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的第一個轉變來源與初中時從地攤淘來的一本薄伽丘的《十日談》，通過它我第一次逐漸清晰明確認識到普天之下的人皆具足本我意識，就看你覺醒了沒有,神聖的羅馬天主教修士也可以為了獨占社會資源恬不知恥滿大街忽悠人，漸漸的那些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玄幻影子慢慢的散去，於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起我又成了周作人的門徒，日夜為他的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拍案叫絕，以為這樣可以張揚我那被蒙蔽的十年青春歲月，其實這何嘗不是另一種被換了佐料的驢子，面前吊着的草換成了個性鮮明的辣椒而已，依然長路漫漫可望不可即,不知什麼時候到頭,我們長久以來被馴化成為用感情，激情，溫情來處理日常發生的各種事件圈養動物，不習慣實事求是，客觀理性，定量分析解決各種紛繁複雜的問題，也就是極易脫離事情的本來面目和方向軌道，追根溯源，質疑權威應該成為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優秀品質，我所說的質疑權威不是叫你成為一個盲目的憤青，但是在一個習慣不按自然規律和套路出牌，不尊重個人權力與價值的國家裡質疑權威反而成為一種值得誇讚的美德。在一個尊重個人權力與價值的國家裡質疑權威理所當然面對要有充足理由的聲音挑戰，故此受到的限制反而要比政治專制的社會要嚴苛的多，因為凡屬人治貧弱的國家法治的呼聲就會強大。你的腳步偏離規則的可能性就會越小。下面我們用兩個例子來解讀古代中國人與現代中國人的社會信仰的信口開河之處，並由此導出中國社會的信仰極難推動國家與民族的進步，在自然的法則面前，你只有作出誠實的回答才能進入必然王國的豐盛殿堂，目的只有一個：我來過，我知道，我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