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請不要用你的無知， 再次毀壞公共知識分子的已經很糟糕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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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培養出來的一代或幾代學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愛玩弄連自己也模糊得說不清楚的大詞。這樣，自覺或不自覺地，就走入了中國《道德經》所說的“名可名，非常名”，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的研究》中所說的“語言遊戲”，。共產黨玩弄這些模糊不清的詞彙，有其政治目的。比如毛澤東創造的“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傳統的“專制”、“獨裁”。毛後的鄧時代更是創造了無數的類似名詞，比如“供給側改革”、“迂迴式就業”、“結構性失業”、“慢就業”等等、等等，來達到共產黨實行其傳統的”百代皆行秦政治“的法家愚民、弱民的國家政策。而法家的政策又與現代的法西斯主義有極其的類似和雷同。共產黨這樣實行法家的愚民弱民政策，是加上了並利用了現代哲學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經驗的，那就是，用這些模糊不清的，”名可名，非常名“的新造詞彙，來達到胡塞爾所說的”現象學“的攪渾水的目的和本質。詞彙的概念不清，定義可以無限擴展的這些新造詞彙的特性，自然就造就了每個人理解上的不同意象和不同現象。由此，中國這些讀過書的，但對哲學造詣不深的普通非哲學專業的認字分子，我們也可以稱他作做知識分子，就會被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文人，帶入思想的深不見底的臭泥溝里去。

稍微熟悉美國歷史的人士都應該知道，美國的內政與外交都深受兩種傳統的塑形：門羅式的區域安全邏輯要求美國保持西半球的戰略排他性，而國際主義式的全球領導邏輯則推動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構建制度、聯盟與規範。這兩種邏輯在美國國家戰略中長期並存，並形成持續的結構性張力。美國歷任總統，在實踐這兩種邏輯的時候，都會依照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有所偏重 ；每位總統的偏重門羅主義或者國際主義都是各有特點，與原本的門羅主義或者前邊總統的門羅主義有所不同。滕彪新造一個”唐羅主義“的詞彙，是不是像中共一樣有什麼”愚弄人民“的政治目的我不知道。但這種玩弄詞彙在不同人的心像中投射不同意義的”語言遊戲“，不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有抱負的學者所應該做的事。

滕彪對川普抓捕馬杜羅的評論，讓我想起了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當時的中共操縱着聯合國，主張”國家主權大於人權“。也就是在這種中共主張的”國家主權大於人權“的原則下，聯合國對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和人口屠殺袖手旁觀。中共主張”主權大於人權“，也不過幾年功夫，就發生了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和人口屠殺。滕彪的評論和主張，讓我想起與之呼應的國內來的一位目前在美國法學院教法律的教授 ，發表的一篇《趨同》的論文。這位教授在論文中指責美國憲法沒有很好地約束行政部門和總統的權力，特別是針對外交政策的權力；這位教授認為這是美國憲法的一個BUG；因此導致今天川普的政策與習近平的專制獨裁走向了趨同的道路。

在美國生活得久了；看到美國的學界，看到美國的媒體在傳播這麽一種主張、一種思想；不遺餘力。它也會讓我想起鐵器技術的普及，帶來的人類出現的”軸心時代“之希臘文化圈的故事。希臘文化圈，在面對鐵器技術和其次生產品比如鐵梨引起的糧食產量增加，人口隨之增加，採取了與斯巴達完全不同的國家戰略。斯巴達的國家戰略可以與同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東亞地區的國家戰略進行類比和比擬。它們都可以稱為”存量掠奪的內向型農業文明”。而雅典採取的國家戰略卻是開放型的、外向型的商業文明。可以參考我的這個帖子：x.com/WinstonyinWU/status/2008018882053959700

但是，希波戰爭之後，歷史家評論的是希臘也染上了“專制病”。專制主義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專制主義的財富集中於個體或個體所率領的皇室或百官之現象讓雅典人羨慕不已。於是雅典人本來的小國寡民的生活方式被注入了大而奢的專制病毒。之後由此引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讓人類歷史上的最輝煌的一頁合上了它本該繼續下去的篇章。

人類由此開始，帝國的大型社會建構方法開始出現。當我看到這些偏頗的理論，甚至是漏洞百出水平低劣的理論也被美國政府的媒體如《美國之音》傳播的時候，我就自然想到波斯帝國的專制病毒是如何干擾和傳播給雅典人的淳樸的軀體。中共利用言論和新聞的自由，不僅僅奪來了國民黨時期的宣傳洗腦工具，它們也在利用美國思想的自由市場，用超大的金錢資本，影響美國的輿論市場。近期的所謂“斬殺線”，“東升西降”難道不是輿論爭奪的結果嗎？

中共的一位經濟學界的“專家”說過，國外來中國做生意的個體資本家根本無法同中國的國有資本競爭和抗衡；因為中共的國有資本擁有整個國家任何資源。對付資本主義的個體戶，那是殺雞不需牛刀。當這個國家的金錢和資源和來到自由市場的西方和其領袖美國的時候，金錢之巨不是美國個體的百姓所能想象的。為了一萬、兩萬美元的學術經費而費勁爭取的學者也大有人在。

我之所以說美國之音也會傳播低水平的理論和思想，這在滕彪的發言裡也有所表現。比如滕彪說：“很難說川普有什麼國際政策，或者說是一以貫之的原則，經常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潑皮無賴，他以“交易的藝術”而知名，外交、內政一切都可交易，有的時候他把交易看成是一個零和博弈。他的“新門羅主義”沒有普世價值的取向，主要是和中俄劃分勢力範圍。200年前的世界，沒有基於普世價值的全球性組織，基本沒有什麼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二戰之後世界文明秩序已經取得實質性的進步。而在很大程度上，川普把國際社會推向一百年前的叢林規則，這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將是非常嚴重、非常深遠的。”滕彪說出這麼沒有水準的話，不像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倒像是一個信口開河的網紅。他明顯地既沒有看到過川普1988年在奧普拉·溫弗瑞的節目上如何表述他今天幾十年始終如一日的施政政策和國家建國綱領，也不熟悉世界的歷史，知悉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今天的國家秩序的許多方面。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於1648年，門羅主義簽訂於1823年。從1648到1823，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戰爭與和平法》（1625）奠定國際法理論基礎、19 世紀的海洋法、外交豁免、條約法等都已存在，維也納會議（1815）建立了歐洲協調體系（Concert of Europe），滕彪顯然對這些基本的世界歷史根本無知，但卻信口開河。

對於川普是否把世界推向了一個叢林法則，這也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叢林法則“的文化無知。我在別的場合也說過多次，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競爭，同時也把競爭分級。我們平時感覺不到的競爭叫做”分布式競爭“；競爭是分布式的，就會讓人感覺不到；也有能夠感覺得到的如學校錄取名額限制、我們組有一個工作崗位名額開放，卻收到幾十份申請此一職位的簡歷；這種是對抗式競爭，這是我們能夠看到，感知到的；當競爭升級為戰鬥，也有只是表示表示戰鬥的儀式化的形式，也有真的打個你死我活的形式。這些文化知識，滕彪都不具備；因而在評論川普的政策的時候，他就無法就此展開話題。川普帶領國家向右轉的時候，是帶領我們向前一步或兩步走，走入分布式競爭的形式，還是向右轉，向前十步走，帶領我們打個你死我活的形式。我們不是農業社會的鄉巴佬，我們是有量化分析能力的知識分子。滕彪不該表現得這麼無知，不僅對歷史無知，也對基本的社會生物學無知。

有從生物學引入社會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競爭，就有從生物學引入社會學強調協作與合作的新達爾文主義。事實上，從1859年《物種起源》發表，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蔓延到世界的思想界，與之呼應的就有孟德爾遺傳規律的新達爾文主義學派。在現實世界政治局勢中表現出來的就是1900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海約翰強調的世界性的協作和合作，促成了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威爾遜國際交往十四點原則的發表和國際聯盟的成立。對威爾遜十四點原則喪氣的巴黎和會，讓中國五四運動抗議失去山東利益，新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就在無形中刺激了後來的華盛頓會議要求日本歸還山東主權給中國。為保護中國這樣一個經歷滿清”改革開放“卻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的弱國、為保護中國免受其它工業國瓜分而敦促世界上各工業國簽署《九國公約》以保護中國，這些都是新達爾文主義在世界局勢中的實際措施和其思想的勝利。只不過，二戰結束以後，新達爾文主義走得過於遙遠，讓流氓國家和無賴國家發生了”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或者“農夫與蛇”的故事。這是1988年川普呼籲有人出來競選總統 ，改變美國的國家戰略和國際格局的一種呼聲。

新達爾文主義走得太過遙遠，超出它本該的界限，失去了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起共同構建社會秩序的內在互相作用的張力，主要表現在“全球化”這個根本虛描出來的概念。哈佛商學院的萊維特教授一開始普及這個概念的時候，主要是指全球型普遍適應的商品和產品設計，以區別於針對地區性、地區的文化特性專門設計的產品這樣的一個概念。他把技術推動全球消費者偏好趨同，跨國公司應該生產標準化的全球產品，而不是為每個國家做本地化版本，做為將來主要的商業趨勢定位。但把全球化這個概念延申進現代經濟互相分工和互相依賴這個體系和概念的，是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1991)）、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優勢、價值鏈理論（Michael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1990)）、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現代化應用（Heckscher–Ohlin Model）。他們把全球化變成：全球生產網絡 + 國際分工 + 比較優勢體系。後來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 Runaway World (1999)）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1992)）薩森（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1991)）他們把全球化擴展為：全球互依、全球治理、全球資本流動、全球城市體系。

這些人顯然缺乏歷史知識；它們不熟悉二戰後，冷戰發起的歷史；顯然不熟悉1950年代的日本如何在仇視美國占領軍的全國情緒下遊走在蘇聯體系和美國體系之間，安倍晉三的姥爺岸信介和16歲少年如何出手一招定了乾坤。他們過於理想化了這個世界。不知道冷戰發起的馬歇爾計劃雖然表面宣稱是為了對付“飢餓、貧窮、絕望和戰後亂象”，而不是針對任何國家和國家信條。它也邀請蘇聯參加馬歇爾計劃；但馬歇爾計劃的本質卻是針對蘇聯而發起的冷戰這樣的一個事實。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可以把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稱為馬歇爾計劃2.0；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稱為馬歇爾計劃4.0，這樣他們的全球化的概念顯然就不適合於當今世界的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這樣的一個項目。他們顯然沒有考慮到前蘇聯或者俄國也是在地球上這樣一個事實。馬歇爾計劃不會針對蘇聯或今天的俄國提供經濟援助和類似最惠國待遇的政策優惠。這些人無知，同滕彪的無知一樣，都屬於像盧梭因為無知，不知道人類不平等是由於人有高低胖瘦，智力高下這樣的事實造成了所有動物社會都存在的”啄食順序“。這樣的一個社會生物學規律，在今天應該是普通常識；但當年的盧梭誤認為人類的不平等是起源於私有制。

全球化概念走得過於遙遠，還表現在對於社會建構和社會之間的競爭，它們去除了社會之間的界限，忽略了農夫對蛇可以珍惜其生命，但蛇不會珍惜農夫的生命這樣的一個基本文化隔膜和事實。全球主義者顯然像二流、三流的《文明的衝突》的作者一樣，不明了文明的本質意義。它們沒有社會生物學知識，不懂得社會建構如何從獨居的動物到前社會型的動物，一直到真社會型動物和文明動物的社會建構方法分級。關於社會建構方面的知識，我只能推薦滕彪去讀《昆蟲社會》和《切葉蟻---本能構建的文明》（w.amazon.com/Leafcutter-Ants-Civilization-Instinct/dp/0393338681）了解了文明的本質，了解了社會是如何建構的，就能夠明白國家、文明是如何建構的。就能夠看透儒家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本質，就更能理解今天新達爾文主義魔法棒下的社會，如何走進了一條危險的道路。而今天的美國，急需糾正走過了頭的新達爾文主義協作與合作必須在朋友之間發展發生這樣的一個事實。我僅僅只能指出這一點，有關此問題的詳細論述，需要一篇專門的文章。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滕彪的無知，還表現在不知道論點需要論證這樣的一個基本學者素養。他不知道川普從1988年就開始構思堅持的治國理念和一以貫之的國際國內政策原則。既不去做搜索和研究，又不去論證他提出的觀點，而是淪為市井湖漿之流的罵人”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潑皮無賴“這類語言。

滕彪的無知，還表現在談到”東升西降“這個概念的時候，他不知道西方流行的”斯布特尼克瞬間“這種概念。當年蘇聯衛星上天，的確讓美國人產生了一瞬間的震驚。但後來的結果我們也都知道。後來蘇聯垮台，讓美國人重新研究這個現象的時候出現的討論詞彙，比如：authoritarian high‑intensity bursts（威權體制的高強度爆發式創新）、innovation plateau under autocracy（威權體制的創新平台期）、systemic innovation advantage of open societies（開放社會的系統性創新優勢）。對這些討論而出現的理論和人物，比如：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1994)； 和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2002)。他只是泛泛地確認民主和獨裁制度，並再次確認一下中國近些年來的大力驕傲的經濟發展。

對這些知識的不通和不了解，滕彪的談話如何能有建設性和知識性的開拓？做為一個學者，不能像網紅一樣只是表述觀點或者罵人無賴，而是要提出事實和論證你的的觀點，能不能成立。這是學者基本的素養。我不希望滕彪處處表達自己的無知、不希望滕彪處處顯得自己沒文化，去敗壞今天本已非常惡化了的公眾知識分子的形象！

希望滕彪，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