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因病去世后，其妹妹达琳·格雷厄姆·诺登被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任命继任其参议员席位，中国的一些评论认为这是权力世袭，是“兄终妹及”。这其实是很大的曲解。不可否认，他的妹妹获得这一职位确实有她是他的妹妹这一因素，但这不是权力世袭，而只是政治资源的世袭。

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权力世袭的制度。在古代中国，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典型的王位世袭制，即“家天下”。秦朝统一六国后，虽然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皇帝的权力依然是世袭的。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秦朝之后，中国贵族的权力世袭被大大削弱，只是爵位和待遇的世袭，而非实际政治权力的世袭。官员的选拔则逐渐转向科举制。 

而在古代西方，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和贵族的权力都可以世袭。封建领主通过血缘关系继承土地和统治权，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世袭贵族体系。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和政治格局。 

随着近代民主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的世袭制度开始受到冲击。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大多数废除了君主制和贵族特权。即使是保留君主制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等，君主也大多成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其头衔和礼遇可以世袭，但政治权力不再世袭。贵族阶层也逐渐失去了政治特权，其世袭的更多是社会地位和荣誉。 

中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彻底废除了皇权统治，同时也废除皇权的世袭制度。此后，中国在制度层面不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力世袭。然而，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世袭现象的消失，而是以新的、非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 

尽管中国在制度层面已废除世袭制，世袭作为一种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仍普遍存在着“权力世袭”现象。在权力的交接过程中，因父辈掌握的权力，使得其子辈在获取政治权力时拥有显著优势。起点更高，晋升更快。能力方面的考核不太重要，只要具备基本水平就行了。但完全没有能力，特别难以适应官场也不行。另一方面，权力的交接并非绝对排他，非掌握权力者的嫡亲不可。例如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算是平民出身。也并非通过明确的法律或制度规定来实现，而是通过非制度化的形式传递。不透明和有很大的随意性。 

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红二代”获取权力上。他们的父辈是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在建国初期为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使得“红二代”群体从一开始就拥有独特的政治资本和身份认同。这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政治生涯的“起跑线优势”。 

关于“红二代”的权力继承，中共元老陈云的一句“还是自家的子女好”、“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的言论，被广泛引用来解释这种非制度化世袭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和薄熙来是“红二代”中最为人熟知的两位代表。他们的父辈都是中共的开国元勋，这为他们进入政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则是“八大元老”之一。尽管两人都通过党内程序逐级晋升，但都得益于其父辈的直接出面助力。 

中共的这种非制度化“权力世袭”现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其缺乏明确的规则和透明的程序。这种随意性不仅损害了政治选拔的公平性，也使得权力运作充满了不确定性，与现代政治文明所追求的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背道而驰。一是导致官员选拔机制的扭曲。能力和政绩可能让位于出身和背景，阻碍真正有才华但缺乏背景的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日益集中于少数家族手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可能引发民众的不满；三是导致权力寻租与腐败，不透明的权力传承机制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温床，家族利益可能凌驾于国家和大众利益之上；四是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当民众普遍认为权力交接并非基于能力和民意，而是基于血缘和裙带关系时，政权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与中共非制度化的“权力世袭”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则存在一种“政治资源世袭”的现象。父辈积累的政治影响力、人脉、声望等政治资源可以传递给子女或亲属，但这些资源必须通过明确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选举机制，才能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权力。 

林赛·格雷厄姆参议员去世后，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任命其妹妹达琳·格雷厄姆继任其参议员席位。这一任命就有政治资源继承的成分。 

首先，这一任命是严格遵循南卡罗来纳州法律程序的。根据该州法律，当美国参议员席位出现空缺时，州长有权进行临时任命，直至举行特别选举选出正式继任者。因此，达琳·格雷厄姆的继任，是合法且程序透明的。由于该席位只剩下半年时间，于2027年1月结束，时间很短，就没必要再另外中途举行特别选举。达琳·格雷厄姆将就任职到此一任期结束。民选代表不能空缺，不然缺席在国会的投票，不能代表本选区对议事事项的意见，就会损害本选区的利益。

其次，州长之所以任命格雷厄姆的妹妹，并非仅仅因为血缘关系。达琳·格雷厄姆本人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人士，曾积极协助其兄长竞选参议员，并与兄长政见一致。她在南卡罗来纳州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并且能够赢得支持格雷厄姆的选民的认同。这意味着她继承的不仅仅是“妹妹”的身份，更是林赛·格雷厄姆长期积累的政治声望、选民基础和政策立场等“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增强了她在被任命为临时参议员后的合法性和支持度，也为她在未来的换届选举中竞争该席位奠定了基础。 

美国历史上不乏政治家族的例子，如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以及布什家族等。这些家族的成员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例如，老布什和小布什父子都曾担任美国总统，杰布·布什也曾是佛罗里达州州长。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最初也是由其担任州长的父亲弗兰克·穆尔科斯基任命填补其空缺的参议员席位，随后通过选举多次连任。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家族成员虽然受益于父辈的政治声望和人脉，但他们最终获得权力，都必须经过严格的选举程序。小布什要成为总统，必须通过全国大选的洗礼；丽莎·穆尔科斯基要保住参议员席位，也必须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政治资源为他们提供了政治优势，但能否抵达终点，则取决于他们在公开竞争中的表现以及选民的最终选择。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共的“权力世袭”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现象，它没有明确的法律或党内规章作为支撑。不同于世袭制度，不完全排他。其运作更多依赖于不成文的潜规则、人情关系和父辈的政治权力。这种影响力可以直接作用于子辈的政治前途，为其提供超越常人的晋升机会和速度。它是一种权力直接干预和影响的传递模式，且传递是隐性的。

美国的“政治资源世袭”则是一种在既定制度框架下运作的现象。它承认政治家族通过长期积累而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如声望、人脉和资金，这些资源可以为家族成员在政治竞争中提供优势。然而，这些资源必须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或法律任命程序，才能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权力。它是一种 “资源转化为权力”的模式，转化过程受到法律和民主机制的严格约束。 

透明度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共的“权力世袭”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则和公开的程序，其运作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公众很难了解“红二代”的晋升路径是否完全基于能力和政绩，还是受到了父辈的特殊关照。这种不透明性极大地损害了政治选拔的公正性，也使得民众对权力来源和合法性产生怀疑。 

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资源世袭”则是在高度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的。无论是总统选举、国会选举还是州长任命，整个过程都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候选人的背景、政见、资金来源等信息都是公开的，选民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透明度赋予了权力传承更高的合法性，因为最终的权力归属是由民意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的，而非少数人的私下安排。 

因而，中共的“政治权力世袭”与美国及西方的“政治资源继承”并非殊途同归，而是泾渭分明。尽管两者都涉及父辈影响力对子辈政治前途的助推，但其本质、运作机制和对社会的影响却截然不同。 

202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