的情绪反应。他们无法忍受我说出艺术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也从本质上认为艺术就是要让每个人对同一件作品或者同一个事务有不同的理解从而达到作品的艺术性和引发多项见解的顶峰。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动物们也具备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天才；比如园丁鸟的花园或者孔雀开屏的意义。从人文和艺术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没有什么错；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人文，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描述，才可以界定生物科学所入侵的领地。这样才可以理解老子很早就说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真正意义。韦根斯坦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不应该给一件事务做出严格的定义是因为你也不可能做到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他们否认科学的方法，认为在人文学科，你不可能给、也不应该给社会或者政治这类词汇下一个定义。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本质上、根本上就是两码事。

            这就让当今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笔杆子或祭司们们钻了许多空子，造出许多模棱两可的名词比如“供给侧改革”、“回旋式内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就业矛盾”、“潜力性待业”、 “返乡创业”等等。

            然而，生物学作为入侵人文科学的大军已经整装待发做好了准备来改变这种现状的架势。只是由于我们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有类似希特勒那样对演化理论的一知半解而开始的优生学理论等，让那些人类中必然存在的投机分子钻了空子。所以生物学家希望的是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实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在1960s年代已经开始。

犹如物理上必须定义出公制的毫米、厘米、米、公里来统一各国各地一样；人文学科也必须给政治、社会、文化、文明等词汇一个统一的定义；以使在学术层面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至于世俗的标准，那才是真正没有必要统一的领域。

目前浮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据说有600多个，也有说200多个；那能不能让生物学家根据目前文化一词广泛的应用给出最底层的定义来涵盖之前的六百多个定义呢？这也是我们在上一章里提到的文化在其它动物行为中也广泛存在的原因。对社会一词，尽管社会生物学已经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同一物种，形成协作关系的一群个体），从而我们可以区分更精确的所谓前社会属性、半社会属性这些事实和存在；但自从民国初年由日本引进社会这个词汇到中国之后，世俗的民众，仍然沿袭传统文化，把社会这个词当作了江湖一词的同义语。东北人常说的“入了社会”“社会人”都暗暗指的是江湖的涵义；这与传统上问“你家闺女出门没有？”一样有暗中隐藏的涵义（这里出门指的是结婚、出嫁）。传统中国社会的“天下”、“江湖”观念偷换了社会一词本身的涵义。这样，这些人理解的社会一词，不带有丝毫一顶点儿的“协作”的观念，而只剩下了模模糊糊的“协作模式”的观念。所以他们理解的社会成为了“同一个物种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所谓关系这种抽象的名词就可以给不怀好意的人更多做恶的空间。

            不同的社会协作关系是我们构成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标准，亦即是我们所说的半社会属性或者真社会属性的标准。拿到人类社会已经形成的文明这个演进水平上来说， 青铜器以后的人类开始有了文明，社会关系开始有了更复杂的分工与协作；铁器以后的人类有了帝国等多元文化在同一个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分工与协作显然比青铜器的社会来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工业化之后的钢铁技术、电子技术揭开了今日各种不同程度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分工的精细化显然是不同文明程度比较的量化型指标。

把社会一词理解成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协作起来的一群个体，这就在哲学上产生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二种世界观的自古至今的、旷日持久的争斗。

            谈到其它比如文化或者人性这些词，理解上的南辕北辙就更构成了人类之间争论与争斗的契机。典型的例子可以举著名的国内一流的学者秦晖的《文化决定论的困境》这个演讲（秦晖 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完整版】 - YouTube）。由于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不同，秦晖先生就认为他所理解的文化决定论这个观点走入了困境。对社会一词的理解不同，也同样引起了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论与争斗。对文明、文化一词理解的不同 ，同样让亨廷顿和福山这俩人写出了争议巨大的他们的两本书。这里的关键点是因为秦晖教授没有把文化理解为行为学上讲的一种行为模式 。同样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第二章讲述文明的本质的时候，犹如做梦人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语，错把文明和文化两个词混合在一起概念不清地使用。我们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成员间所形成的一种行为或语言模式；当然这个模式包括行为的和行为背后的心理。如果这个行为或语言模式只是某个人的，我们说这是其个人的习惯；如果这个行为或语言模式是局限于某一块小的区域，比如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地区，我们说这是风俗；如果一种行为模式弥漫在了整个社会，我们才说这是这个社会的文化。而一种行为或语言模式弥漫在整个社会，就需要成员之间的传播。这就是我们讲的模仿和学习过程。社会由小型、简单型进入了大型、复杂型之后，文化的涵义就又显得模糊了。比如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了帝国时代之后，不同文化，被帝国所覆盖的不同地域统统划入版图；于是帝国内的文化就更显得复杂和多样化了。于是，我们认清王国与帝国的不同，就是由这种复杂多变的文化和地域构建了帝国的概念。但是帝国分为不霸权的帝国和霸权的帝国；也就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帝国和信奉新达尔文主义的帝国。

            帝国从王国演化而来，覆盖了不同文化族群的多种社会、多种信仰或意识形态。在我们讨论远古历史的分期与意识形态的演化时，我们非常有必要把这些概念，整理清楚。因为如果不把这些概念整理清楚，也就会如亨廷顿先生一样犯同样的错误。亨廷顿在其著名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相互混用；并且因为缺乏对人类学的了解而否认考古人类学家所作出的贡献。在第二章介绍文明的本质时，他说：“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和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它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

            如果仅从上边这段引文来了解亨廷顿先生心目中的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你可能是枉费心机。但是即使你把他这本书的第二章这样通读，甚至是反复读下来，你也不可能明白他讲述的文明和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基于对这两个词汇自己本身的糊涂账，贯穿了全书的阐述，就是一个文明和文化混用的、不知所措的论述。

            这与卢梭犯的错误不同。卢梭和洛克在其《社会契约论》和《政府论》中首先把人类假设为独居的动物；然后再假设是社会教化了人而成为社会型动物。因为人本身的真社会属性，所以卢梭与洛克在此一基础上论述社会契约论和政府论的时候不会犯什么错误。而亨氏与福山就不同了。

            我们在上一章中粗略地定义了文明一词的涵义；本章开头部分也定义了文化一词的涵义。但对于读者来说要深刻理解文化与文明的深刻意义显然帮助不大。而为了解释清楚，我们又必须从人类的生物学属性开始说起，也就是我们的生物学本能和人性到底是什么？然后在此一基础之上，我们来反复解释文明与文化的涵义。

1.      从本能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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