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的歷史，深深地知道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取得政權的。他們先掌握輿論，掌握人的頭腦里的想法，先做靈魂的工程設計；然後他們背靠着蘇聯斯大林的資金，在1920年代，大量拿着高薪的地下黨員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輿論戰上與分布在上海北京的地下人員遙相呼應，在1921~1936年間挑起中日之間的戰爭，並引誘美國加入二戰。他們有理論家，他們有傳播這些理論的人、他們有根據這些理論活躍在學生和群眾中的鼓動者。今天的美國，正在重演着同樣認知和輿論戰爭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理論家在運作；看到他們的傳播者在傳播；也感受到了他們的鼓動者在鼓動。幸運的是，這些成功了的共產黨人如今在出版着他們過去的故事；這使我們得以知道他們的手法和如何組織起來的地下工作。 如今在美國和歐洲創造理論的，有在高校和學術界活動的人；有像美國之音，紐約時報一樣的理論傳播者；也有我們不知道是誰，但大概率在十分積極活躍着的鼓動家。借着言論自由的方便，發表着他們的只說一個側面的故事；用着史詩般的手法，宣揚着他們的天生就有缺陷，但一般人又看不出來缺陷何在的理論，為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最近我讀了Dan Wang “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和 Angela Zhang’s “Convergence”，我一點不奇怪，他們在美國如今的這種大的輿論環境下能寫出這種書籍或論文。用他們感染的共產黨病毒感染着美國的人民。 操控着輿論和人們的大腦的不僅僅是他們。看看賴斯的“The Perils of Isolationism ---The World Still Needs America --- and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World”，其實已經可以清晰地知道賴斯心裡跟明鏡一樣；但她就是用別樣的口氣說話，歪曲川普總統的政策為孤立主義。 整個美國的學術界、輿論界都已經非常明白地在顛倒黑白。為什麼在美國的學界和中國的學界都知道中國的經濟在這四十年裡的飛躍發展離不開與美國搞好關係的這一事實，但他們卻沒有人深究或提及搞好關係這一基本事實呢？他們為什麼只是到處宣揚“中國模式”這一術語？全球化真的存在嗎？還是地球村的居民雖然都居住在同一個地球村，但實際上是兩伙不同主張的、互相對立的人？因而像馬歇爾計劃這樣的經濟援助不會給蘇聯和其在東歐的盟友國家。是不是可以把日本的經濟起飛做為冷戰的結果來討論？是不是可以把日本的經濟飛躍比喻做馬歇爾計劃2.0？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到底是馬歇爾計劃4.0的功勞，還是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工程師治國”的“中國模式”的功勞？ 關於日本的經濟奇蹟產生原因的辯論，為什麼現在沒有人提及？我們把這場辯論的時間線大概地捋一下：
1. 1982年，Chalmers Johnson出版《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其核心觀點是日本的成功源於其獨特的、由精英官僚（通產省）主導的內部產業政策。他提出了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 2. 1993年，Kent E. Calder出版《Strategic Capitalism》，進一步鞏固Chalmers Johnson的理論；詳細探討日本內部的政商關係，特別是國家如何通過金融體系引導資本流向戰略性產業。 3. 1999年，John W. Dower出版《Embracing Defeat》，利用大量解密的檔案，詳細論述美國占領期間（1945~1952）如何從外部重塑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基礎（如土地改革、和平憲法）。這本書為“外部因素”論提供了深層的歷史背景 4. 2000年，Aaron Forsberg出版《America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直接挑戰了Chalmers Johnson，認為沒有美國出於冷戰戰略的需要（1950~1960）主動扶持了日本；沒有美國的保護，製造的“溫室”，通產省的努力無法成功 5. 2018年，Beckley, Horiuchi, & Miller三人合作，用現代定量統計方法（合成控製法）來“一錘定音”；它不再依賴歷史敘述，而是用數據量化美國在日本經濟奇蹟中的貢獻。《America’s Roll in the Making of Japan’s Economic Miracle》 從這個粗略的時間線上，我們可以重溫我給出的結論，馬歇爾計劃2.0扶植了日本；3.0扶植了亞洲四小龍；4.0扶植了中國。正是在這場對冷戰前線國家的經濟方面的扶持中，美國的製造業讓位於這些冷戰的前線國家；先後轉移進入日本、四小龍和中國；並且每一次產品生產地的轉移都帶走更多美國國內的製造業。 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姥爺在二戰的時候在芝加哥經營着一家齒輪製造工廠。但是在1960年代，因為無法跟日本進口的同類產品競爭，最後無法挺住還是宣布歇業倒閉了。 根據朋友說的情況，我順便查閱了一下1960年代芝加哥齒輪與變速箱生產企業的重組併購情況。我覺得這種狀況不是個例。1988年的時候，我就聽當時年齡大一點的美國人告訴我，1960年代美國的市場上到處都充斥着廉價劣質的日本製造，不像80年代的日本製造如此質量精湛優秀。我在美國生活的這近四十年，也經歷了充斥美國市場的日本製造、台灣製造、新加坡製造和中國製造。這些製造業產品和製造地轉移的事實都是導致美國鐵鏽帶形成的讓美國人哭泣的歷史，讓出生在美國土地上的人們卻走入《Nomadland》無依之地的歷史。 在製造業在亞洲國家的轉移當中，你也許能夠體會到日本的十年經濟徘徊和又一個十年經濟徘徊是跟中國逐漸吞噬掉原本在日本的馬歇爾計劃2.0的製造業緊密相關的。在把製造業轉移進中國後，馬歇爾計劃3.0興盛起來的台灣及四小龍並未出現類似日本那樣的經濟徘徊；這是因為中國政府針對台灣經濟施行統戰手段的經濟扶持；中國政府沒有必要對日本施行統戰；所以造成日本經濟徘徊比台灣明顯的事實。如今的製造業轉移出中國，必然也是今天中國經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我當然不否認還有其它一些原因） 控制輿論市場的那些人，絕不提這些事實。他們依照他們頭腦中的想象和願景，造出了一個虛假的“全球化”的概念，來逃避鐵鏽帶的出現和美國政府政策錯誤的事實。他們把“全球化”看作經濟自由下自然發生的必然，而不是美國主導的國家政策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奪回輿論陣地；最主要的是奪回思想陣地；要在信息市場上有我們的研究所；有為保守派做科學研究的人文學科的專家學者；鼓勵像Aaron Forsberg這一類的學者；多寫出從事實出發的書或者論文；而不是像現在的美國的學術界和美國的智庫如胡佛研究所或者哈德遜研究所，多是從願景出發來製造理論，同時還掛名着具有的保守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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