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专制檄文！向专制主义开战！向传统的周文化开战！向打江山坐江山的文化观念开战！

------暗夜寻灯

自初中学习物理以来，我们就深以相信牛顿的物理定律：物体有保持它原来状态的一种特性；而也是自初中学习物理以来，我们也深以相信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处在不断地变化当中。风力、水力、地震、野火不断地在侵蚀着我们周围的世界。黄河在流淌，长江在奔腾，沧海变桑田！世界在突变。某年我旅游太行山，看到高高山顶岩石中裸露的贝壳和鱼类化石，就不由自主地感概大千世界的变化；海沉山起,云腾风骤！

我们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何尝不是沧海桑田。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队群社会（band），由几人或者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型社会，怀着“万物有灵”的信仰体系，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演变进入了犹如今天的灵长类动物一样的军群社会（troop)。这种演变就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发明和普及，食物供应的富足，人口不断地繁衍，我们的社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组织形式也在不断演变。大致在新石器技术的中期，我们形成了以讲故事为核心的部落制度的核心社会。在这样的部落社会里，我们相信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相信我们是玄鸟的后代，我们相信我们是天鼋的子孙；在挖掘出虎抱人卣的湖南宁乡，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是虎，威风凛凛的虎，威武俊美的虎，虎气腾腾的虎，虎视眈眈的虎。

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体系塑造了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不仅仅在半人半兽神如伏羲女娲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发生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近代西方的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以船坚炮利打开我们中土的大门以来，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更加强势的文化。虽然文化不分优劣，但文化有分强弱；有强弱就有马镫效应。

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掺入天主教的人文和人本主义精神首先促进了西方新教的信仰改革；接着经由启蒙运动促进了西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得在其之前西方社会马不停蹄地接连发生的社会演变和社会变化得到了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这是指自公元800年西欧的农业革命，紧接着就发生了公元1000年的商业革命。商业革命又促进了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随着地理大发现，也促进了埋在西方天主教信仰里的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理性主义这个特洛伊木马开始发挥作用；并随后与文艺复兴结合产生了科学革命。几下里的、几个方向的合力发作，促成了科学革命首先在英国诞生了人类最灿烂的文明果实：工业革命这种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这场工业革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继上次多神体系演变到一神体系；再由一神体系演变到人本和人文主义的信仰体系的大变局。

而在当时的清国和直至今天的华夏大地，说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和洋务派们并不明白西方之所以造就船坚炮利，其实是人类社会组织建构形式的演变革命所造成的；这是一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革命；从农业的生活方式到工商业的生活方式的革命。他们不能够明白以农耕的周文化推翻殷商商业文化以后所建立的“以农为本”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是与西方以希腊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为本的社会建构模式的针尖对准麦芒和针锋相对。一个是以农立国，一个是以商立国；这种社会建构模式的冲突，以人口增长模式的逻辑斯蒂方程的图形分叉为表现形式，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重农轻商”的国家政策。

这种重农轻商的国家政策，防止了华夏大地出现商业革命的可能。没有商业革命在思想上的彻底转变，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生活模式演变的可能；宋代的商业化“敲门运动”以及明代的瞭望工业化大门的“望门运动”当然都不可能产生工业化的结果------以知识资本为核心、以金融资本为辅助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模式。

细究华夏大地重农轻商的这种价值取向，可以发现它肇始在武王克商的历史事件。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殷人由于偶然的原因做了亡国奴，连带地他们拿手的、他们所从事的商业和手工业也被放在了被歧视的地位。“氓人嗤嗤，抱布贸私”。《诗经》的这句话，就是贬低这帮亡国奴们，在做着交换来交换去的没有目的无用的忙碌。《史记·周本纪》中也通过“后稷好桑麻，公刘好农桑，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的宣扬很好地表现了周人拿手的农耕做为价值取向的历史。

虽然历朝历代打击商业，但交换物品、互通有无、互利互惠是人类的本性；考古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商业交换行为是七万四千年前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冷港市5公里外的科塔谭班地区（Kota Tampan）。历朝历代的政府稍有疏忽，商业行为就会陡然兴起。这样的历史现象，造就了宋代中国文化和科技的顶峰。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在文化上超越宋代人所创立的成就。这样我们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带有着浓烈的和强烈的农业社会的乡巴佬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价值判断。所以我们也就很轻易地接受了强加给我们的、同样是出生长大在农业社会的乡巴佬卡尔·马克思的价值取向。

被船坚炮利闯进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何建构？清末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清国人认清了日本的胜利是宪政对专制的胜利；是民主对独裁的胜利。这让满清专制政府也不得不“预备立宪”。可是一场皇族内阁，继续让以“打天下，坐天下”的农业的文化观念猖獗出台。这就使得海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党，以海内大清国的张骞为代表的保皇党，不得不在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不断内讧的“革命党人”的竞争中倒向革命。一场轻微的风吹草动的骚乱，就能够让同样倾向社会变革的洋务派官员袁世凯重新主导局面，实现南北议和。

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何建构？孙中山在依照约定辞去总统职位时依然率领文武百官去南京明孝陵祭奠专制主义的代表。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本着中国文化的底蕴、本着江湖争霸、人心险恶的天下观念，对袁世凯这样的洋务派官员采取不取信态度。于是在原本打算学习美国的总统负责制的临时约法中加进了内阁负责制的内容。这就让临时约法具有了不可操作性。而宪法的不可操作性，让吵来吵去的正常的民主现象变得在价值观取向上由倾向于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的不明觉厉的乡巴佬们有了另外一种判断。民国初年的读书人为当官而争吵不断；这就让受儒家熏陶的普通人和乡巴佬们认为这帮读书人显然不是君子。因为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这帮读遍孔孟之书的人却对他人紧追紧逼，不重也不威，“无人能比自己本事大”。哪里有一点治国安邦的君子稳稳重重的模样。胡耀邦刚上台的时候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形容他做为党主席这种身份讲话的时候不能在椅子上稳稳当当、四平八稳地坐着；而是眉飞色舞屁股粘不住板凳像只猴子。巧言令色鲜矣仁啊！。用孔子的观念判断国家领导人也是民国初年甚至今天某些人的不自觉的文化习性。普通民众的这种思潮，酿就了民国初年华夏大地上对最初的民主实践思潮的一种反动：民国不如大清；民主不如独裁。这种对初生的民主思潮的反动，结合古德诺的政治理论体系，造成了袁世凯“一足失成千古恨”之复辟的一种社会动力。

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何建构？孙中山有过他的信仰体系。孙认为人分三等，而并非是在那个时刻的他所未曾提到想到也未曾理解到的众生平等。孙说：“有些人是不知不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有些人是先知先觉”。在这种中国传统“圣人文化”的影响下，孙主张每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都必须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从祭奠专制到明示推翻他人的专制而实现自己的专制，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带有江湖文化观念和天下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孙的影响，当然也有孙个人的实现自我的个人愿望混杂期间。

儒家的文化系统研究和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关心人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家研究人文但不研究人本“humanism vs. human nature” “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儒家的这个缺陷又可以追索到周公。而孔子等儒家又认为应该“为尊者讳”。这样人本的问题就无法提及或根本解决。也就是说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中国人解决不了今天生物学里讲授的“叨食顺序”和众生平等的生物多样性的复杂社会的建构问题。

而西方社会，在人类从青铜时代转向铁器时代的初期就已经解决了人本的问题。希腊神话在进入神人同形同性的“万国时代”前，就通过希腊神话表达了神性与人性的相通；人性的所有恶都能够在神的身上找到。而儒家却把人性的恶为尊者讳了都春秋笔法了。宙斯不断地下凡勾引美少女；其妻在不断地嫉妒丈夫的偷腥行为；海神波塞冬仅仅为了一头牛而跟他的侄子，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较劲，让他的妻子女神帕西菲患上动物恋。。。。。。而中国在青铜向铁器转型的轴心时代，因为是后边朝代推翻前边的朝代；因而为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就不断地抹杀前边朝代的信仰体系。这就造成了东亚大地上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成果的不断毁坏和重建；这不仅仅让我们根本无法读到像希腊神话那样美伦美奂有关人性的故事；（虽然《山海经》中也有一些美伦美奂的故事遗迹和线索）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社会形式、社会建构模式无法发生演化和演变。更让一些文物贩子水平的文化名人，认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常态或者“天理”。这种抹杀前朝的思想成就而出现的歪理邪说，在古代典籍里也可以看到。史书《尚书》里说“殷之先人，有册有典”可是我们哪里能找到殷商的典册呢？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周公为了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像抹杀神话故事一样，抹杀掉了殷商的典册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天子架六”“列鼎制度”等等周礼学说。

抹杀前朝的神话、抹杀前朝的信仰体系，不仅割断历史，比如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也懵懵懂懂、懵然不知我们历史上对部族首领的称呼是从“后”到“皇”到“帝”到“王”的演变过程；三皇五帝之前还有一个被称为“后”的部族首领时期；（后母戊鼎被错误解读为司母戊鼎）它也更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人性。这样我们读希腊的神话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米迪亚面对父亲派来的追兵，会杀死自己的血亲弟弟，还把弟弟的肉骨一块一块切成长条洒向海面以阻止父亲派来的追兵。对历史的阉割，对历史的割断，也让我们在姓氏起源的研究上，比如研究姓氏起源的陈洁、雁侠、赵燕霞等众多学者都没有认识到人这个物种，也是一种领域型动物；对地盘“氏”的观念其实发源于在我们还是动物的采集狩猎之流浪阶段。尽管《五帝本纪》中司马迁也已经说过：“轩辕时，神农氏世衰”这彷佛是在告诉人们“氏”的这种地盘观念的出现远远早于“姓”和五帝的出现。

由于不了解人本，不了解人性；我们就无法理解米迪亚作为母亲亲手杀死自己两个儿子的复杂内心情感勾结。因为不了解人性，我们更无法理解现代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母亲怎么会有杀婴现象的存在？infanticide？

但是我们读同样农业文明体系下的《天方夜谭》这种故事，我们不由地心领神会，会心点头：理解其中的伦理和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及故事的结局。这与读希腊神话中学到的人伦、伦理天然相反。

周公抹杀前代的神话和信仰体系，可以在古代典籍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中找到答案。比如《史记·殷本纪》中“武乙射天”的故事，明显看到的是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冲突和杀伐。可惜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没有看懂武乙射天背后的历史事实。在典籍中，射天的故事不仅仅是在武乙,《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有战国时期的宋王君偃射天；《战国策·宋卫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𪇥》也记载康王“射天笞地”。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殷周革命时期的殷商人所遇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巨大的意识形态也即信仰上的变化和革命。殷商最后一个君王受的回答也能说明殷人没有用天代表神的观念。《尚书·西伯戡黎》中记载商纣王在祖伊的面见直陈时反问：“我生不有命？在天？”

轴心时代前的殷周革命在忙于扼杀前人的信仰和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以此来实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仅仅能看到《周易》而不能看到殷时期的《归藏》；夏时期的《连山》。对前代成就的抹杀难免错过或迷失对人本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深入了解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颂圣文化，抬高圣人成为了文化常态。即使也有“人命关天”这种简单的浅浅的人文观念；但却不能把人本的“把人当人”的思想系统化地灌入我们的文化。

抬高圣人，就不得不找出圣人的对立面。“小人文化”也就可以在“多子多福”的文化观念下在人口总量与环境可供应量的K值达到饱和时大行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布式竞争在这个时候演变为争夺式竞争。从而让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王朝重复在东亚大地上接连地、残酷地循环社科院马勇先生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希腊在轴心时代的悲剧都是命运悲剧；如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的命运悲剧或阿伽门农和《典酒人》的命运悲剧。而之后的剧目随哲学的出现和兴起都转向了道德问题的探讨；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剧目几乎都是道德悲剧。从命运悲剧到道德悲剧，也正是殷周革命那个时期信仰的切换主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题。为了宣扬武王克商夺得政权合法，没有把天当作神的殷商人，也就被周人用创造出来的“德”的观念诅咒。甚至今天我们连神的这个叫法其实也是周人所创新，殷人讲上帝，下帝来代表今人的神这一观念；殷人没有用神或申来表示超自然力的神的这个观念（后期受周人影响有两片甲骨文可以证明殷的某些人接受了周人的这个观念。这是发生在殷的末期）帝的这个名称，本来也因是殷人所创而被周人抹黑丢弃的，只是后来秦王嬴政想复古翻新，才把殷商之前的皇和殷商人的帝字重新赋予了光荣的使命。周人说“天命弥长，惟德是辅”。因为纣王无德，所以被“天降丧于殷”（《尚书·周书·君奭》）；因为夏桀无德，所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商书·汤誓》）

西方和华夏大地都在轴心时代抬升了人的地位。但西方因进入了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时代因而抬升的彻底所以诞生了最早的雅典民主；东方的华夏也在周人与殷商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抬升了人的地位但没有开出任何花结出任何果；即使后来的孔孟也只在人文这个主题上打了个擦边球。这是因为殷商的“命运、命定”的宿命思想、不可抗拒的命运（定命或宿命）是被周人用《周易》的“易的思想”“变更的思想”做了意识形态的对手。周人宣扬“易”的原则，“变更”的原则是“德”。甚至为了宣扬自己的“天命弥长，惟德是辅”的“易”，不惜湮灭前人的《连山》、《归藏》。《周易》的“易”字也就是说“变”是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核心。用“变”来对抗商的“定”。

强调了“易”，强调了“德”，也就没有可能去研究和深挖人性和人本。现代生物学研究“动物的道德行为”（参见德·瓦尔的有关研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德的动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道德的动物。这样发自我们每一个人由内心深处的自发的感觉，自然就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也就是说，自武王克商，周公制礼，“天命弥长，惟德是辅”以来，就奠定了我们王朝循环的后边的历史。

了解了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的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场工商业社会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说现代社会，“现代”这词的具体且到底的涵义是什么？我们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信仰体系才是我们今天建构新型的社会结构所需要的信仰体系；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以发明创造新产品、创新新科技、把知识转化为资本的、已经有了榜样的、可视觉的社会结构。

今天的我们------华夏大地上的人们既缺乏系统的人本的观念，更缺乏人本和人文的体系。我们还生活在朱维铮教授所阐述的中世纪。我们不仅仅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们还需要一场头脑中的商业革命。美国建国的先贤们，因为已经解决了带有人本和人文的信仰的问题，所以他们可以用暴力宣布独立。而我们的华夏大地的人们，不仅仅缺乏系统的人文，也缺乏系统的人本，更缺乏判断价值体系的商业思想和商业革命。

所谓人文，也就是把人当人；所谓把人当人，就是首先要理解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再用人的本性本能来对待每一个人。作家韩秀在其著作中不无恨意地抱怨母亲如何推她入“火坑”。这与我们中国文化到处宣扬的人性中的“母爱”这种本性、本能、人性却形成了冲突和矛盾。如何理解实际生活中的这类玄妙？是把它们当作病态？当作例外？还是把它们当作人性？这是人本主义的认知核心。

对于中国文化来讲，人文的概念是有两重涵义的。一个是把人当人，不能把人不当人，不能贬低任何人。因为社会是同一个物种形成协作关系的一群个体。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他所应该被赋予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责任：比如道路建设、垃圾处理、水源和公共建筑以及由谁来管理这些事物和公共建筑等等这些问题。对于这些公共问题的处理就是我们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这一概念。政治就是在公共领域内有关什么人处理什么事的一门专门学问。公共问题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但是，就从我们人类在几百万年里的生活养成的习惯来讲，大自然演化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基因频率，天生的就是有些人对公共问题没有兴趣；就是会有一些人痴迷于木匠、石匠、甚至走鸡逗狗这类事情。当然也有些人会痴迷于政治这样的专门学问。这些人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突出的才能，或突出的愚笨，就牵扯到我们人文主义的第二个核心，第二重涵义：也就是我们要把人当人；不要把这些天生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不当人，拔高他们，崇拜他们，把他们放在神的位置或者圣人的位置；而把那些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贬低为不算人。

把人当人，既不贬低，又不拔高！这是人文思想的核心。如果再了解了人本、人性，也就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才有可能真正地实践把人当人这样基本的社会原则。在此一把人当人的基本原则下才可以建构设立我们的法律系统。

专制主义者把自己凌驾于他们自己制造的法律之上；原因在于他们像孙中山一样认为自己是个先知先觉。它也是建构复杂社会的一种方式。“天子”、“圣人”、“履巨人迹而生”、“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类故事题材建构起来的社会我们可以叫做用权力建构的文明。它与西方以市场的自组织现象建立的文明针锋相对。这种针锋相对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文化认知：

• 父母官vs西方的公仆官；

• 棍棒底下出孝子vs孩子是我们的朋友；

• 无商不奸vs无商不尖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vs市场原则下的愿买愿卖；

• 天下争雄、江湖争霸vs社会是同一个物种形成协作关系的一群个体；

• 社会是个江湖、是个复杂的人际关系vs社会是许许多多协作起来的个体

• 父母官、公仆官vs社会的分工协作、劳动分工

•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vs抢夺舆论阵地

• 。。。。。。

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化观念的价值对立列出一个长长的表格。这样长长的表格反映的就是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商业文明的价值体系。

用专制手段建构文明、建构复杂社会的方式是一种愚蠢的方式；它分不清人本中的人性因素和人文中的文化因素。比如吃是我们做为人的本能、本性、人性。如何吃、吃什么、在哪里吃、跟谁一起吃，这是我们的由地理条件等因素决定的文化。由吃的本能或人性发展出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同样，在社会建构和政治结构中由真社会型动物建立出来的“叨食顺序”也是我们的人本、人性。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人性让我们在见到长辈、上级说话的时候自然地拉高说话的语音频率；我们的长辈或者上级也会自然地毫无察觉地拉沉拉低自己语音说话的频率。由这种社会“叨食顺序”的人性发展出来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这种事实却是各地各方千差万别的文化现象。农业社会的乡巴佬们是无法区别人性、本能与文化之间的差别的。

华夏大地用权力建构文明而不是如西方用社会演变的自然选择、自组织现象建构社会、建构文明的原始肇因是广袤的华夏大地被北方的冻土、东边和东南边的海洋、西边的沙漠、西南的高山封闭起来而无法实现假晶文化造成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周革命之前的三千年前，也就是六千年前所发生的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是暴力把民间信仰自由的话语权收归国有的一场社会演变和革命。在最早的国家建立之初，华夏大地就把国家建构的两大元素：信仰和暴力，收归暴力者所有(国之重器在祀与戎)。也就是西方人说的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因而我们也就能很容易地理解陈元先生所接受的要求红二代有统治阶级意识的一套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列宁作为俄国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期间的乡巴佬，很容易接受和发展出来这种农业社会才会有的价值体系；然后经由自己手中的暴力把这种国家观念灌输给大众。

列宁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而西方文化认为国家是一种社会发展到一定复杂程度所出现的一种状态“state”。它是指生物界的社会演化所达到的一种复杂状态：社会生物学把动物的生存行为做了一个分类：大致可以认为动物界依据行为可以分出独居动物、前社会型动物、半社会型动物和真社会型动物。在真社会型动物中又依据社会行为和社会规模庞大紧密的协作程度而分出另外一类文明动物。如蚂蚁、蜜蜂和人类。蚂蚁蜜蜂都属于膜翅目昆虫，能否建成出现文明现象取决于来自同一个母亲的一半的基因。相同的基因容易协作和合作起来。但并不是所有膜翅目昆虫都能发展演化出来文明。这取决于子代与亲代的矛盾如何控制演化；子代之间内部的如米迪亚对待弟弟的复杂情感纠结。英文里叫sibling rivalry中文里有一个勉强的词汇叫姐妹或兄弟阋墙。

马蜂行一夫一妻制繁衍方式；子代的姐妹之间都来自同一父母。在社会规模达到瓶颈的大概100只的时候就会产出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蜂蜜。谁来坐享此一成果开始生养后代？而让其它姐妹继续从事生产劳作？马蜂无法解决此一姐妹阋墙的问题。

所以很快，马蜂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而蜜蜂蚂蚁的社会由于采取一雌多雄的繁殖方式。子代的同一个父亲之间会形成多数个体的智慧；而去组织起来与同母异父的其它个体谈判。所以蜜蜂蚂蚁的社会能很好地解决“姐妹阋墙”的问题从而形成文明的警察制度来保证只让母亲不断地生育，以达成社会规模的庞大和分工协作的精细。这就是我们能吃到蜂蜜，看到百万只个体合作所形成的巨型蚁穴等等文明的标志。而人类不能依赖膜翅目昆虫的共享的基因；而只能依赖共享的虚构的故事;从万物有灵到图腾崇拜再到一神崇拜的信仰体系和故事体系(参见《未来简史》)。下边列表大致可以说明社会演变过程当中分形与自组织现象最后形成吸引子的大致情形：（这里技术标志是分形；经济形态是一级混沌；信仰体系是二级混沌；社会组织形态是三级混沌）

这个表格基本解释了专制主义体系通过讲述各种各样故事来建构社会、建构国家、建构人类共同体的过程和来龙去脉。我们还有何种理由不相信把人当人对待的人本和人文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呢？

西方的雅典民主制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之后，希腊虽然赢得了战争的军事胜利，但却没有在文化上抵御得住专制的病毒；希腊得了帝国病。专制病毒的爆发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标志。斯巴达与雅典为了争夺霸主地位而开始了双方的厮杀。商业文明中保持独立性的个体的分离主义败给了农业文明的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操纵者们非常熟悉这段历史。他们用了巨大的金钱；希望能通过糖衣炮弹的方式渗透西方的政治人物、学界领袖和舆论场上的人物。他们希冀用抢夺舆论阵地的方式，用专制的文化病毒侵蚀西方的媒体和政商学界领袖。他们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这一段希腊历史。

帝国主义在希腊文化圈的兴起以马其顿帝国和后来的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为标志。随着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兴起的一神论信仰体系和它所营造的理论在东方华夏大地的表达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中国的信仰体系是儒释道加历史宗教以及更早的社会信仰比如半人半兽神信仰的混合。也就是说中国的信仰体系是一个大混杂；它混杂了一神教（儒家）、佛教、道教、历史宗教和半人半兽神信仰。

儒家的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经阴阳家董仲舒的整合演变成了“天子”的一神论观念。皇帝之上还有一个“天”的自然神观念。自然神“天”的观念出自西周。或许是周人从继承红山文化的良渚文化学习而来。在殷周革命时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周人信仰的还是图腾崇拜的动物神“鼋”。周人说“我姬氏出自天鼋”（《国语·周语下》）。这是图腾崇拜后期的鼋混合了天的假晶体文化现象和观念。更早一点的氏族时代，周人说自己是有熊氏的后代。学界一般认为有熊氏是黄能氏的讹传。黄能的音是黄诺，其实就是鼋。《尔雅·释鱼》说：“鳖三足，能”。《左转·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这里把黄熊理解为黄鼋入了水渊就非常合理；如果理解成黄色的熊回到了水渊就会很奇怪。总之，周人的信仰体系经历了从鼋到天鼋到天的过程。

周人从动物的图腾崇拜，跳过图腾崇拜后发生的半人半兽神崇拜与全人形人性的多神崇拜而直接接受“天”的自然神崇拜。这就带给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早熟特征。今天的科学时代，我们把天理解成大自然；把天道理解成各种各样的科学定律；把人文科学中的经济规律，社会建构与历史发展规律、文化行为规律都理解成自组织现象和数学的分支：混沌与分形的规律，我们就自然看到了人文科学中的天道。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具有早熟性；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早熟性会长成巨婴。

中国传统社会受佛教和道家的影响不必赘述；这在我们的语言和信念当中多有表现；历史宗教对我们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也是起源于周公。《尚书·周书·昭告》里，周公旦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也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是最早的“以史为鉴”的说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历史成为中国人文化里的一种宗教。这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文化里都是不曾出现的现象。在其它的国家和文化里，历史就如有些人喜好木匠活儿、有些人喜欢绘画一样是某些人的一种爱好。但是在中国，因为要以史为鉴，所以才有官修的历史。因而也就有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带动了历史的虚无、虚构和有意或无意扭曲的现象。比如极享盛名的一流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不敢秉笔直书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大宋国背盟；背叛海上之盟。历史不能被直面，也表现在我们今天比如郭岱君先生在《重探抗战史》中，不能把握抗日战争起源的原因。

由以上简单列举的几项中国文化特征，我们很容易看出今天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周文化。周文化给了我们框架，虽几经历史的挫折、三千年的涤荡，即使经过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国时代（或叫万国时代末期）到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社会转型，也始终没有跳出“天”、“道”、“德”、“易”、“神”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框架。

在今天的人文科学背景下，我们比较中西方的文化观念。我们比较中亚西亚阿拉伯的游牧文明和我们的农耕文明，我们当然找到众多我们与游牧文明的相似性。因为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都是生产型的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而西方的源头，希腊雅典民主社会的崛起，都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条件，能够在商业行为中把埃及农业文明的优势和两河流域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学上说的假晶文化。文化的互相渗透犹如宝石的一种成分渗入到另外一种成分形成假晶体一样产生夺目的色泽和纹理。这就是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之所以如此辉煌灿烂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只有在西方才出现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秘密。中国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如果没有西方的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这块被诅咒的大地之上是开不出现代社会的硕果的。

因而我们要反思我们的周文化；反思我们的天下观；反思我们江湖争霸、江湖义气、天下争雄的观念；反思我们的普天之下一切都属于国家的这种文化观念；反思我们与孩子们的关系；反思我们作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反思我们的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走出我们传统固有的官家文化（吴思先生语），官家操控一切的观念然后我们又不得不绝对依赖官家，把官家当作父母的观念；走出我们的江湖观念与朝廷观念；走出我们打天下坐天下的循环观念。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做生意的商人一样与顾客共存，互动，建立长期的信任与合作的分工关系？我们对待我们上下游的生意伙伴为什么不能做到各自安好，各尽职责，个人维护好个人门前的雪地的独立和小国寡民之心呢？为什么要像斯巴达和后期的雅典那样一山不容二虎？争做周遭老大的修昔底德陷阱呢？为什么不把同行业的竞争（兄弟阋墙）放在公平公开的原则下像体育竞赛一样有规则地竞争呢？我们比较一下马蜂与蜜蜂处理兄弟阋墙、姐妹阋墙的本性中的智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建立一套蜜蜂式的法制体系来维护社会的运作呢？

只有专制主义者，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把自己理解成高于人民，自认是统治阶级，才会追求国家虚妄的“老大”心态；追求虚妄的“民族主义”心态。当年费希特创造“民族”这一概念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哲学上的推理论证和形而上的演绎过程；这种虚构以后变成“虚拟的存在”的观念带给德意志民族的就是我们今天回看的德国作为第二波工业化国家经历二次大战的历史苦难。

当然我们这里叙述的是中国文化中该摈弃反思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我们没有提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服装、饮食、戏曲等等其它文化的优美绝伦。在西风渐进的时刻，我们一切的其它文化都已经全盘西化，而唯有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始终裹足不前，甚至拒绝西化。作为迎接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发生假晶体文化的自然现象，我们自然也会看到假晶体文化形成过程当中的文化现象的此消彼长。由于华夏大地自仰韶文化晚期就发生了“绝地天通”这一政教合一现象，中国的信仰体系没有像上边的列表那样简单地循规蹈矩。在进入帝国的中央集权制的秦制以后，各种信仰体系混杂入内，形成了貌似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实质上这种包容性，是在抹黑诬陷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这种抹黑，使得西方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进入华夏大地的难度系数增加百倍。它让我们本该在保留服装、建筑、戏曲等等传统文化的同时，却把该保留的丢弃；该丢弃的保留。

最近刀郎的新专辑《山歌廖哉》爆红；这也是一种传统音乐和山歌与戏曲文化的回归而成为流行音乐的现象。它是历经40年中共的洋务运动以后，在音乐娱乐界普遍受西洋音乐和西洋曲风主宰的情形下对传统音乐以自然选择的方式回归的现象。这种自然选择的回归，比人工选择的、以权力主宰的回归要好上百倍。我们在做人工选择的时候，我们是由着我们头脑中的农业社会的乡巴佬的价值观念来区分判断的；这样难免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好”，什么是“真坏”。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商业革命，我们的价值判断就无法拿到对工业化社会正确的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也曾想改造中国，但他捡拾到的是马克思的乡巴佬的社会文化观念。他重新拾回了西周早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拥有一切控制一切的政治制度。他用了农业文化的手段和观念打击了另外一些农业文化的观念和文化。这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荒唐。（注释：上古的时候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类似国家的方的概念，比如人方，鬼方，虎方；上古时代说的王就是今天说的国家；所谓朕即国家。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就是一切财产和资源都属于国家这样一种文化概念）

反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脱亚入欧运动，她不做判断地一切都学习西方。让自然选择进行好坏的筛选。她们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运动，从1868年一直持续到1929年，以“公车道歉”事件为标志，结束了脱亚入欧而开始回归日本传统文化。

“公车道歉”事件的时代背景是在日本被美国逼迫归还中国五四运动讨要的山东利益，又依据海军协议限制日本海军发展以及签字承认旨在保护中国不受各个工业国瓜分的《九国公约》以后。这让日本觉得她在国际社会受到或收到不公正待遇。“公车道歉”事件是当时一出戏剧的情节，在上公交车的时候后边的人不小心踩到了前边人的鞋子而行西方的脱帽欠身道歉。而被踩脚的女士要求道歉者以日本的礼节鞠躬道歉。双方为此事而对薄公堂。戏剧中的法官要求男士对女士行日本礼节道歉。戏剧因这一情节的加入而爆红当时的日本社会。它反映了日本社会自脱亚入欧以来传统文化情结的反弹。这个戏剧反映的思潮不仅仅标志着日本传统文化又回归进日本的现代生活，它也造就日本在1931年918国联接受李顿调查报告后毫不犹豫地退出国联的事件。

退出国联后的日本在民族情绪支配下、在军国主义的以下犯上情绪支配下一路狂奔。今天刀郎的音乐爆红也有类似的时代背景。它与前些年浙江拆毁教堂和高考停止英语考试等大背景有关。

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社会中的惯性在社会演变中的此起彼伏的波动。传统与社会演变之间达成的一对阴阳结合的事件整体随时间的此起彼伏。

在社会演变中传统保持派的存在可以让社会改革派的脚步稳健起来；但传统保持派的力量太大就会让社会演变的速度慢下来许多。清末的人们相信电报的电流和火车的轰鸣会惊扰我们地下的祖宗；出洋考察回来的人们向慈禧报告西洋的的制度是“利国利民不利君”，作为支持清末洋务派官员的慈禧显然是放慢了改革的脚步。华夏大地不接受西方文化的恶果是中国工业化的脚步不像日本、德国、美国这些第二波工业化国家一样迅速在30~40年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革命；而是在清末的“改革开放”到中共的“洋务运动”中花费了17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华夏大地工业化成功的标志性事件是胡温政府时代的取消农业税。老百姓不再把交“皇粮”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共的40年的“洋务运动”的成就显然离不开为其量身打造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西方包括日本对其“最惠国待遇”的支持。我把二战以来世界所流行的一种“地球村村民”合作共赢的意识形态称为“新达尔文主义4.0”。把世界工厂和制造业技术和资本转移向日本、四小龙和中国的过程称为马歇尔计划2.0、3.0和4.0的演变过程。

西方的制度真的“利国利民不利君”吗？专制制度造成的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和改朝换代期间的人口杀戮、蟑螂互吃是社会演变的几种模式中效率最低的制度。猴王、狮王卫冕的行为模式犹如马蜂社会的分崩离析。而采取依赖群体智慧的蚂蚁蜜蜂却能演变出高效率的文明社会。懂得了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些天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向专制主义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发出猛烈的炮火呢？

从生物学的知识和角度来讲，打江山者的下一代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竞争中，由于从成长阶段获得的资源、获得的心理上的优势、家庭的教养和教育、从长辈继承来的社会人脉和社会资源都比平民子弟多得多，庞大得多；在自由民主竞选中得到领导位置的概率自然也比平民子弟的机会多的多，大的多。不仅仅是人类的社会有如此的天道和规律；即使在猴子的社会、黑猩猩的社会依然如此。民主社会通过保障每个人的安全和人权来保障社会的良好运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的制度当然也是利国利民又利君。它比改朝换代期间的人口杀戮和蟑螂互吃要好上万倍。

专制主义者希望打江山坐江山。他们不理解西方社会如何运作就把西方的国家想象成是一个公司。在中共的洋务运动中他们也声称“我们家在这个公司也是有股份”的。对社会、对国家、对制度等等这些基本词汇在概念上的错误理解造就他们对现实有一套不同的乡巴佬的另类的貌似“真理”的解释。某权力操控者在胡温的击鼓传花时代过去后向大家介绍《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来警告清末的倒台是在预备立宪取得的成就中发生的。用曲解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来警告、恐吓希冀政治改革的一批人。知识结构的贫乏和对虚无历史的虚构知识让他不了解清末的倒台正是他们打江山的后代不愿意放弃坐江山的观念而引起的。他更不会知道他们抹黑的民国早年的军阀混战又是如何缘起、如何经由人性的仪式化战斗发展成为国共两党血流成河的人口杀戮、蟑螂式的在环境恶化情况下的互吃。专制主义者希望在历史中不被“吃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现代人文和人本的知识。

所以，打倒专制思想，普及天道， 普及我们基本的人本知识、人文知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纠正他们头脑中“社会就是一个江湖”的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错误观念，让他们真正理解西方的“社会是同一个物种形成协作关系的一群个体”；更应该让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动物之所以要形成社会，原因是协作起来的个体更容易得到其它个体的保护和生存繁衍的机会。国家不仅仅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更不是“一个大的公司”；而是“许许多多的个体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互相协作起来组成的一个超级有机体”。

让我们协作、合作和团结起来，共同纠正、推翻专制的思想和他们背后的那个从集权到极权的政体！让我们冲破周文化的框架、迎接赋有历史意义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我们把“打江山坐江山”的“天下观”、“江湖”观念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场里！

让我们已经生活在工业化社会里的人们不再用农业的乡巴佬的价值观念来判断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