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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98%的行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科学家发现其中的96%都会有红杏出墙或者野花偷摘的现象。而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这些具有偷情欺骗行为的物种，在他们的“物口”（人口）比例中，呈现一个稳定的分布状态。雄性偷摘的现象，依据科学家的数据和情形不同，数据之间差别很大；如果我们取平均数，分别是35%的雄性偷情率和25%的雌性偷情率。当与60年代到90年代的欧美人类的偷情数据比较时，发现人类也是这样的一类分布。男性的偷情率平均为35%；女性平均为25%。这些数据进一步证明，人类与其它物种一样都受着同一生物学和生态学规律支配。

这种偷情和出墙的现象，在本能驱使的博弈策略上被称为“盗贼”策略。这与“和平鸽”与“好斗鹰”策略一样，在社会上，不管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社会，这种行为普遍存在。在人类建构大型社会时期，这种策略，就演化演变成为“好斗鹰”与“盗贼”类型的策略者来领导人类。

在农业促成的大型部落和向国家演化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组织才能，能把部落甚至多个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事前约定的盟约的人，普遍实施“盗贼与好斗鹰”策略才更有可能形成集约权力来对抗其它部落和外来势力的威胁。这种集约的、具有组织力量的个体最后成为军事首领或者部落联盟的酋长。为形成这样的联盟，最初是各家各户自愿出力并拿出自己的资源，经过几代人的重复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集约）的制度。有了集约制度，这样的征服者也就慢慢开始具有了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力。在地理开阔、人种复杂的环地中海一带演变出罗马的奴隶制度（有奴隶制度的蚂蚁，也是役使不同种类的蚂蚁；而不会役使本物种的蚂蚁）；而在具有同一人种的古代其它各地区，由于受到同一套生物学对抗式竞争法则的支配，通常都采用杀戮的办法。这样既可以节约口粮又避免引起同一种内之间会形成的“共鸣”和同情心理。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拿商代的人殉制度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杀俘以及亚马逊流域部落战争的男性死亡率做为例子。

因为是不同的人种，文化又极其不同，征服者可以容忍其不同的生存策略而把他们变为奴隶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样希腊文明圈与其它文明圈在文明建构之初已经早早不同了。在古代中国和古代的两河流域，阶层分化是来自同一社会经济和政治优势地位者对地位低下者的“养活”；于是“仆人”、“仆从”阶层盛行。在埃及的社会也是如此，对于军事首领的由最初的自愿奉献，变成了过渡向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后的税收制度，经过了文明的大约三千年的时间！

三千年前的人类社会，此时开始了又一轮的分叉。以克里特岛和希腊商业文明为主轴的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主要由商人构建。富裕起来的商人与其它商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对于他们聚居的希腊半岛，他们为了公共事业比如道路、用水、垃圾、御敌而自愿共同出钱出力，选举和聘请专门人员来服务于所有希腊各个城邦的有财产的公民。所以他们有政府是社会公仆的观念。而中国、两河、埃及、印度乃至中美洲的文明，依然是由“盗贼”统治的思想建构起来。他们依然最崇拜拳头而不是商人的协商、妥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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