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奥涅赫将手放到脑后，出租车挡风玻璃上出现当天的《赫尔辛基时报》内容，头版大幅刊登德国哥廷根大学生物技术实验室开发出拆解动物DNA单链的分解酶技术，有望在年底前用于首期医学临床实验的报道，科瓦奥涅赫津津有味的仔细看了一会，手指在空中虚点一下翻开第2版，该版满篇幅都是反对党领导人玛丽.昆丁指责当年诺基亚集团绑架全体芬兰人民的意志以经济原因促成中国与芬兰合并的事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人民敦促科瓦奥涅赫利用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大好时机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话语间仿佛玛丽的手从影像里伸了出来指向科瓦奥涅赫的鼻子，到主席府官邸点完卯，将公务向秘书处人员交待一下，科瓦奥涅赫背着瑞士军刀牌双肩包跑步出了官邸大门，他在赫尔辛基的公寓位于市中心的曼纳海姆大道，在崇尚健康活力第一的芬兰，将跑步与骑自行车作为出行手段稀松平常，是时尚的标志，他正可借此放松一下向沿途认识不认识的民众顺便打个招呼，以表达自己的亲民态度。以上情节是我杜撰的发生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故事，大家权当小说家言，为什么在一个国家里的领导人在相隔遥远的场合表现判若两人，结论可能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人民只吃哪一套，中国的文化骨子里就是官本位主义，而西方环境下的人民崇尚的是性（随性）本位主义，官本位的国家人民天然养成对官员们的敬畏和崇拜，即便私下里对某些官员行为心生不满，但是骨子里还是默念着彼可取而代之的箴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从一出生就浸染在这样的环境里，天长日久对官员和政治崇拜就会上升到宗教的神圣地位不可动摇，做这样国家的人民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要对权力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鼓掌欢呼，从幼儿园到大学以至社会，从街谈巷议到报纸头条到政府的议事过程无不充斥着这样的文化，因此科瓦奥涅赫同志如果也象在他的西方老家那样率性而为，拒绝政府公派的仪仗而采用打车或者跑步方式上班的话，必然会被各级同僚视为洪水猛兽，嗤之以鼻，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了这件事，也会认为他们的领导人举止轻浮，缺乏官威，不懂尊卑，顿感活着了无生趣，失去追求目标，反之如果科瓦奥涅赫先生胆敢在自己的老家也搞出象在北京那样声势浩大的阵仗，第二天赫尔辛基的街头民众就会筑起上百街垒，抗议执政党妄图把人类拖回到罗马暴君黑暗封建时代的传单撒得漫天飞舞，电视上的法律专家也会实时亮相大咖访谈，他们会一本正经的从科瓦奥涅赫日常使用的SUAVECITO头油开始谈起，直到脚上穿的阿瑟斯运动鞋，又深挖到科瓦奥涅赫早年在北京大学社会教育学院留学的各种幕后秘闻消息，指桑骂槐的揭露主席先生被招安抹红的全部经过，是想这还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国家吗？是的，他还是，但你不认同也就不是，可见国家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眼里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模式，你想象他是怎样的那么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群就会把他打造成什么样的，从古至今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