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权的巩固必须要有经济力量的支撑，而德国以及占领区的70%左右的资源控制在闪族人的后裔犹太人的手里，如果以最小的代价拿到这笔财富对德国的崛起大有裨益，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抢，而国家出面的抢要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由头，这个由头就是戈宾诺伯爵的成名理论，而且这个由头甚至不是德国人提出的太有国际公信力了（二战开始时，德国国家预算的5%直接来自犹太财富；整体掠夺资助了德国战争努力的约30%，帮助覆盖赤字和军备（军费占支出60%）。）。跟德国的情况不同，苏联人的领袖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鞋匠约瑟夫.斯大林，他是高加索人，小学文化程度，以少数民族的身份荣登大宝，统治着占人口多数的有雅利安血统的斯拉夫人，其内心的孤独，寂寞，自卑，恐惧等复杂心态可见一般，又由于30--40年代社会遗传学派的李森科主义在斯大林有意支持下在苏联科学界大行其道，正所谓伏尔加河浩浩汤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然遗传学派遭到毁灭性打击，李森科所代表的伪科学为斯大林铲除异己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虽然苏联人也迫害犹太人，但斯大林的敌人显然更应该是其直接统治下的雅利安血统的波兰人和苏联人，他把他的对手定义为阶级敌人，因此大批斯拉夫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的各阶层精英被国家社会保卫局的行刑队以五花八门子虚乌有的理由处决，他们的家属被流放，财产被充公，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今后凡斯大林体制的国家给政治对手贴统一合法的最臭名昭著的标签就是阶级敌人，显然在对苏联斯拉夫人，以及波兰斯拉夫人问题的看法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先生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先生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