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3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科隆大学阿登纳政府管理学院发表讲话，再次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默茨说，“我们目前正尝试将与中国的对话引向寻求解决方案的方向，说服中国让其本国货币自由浮动，包括在资本市场竞争的背景下。”他表示，面对一个人为操纵本国货币的竞争对手，无论欧盟有多么创新、产品质量有多么优秀，都难以在公平条件下取胜。 

这并不是默茨第一次对人民币政策开火。在2026年6月的欧盟首脑会后，他就曾声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25%至30%。默茨说：“只有当一种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时，它真实的内外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人民币目前的价值是合理的，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放开人民币汇率，使其实现自由兑换。”他甚至呼吁欧盟效仿1985年的“广场协议”，通过多边压力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 

默茨等欧洲政治家之所以频繁将矛头对准人民币汇率，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欧之间庞大且持续扩张的贸易顺差。数据显示，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在2025年已达到约3600亿欧元，其中仅德国就占了约900亿欧元。在欧洲自身经济增长低迷、工业核心竞争力面临结构性衰退的背景下，庞大的对华逆差迅速被高度政治化。 

然而，这种将西方经济学理论简单地适用于中国极其特殊而复杂的经济体制时，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偏差。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按照默茨等西方政要的要求，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并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其结果绝非人民币大幅升值。相反，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出现剧烈的下跌，甚至面临崩盘的风险。 

人民币严重超发导致巨大的资本外流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信用扩张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这直接导致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超常规增长。 

到2025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M2/GDP）已经攀升至242.75%的历史新高，较前一年暴增了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一数字远超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美国的M2/GDP比率长期稳定在0.71左右。这意味着，相对于实体经济创造的实际产出，中国金融体系里累积了极其庞大的货币流动性。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庞大的货币供应可以被持续扩张的房地产市场、大规模基建以及实体产业所吸收。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退潮，实体经济吸收资金的吸纳能力显著减弱，导致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空转风险。资产回报率持续下降。进而投资者看衰未来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没有外汇管制、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理性的理财资金和庞大的国内储蓄，在面对本国资产回报率下降和经济增长预期放缓的双重压力时，必然会寻求多元化的全球资产配置。 

中国高达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M2存量中，只要有极小的一个百分比试图兑换为外汇并流向境外，就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排山倒海般的贬值压力。没有了政策护栏，人民币汇率必将迎来断崖式下跌，而非西方所期待的温和升值。 

资本管制人为压低外汇需求

虽然人民币存在着巨大的内在贬值压力，但由于中国实施极其严密和严格的外汇管制，汇率依然能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 

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换汇以及资金汇出行为进行实时、高强度的控制。近些年来愈来越严。2026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境外投资的最高级别行政法规，将此前分散在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国家最高行政法规层面。 

新法规最大的突破之一，在于其将境外投资监管主体正式延伸到了“居民个人”。在过去，许多中国的创业家、科技高管和富裕群体通过在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壳公司、再通过海外首次公开募股（IPO）融资的方式，在境外形成一个庞大的境外资金闭环，以此绕过国内监管。新规实施后，这类行为以及通过境外理财、购买海外股票等零售资本流动通道均面临全周期的合规审查。 

此外，普通居民每年5万美元的结汇与购汇额度虽然名义上保留，但在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在窗口指导下，对大额购汇、跨境汇款的真实性审核已经到了极其苛刻的程度。 

这种行政干预人为地切断和压低了市场对美元、欧元等外汇的真实需求。正常市场交易中被压抑的资本外流需求，无法在官方的外汇市场上变现。这相当于为人民币的贬值建立了一个高高耸立的堤坝，确保了离岸与在岸人民币汇率不至于失控。 

因此，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经常账户顺差和市场自由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而是被资本管制深度锁定的行政干预价格。如果说这是一种“操纵”，那么它在当下的作用恰恰是防止人民币汇率自由落体，在客观上保护了欧洲和美国免受更廉价中国商品的冲击。 

出口产品低廉的主要原因：土地制度导致农业劳动力价格低廉

默茨等政治家将中国出口商品的廉价归结为“汇率低估”和“国家补贴”，这其实是浮于表面的政治话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超级价格竞争力，其真正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这一超低人工成本能够长期维持，则源于中国独特的农业、土地及劳工制度。 

在中国，农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仅拥有长期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这种非私有化的土地制度产生了两方面的深远影响，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低人权优势”。 

首先，农民无法将土地作为个人私有财产进行抵押融资、自由买卖和流转。这使得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小规模、碎片化的散户耕作阶段，平均户均耕地仅约0.6公顷，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农业生产的回报率极低。 

其次，农民并没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政府对农民仍有粮食种植指标的要求，而粮食属于低收入弹性商品，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对粮食的需求不会随之上升，因此经济回报率不如蔬菜和水果等经济作物。加上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政府的间接调控，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回报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 

由于小农生产是最基本和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其极低的收入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经济中所有非技术性劳动力价格的最低基准线。 

城市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种植净收益的薪酬，就能获得源源不断、近乎无限的青年劳动力供给。这种制造业工资水平对农业部门的瞄定效应，使得沿海加工厂能够在几十年里将人工成本维持在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水平。 

由于不能组建独立的农会和工会，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完全没有对收入和工资的议价和谈判能力。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尽管名义工资有了一定程度上涨，但考虑到比过去更高的劳动强度和超长工作时间，实际上没涨多少，甚至下降了。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依然保持着强大的低成本优势。 

这种“低人权优势”在产品终端转化为的极大的价格竞争力，这才是西方制造业真正面临的竞争不平等。而并非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或“蓄意操纵”所导致。 

财政补贴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底层劳动力的制度性压榨，中国政府通过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产口进行系统扶持。出口退税通过免征或退还出口货物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直接降低了企业在境外的到货价格。这也是维持出口商品超低价格的另一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对电动汽车、光伏出口产品、锂电池实施了大面积和大幅度的补贴政策。直接促成了这三大项产品的出口急剧增长。然而，随着全球对中国“产能过剩”和倾销行为的抵制日益加剧，以及国内自身产业升级的需要，这一政策在2026年有了重大调整。2026年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2026年4月1日起，彻底取消光伏（太阳能电池、组件、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同时，对锂电池等电池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9%下调至6%，并计划在2027年1月1日完全取消。 

这一重大调整绝非完全是向西方施压低头，而是中国为了主动抑制国内光伏和电池产业无序恶性竞争、倒逼行业淘汰落后低效产能、促进行业整合并减少不必要的低价出口消耗的战略举措。尽管如此，在过去年里积淀下来的、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的财政直补与退税支持，已经帮助中国企业在绿色转型和电子信息产业中构建起了难以撼动的全球规模优势。 

默茨等西方政治家的诉求表明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认知存在严重的偏差。他们一方面要求中国放开外汇和资本管制，让市场主导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然而，基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和外汇管理制度，这两个目标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中国政府选择放开管制、自由浮动，在巨大的M2堰塞湖和实体资产回报率下行的双重挤压下，国内庞大的资本将通过合规和非合规通道海量出逃，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暴跌，可能引发10%甚至30%以上的断崖式贬值。这不仅不会削弱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优势，反而会在国际市场上引发新一轮中国极廉价商品的洪水，给欧洲脆弱的工业体系带来更加致命的重击。 

如果西方强行要达到人民币升值的实际效果，他们非但不应该敦促中国放松外汇管理，反而应该鼓励甚至协助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资本账户管制，锁死任何可能导致人民币流失和贬值的通道。只有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金融体系里，通过央行不惜成本的单边市场干预、动用数万亿外汇储备去不断买入人民币，才能勉强维持本币的超凡坚挺和强行升值。但这又与西方标榜的自由市场理念，资本应当自由流动的原则背道而驰。 

这个金融死结表明，外部的政治施压如果脱离了对中国内部经济结构、金融蓄水池和制度逻辑的深刻认知，其提出的政策诉求不仅无法解决贸易失衡，反而有可能将全球金融市场推向更为混乱失衡的深渊。西方政治家在要求中国拆毁资本管制这道大坝之前，必须要有承受洪水倾泻的足够心理准备。这不仅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强烈冲击。 

真正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反差太大。而这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西方唯二的办法就只有通过加征关税和设置非贸易壁垒来抵消掉由于制度不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中的损失。将中国这一庞大体量而制度迥异的经济体纳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必然带来诸多严重的世界性问题。WTO目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被各种双边贸易协定架空了。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应当尽快解散。 

2026年7月25日