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西遭遇了罕见的特大洪灾。汹涌的洪水不仅摧毁了农田和家园，更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互联网流传的视频中，灾民在没过屋顶的水中呼救，基层救援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然而，在这个重大的自然灾害时刻，习近平的消息却依然停留在报纸的头版和新闻联播的固定栏目里。
新华社一如既往地发布了简短的通稿：“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习近平时代应对所有自然灾害的标准模板。从河南郑州的特大暴雨，到京津冀的罕见洪涝，再到甘肃的地震，最高领导人的身影似乎彻底从灾难现场消失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于许多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是巨大的，甚至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疏离感。在那个时代，最高领导人亲临灾区不仅是政治惯例，更是政权展现“执政为民”底色的核心仪式。 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了自1954年以来最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洪水最为凶猛的时刻，登上了江西九江的抗洪大堤。 到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这种“亲民救灾”的模式被推向了巅峰。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小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已经坐上了飞往成都的专机。在震后最艰难和最混乱的几十个小时里，温家宝出现在北川的废墟上，对着被埋在瓦砾下的孩子喊话，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流泪。 胡锦涛随后也赶赴灾区，在断壁残垣中慰问灾民。当时的中共高层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在重大灾难面前，最高领导人的肉身必须出现在现场。这不仅是为了视察，更为了巩固政治合法性。 而在毛时代，毛泽东本人没有出现在重大灾难现场；但周恩来作为他的替身，每每出现。1966 年邢台性大地震后，周恩来去了灾区，他对受灾群众说道：“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 其实，习近平在2012年刚刚上台时，并不是这样。相反，他曾试图打造一个比前任更加接地气、更具个性的领袖形象。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南巡广东期间，特意要求“不封路、不铺红地毯、不清场”。当时，深圳的普通市民在公园散步时意外遇到了正在视察的习近平，并与其握手合影。这些照片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引发了一阵关于“新政新风”的欢呼。 2013年初，北京甚至传出了习近平低调“打出租车”的新闻。据《大公报》报道，习近平仅带一名随从，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与司机郭立新探讨了雾霾和民生问题，还亲笔题写了“一帆风顺”。 最有轰动效应的事情发生在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出现在北京月坛北街的庆丰包子铺。他自己排队、自己付钱、自己端盘子，吃了二两猪肉大葱馅包子、一份炒肝和一份芥菜。 然而，这场“亲民秀”的结果却走向了反面。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这种刻意的安排迅速被消解和嘲讽。“包子”、“庆丰帝”等绰号不胫而走，成为了对其形象的永久性损害。这些“亲民秀”不但没有树立起他的慈祥亲民的形象，反而形成了一个傻乎乎的愚笨形象。一是他外形本身缺乏魅力，二是他讲话又没什么感染力，还错字连篇。经过这几次不成功的“亲民秀”，习近平发现，当他“到群众中去”与民众真切零距离互动时，他不仅没有获得期待中的爱戴，反而成为了网络幽默和政治讽刺的素材。 这对于一个极其看重威严、试图建立绝对权威的领导人来说，这种形象受损是致命的。据传，鲁炜后来的落马，除了贪腐等表面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策划的这些“亲民秀”搞砸了，让领袖形象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从此之后，习近平的行程开始变得越来越封闭，与真实民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习近平如此迅速地放弃“亲民秀”，这背后还有着深刻的权力逻辑转变。 在江、胡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他们需要在党内博弈中积累民意支持，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亲民秀”不仅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更是做给党内元老和官僚系统看的，证明自己拥有广泛的民间支持。 但习近平通过第一任期的反腐和集权，迅速打破了集体领导制，实现了“定于一尊”。 当所有的潜在政敌都已被清除，权力不再需要通过民意来支持，通过“亲民”来巩固权力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此外，随着他不断抓权，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手中，同时又不放心他人，不放权。大事小事都需要他过问拍板。可能确实也抽不出时间去灾情现场。在他眼里，比去灾情现场收获人心更重要的事多着呢，亟待他研究处理。这种“事必躬亲”使得他的时间成本变得极其高昂。在他看来，花两三天时间去一个泥泞的灾区现场，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会耽误他处理更重要的党国大事。 安保问题是习近平不出现在灾区现场的另一个关键技术因素。 随着集权的深入和对党内外的铁腕整肃，习近平对个人安全的担忧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在武汉疫情后的访问，还是在新疆、西藏的巡视，其安保强度之大前所未有。封路范围往往扩大到周边数公里，视察路线上的所有建筑高层窗户必须关闭，甚至连周围的居民都要被临时迁移。而且前来围观的“群众”也是精心挑选并经过彻底检查。 而灾区地形复杂，人员流动性大，情绪极不稳定，存在着巨大的不可控因素。对安保工作是很大的挑战。那让体制内人员来冒充灾民呢？有很大难度，不太可行。另外，灾区还有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贸然前去，风险很大。当年温家宝乘坐军用直升机深入到汶川地震灾区中心，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万一直升机掉了呢？ 还有就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可能承受不了到灾区考察灾情和慰问灾民。 近年来，关于习近平健康状况的传闻屡见不鲜。虽然这些传闻大多无法证实，但从他减少外访、缩短视察时间、坐姿讲话等细节来看，他的体力确实在下降。在灾区现场，不仅有自然灾害的次生风险，更有各种卫生和传染病的威胁。去条件恶劣的灾区，很可能身体出现不适和严重状况。 那习近平为何不像毛泽东派周恩来到灾区，派出李强代表他去灾区呢？还是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不够。毛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相当于神。神派出使者来慰问灾民，灾民不会有什么反感，只会感激涕零。习如果派李强代表他，灾民只会反感他，同时增添对李强的好感。所以，习不会派李强代表他去，李强也不敢像温家宝那样，擅自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去灾区视察和看望灾民。他去了，习近平没去，那不就更显得习近平对灾情和灾民非常冷漠吗？ 中国民众对于国家领导人去灾区现场有所期待，并不是不合理的要求。确实，在许多国家，救灾并不需要国家元首亲临。比如在美国的联邦制下，各州政府是救灾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联邦总统去现场，往往是为了协调资源或提供政治支持，如果州政府认为总统到来会干扰救援，甚至可以拒绝其到访。 但中国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灾情救援实施分级管理。中央是重大灾情的第一责任人。发生重大灾情，地方就得请示中央。国家领导人出现在灾情现场合乎情理。也符合中共“执政为民”的口号。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领导去灾区现场，本地电视台可能会报道，会播放省领导去现场视察慰问的视频画面，但中央电视台不可能报道宣传他们。这不合乎中共的规矩，或者说不符合自古以来的儒家礼数。这就给全国人民造成中共各级领导一点都不重视救灾工作的印象。 2026年7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